北朝、隋宮廷宿衛系統的栗特胡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人论文,北朝论文,隋宮廷宿衛系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提及北朝末年至隋唐時期宮廷內外的胡人時，学界關注更多的是那些多才多藝的歌舞樂人和驍勇善戰的胡兵蕃將，對於在宮廷內外任職的一類比較特殊的胡人——宮廷儀衛，雖也有個別研究，但還不夠深入，且主要集中於唐代。如李鴻賓先生就通過墓誌材料，舉出了一些胡人擔任唐代宮廷侍衛及外出征戰的例證，並探討了此種現象產生的原因。① 蒙曼先生在關於唐前期北衙禁軍的博士論文裏，也有個別涉及到禁軍系統內部胡人儀衛的問題。② 本文擬集中討論前人措意不多的北朝至隋宮廷內外的胡人儀衛，這不僅是唐代大量胡人進入宮廷儀衛的前奏，也是考察胡人與其所進入的中國社會互動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一、北朝末年宮廷宿衛中的粟特胡人
唐代宮廷中有不少胡人擔當宿衛、儀仗是衆所周知之事，但胡人在中原政權宮廷中擔任宿衛，並非自唐始，早在北魏時已有先例。早期有安同、安原、安頡祖孫幾代③，後期有史寧④。據學者研究，北魏前期的禁衛武官大多出身拓跋鮮卑及其附從部族。⑤ 而安同、史寧這些中亞胡人後裔，以宿衛的身份進入宮廷，固然可以反映出胡人自身在這方面的素質和能力，但這種現象畢竟衹能看作特殊的個案。即便到了北朝末年，無論是北齊還是北周，以宿衛身份出入宮廷的胡人，也僅能用寥寥無幾來形容。從筆者對北齊、北周胡人的考察可知，當時北齊、北周宮廷中的胡人主要是以歌舞樂人、商胡的身份出現⑥，宿衛的胡人少之又少。
《資治通鑑》卷一六八“陳文帝天嘉元年（560）”條記：
先是，顯祖之世，群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韶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籓，其可得邪！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⑦顯祖即北齊宣帝高洋，他在世時是任用胡人康虎兒來保護太子。此康虎兒不見於他處記載，則其進入宮廷並被委以宿衛太子的重任，很可能是考慮到他的個人因素，即身爲胡人所擁有的剽悍的外形或勇武的特質，使得他有資格被選中擔當此重任。如果此推測不錯，則康虎兒以胡人身份，憑藉自身身體素質而進入宮廷，也算是爲後世此類胡人進入宮廷宿衛開了先河。雖然康虎兒頗受重用，但在他之後，我們在北齊宮廷中並未發現其他以宿衛身份出現的胡人。與之相對，在西魏北周一方，胡人以宿衛身份進入宮廷的例子還是稍多一些。
據史載，胡人出身的隋代名將史萬歲在北周“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⑧。張金龍先生認爲，侍伯諸職可能是仿宮伯諸侍而設的宿衛官，用以加强禁衛力量。而且，左、右、前、後侍伯之職，是周武帝於建德四年（575）第二次改置宿衛官員時增置的，是其最親信的禁衛武官。左、右宮伯所轄諸侍之職一般由官貴子弟充任，通常作爲貴族親信子弟的起家官⑨，那麼，與宮伯職能相仿的侍伯所轄諸職應該也是由官貴子弟充任。史萬歲父史静，曾爲北周滄州刺史，因此他應該也是因父蔭而成爲宿衛軍官，從而進入北周宮廷。
和史萬歲相似，史寧之子史祥在北周時也有過宮廷內宿衛的經歷。《隋書》卷六三《史祥傳》云：“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⑩ 太子車右中士爲東宮官屬，正二命，王仲犖先生認爲可能是前代太子僕之職。(11)
由史萬歲、史寧、史祥等人傳記可知，無論是史静—史萬歲一系，還是史寧—史祥一系，都已是在中國生活了好幾代的胡人，因此，史祥、史萬歲的進入宮廷，與其說是因胡人的勇武而爲統治階層所用，毋寧說是因門蔭而人仕，即以父祖之功績爲資本進入宮廷。這一點在史祥給煬帝的信中已寫得很明白：“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12) 即使這樣的例子也並不多見，也就是說，胡人在北周時期以宿衛身份進入宮廷的情況並不具有普遍性。但不管怎樣，胡人以宿衛身份出現在宮廷的情況已經開始存在，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二、隋代宮廷宿衛中的胡人
隋代宿衛制度源於西魏、北周，由兩個部份組成：一爲禁兵系統，一爲府兵系統。隋在北周府兵制的基礎上，於開皇中置十二府以統禁衛之兵，即左右衛府、左右武衛府、左右武候府、左右領左右府、左右監門府、左右領軍府，合爲十二軍。另外還有東宮十率，即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左右監門率，基本上是與十二府相應而設置的。十二府中有四府稱衛，其他不以衛稱。煬帝大業三年（607），全部稱衛並改置擴充爲十二衛：左右翊衛、左右武衛、左右候衛、左右屯衛、左右御衛、左右驍衛，加上左右備身、左右監門四府，合爲十六衛府。其中十二衛領府兵，而四府不領府兵。
隋代的宿衛分內外，情況基本上和西魏、北周相同。(13) 其中，左右衛有别於他衛，各轄直寢、直齋等；又統親衛，無論住行，隨時侍從皇帝左右，較接近皇帝。左右備身、左右監門又有別於其他諸衛，專掌侍衛左右和門禁守衛，保留原來的傳統禁軍系統，職掌也更爲重要。府兵中有內軍、外軍之分，禁軍中也有“領府兵”和“不領府兵”之分。煬帝時不僅大力擴充府兵，而且使得府兵的禁衛軍色彩也更加濃厚。至大業九年（613），又募民爲“驍果”，納入左右備身府——禁兵系統之內，成爲皇帝的另一支親兵。驍果雖不完全用於宿衛，但在煬帝扈從軍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14)。
胡人不僅參與到隋代的禁衛系統中，而且還呈現出愈來愈多的趨勢。以下表列出各類史料中所見隋代宮廷中胡人宿衛的材料。
衛官是指親勳翊衛校尉、旅帥、隊正、隊副、親衛、勳衛、翊衛等。在上表中，有起家即爲衛官者，也有後來升任爲衛府系統軍將者。就前者而言，由於表中所列充任隋代宮廷儀衛的這些胡人，所用材料少部份取自正史記載，大部份從其唐代後裔墓誌中輯出。墓誌中幾乎都衹是羅列了其在隋的任官，至於其起家官情況則大多從略。不過，還是有幾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起家爲衛官的情況。
先來看表中幾例起家爲三衛的胡人。《康敬本墓誌》中就明確記道：其父康鳳，“隋起家右親衛，加朝散大夫”。《隋書·魚俱羅傳》也記其：“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17) 西域月氏胡人後裔王世充，本姓爲支，“開皇中，爲左翊衛”(18)，應該也是指其起家官。親衛、翊衛都屬左右衛所領三衛（親衛、勳衛、翊衛），他們是跟在皇帝身邊，無論住行，都要隨時侍從左右的親兵。(19)
康鳳解褐爲衛官是在煬帝時，其他兩位胡人則是在文帝在位時期。從制度規定來看，解褐爲衛官是要得益於父蔭，因爲三衛屬內府，其衛士取二至五品官子弟爲之，且隋代內府的重要性要超過外府。(20) 從表中所列可以看出，除魚俱羅因其父情況不詳不好判斷外，其他幾位的情況都是與制度規定相符的。無論是從這些胡人的名字來看，還是從他們是以父蔭起家來看，他們都是已經進入中國好幾代的胡人後裔了。
除了以上起家爲三衛的幾位胡人，還有起家爲王府屬官的。如虞慶則之子虞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21) “領晉王親信”，應爲晉王府屬官，隨侍左右。虞慶則爲隋初“四貴”之一，曾官至右武候大將軍，所以其子得領晉王親信，應該是以官蔭人仕的。煬帝即位後，虞孝仁被授“候衛長史”。左右候衛爲大業三年由左右武候所改，長史爲其屬官，從五品，依然供職於宮廷儀衛系統。
魚俱羅弟魚贊起家官不是非常明確，“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22) 但既然是煬帝在藩時的左右，應該和虞孝仁一樣，也是晉王府屬官。
同樣起家爲晉王府屬官還有原州胡人史索巖。據誌文，史索巖“開皇中，解巾爲晉王廣庫真”。(23)《文館詞林》一闕題碑文提及碑主“隋開皇中，起家爲蜀王秀庫真，還（遷）都督檢校儀同兵”。(24) 據學者研究，此殘碑碑主爲安修仁(25)，則涼州胡人中也有充任王府庫真者。不過，蜀王秀爲王時基本是出鎮益州(26)，安氏既爲其庫真，則亦當往隨，而非在長安宮廷中。據嚴耀中先生研究，從北魏到唐初，庫真（直）是跟從在皇帝或諸王左右，起著親衛的作用，檢校“諸仗宮率精兵”。但他們並非普通隨從武侍或武侍頭目，首先，擔任庫真者，一般都是名門親貴子弟；其次，入選爲庫真須得“才堪者”；再次，庫真之職因與皇帝或諸王親近，相當有份量。(27) 史索巖的情況也說明了這幾點，他能起家爲楊廣的晉王府庫真，可能與其父史多曾爲左衛掌設府驃騎將軍有關；當然，其個人身體條件、氣質等也非常不錯；此外，他和楊廣的關係應該也比較密切，由誌文下文所載可知：“仁壽四年（604），乃從輦駕於東宮，即除大都督、長上宿衛。”史索巖開皇中年僅十餘歲時即委身於晉王府，至仁壽四年二十六歲時方除大都督、長上宿衛，此間十餘年間很可能一直就在晉王府內任庫真，隨侍楊廣左右。對“仁壽四年”一句，羅豐先生解釋爲，此時隋文帝已將權力交與太子楊廣，故將此句句意釋爲史氏隨煬帝“奉詔巡撫東南”。而史索巖多年未獲升職，於此年“即除大都督、長上宿衛”也是煬帝上臺後馬上提攜隨從的結果。(28) 而劉健明先生認爲，此一句所述內容與“仁壽宮變”有關。從當時宮變的形勢去分析，誌文此處的“從輦駕於東宮”，恐怕是指史索巖追隨楊廣至仁壽宮，取代原有宿衛，故在政變後出任長上宿衛。(29) 從上下文來看，劉氏所解較爲合理。“長上”一詞以前多見於唐代史料，毛漢光先生解作：府兵番上有宿衛京師及征戍差發二解，若稱“長上”，則指宿衛京師，不可能解作征戍差發，此語義甚明。(30) 此處誌文“長上”與“宿衛”相連，不僅語義更爲明確，表明其與一般番上宿衛的不同，同時也暗示出史索巖在宮變中的作用和宮變後的地位。從王府庫真到長上宿衛，史索巖的身份和活動范圍也因其所奉主人楊廣的變動而得到相應提升。
無獨有偶，同爲原州粟特胡人後裔的史射勿，墓誌也記載其“仁壽四年，蒙賜粟一千石，甲第一區，並奴婢綾絹，前後委積”。學者指出，史射勿此次所受賞賜十分豐厚。(31) 由於語焉不詳，我們不知道史射勿在此年緣何受到如此豐厚的賞賜。不過，結合《史索巖墓誌》來看，很可能時爲驃騎將軍的史射勿也參與了“仁壽宮變”，並且在其中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因而纔得以蒙賜渥沛。至於史索巖和史射勿墓誌中僅記受功封賞之結果，對於其中之原委皆避而不談，可能是因爲煬帝所爲畢竟有逼宮之嫌，故而撰誌者在此有意爲逝者諱了。
對於史索巖任長上宿衛後的情況，誌文記道：“大業元年（605），煬帝握圖御曆，先録宮臣，拜公左御衛安丘府鷹楊（揚）郎將。既司戎律，委以專征，控馬揚旌，除凶滌暴。”鷹揚府爲煬帝大業三年府兵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由文帝時的驃騎府改來。鷹揚郎將爲鷹揚府長官，正五品。(32) 作爲煬帝在藩時的親信隨從並參與了仁壽宮變的功臣，在煬帝即位後大肆封賞功臣之際，史索巖也被提拔爲府兵將領。雖然左右御衛本身所領爲外軍，史索巖的職守看來也主要從宮廷宿衛轉向了外出征伐，但其仕途卻是由宮廷侍衛起步的。
同樣是在大業元年，史射勿也“轉授右領軍驃騎將軍，又蒙賜物三百段，米二百斛”。誌文此處還是沒有明載他的職位變化及受賞的原因，聯繫誌文上下文及《史索巖墓誌》來看，應該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被歸在功臣行列而蒙受賞賜的。其誌文中所載“其年（指大業元年）又從駕輦楊（揚）州，蒙賜物四百段，錢六萬文”。似乎就是在用另一種方式昭示他的功績，因爲，如此殊遇背後應該是以甚偉厥功作支撑的。可能正是因爲這些內容，史射勿甚至被學者歸於煬帝集團成員之一，且地位較爲重要。(33)
除史射勿、史索巖外，胡人墓誌中還可見到以下諸人曾在隋代擔任過驃騎府、鷹揚府軍將。如安師祖安仁，隋任右武衛鷹揚。康敬本祖康仁，“隋上柱國、左驍衛三川府鷹揚郎將”。(34) 羅甑生父羅季樂，也曾任鷹揚郎將。此外尚有數例，詳見表一，此不贅述。
從表中還可看出，隋代宮廷內外充當宿衛、儀仗的胡人，不僅有不少人充當軍府將領，還有數人甚至榮升至諸衛大將軍、將軍。據《隋書·百官志》，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諸衛將軍，均爲內官，平時分番宿衛，有事受令出征。(35) 從制度本身及實例來看，隋代出任過大將軍、將軍的人數是非常有限的(36)，因此，能擔任諸衛大將軍、將軍之職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胡人來說，就更顯得難能可貴。
據《隋書·百官志》，左右衛“掌宮掖禁御，督攝仗衛”，下有直閣、直寢、直齋、直後等並掌宿衛侍從；又各統親衛，分置驃騎府、車騎府，以領內軍宿衛。(37) 又據《隋書·禮儀志》：朝會時布列儀仗，“左右直寢、左右直齋、左右直後、千牛備身、左右備身等，夾侍供奉於左右及坐後。左右衛大將軍、左右直閤將軍以次。左右衛將軍，各領儀刀，爲十二行。內四行親衛，行別以大都督領。次外四行勳衛，以帥都督領。次外四行翊衛，以都督領”。(38) 由此可知，朝會儀仗時左右衛大將軍、將軍所處位置非常顯要。
史書和墓誌記載中有以下一些胡人曾經在隋代擔任過諸衛大將軍、將軍。（1）據《安思節墓誌》，其曾祖安瓚，曾任隋左衛大將軍。（2）虞慶則在開皇年間，也曾任右衛大將軍，還曾任過右武候大將軍。(39) “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40) 則其職掌主要在於皇帝出行、巡狩時隨行警衛。（3）《隋書·史祥傳》記：“未幾，征拜左領左右將軍。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左右領左右府，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有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之屬，屬禁兵系統。(41) 此外，據《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六年（610）二月，“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42) 這幾位胡人，既然是出任左右衛大將軍、將軍，則應該是文帝時事，因煬帝時將左右衛改爲左右翊衛。
據《隋書·史萬歲傳》，史萬歲曾拜左領軍將軍。(43) 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44) 何稠在煬帝在位期間，也曾歷攝右屯衛將軍和左屯衛將軍。(45) 左右屯衛乃由左右領軍改而爲之。安文光夫人康氏的祖父康校尉，也做過“隋朝左武衛大將軍。”“左右武衛府，無直閣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衛”。朝會時“左右武衛大將軍，領大仗左右廂，各六行，行別三百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46)
有學者指出，“在隋朝諸衛府中，左、右衛地位最峻美，其次爲左右武候衛府、左右驍衛府。此六衛府大將軍高踞武職官之首，多以處重臣、腹心或名將”。(47) 而由上文所舉可以看出，隋代胡人中升至大將軍的都沒有出此六衛府，對胡人在隋代宮廷中之地位由此也可略窺一斑。
上表中史祥弟史威曾官至武賁郎將(48)。據《通典》卷三四《職官》一六記：“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武賁郎將。”(49) 武賁郎將即虎責郎將，避唐諱而改，是十二衛中僅次於大將軍、將軍的重要官職。
此外，在胡人墓誌中，還有一條與驍果有關的材料。據《安師墓誌》，其父安豹，隋任驍果校尉。驍果是煬帝大業九年（613）募民所爲，屬皇帝的一支親兵。據《隋書·百官志》，以折衝郎將、果毅郎將統領驍果，納入左右備身府系統。不過“其驍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領之。以武勇郎將爲副員，同鷹揚、鷹擊。有司兵、司騎二局，並置參軍事”。(50) 其中並無“驍果校尉”一職的記載。氣賀澤保規先生認爲可能是位於武勇郎將之下，與鷹揚府的校尉（越騎、步兵）、旅帥、隊正等相當的軍官。(51) 作爲皇帝親兵，驍果雖不完全用於宿衛，然而煬帝巡遊江都，驍果在扈從軍中占極重要地位。(52) 從史書所載可知，當時招募的驍果多爲輕俠惡少年，戰鬥力强，因而很容易成爲天子的親信武力。(53) 《安師墓誌》也述其父“勇冠褰旗，力逾扛鼎，至如逢蒙射法，越女劍端，減灶削樹之奇，塞井飛灰之術，莫不得之天性，暗合曩篇”。看來胡人確實比較有戰鬥力。
總之，無論是從史書記載，還是墓誌材料，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隋代進入宮廷宿衛的胡人較之前朝，不僅人數上有了明顯的增多，而且身份和地位也有了普遍的提高。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可能出於以下原因：
（一）北朝末年粟特聚落武裝被整合爲鄉團並最終被納入府兵體系。
中古時期進入中國的西域胡人，不是以散居的形式存在，而是形成了不少粟特聚落，北朝、隋、唐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爲了有效控制這些胡人聚落，就將其納入國家的管理體制中，授予管理聚落宗教和世俗事務的首領以“薩保”的官職，並將此一官職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54) 被納入到中央政權之下的胡人聚落，雖然可能還保留有相當程度的自治，但從根本上來說，已是國家體制中的一部份，其發展變遷必然會受到整個外部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比如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府兵制度，對於粟特聚落的發展就有很大的影響。學者在對北朝末年粟特聚落內部武裝被整合爲鄉團並最終被納入府兵體系的過程考察後指出，北朝末年，各地的粟特聚落中可能普遍存在的鄉團組織，應該是西魏北周政府利用粟特聚落武裝政策的直接發展。這種做法，既增强了國家的軍力，反過來也對粟特首領及其聚落的生活產生了極大影響。粟特武將進入府兵系統以後，常常是終身爲將，世代統兵，與國家的軍事系統密不可分，逐漸成爲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員。(55) 這應該是隋代有大量胡人進入宮廷的一個主要背景。
（二）胡人在隋代宮廷內外的增多，也和胡人在有整个隋一代的不俗表現有一定的關係。
據筆者考察，北周後期對胡人比較重視。北周重臣楊堅篡位建隋後，應該也繼承了對胡人的態度，這一點從史書和墓誌記載中可以看出。除了衆所周知的爲文帝所重用的何國胡人何妥、何稠叔侄外，還有不少西域胡人受到統治者的重用。隋朝國祚不長，但戰爭頻仍，無論是早年的統一戰爭，持續不斷的抗擊突厥等外族侵擾的戰爭，還是後來的征高麗之戰，都可見到胡人的身影。他們參與其中，爲隋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雖然從制度規定來看，諸衛大將軍、將軍在宿衛、儀仗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但從正史記載可知(56)，隋代胡人出任大將軍、將軍者，多爲領兵外出征伐，在宮廷宿衛者似不多。他們之所以能升任諸衛大將軍、將軍，也多是由於軍功顯赫所致。（1）史萬歲是有隋一代之名將，他幾乎一生都馳騁於疆場之上，抗擊突厥、平定叛亂、鎮壓南蠻，連文帝都說他“拔擢委任，每總戎機”，時人也“號爲良將”，屢建奇功，得授左領軍將軍，進位柱國，其驍勇善戰甚至讓漠北突厥人都聞風喪膽。（2）史射勿一生也可謂是戎馬倥傯，從晉蕩公東討，從郯國公征玉壁城，從上柱國齊王憲掩討稽胡，從上開府、岐章公李軌出向涼州，與突厥戰於城北，還曾“隨史萬歲，羅截奔徒”，聲名雖遠不如史萬歲顯赫，但也是戰功卓著，還曾兩次隨駕輦出行。（3）史祥也曾在大業年間以行軍總管身份跟隨晉王楊廣抗擊突厥，仁壽中，又率兵屯弘化以備胡。（4）安瓚，曾出任過左衛大將軍，墓誌說他：“擁旄龔命，而六漠無祲；援袍先登，而三軍加勇。”看來除了擔當宮廷宿衛、儀仗外，他也曾以大將軍身份率兵出征過。除粟特胡人之外，文帝時期的虞慶則、魚俱羅及陳永貴(57) 等胡人也因其勇武善戰而頗受重用，他們都參與過對隋之勁敵突厥的阻擊，建功立勳。
以史萬歲爲首的這些胡人，南征北戰，戎馬一生，他們英勇善戰的突出表現，既爲自身赢得了功名，爲子孫後代順利踏上宦途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在無形中提升了胡人的整體形象，爲更多胡人進入宮廷創造了條件。
胡人參與到宮廷內外宿衛這一現象，就整個隋代來看，在前後期也是有明顯的變化。胡人在宮廷內外充任宿衛，文帝在位時期已有，而且甚至已有胡人榮升至衛大將軍、將軍之職，但總體而言人數並不多。然而到了煬帝時期，僅從人數上看就增加了很多。表中所列擔任府兵軍將的胡人中，僅有五位是任驃騎將軍或車騎將軍，魚俱羅弟魚贊的車騎將軍還是煬帝即位後所授，其他都是鷹揚府的軍將，而且十之八九都是出任鷹揚郎將。衆所周知，驃騎將軍和車騎將軍是文帝時統轄府兵的驃騎府、車騎府的長官，而鷹揚郎將是煬帝時期所改的鷹揚府的長宮，由此可以看出，煬帝時期宮廷內外擔任宿衛的胡人明顯增多。
胡人參與到宮廷內外宿衛這種現象的增多，可能和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1.煬帝對於宿衛的要求更高，胡人在這方面的條件要好一些；而且相對而言，胡人沒有背景，因而在服務皇帝時能忠心耿耿。歷代帝王對於禁衛人員的要求都比較高，隋代統治者也不例外。“開皇舊制，釁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58) 煬帝時雖然改革了這一規定，放寬了相關要求，但煬帝對於宿衛人員的要求還是很高的。學者常引的一條關於李密的材料就是一個例證。《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載：“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個小兒視瞻异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59) 李密以父蔭得爲左親侍，但煬帝在朝會時看到他，認爲他面相不同尋常，所以就不再讓他宿衛。由此可見煬帝對於宿衛的較高要求。再者，煬帝本身就是一個十分注重觀感的人，盡其所能追求氣派、排場的效果，對此史書中不乏其例。如《資治通鑑》卷一八○煬帝大業二年條記：“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大業三年，北巡至榆林時，“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大業五年，西巡至張掖，“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厨，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諸如此類的例子尚有不少，此不贅述。由以上例子可以想見，煬帝對於自己身邊的宿衛、儀仗在外形、儀表方面應該有很高的要求。可能不獨煬帝，歷代君王，對於爲其撑“門面”的宿衛、儀仗人員的要求大概都是同樣高吧。胡人無論是從武勇，還是從外形、儀表上來說，都是宿衛、儀仗的最佳人選，煬帝不會對此毫無認識。《資治通鑑》卷一八一煬帝大業八年正月條記，煬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60) 讓如此衆多的西突厥人馬隨駕巡行，固然有護衛之意，但誇飾、炫耀的成分似乎更濃一些。
2.煬帝時期宮廷內外胡人宿衛的增多，和煬帝本人對胡人的態度有很大關係。相對於文帝而言，煬帝與胡人的接觸要密切得多，在此過程中，對胡人的瞭解也隨之加深，因而就更加重用胡人。
煬帝與胡人過從甚密，早在他尚爲晉王時已經開始。前輩學者指出，隋代立國，除發生君臣間和功臣間的政治衝突外，還因儲位的問題引起紛爭，諸王爲爭奪大寶，各自培植自己的勢力，更與功臣勾結，互相傾軋，加深了隋朝的政治衝突。(61) 在培植各自勢力的過程中，晉王即後來的煬帝楊廣對胡人的起用就非常值得重視。
從正史和墓誌材料中，可找到好幾條反映晉王楊廣與胡人之間密切關係的材料。
（1）史萬歲。上文屢屢提及的一代名將史萬歲，雖然最後是在開皇末年的宮廷政爭中被楊素誣爲東宮（指太子勇）黨羽，從而被文帝誤殺。不過，事實上史萬歲與太子東宮並無多少瓜葛，倒是與太子的對手晉王楊廣過從甚密。據《隋書·史萬歲傳》：“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62) 史萬歲當時已經是聲名遠揚，而楊廣爲了培植自己的勢力，意欲拉攏他，待之以友。當然，萬歲是督晉王府軍事，並非擔任宿衛之職，但楊廣對史萬歲的欽敬則是不爭的事實。
（2）史祥。對另一原州胡人史祥，楊廣也是禮遇有加。史祥在開皇末年曾經跟從楊廣在靈武抗擊入侵的突厥，仁壽中，史祥率兵屯弘化以備胡。楊廣當時已被立爲太子，身在東宮，還致信史祥，傳文言“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後，對史祥也非常重用，屢屢委以重任。
（3）史射勿。據其墓誌，他“幼而明敏，風情爽悟，超悍蓋世，勇力絕人”。一生征戰無数，可能還曾參與了仁壽宮變，後來還從煬帝南巡，被視爲煬帝集團成員之一，地位重要。
（4）史索巖。從現有材料看，與楊廣關係最爲密切的胡人還是史索巖。學者在對其墓誌中所涉相關事迹考證後，認爲史索巖曾屬楊廣之親信。十餘歲時，即成爲晉王楊廣的庫真；二十五歲時，除大都督、長上宿衛，後任府兵將領。據史書記載，曾任晉王庫真的還有長孫敞。《新唐書·長孫無忌傳附長孫敞傳》載：“無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御。”(63) 此外，在隋代任過諸王府庫真的也不乏其人。如元景山之子元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征爲左親衛郎將”。(64) 長孫晟長子長孫行布最初“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並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65)《歷代名畫記》記隋朝畫家李雅，曾爲滕王庫直。(66) 據上引《文館詞林》所載《安修仁墓碑銘》，他也曾做過“蜀王秀庫真”。在已知曾任過隋代王府庫真諸人中，就有兩位是胡人出身。從上引幾條與“庫真”有關材料，可大概看出庫真之職守所在，除李雅的畫家身份屬文職外，其他皆可劃歸爲武職。如《史索巖墓誌》中所記“頓挫於門欄，驅馳於警衛”的宿衛之責，《長孫敞傳》所說的“從畋驪山”，也正因有了類似於元成壽“便弓馬”的特長，纔會像長孫行布那樣被委以守城之重任，而無論哪一頊，對於出身西域的胡人來說，都是足以勝任的，因此，隋代諸王府選擇胡人充任庫真應該不是一個偶然。
（5）魚俱羅。據史書記載，他“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時爲親衛，累遷大都督。曾經跟從晉王楊廣參與平陳，並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俱羅弟魚贊，也因曾是煬帝在藩時的左右跟從，後累遷大都督。等到煬帝即位，拜車騎將軍。
（6）虞孝仁。他也曾“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
（7）安伽陀。史書中與煬帝有關的胡人，還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方士安伽陀，他曾在煬帝征遼東時，向其進言要殺掉諸李。(67) 從安伽陀的名字來看，應該是一位入華不久的胡人。《貞觀政要》卷六記貞觀四年（630）太宗所言：“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牀爲交牀，胡瓜爲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68) 此處，促使煬帝誅戮李金才（即原州李渾）的即爲自言曉得圖讖的域外方士安伽陀。
（8）何潘仁。何氏爲“西域胡人，父渾邪，通商中國，隋初始居盖屋，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致賓客。煬帝時爲幕士，鬱鬱不得志，後嘗犯法懼罪，遂亡入司竹園中”。(69) 《唐六典》卷一八《鴻臚寺》條下有“幕士”：“隋鴻臚卿統司儀署令、丞，皇朝因之，領司儀、齋郎、掌設、幕士等。”(70) 何潘仁很可能是隋鴻臚寺中的低級幕士，所以纔會因不得志而犯法。
（9）胡僧。除了這些文武方面的胡人，與煬帝曾經有過密切關係的還有幾位胡僧，如智嶷、吉臧、智凱等。智嶷（540－618）“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於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71) 智嶷是江左陳、隋之際佛教界領袖，天臺宗之宗首，開皇十一年（591）在揚州爲楊廣授“菩薩戒”，楊廣尊之爲師。智嶷後入長安，住延康坊静法寺。吉藏（549－623）“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於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開皇末，晉王楊廣於揚州置四道場，召而居之，後又奉命入京，住在楊廣專爲延攬江南名僧的青龍坊日嚴寺。(72) 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大富，奴僕甚多。”智凱是吉藏的弟子，“及藏入京，因倍同住”。(73) 當然，我們在此提及楊廣和這些胡僧的關係，衹是對他和胡人交往的一個補充，對於考察楊廣與武職胡人的關係，並無太大意義。而且，因爲這些胡僧已經人華甚久，有的已長達數代，所以對於他和這些胡僧的關係，更多還應從宗教角度去考慮，不過，從《續高僧傳》傳文記述這幾位胡僧的本國或姓氏來看，特別是《吉藏傳》裏所言的“貌象西梵，言寔東華”，無妨看作是他們這類人的共同特徵，所以，即使他們人華已久，但其身上的胡人特徵還是比較明顯的，可謂是心已華心，身仍胡身。
從上述材料不難看出，楊廣與胡人之間的接觸，早在他尚爲晉王時即已開始。從那時起，爲了順利地取代太子進入東宮，從而繼承皇位成爲一國之君，他已經開始大加培植自己的勢力。在這方面，與其他諸王相比，可以看出，他的用人范圍很廣，對於出身西域的一些胡人，因其能征善戰、勇武超群，他早已有所注意，並且很有意識地在自己身邊籠絡一批胡人。在他登上帝位後，對這些胡人也頗爲重用，這一點不獨從史索巖等人的個人經歷可以看出，從上表中一批軍將的任用也可看出。無論從諸衛大將軍、將軍來看，還是從軍府督將來看，表中所列的胡人被提拔委任爲中高级將領的十之八九都在煬帝時期，學者已經指出，鷹揚郎將一職多被煬帝用於提拔親信。(74) 總之，這些都表明煬帝對於胡人的重用，當然，胡人將領也會因爲深受重用而死心塌地地替楊廣賣命。
另一方面，煬帝欲開邊耀威，也需要瞭解更多的胡人信息。因此，重用胡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爲了招致更多的胡人。煬帝曾任命裴矩爲黃門侍郎，讓他前往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75) 往來胡人之多可以想見。爲煬帝所寵倖的宇文述，對富商大賈和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76) 宇文述怎樣優待隴右諸胡子弟，由於語焉不詳尚不清楚，但由此還是可以看出，地方社會的胡人，也是非常希望和統治上層之間建立更深的關係，爲自身在中國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條件，否則也沒有必要向貴盛一時的宇文述進獻金實。
本文對北朝末年、特别是隋代時期進入宮廷的胡人進行了較爲细緻的清理。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北朝時，宮廷內已經出現了擔任重要的宿衛、儀仗之職的胡人，到了隋代，此類胡人不僅在人數上較之前朝已有了明顯的增多，且身份和地位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作爲一個外來族群，胡人充分發揮自身特長，憑藉自己在儀表、身體素質等方面的良好條件，得以進入宮廷宿衛儀仗，服務統治上層，爲當時已經進入中國社會的一些胡人尋找到了一條合適的向上流動的途徑，也充當了唐代胡人大批進入宮廷充當儀衛的先鋒；而面對一個外來族群，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能不計民族、文化之不同，優待和重用他們，也讓我們嘗試用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當時的統治上層，透過胡人這一外來的群體來理解他們開放包容的一面。
注釋：
① 李鴻賓：《論唐代宮廷內外的胡人侍衛——從何文哲墓誌銘談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39～44頁；收入作者《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58～71頁。
② 蒙曼：《唐前期北衙禁軍制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③ 安同、安原及安頡事迹皆見《魏書》卷三○《安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712～717頁。
④ 據《周書》卷二八《史寧傳》载，原州胡人史寧“少以軍功，拜別將。遷直閣將軍、都督，宿衛禁中。”（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465頁）
⑤ 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59～712頁。
⑥ 拙撰《論北周時期的胡人與胡化》，《文史》2005年第4輯，149～171頁；《并州與鄴城之間：北齊的粟特胡人》，待刊。
⑦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5196～5197頁。
⑧ 《隋書·史萬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1353頁。
⑨ 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965～981頁。
⑩ 《隋書》，1493頁。
(11) 王仲犖：《北周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37頁。
(12) 《隋書》，1495頁。
(13) 唐長孺先生在《魏周府兵制度辨疑》一文中有一節“隋代宿衛制度溯源”，考辨隋代宿衛與前朝制度之關係（《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68～274頁）。
(14)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9～120頁。
(15) 此表中所列“起家官”和“歷官”皆指在隋禁衛軍系統內的任職，其他任職不列。
(16) 此欄中，凡出處爲正史傳記的，不給出頁碼；出自墓誌的，用縮略形式，如《補遺》＝《全唐文補遣》（西安：三秦出版社），《胡漢之間》＝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 《隋書》卷六四《魚俱羅傳》，1517頁。
(18) 《隋書》卷八五《王充傳》，1894頁．
(19) 《府兵制度考釋》，109頁。
(20) 張國剛：《唐代府兵淵源與番役》，《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此據作者《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4～5頁。
(21) 《隋書》卷四○《虞慶則傳附虞孝仁傳》，1175～1176頁。
(22) 《隋書·魚俱羅傳》，1517頁。
(23) 《史索巖墓誌》，見羅豐：《胡漢之間》，478－480頁
(24) 羅國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73～174頁。
(25) 山下將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ゲ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碑銘”殘卷をあぐつて——》，《東方學》第110輯，2005年，1－14頁。
(26) 《隋書》卷四五《庶人秀傳》，1241－1244頁。
(27) 嚴耀中：《唐初時期的庫真與察非掾述論》，《史林》2003年第1期，45～49頁。
(28) 羅豐：《胡漢之間》，447頁。
(29)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89頁，注25。
(30) 毛漢光：《唐代軍衛與軍府之關係》，《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册）第5卷第1期，1994年，133頁。
(31) 羅豐：《胡漢之間》，438頁。
(32) 按學界一般觀點，煬帝改驃騎府爲鷹揚府是在大業三年。左右御衛也是同年改、增衛府時所增（見《資治通鑑》卷一八○“煬帝大業三年”條，5629頁），而誌文此處將拜史索巖爲左御衛安丘府鷹揚郎將繫於大業元年，與史載不符。羅豐先生認爲，煬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實是在即位之後馬上著手的，大業三年不過是將改革成果以法令形式固定下來。《史索巖墓誌》所載內容即表明煬帝“有效地控制府兵兵權而設置的鷹揚府在大業元年業已完成。”（《胡漢之間》，448頁）筆者不甚同意此說，傳統史籍所載的制度確立時間應該是有所憑據的，且煬帝所推行的改革涉及面較廣，故而也需假以一定時日，因此僅據《史索巖墓誌》一例，並不能斷定鷹揚府之設置大業元年即已完成。史索巖死於唐高宗顯慶年間，上距大業初年已五十餘年，誌文或許此處年代記載有誤，或許內容有所省略。
(33) 羅豐：《胡漢之間》，439頁。
(34) 《康武通墓誌》亦記：“父仁，隋任左衛三川府鷹揚郎將。”。又《安師墓誌》：“夫人康氏，隋三川府鷹揚、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此三方墓誌中的康仁應爲同一人。
(35) 谷霽光：《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谷霽光史學文集》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381頁。
(36) 山崎宏：《隋朝官僚の性格》一文，主要通過正史記載及少量墓誌材料，對隋代的禁衛軍大將軍、將軍的漢胡比率、出身地等做了詳細的分析（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史學研究》，1956年，44～59頁）。
(37)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778頁。
(38) 《隋書》卷一二《禮儀志》七，283頁。標點本此段標點作“左右衛大將軍、左右直閤將軍、以次左右衛將軍，各領儀刀，爲十二行。”似有誤，今據上下文意改。
(39) 《隋書·虞慶則傳》，1175頁；《隋書》卷一《文帝紀》：“開皇九年十一月，庚子，以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34頁）。
(40) 《隋書·百官志》下，778頁。
(41) 同上。
(42) 《隋書》，75頁。《史祥傳》云“左驍衛將軍”，似誤。
(43) 《隋書·史萬歲傳》，1354頁。《太平廣記》卷三二七引《兩京記》云：“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長安志》則記作“左鎮軍大將軍史萬歲宅。”辛德勇先生據《隋書》及《長安志》改作“左領軍大將軍”（《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68頁）。
(44)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778頁。雖然制度上說左右領軍府不置將軍，但《隋書》中有數人曾出任“領軍將軍”之例，如：《隋書》卷四三《楊處綱傳》：“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1214頁）；《隋書》卷四八《楊素傳》：“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1285頁）；《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1355頁）。
(45) 《隋書》卷六八《何稠傳》，1596～1599頁。
(46) 《隋書·禮儀志》七，283頁。
(47)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果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447頁．
(48) 《隋書》，1496頁。
(49) 《通典》，945頁。
(50) 《隋書》，800～801頁。
(51) 氣賀澤保規：《驍果制考——隋煬帝期兵制の一側面》，《鷹陵史學》11，1986年（辛德勇漢譯《以驍果制爲中心論隋煬帝時代的兵制》，載《陝西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收入作者《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會》，東京：同朋舍，1999年，244頁。黃永年先生在《說隋末的驍果——兼論我國中古兵制的變革》一文中雖沒有提及“驍果校尉”一職，但他認爲驍果的編制同於府兵，雄武府相對於鷹揚府，雄武郎將、武勇郎將相當於鷹揚郎將、鷹擊郎將（原載《燕京學報》新三期，1997年；收入作者《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119～137頁。）。此外，關於驍果，還可參看婁建勇《隋末驍果兵淺探》，《宜賓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2期，34～39頁；蒙曼《驍果、給使營與唐代的北衙禁軍——兼論北衙禁軍形成的制度淵源》，《民族史研究》第4輯，2003年，113～122頁；收入作者《唐前期北衙禁軍制度研究》，179～194頁。
(52) 《府兵制度考釋》，120頁。
(53) 黃永年：《文史探微》，128頁。
(54) 關於粟特胡人聚落，請參看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馬大正等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7～172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7～85頁；兩文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9～36、37～110頁；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2305年第2期，1～11頁；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歐亞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65～178頁。又《從聚落到鄉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3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9年，25～36頁。
(55) 蘇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鄉團武裝述論》，《文史》2005年第4輯，173～185頁。
(56) 墓誌材料中輯出的隋代大將軍、將軍資料，大多在叙述時過於簡略，故而無從判斷。
(57) 陳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隋書》卷五三《陳永貴傳》，1399頁）。
(58) 《隋書》卷二五《刑法志》，716頁。
(59) 《舊唐書》，2207頁。
(60) 以上四條引文分見《資治通鑑》，5624、5632、5644、5658頁。
(61)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23頁。
(62) 《隋書》，1355頁。
(63) 《新唐書》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4022頁。
(64) 《隋書》卷三九《元景山附子成壽傳》，1153頁。
(65) 《北史》卷二二《長孫道生傳附長孫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823頁。
(66) 張彥遠撰，秦仲文、黃苗子點校：《歷代名畫記》卷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164頁。
(67) 《隋書》卷七三《李渾傳》：“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1120頁）李錦繡《論“李氏將興”——隋末唐初山東豪杰研究之一》，辨析了安伽陀爲何要進言於煬帝（《山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32頁）。她認爲：“安伽陀稱圖讖有李氏爲天子在帝討遼東時，煬帝在大業七年（611）至八年八月、九年（613）正月至六月，十年（614）三月至八月曾三次討遼東，安伽陀上言當在大業十年，因爲據敏傳，此前煬帝對李穆家族並無忌諱，安伽陀進言後，煬帝纔藉口‘洪’字當讖，令敏引決，敏因數與金才、善衡等密議，纔使宇文述得以進讒誅殺。”不過，據《通鑑》卷一八二“煬帝大業九年”條：“帝以淵相表奇异，又名應圖讖，忌之。”（5682頁）則安伽陀上言至少應在大業九年之前。
(68) 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卷六《慎所好》第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333頁。此段引文中，太宗所言之“胡人”，從上下文意來判斷，不似西域胡人，應爲突厥人。
(69) 《宋本册府元龜》卷三四五“將帥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804頁。
(70) 《唐六典》，507頁。
(71) 《續高僧傳》卷二六《隋京師静法寺釋智嶷傳》，《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年，第50卷，676頁。
(72) 《續高僧傳》卷一一《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大正藏》第50卷，513～514頁。
(73) 《續高僧傳》卷三○《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大正藏》第50卷，705頁。
(74) 羅豐：《胡漢之間》，448頁。
(75) 《資治通鑑》卷一八○“煬帝大業三年”條，5635頁。
(76) 《隋書》卷六一《宇文述傳》，14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