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土司年班制度
黄 梅
（文山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摘 要： 第二次金川之役后，清政府仿照伯克年班之例，在四川西北和西南藏族土司地区实施了年班朝觐制度，以期实现教化土司的目标。清政府对土司年班制定了包括顶戴、夫马、口粮、筵宴、伴送、班次和贡物等方面的具体规制并严格实行，将川西土司有效纳入国家的行政治理体系。在要求土司遵守基本定制的前提下，清政府也通过按虚衔赏赐和免调等多项灵活性政策展示对土司的恩宠。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治边理念保障了土司年班制度的成功，川西地区保持长期安定，各年班土司主动奉调为清政府屡立战功，证实了土司年班制度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清代;土司年班;制度；恩威并施
年班制度是清政府针对边疆民族首领建立的管理制度，“凡朝正于京师，内扎萨克王以下，各以其班至，曰年班”[1]。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奖励协助平定金川的有功土司，清政府增设土司年班，将四川西南和西北的40多家藏族土司纳入朝觐年班之列。对于实行土司年班制度的意义，清朝皇帝和大臣均有明确的认识。乾隆帝多次强调让土司参与年班朝觐是为了“使其扩充知识，得见天朝礼法”[2]。将军阿桂也上奏：“查边外各土司僻处荒徼，不谙礼法，向虽立法羁縻，而野性未驯，往往滋衅仇杀。兹当儧拉、促浸以次荡平，各土司自应望风震慑，共凛天威，弥首贴服，不敢复行滋事。乃蒙我皇上悯其蠢愚，欲使胥臻王化，令各土司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入觐，以理藩院为之典属，俾其扩充知识，得觐天颜礼法，久之可革其犷悍之风，诚引掖渐摩、久道化成之至意”，[3]指出了通过年班朝觐以教化土司的主要目的。对于土司年班的具体制度，《清实录》仅载“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入觐”[4]，《清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也无关于土司年班制度的具体记载，因而学界目前尚未有完整研究土司年班制度的成果。本文拟从相关档案资料出发，整理出土司年班有关顶戴、雇佣夫马和给驿、口粮、往返筵宴、分起和伴送、班次和调派、贡物和赏赐等方面的具体规制，以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顶戴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首届土司年班出发朝觐之前，成都将军明亮等地方督抚即上奏了土司顶戴使用的建议：“查明正等处各土司、土舍、头人等所戴品级帽顶，俱于各原职品级上越级戴用，以饰观瞻，或因派兵助剿，运送军粮酌量赏戴，以示鼓励，相沿已久。兹当大功告竣，伊等入觐来京，与年班回部伯克及哈萨克等同仰天颜，其所戴用帽顶自应照《会典》所载以符体制，请令其各照原职品级带用，其从前加用虚级之顶俱行撤去。理合奏明。”[5]明亮等提出应撤去年班土司按虚级所使用的顶戴，要求各土司照实职品级带用顶戴，以符合顶戴使用的体制。但为表彰土司参与平定金川的功绩，乾隆帝否决了明亮的奏议，颁发上谕：“四川边外各土司所戴帽顶，自应照阿桂等所奏各按品级戴用。但此次征剿两金川，该土司或多派土兵协同攻剿，或派出乌拉馈运军粮，已属奋勉出力。现在共抒瞻就，趋赴阙廷，其诚尤属可嘉。所有伊等官阶仍照原授品级外著加恩均赏戴二品红顶，并令子孙承袭后一体戴用。至隨来之土舍、头人，向有于本职上越级戴用帽顶者亦著加恩仍旧赏戴，以示优奖。”[6]乾隆帝不仅赏给来朝的有功土司二品顶戴，还允许其子孙承袭戴用，对因功获赏虚衔的土舍和头人，也准照虚职带用顶戴，体现了对年班土司的极大恩典。
对来朝的无功土司和土舍，乾隆帝则严令必须按 《会典》的规定带用顶戴。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乾隆帝下令“隨征军营曾经出力之土司、土舍，准其本身照前戴用”，“各处并未隨征出力之土司、土舍及承袭子孙，均各照本职戴用，不得援以为例”，要求地方官员“明切晓谕”，使土司“知天朝体制严重，各宜凛遵，毋得稍有冒滥”。[7]
3.要坚持利益共享、成果共享。按照共建共治、成果共赢的理念，完善矿业发展利益共享、成果共享新机制，形成政府、部门、企业、社会高效协同推动矿业绿色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对有功土司赏给虚衔，准按虚衔带用顶戴并准子孙承袭带用，无功土司则必须严格遵守体制带用顶戴，体现了清统治者恩威并施的治边思想。故成都将军明亮盛誉乾隆帝“整饬边方，于鼓之中，仍各示以限制。该土司等服输诚，自必益生感畏”。[8]
二、雇佣夫马和给驿
嘉庆七年（1802年）土司年班清单中有关土司所带跟役数量和贡物、行李重量的具体记载如下：
各土司自备骑驮往返成都，由沿途所经州县提供骡马草料，规定“各土司自备骑驮来至成都会集，其沿途州县，各照所带骡马，每匹每日给空草十斤，不给料豆。其抵省后，未启程以前，有暂留乘骑者俱照此支给。至其起程赴京之后，即令将原带马骡至出口处自行牵放回巢。俟该土司等回川预期赶赴成都应用，仍照来时一体支给草束”[9]。土司从成都出发，在四川省内所用夫马规定如下：“自成都至广元神宣驿，现定玖站，原设夫马仅供文报及勘合，往来不敷应付，应照向例，雇备民马应用。其行李物件亦照例称明斤数，雇夫马抬送。仍自临期核定需用夫马各数，知照沿途应付”，并规定“雇募民马连夫，每站每匹给雇价银壹钱伍分，每用夫壹名给夫价银伍分。”[10]行经陕西省时，“土司人等并所带行李需用骑驮各马匹，陕省均系由驿供送”[11]。山西省“永济县起至寿阳县太安驿止道路平坦，雇备车辆装载；太安驿起至甘桃驿止，车辆难行，拨夫抬送”[12]。“土司回程所需车价廩粮因既有兵部发给车票勘合火牌，沿途应付历系归入驿站奏销案内报销。”[13]
土司由成都往返京城，基本沿驿站行走，为减轻驿站负担，清政府严格限制土司所带跟役和行李的数量,要求“所有跟役数目，自应定以限制，应令该将军等悉心酌定，饬令遵照，不得任其携带多人，使各驿站应付纷繁，致多冗费”[14]。
嘉庆二年(1797年)，军机处规定新疆年班伯克可带跟役和行李限量为：伯克三品带4人、四品带3人、五品带2人、六品及伯克子弟带1人。三品伯克带3500斤；四品伯克带2500斤；五品伯克带1500斤；六品伯克带1200斤；伯克子弟带600斤。来往皆给驿。多带跟役1名则减行李200斤。[15]因现已收集的档案中未有关于年班土司可带行李和跟役限量的记载，本文根据土司年班依照伯克年班办理的定制，选取嘉庆七年（1802年）土司年班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清政府为年班土司制定了由住地至成都，再经由陕西、山西和直隶三省进京的路线，并根据各省驿站的不同情况制定了详细的雇佣夫马和给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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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磨宣慰司土妇索朗卓玛遣土舍一名安朋，跟役二名，查该土舍系初次进京并无顶戴……；小头人一名斯丹朋，跟役一名，查该小头人系初次进京，并无顶戴。……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九百八十五斤。
松冈长官司土妇索朗各色尔满遣土舍一名阿朋,跟役二名，查该土舍于嘉庆元年奉派出师湖北案内打仗出力，蒙威勇侯额 （勒登保）、前督部堂福（宁）奏请赏戴花翎并加土都司顶戴……；小头人一名木赖,跟役一名，查该小头人于嘉庆元年出师湖北案内打仗出力，蒙威勇侯额（勒登保）、前督部堂福（宁）奏请赏戴蓝翎并加土千总职衔。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八百七十三斤。
麦杂奢湾寨土千户一员策旺雅，跟役二名，查该土千户系世袭三品顶戴……。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三百七十三斤。
3.将饧好的面团擀制成0.1～0.2 cm厚的一张大面皮，面皮四周边沿抹上鸡蛋液。在面皮一边，每隔2.5～3 cm的距离，放上一小堆肉馅，将面皮的另一边折起，盖住肉馅，压实后，用小碗或酒盅抠出饺子。剩余的面皮重新团起，再擀皮，照上法制作饺子。有的人将两个包好的饺子再捏死一起，成为连环的圆饺子。饺子制好后，摆在撒有面粉的面板上，置于冷处。吃时用放了盐的开水煮5～7 min即熟。
……[16]
对土司、土舍和头人可带跟役数量和行李重量的标准，还需要考虑清政府是按实际品级还是按加衔品级来计算限量。虽然目前所见档案中未有关于此项的具体规定，但从相关史料中可推知应是依加衔品级计算的。如索诺木文魁如依无品或子弟标准的话，只可带跟役1名，但四川总督勒保却奏明“查该土舍系土司索诺木荣宗于抵省后添带前往，是以所带跟役数目较少”[17]，证明了清政府是依加衔来计算土司、土舍和头人的行李与跟役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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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寺安抚使有二品加衔，但伯克最高品级为三品，因而无二品的限量可供比较，只能选用三品的限量作参照，仍可大致了解年班土司限量的基本执行情况。瓦寺安抚使二品顶戴，至少可带跟役名4名，行李3500斤；土舍索诺木文锦从三品加衔，可带跟役4名，行李3500斤；土舍索诺木文魁从三品加衔，可带跟役4名，行李3500斤；大头人张克五品加衔，可带跟役2名，行李1500斤。四人至少可带跟役14名，行李和贡物12 000斤，但四人实际带跟役11人，行李和贡物2965斤。梭磨土舍安朋可带跟役1人和行李600斤，小头人斯丹朋可带跟役1名和行李600斤。安朋实际带跟役2名，依“多带跟役1名行李减200斤”的规定，两人带跟役3名，行李则可带1000斤，两人实际带跟役3名和行李985斤。松岗土舍阿朋可带跟役3名和行李2500斤，木赖可带跟役2名和行李1500斤，两人共可带跟役5名和行李4000斤。两人实际共带跟役4名，贡物和行李873斤。麦杂奢湾寨土千户策旺雅三品顶戴，可带跟役4名，贡物和行李3500斤。策旺雅实际带跟役2名，贡物和行李373斤。从以上分析可见，土司均严格遵守清政府对跟役和行李的限量要求，并按远远低于限量的标准来执行。
清政府允许土司使用沿途驿站，接应能力不足的驿站准雇用民夫和民马为补充，为朝觐土司的顺利行进提供了保障。在恩准土司按加衔品级计算跟役和行李限量的同时，清政府也要求土司严格遵守限量标准，使雇佣夫马和给驿的制度规定得以严格执行。
三、口粮和筵宴
清政府依年班伯克例，提供土司和跟役朝觐往返途中的口粮，规定“回部伯克进京，口内沿途供支口食，每伯克日支羊肉二斤、白面二斤，米八合三勺，柴五斤，清油叁两；跟役壹名日支羊肉一斤、白面一斤，米八合三勺，柴三斤，清油二两，不分品级。今酌定，自成都起程，土司、土舍、土备、头人俱照伯克例供支；其余随带番目人等，均照跟役例支给，往返一体办理。其到省停留之日亦并照此供支。如番人有愿折支自行买食者，每名照跟役例日支银五分，以资口食。”[18]
摘要抄录嘉庆十九年（1814年）年班陕西省的具体奏报，以展现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朱勋奏：
覆查西安、同州、凤翔、汉中、乾州五府州属将嘉庆拾玖年拾壹月内，四川省土司人等由陕西赴京，自宁羌州属之黃坝驿起至潼关厅止，按期头目每员日支京升粳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粳米柒石贰斗贰升壹合，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贰拾捌两贰钱陆分壹厘；跟役每名日支京升粟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粟米壹拾伍石陆斗肆升伍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肆拾叁两叁钱柒分柒厘。头目每员日支白面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白面壹斤，共支过白面叁千柒百肆拾壹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柒拾贰两肆钱捌分伍厘。头目每员日支羊肉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羊肉壹斤，共支过羊肉叁千柒百肆拾壹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壹百玖拾捌两陆钱陆分。头目每员日支烧柴伍斤，跟役每名日支烧柴叁斤，共支过烧柴壹萬贰百玖拾伍斤，每斤价银壹厘，共用银壹拾两叁钱伍分。头目每员日支清油叁两，跟役每名日支清油贰两，共支过清油陆千伍百伍拾肆两，每两价银贰厘伍毫，共用银壹拾陆两叁钱捌分伍厘。
又，该土司头人等于嘉庆贰拾年贰叁两月内回巢，自潼关厅起至宁羌州属之黃坝驿止，照例头目每员日支京升粳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粳米柒石陆斗柒升柒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贰拾捌两叁钱玖分壹厘；跟役每名日支京斗粟米捌合叁勺，共支过京斗粟米壹拾伍石陆斗肆升伍合伍勺，每斗市价不等，共用银肆拾肆两壹钱柒分捌厘。头目每员日支白面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白面壹斤，共支过白面叁千柒百叁拾伍斤，时价不等，共用银陆拾陆两叁钱贰厘。头目每员日支羊肉贰斤，跟役每名日支羊肉壹斤，共支过羊肉叁千柒百叁拾伍斤，每斤时价不等，共用银壹百玖拾柒两柒钱壹分伍厘。头目每员日支烧柴伍斤，跟役每名日支烧柴叁斤，共支过烧柴壹萬贰百捌拾斤，每斤价银壹厘，共用银壹拾两贰钱捌分。头目每员日支清油叁两，跟役每名日支清油贰两，共支过清油陆千伍百肆拾两，每两价银贰厘伍毫，共用银壹拾陆两叁钱陆分贰厘。[19]
从这一奏折可见，土司朝觐所经陕西省的州、县严格遵照清政府的供应标准提供土司和跟役的口粮，根据食物价格的变化，“照依时价采买”的实际支出报销开支。
除提供口粮外，清政府也仿照伯克年班制定了年班土司的筵宴定例，规定：“回部伯克于会齐时筵宴一次，事竣回至会齐处又筵宴一次。每大伯克一员备宴一桌，小伯克或二三员共一桌。今川省各土司应于成都往返筵宴二次，土司照大伯克之例。土舍、土备、头人向系服内地之人，非回部新附者可比，令其入觐阙廷，躬逢盛典，已属恩荣逾格，其初时齐集成都，准其筵宴一次，将来自京回至成都，即毋庸更办筵宴。至沿途经过省分，除按例给与口食外，均毋庸备办筵宴，以昭体制。”[20]
布拉克底宣慰司衮噶乌坚遣土舍一名江榜，大头人一名肯布；
清政府对年班土司口粮和筵宴的规定相当之详尽，在大致仿照伯克年班定例的同时，又因土司内附程度更高而与伯克年班有所区别，虽节省支出仅几十两，却充分体现了清统治者对土司年班制度必须“以昭体制”的根本要求。
四、分起和伴送
为了保证年班土司顺利朝觐，清政府制定了伴送制度，规定“川省土司应于进口之日就近饬派各营谙熟夷情弁员伴送前进。再酌派丞倅一员，沿途照料。其各委员应得廪给、马匹等项，俱照品级支给，其经过地方，文武仍照例接送接替，以利遄行”[22]。由于沿途驿站接待能力的限制，成都将军明亮奏请“各土司、土舍、头人等拟分三起，于十一月初间先后起程，酌派文武员弁、满汉兵丁伴送进京”[23]，分起行走和伴送成为土司年班的定例。
兹抄录嘉庆七年（1802年）的年班土司分起清单和伴送官兵清册，以了解分起行走和伴送制度的概貌。
嘉庆七年（1802年），成都将军德楞泰奏报土司分起清单：
手术在小剂量静脉全身麻醉下进行，患者取侧俯卧位，自髂前上棘以上3.0 ～ 5.0 cm处进针，髂后上棘出针，尽可能使进、出针点在站立位时与地面平行，避免牵引过程出现针道皮肤切割现象。之后患者改取仰卧位，在双侧眉弓外上方1.5 ～ 2.0 cm处、耳轮后上方1.5 ～ 2.0 cm处各固定2枚颅钉（共8枚），调整颅骨固定圈的四周，使其与皮肤间距保持一致。在盆针、颅钉周围使用罗派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减少术后疼痛。观察1 ～ 2 d，待患者适应后在病房安装颅骨固定圈和连接调整杆，安装过程中头部需保持在中立位。
谨将嘉庆七年份派入年班朝觐各土司、土舍、千百户大小头人名数、起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第一起：瓦寺安抚司加宣抚司衔索诺木荣宗，土舍二名，索诺木文锦、索诺木文魁，大头人一名特克；
梭磨宣慰司土妇索朗卓玛遣土舍一名安朋，小头人一名靳丹朋；
松冈长官司土妇索朗各色尔满遣土舍一名阿朋，小头人一名木赖；
麦杂奢湾寨土千户策旺雅；
寒攀寨土千户喇嘛笑；
祈命寨土千户曾相。
根据除险加固二期工程原设计，在溢洪道进口设置充水式橡胶坝，内压比1∶2，坝顶高程942 m，与正常蓄水位齐平，坝高5m，长35m。橡胶坝基础宽度10 m，厚度2 m，两侧坝墩高8.5 m，厚1 m，宽10 m。
由表3可知，麻辣牛肉丁的整体感官评价得分随着腌制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当腌制时间低于24 h时，牛肉的风味偏淡，盐分没有很好地渗入到牛肉中；当牛肉的腌制时间为24 h及以上时，麻辣牛肉丁的感官评价有明显改善，风味及滋味都比较好。因此，通过对牛肉腌制时间的单因素分析，得出最佳腌制时间为24 h。
第二起：穆坪宣慰司丹增汪佶，大头人一名舒崇端；
峨眉喜寨土千户索朗；
双则红凹寨土千户阿郎；
传统轨迹规划算法大都建立在磨削基础之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小工具头抛光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抛光磨头的尺寸相对加工零件较小，且由于两种轨迹本身固有的周期性，导致抛光后的表面易产生中、高频误差。此外，由于抛光轨迹过于规则，无法根据加工零件表面进行调整，导致加工时间过长，加工效率低。因此，相关学者在以往轨迹规划方法的基础上，针对CCOS的轨迹规划方法进行了许多研究。
那浪寨土千户策楞扎什；
于晓明在讲话中强调，目前，已进入年终岁尾，常委会各项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要对照本年度工作要点，认真梳理，查漏补缺，把握进度，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不折不扣完成好。同时，要提早研究谋划明年的工作，制定好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等工作计划。本次会议作出决定，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于明年1月下旬召开。要扎实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筹备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精心准备，统筹协调，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松坪土百户韩朝栋。
川柘寨土千户鄂布策楞；
第三起：理塘宣抚司索朗根登，大头人一名索朗达结；
因土司内附时间早于新疆伯克，受管控程度更高，清政府在参照伯克年班定例的基础上，减少了土司的筵宴次数。规定土司照大伯克之例，于往返成都时各筵宴一次；土舍、土守备和头人则只于出发时在成都筵宴，返回成都时不准筵宴，较伯克年班中小伯克往返均筵宴的标准减少了一次。关于土司筵宴的具体标准，已见档案资料中尚未见明确规制，仅见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土司初聚成都的筵宴奏报一折，可大致了解土司筵宴的具体食物供应和支出情况，抄录如下：“入觐土司、土舍、大小头人伍拾柒员名，在省筵宴壹次，照甘省筵宴伯克之例办理，共玖拾贰桌，其中果桌叁拾叁桌，每桌食物银陆钱玖分贰厘叁毫零，满席叁拾叁桌，每桌食物银陆钱玖分贰厘叁毫零。共支银陆拾肆两柒分肆厘贰毫。”[21]
孔萨安抚司嘉木参诺尔布遣大头人一名康达；
东科尔长官司胡图克图江白根登江错遣大头人一名札什群丕；
冷边长官司周永年，大头人一名周易恒；
沈边长官司余国玺，土舍一名余尚均，小头人一名徐荣中；
古柏树土千户郎世忠遣土舍一名朗永祥，大头人一名沙拉补。[24]
（2） 量取30 mL花生油倒入炒锅内加热至八成热时加入生姜、蒜米、葱、香菜爆香，然后加入茶叶、花生等其他原料，加10 mL水防黏锅，翻炒至香味渐浓、茶叶脆断即可。
嘉庆七年（1802年），四川总督勒保上报伴送官兵清册：
计开照料年班土司赴京朝觐官兵名数清折。
第一起：
署提标左营游击一员倭灵阿，世袭骑都尉一员袁起，提标左营把总一员徐国良，提标左营外委一员闵国泰，提标左营马步兵八名：王正、邱荣、陈洪、李清、黄国柱、燕举、彭友贵、何柱，通事一名：本泰。
第二起：
整个研究共剔除病例5例，对照组2例，观察组3例，剔除原因为未定期复查、失去随访，其余患者均遵医嘱服药，无因未按医嘱服药而脱落病例。
福建汀州镇左营游击一员陈起凤，署督标右营守备一员丁济南，署督标右营把总一员熊彪，署督标右营外委一员旦元美，督标中营兵丁八名：马升、张杰、刘文光、马遇伯、李玉堂、余体贵、陈国相、汤联升，通事一名，杨崇云。
第三起：
署督标副将雷仁，署督标□成勋，署督标□栋，署督标□朝，□□□□□□八名：□英、刘芳、郝洪达、黄腾蛟、李春、李玉本、龚廷斌、龚廷仲，通事一名，潘有贵。
以上官弁、兵丁、通事共三十九员名。[25]
清政府在综合考虑土司人数和驿站接待能力的基础上，将土司按家数分为大致平均的三起，通过各起隔日出发的方式，用已有驿站即可提供朝觐土司的正常给驿。自土司从成都出发之日起，清政府即为每起土司配备十名以上武职官员和兵丁，伴送土司前行。伴送官兵按就近和“谙熟夷情”的标准选派，同时每起均配通事一名，解决土司对外交流的语言障碍。清政府派官弁伴送土司进京，目的在于发挥照料和弹压土司的双重作用，这一点在地方督抚大臣的奏折中充分体现出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成都将军明亮下令“制配各茶，分散将弁随带”，给“不服内地水土”土司服用[26]。同治九年（1870年），四川总督吴棠奏报：“窃照同治九年轮应二班土司入觐，前经臣等将调派缘由奏报在案。兹该土司等先后到省，臣等亲加点验，内亲诣者七家，遣人恭代者十三家，照例筵宴，酌加犒赏各土司等感颂皇仁，咸形欢忭。随饬查照向例，分作三起，间日行走。头起派城守右营千总杨永祥管领，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程；二起派督标中营骑都尉胡世谦管领，于二十四日起程；三起派城守左营云骑尉尽先都司萧国珍管领，于二十六日起程。另派副将颜有贵统领弹压，责令护送各员妥为照料约束，务期安静遄行，勿任沿途逗留滋事，约计十年三月初间可以齐抵京城。”[27]从这些奏折中可见，伴送官弁在沿途照料土司的同时，也承担着约束土司的职责，需禁止土司在朝觐路上“逗遛滋事”，完成让土司“安静遄行”并按期抵达京城的任务。
分起行走使朝觐途中的驿站资源得以合理利用，伴送官兵在照料土司的同时，也约束着土司遵守清政府的相关律例和行程安排，保障了年班土司的按期朝觐。
近年来，微藻基因工程育种也取得了许多进展。微拟球藻（Nannochloropsis sp.）进化历史复杂，基因序列可用于多个物种，已经产生了许多转录数据集，常作为基因组学的研究模型[10]。研究表明，苹果酸酶是丙酮酸代谢和固碳的关键酶。三角褐指藻中苹果酸酶的过度表达可以在不影响生物量的同时显著提高油脂积累量[11]。虽然基因工程技术已逐渐成熟，但在微藻中的应用还较少。未来还应多从微藻代谢途径等角度出发，加深对微藻微观水平的认识，以便将基因工程技术更好地运用于微藻育种。
五、班次和调派
（一）班次
土司年班在初期实行按年轮流朝觐，乾隆下令“将应行朝觐之各土司按其序次、大小、远近，分派平允，仿照回部年班。仍遵前旨于冬至月起程，岁底到京。今年系初次朝谒，自应多派数人，此后按年均匀轮派”[28]。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为了减轻土司连年朝觐的辛劳，清政府“将番子等分两班，令其三年朝觐一次”[29]，土司年班自此改为分头班和二班两班轮流朝觐。道光十九年（1839年），清政府又延长了土司年班的轮班时间，规定“四川土司年班，改为间五年朝觐一次，仍照旧轮流。第一班著于道光二十四年来京，第二班著于三十年来京，此后均照此办理。用示朕怀柔远服，体恤优加至意”[30]，四川土司由隔三年朝觐一次改为隔五年朝觐一次。
在体恤土司而延长轮班时间的同时，清政府也尽可能考虑土司的宗教信仰等需要而调整朝觐班次和时间，以示对土司的恩典。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因班禅额尔德尼进京，乾隆下令减少四十四年（1779年）年班的人数，于四十五年（1780年）“多派土司并大头人”进京，使土司得以 “瞻仰天佛”，为其“生生世世难逢之大幸”。[31]
（二）遣代、免调和随班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首届土司年班的调派，即有“因尚未出痘，或因残疾不能步履以及土妇”等原因不能亲身朝觐的土司，“均各派出土舍及大头人，切恳准令”[32]。这一请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成为定例。土司因患病、年幼未承袭、有事、未出痘、土妇护理、残疾和赤贫等原因，均可要求派土舍或头人代为朝觐。在“乏人可代”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例应朝觐的土司批准“免调”，充分体现了其“顺番情”和“怀柔远人”的原则。这一定制在各届土司年班的调派中均得到遵行，抄录其中二折以窥其详。
道光十五年（1835年），成都将军宝兴奏：
以通报推动、持续加压抓落实，切实强化执行力度，对重点工作和重点任务逐月统计、全省排队、定期通报；要建立台账，销号管理，以绣花般的耐心、细心、卓越心推进过程化、精细化管理。
窃查川省各土司向例分作两班三年朝觐一次。自道光十二年头班番子进京后，迄今已届三年，本年轮应二班番子入觐。兹查西南两路土司，共有二十二处，臣等先经札饬该管镇道厅营将轮应年班拣派去后。兹据禀报，各土司等有亲身前来者，有因患病及年老残疾者，有系属女流不便远行各遣令伊子土舍、头人代往，其中有赤贫无力染病未愈及尚未出痘乏人代往者，计有二处应行扣除。[33]
同治九年（1870年），成都将军崇实奏：
窃照川省各土司向应分班，间五年入觐一次。自同治三年头班土司进京后，迄今已间五年，轮应二班土司入觐之期。臣等先后檄饬该管镇、道、厅、营调派去后。兹据禀报，各土司等有自愿进京者，有因患病或年幼出痘未能远行者，各遣土舍、头人恭代。又有因事故未袭，告请免调，俟下届再往者，应即扣除。[34]
除永列年班的土司外，清政府也特准一些有功土守备和土司随班朝觐，以示恩典。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为了奖励出征廓尔克有功的四川省屯土将弁，乾隆帝指示福康安带领打仗中勤勉出力的屯土将弁十三人随班朝觐。四川总督惠龄也详报了调派土司和屯弁的情况：“兹查本年分四川省轮应二班土司进京计十五处，共土司、土舍、头人、土千户十五名，并钦奉谕旨列入年班之屯土将弁木塔尔等十三名，现已分为三起，派委镇、将、备、弁、管领，于十一月初一、初三、初六等日，按起起程，计封印前后，均可齐抵京城。 ”[35]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长宁安抚司苏世晶恳请授案随班入觐，应一并照准，以遂恭顺之忱。”[36]
由于免调和随班政策的实行，已见档案中记载的头班和二班土司名称与数量无完全相同的情况，以至有学者认土司年班并无明确分班，只是临时调派。笔者在另文《清代土司年班分考》[37]中，考证出头班土司20家：穆坪宣慰司、布拉克底宣慰司、瓦寺宣慰司、梭磨宣慰司、里塘宣抚司、孔萨安抚司、冷边长官司、沈边长官司、东科尔长官司、松岗长官司、静州长官司、峨眉喜寨土千户、祈明寨土千户、川柘寨土千户、寒攀寨土千户、古柏树土千户、双则红凹寨土千户、那浪寨土千户、麦杂蛇湾寨土千户、松坪土百户，二班土司21家：明正宣慰司、巴旺宣慰司、德尔格忒宣慰司、巴塘宣抚司、绰斯甲布宣抚司、木里安抚司、鄂克什安抚司、绰倭安抚司、霍耳麻书安抚司、革什咱安抚司、卓克基长官司、党坝长官司、白利长官司、纳林冲长官司、陇木长官司、云昌寺寨土千户、呷竹寺土千户、包子寺土千户、七布寨土千户、阿思洞寨土千户、中所土千户，证实了土司年班朝觐是明确分班之下有序进行的。
对年班土司的明确分班，体现了年班制度的严格和完备。对永列年班土司遣代和免调的规定，增加了年班制度的灵活性，使因故不能亲自朝觐的土司或派土舍、头人代朝觐，或免于朝觐，使年班朝觐不至过多成为土司的负担，充分体现了对土司的体恤。恩赐朝觐则让未永列年班的有功土司得享随班朝觐的殊荣，充分发挥了年班制度的笼络功能。
六、贡物和赏赐
（一）贡物
参与朝觐的土司均向清朝皇帝上呈贡品，作为政治臣服的标志。[38]清政府对土司进贡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无明确规定,“土司年班各宗均有呈进贡物，惟无额定数目”[39]。兹摘抄道光七年（1827年）的内务府赏单一则，以了解年班土司贡物的基本情形。
穆坪宣慰司丹紫江楚进佛一尊，例不作价；金香炉一座，作银十五两；银太平象一座，作银四两；黄连九小匣，每匣作银三两；麝香一小瓶，作银二两，黑香九小匣，每匣作银一两；白香九小匣，每匣作银一两；氆氇九个，每个作银二两四钱，共作银八十七两六钱。折赏小卷五丝缎十二疋、小卷江绸十二疋、素春绸二疋。
瓦寺宣慰司索诺木衍传进佛二尊，例不作价；银净水瓶一对，作银二十两；银灯一对，作银六两；银提炉一对，作银二十两；银曼达一个，作银十两；黄连二小匣，每匣作银三两；贝母二小袋，每袋作银二两；黑香二小匣，每匣作银一两；白香二小匣，每匣作银一两；白蜡两块，每块作银三钱；海螺一对，作银八两；腰刀二把，每把作银二两；鸟枪二杆，每杆作银三两；藏毡二块，每块作银二两；氆氇十个，每个作银二两四钱，共作银一百十七两二钱。折赏小卷五丝缎十六疋、小卷江绸十六疋、素春绸三疋。
瓦寺安抚司加宣抚司衔一员，索诺木荣宗，跟役六名，查该土司于乾隆四十四年进京朝觐一次，蒙赏二品顶戴……；土舍加游击衔丹巴巴图鲁名号一名，索诺木文锦，跟役四名……；土舍加游击衔一员，索诺木文魁，跟役一名……；大头人土守备一员张克，跟役二名。……以上进呈贡物并包裹行李等项共重二千九百六十五斤。
冷边长官司周永年进佛一尊，例不作价；贝母一小匣，作银二两；川椒一小匣，作银一两；黑香一小匣，作银一两；白香一小匣，作银一两；氆氇十个，每个作银二两四钱，共作银二十九两。折赏小卷五丝缎四疋、小卷江绸四疋。
寒攀寨土千户谭蚌进佛一尊，例不作价；哈达三个，每个作银一钱；氆氇三个，每个作银二两四钱，共作银七两五钱。折赏小卷五丝缎一疋、小卷江绸一疋。
……[40]
分析可见，各土司进贡的物品及贡品的数量和折价均不完全相同，充分体现了“无额定数目”的特征。土司贡品种类和数量方面的特点，则充分展示了土司进贡的政治意义。各土司贡品虽不完全相同，贡品种类却基本相同，主要为宗教用品、药材和特色纺织品。穆坪宣慰司贡品中宗教用品为佛、银太平象、黑香、白香，药材为黄连、麝香，纺织品氆氇；瓦寺宣慰司贡品中宗教用品为佛、银净水瓶、银灯、银提炉、银曼达、黑香、白香、海螺，药材为黄连、贝母、白蜡，藏毡、纺织品为氆氇；冷边长官司贡品中宗教用品为佛、黑香、白香，药材为贝母、川椒，纺织品氆氇；寒攀寨土千户贡宗教用品佛、哈达，纺织品氆氇。宗教物品是每家土司均贡的物品，也是土司贡品中数量和折价最多的物品。金川之役后，清政府在川西地区大力扶持黄教，黄教逐渐取代苯教成为川西藏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宗教物品的进贡表达了土司对清政府宗教政策的认同。年班土司贡品主要是宗教用品和土特产品，总体数量和折价也较少，最多者折价一百十七两二钱，最少者仅七两五钱，完全起不到满足王室消费或交易的作用，在体现臣服意义的同时也减轻了土司进贡的负担。
（二）赏赐
清政府对年班土司的赏赐形式，主要有等值折赏和品级给赏二种。
1．等值折赏
清政府将土司贡物折算为价银，依据贡物的折价赏赐给土司等值的物品，为种类和数量不同的各类绸缎。道光七年（1827年）内务府赏单所载的赏赐即为等值折赏。如穆坪宣慰司贡物折价为八十七两六钱，清政府回赐等值的“小卷五丝缎十二疋、小卷江绸十二疋、素春绸二疋”。[41]
2．品级给赏
除等值折赏外，清政府还根据来朝土司的品级，给予相应的赏赐，赏给数量不同的银两、绸缎和瓷器,是为品级给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军机处上报的“拟赏四川土司、土舍清单”详细记载了品级赏赐的具体情况，摘要抄录如下：
明正宣慰司甲勒参德亲遣子一名，甲木参诺尔布。于四十五年进京，蒙赏四品顶；五十二年进京，蒙赏花翎。
头人一名，登珠札布，于五十二年进京，蒙赏六品顶。
穆坪宣慰司一员，甲勒参纳木喀。查该土司于金川军营打仗著绩，经将军温福奏，赏花翎，并赐诚勤巴图鲁名号；四十一年进京，蒙赏二品顶；四十五年进京；又于四十九年进京，蒙赏入千叟宴。
头人一名，包上宾。查该头人于金川军营打仗著绩，经将军温福奏，赏花翎并土都司职衔；四十五年进京一次，四十九年进京，蒙赏加一级顶戴。
穆里安抚司一员，桑结扎布，于五十二年进京，蒙赏花翎；
瓦寺安抚司一员，索诺木荣宗，于四十四年进京蒙赏二品顶，四十九年又进京一次。
……
以上各土司曾经来过，不赏衣服。内惟扎克巴无赏带，此次拟赏六品外，于筵宴时二、三品者赏绸缎四件；四、五品者赏绸缎三件；六品者赏绸缎二件。二品者赏银五十两，三品者赏银四十两，四品者赏银三十两，五品、六品者赏银二十两。
明正小头人一名，甲噶多尔济，并无顶带，系初次进京。
穆坪土司之子一名，丹怎旺嘉勒，并未袭职，亦无顶带，系初次进京。
穆坪小头人一名，包添华，查该头人并无顶带系初次进京。
穆里头人二名，舍拉布嘉勒灿、罗布藏索诺木，查该头人等并无顶带，系初次进京。
瓦寺土舍一名，索诺木文锦，查该土舍于甘省军营，经将军公保宁赏给土守备顶带，此系初次进京。
……
以上俱按品级各赏纬帽、顶翎，朝珠、蟒袍、补褂、绸袄、靴、袜等物，无顶带者，赏给六品顶带，并赏蟒袍、补褂、朝珠、绸袄、靴袜，筵宴时二、三品者，赏绸缎四件，四、五品者，赏绸缎三件，六品者赏绸缎二件，二品者赏银五十两，三品者赏银四十两，四品者赏银三十两，五品、六品者，赏银二十两。[42]
从上可见，清政府在查明土司品级的基础上，对于土司赏给与其品级相当的银两和绸缎，依品级高低，给予数量由多到少的赏赐。同时查明土司是否初次至京，对初次朝觐者的有品级土司再赏给朝珠和衣服等物，无品级土司赏给六品顶戴。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有加衔的土司，赏赐依更高品级的虚衔赏给。如穆坪宣慰司为从三品土官，瓦寺宣抚司为四品土官，均因有功获赏二品顶，并依加衔按二品赏赐，充分体现了对著有功绩土司的格外恩典。清代年班土司的朝觐是通过行政立法的形式规定的，具有强制性。土司也视参与年班为殊荣，清政府不需再通过优厚的回赐吸引土司前来朝觐，历代对朝贡者“厚往薄来”的赏赐政策在清代发生了重要变化。等值折赏是对土司贡品折价后的等值回赐，在形式上表现为等值交换，并不是纯粹增加清政府的经济负担。用于土司品级给赏的银两数量也不多，嘉庆十四年（1809年）按品级给赏的银两总量为一千二百五十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按品级给赏的银两总量为八百二十两。[43]除物质方面的赏赐外，清政府也通过赏给来朝土司加衔和顶戴来显示对年班土司的荣宠。对有品级的土司赏给高于本品级的虚衔，无品级的土舍和头人均赏给六品顶戴，这一措施更增加了土司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在恩赏土司的同时，对土司违反赏赐制度的行为，军机处等机构也亦予以惩处。嘉庆十三年（1808年），松岗长官司遣土舍阿朋代为朝觐，因阿朋曾于嘉庆七年（1802年）朝觐，军机处拟定“照来过土司之例未拟赏给衣服，只照四品例，拟赏绸缎、瓷器等件”。但阿朋辨称其为初次来京，要求赏给衣服。军机处上报“系伊一面之辞，未便辙行补给，理合请旨扣除”，并取消该土舍“随进西厂子、重华宫、紫光阁”的资格。[44]
总体而言，年班制度中的贡物和赏赐均以政治意义为主，在体现土司臣服和清政府恩典的同时，又减轻了双方的经济负担。
结 语
清政府对土司年班制定了包括顶戴、夫马、口粮、筵宴、分起伴送、班次、调派、贡物和赏赐在内的明确规制，将土司年班朝觐制度化，把川西土司有效纳入了国家的行政治理体系。在遵守基本定制的前题下，清政府也通过一些灵活性的政策以示对土司的恩宠，如有功土司可按虚衔带用顶戴和获得赏赐，例应轮班土司可按规定请求遣代和免调等，都体现了对土司的额外恩典。土司年班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充分体现了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治边理念，正如乾隆帝所言，“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45]。土司深感年班朝觐的殊荣和恩典，禀称“既得躬伸庆祝之诚，复得亲见万古难逢盛典。荷蒙大皇帝恩施逾格，赏赉骈蕃，体恤番民无微不至。土司等身膺异数，屡汝恩光，不特土司等感戴皇仁，即世世子孙均当永歌圣泽。惟有各安住牧，谨守法度，朝夕焚顶，以期仰报高厚鸿兹于万一”[46]。土司年班朝觐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一直延续，在此期间，川西地区保持了长期安定，各年班土司主动奉调为清政府屡立战功，都证明了土司年班制度在清代治边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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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anban System of Tushi in Qing Dynasty
HUANG Mei
Abstract: The Nianban system was tributary system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for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Tushi in Sichuan Province after the twice Jinchuan battles.Qing government made specific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rderly Nianban.The Qing governor also implemented a lot of elastic measures to show the favour to Tushi.The concept of incentives and penalties ensured the success of the Nianban system.
Key words: Qing Dynasty；TushiNianban；System；Incentives and Penalties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1－0027-07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多卷书）》（批准号：18ZDA17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9-22
作者简介： 黄 梅（1976-），女，云南砚山人，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