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其不争”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知从何时起，学者们在论及鲁迅先生对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态度时，多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确切否，公允否？笔者在反复研读原著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总觉得鲁迅对于阿Q的惨痛遭际，哀则哀矣，怜则怜矣，但又确如鲁迅先生自己所云：“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①。既然鲁迅已十分明确地否定了“哀怜”说，再予添足，实属多余。那么，难道先生之目的果真重在“怒其不争”这一面吗？似乎也难确定，因为鲁迅对这类观点好像也从未首肯过。否则，何以直到逝世前三个月仍然要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②可见笔者还是疑之有据的。
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确然源出鲁迅自己笔端，但先生本非针对阿Q而言者。一九○八年二、三月间，亦即距《阿Q正传》载毕之十四年前，先生在其早年文论《摩罗诗力说》中论及十九世纪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时，言其“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大约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原始出处了。
然而，在研究鲁迅彼时所评论的诗人及其作品之后，便会发觉将这八个字加在阿Q身上，似有生搬硬套之嫌。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确张扬了拜伦诗歌中的斗争精神：“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③但同时先生也批评了拜伦笔下的某些形象“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仇，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④而先生的作品中决无这类格调，因此，我们首先不宜将鲁迅与拜伦等量齐观。
再者，《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的奴隶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虽有些相近，但毕竟有异。十九世纪初叶，拜伦游历希腊，目睹“人们的心是冰冷的”，“麻木不仁的眼睛不掉一滴泪”，“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昏迷不醒”，“他们在土尔其的皮鞭下呻吟得可怜，只好做一辈子奴隶；言行都一样卑贱”，却不敢“摆脱那可悲可耻的做奴隶的痛苦”（以上诗句均见杨熙龄译《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若将这些只是沉默、呻吟，昏迷不醒，心冷如冰，连泪都不流更不用说奋起反抗的十九世纪初叶希腊的奴隶，与二十世纪初，不仅采用怒目主义，而且会“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甚而至于高喊“我想造反”的阿Q相提并论，并有意无意地认为鲁迅对于阿Q和拜伦对于希腊奴隶都取一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那就大谬不然了。
然则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究竟何在呢？尽管先生已多有表白，诸如“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等等，可是“我们国人的魂灵”的整体内涵是什么，难道只有消极的一面吗？翻阅鲁迅的小说便不难发现：狂人要“救救孩子”，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孔子己是那么善良，《故乡》和《社戏》中的孩子们更不知恐惧和贪婪为何物，爱姑竟敢说“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贴，就不说人话了么？”……同样，阿Q对文童的爹爹“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对“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最厌恶”，甚至骂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太“妈妈的”了，看来都应被视为“我们国人的魂灵”中的美质。我们大约都不愿陷入见林不见树的片面性，对于“我们国人的魂灵”，应该承认，鲁迅先生并没有以偏概全，那么我们这些后来者自然也不宜只见其劣而不见其优了。说到“国民的弱点”，鲁迅自己就公然声称：“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⑤可见鲁迅一直是希望改变，致力于改变，并坚信变革的，对于阿Q大约也不例外。最突出的当数描述阿Q反抗性的不断增长了。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甚至在晚饭以后，还要点灯给赵太爷家舂米，可谓“真能做”了。他没日没夜地做工，却衣不蔽体，食难果腹，年逾三十还是光棍一条。待到演出一场恋爱悲剧之后，生计更成了问题：“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饥寒交迫，难以活命。如毛泽东同志所论述过的那些贫农一样，阿Q这个农村无产者“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阿Q这类赤贫的乡村游民无产者身上，倘若没有抗争的因素，那还活得成吗？
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曾经这样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准，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阿Q不愿断子绝孙，因而想和吴妈困觉，结果却遭到一骂一打一训一罚：阿Q为了解决“肚子饿”而挨门求工，为了解决“寒冷”而“决计出门求食”，然而他也知道，“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鲁迅说：“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⑥继而鲁迅又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时代！”⑦可见“愿意活在世”上的人有两个时代：其一是一味沉默、呻吟、叹息、哭泣、哀求的时代，自然就虽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其二是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时代，自然就能活下去。即如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述：“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阿Q其实正处于上述两个时代的过渡期。起初，他沉默，他叹息，他哀求。赵太爷骂他“这浑小子”，阿Q不开口；指责他胡说，阿Q不开口；呵斥他“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阿Q并没有抗辩。但是渐渐地，阿Q不平了，他常常慨叹“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自然也有嘲讽士大夫牢骚主义之目的）。虽然此时的阿Q还没有真正地“敢骂、敢打”，更无力“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也决没有沉默以至“更加衰颓下去”。为了生存，他挨门求工以至与小D“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了一个蓝色的虹形”，他从偷静修庵的萝卜到进入一个盗窃团伙当了一名小角色；为了不至于“断子绝孙”，阿Q跪在吴妈的膝前哀求：“我和你困觉”。总之，如赵秀才用大竹杠劈向阿Q时所狂叫的那样：“你反了……”待到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以后，阿Q禁不住大喊“造反了！造反了！”此乃必然，因为举人老爷见革命就害怕，赵太爷闻革命而怯怯，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听说革命就慌张，因此阿Q便要投降革命党了。这也印证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当然，阿Q的“拥护”是盲目的，因为他是自在而非自为的，他尚未从自发走进自觉。但是，列宁说过：“‘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最原始的骚动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的萌芽。”⑧
如前所述，阿Q起先是沉默的、叹息的、哀求的，继而便采用怒目主义了，每每“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再下来也会“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待到他以为小D竟谋了他的饭碗后，他气愤愤的，将手一扬脱口便唱出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句唱词，在《阿Q正传》中先后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阿Q宣告“造反了”之后，心里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时，高兴而且旁若无人地，昂了头唱的：第三次，是在去法场游街示众的路上想唱却因两手被捆着，结果竟未唱成。仔细品味再三，笔者以为鲁迅写阿Q三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实际上写出了阿Q反抗性的三个层次，描述了阿Q不断变化着的三层思想境界。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出自绍剧《龙虎斗》。《龙虎斗》演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赵匡胤昏聩无道，轻信奸佞杀害忠良呼延寿廷。若干年后，呼延寿廷的儿子呼延赞长大成人，兴兵替父报仇。他先杀败外敌，又鞭死谋反的汉王刘钧，最后兵围御营，要杀昏君。呼延赞和宋太祖短兵相接，恶战七天七夜，真逼得宋皇帝走投无路。赵匡胤不惜屈辱求饶，许爵封王，甚至愿将“万里江山对半分”，“你做君来我做臣”。然而呼延赞哪图这些，他矢志为父雪恨：“不要不要全不要，只要你昏君命一条！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结末是呼延赞的母亲深明大义，为国泰民安计，命儿子收兵，平息了这场“龙虎斗”。
“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明末绍兴人王思任语），鲁迅也曾盛赞绍兴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故《龙虎斗》在绍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受欢迎，久演不衰，也就不足为怪了。
既然《龙虎斗》是以反抗复仇为其中心内核的，鲁迅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阿Q想着、唱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句关键唱词，其良苦用心在于暗暗地因势利导，其实也是在耳提面命：不可忽略了阿Q原始的反抗性。诚然，阿Q的反抗是菁芜杂糅的，但理络一番确可辨清阿Q“争”的渐进性。
鲁迅之所以将《龙虎斗》中这句关键唱词分别安排在革命前、革命时和革命后三个部分里，笔者以为是在将阿Q的反抗，阿Q的“争”分为三个层次，或曰三个阶段。
在革命前，阿Q从“不开口”而至于“怒目而视”而至于“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以精神胜利法作为克服怨敌之妙法，有其渐进性。待到他被视为乞丐，丢了饭碗之后，“阿Q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后来便果真与小D打起来了。——此乃为争温饱、争生存不得而已的举措，属于本能的“争”。在这可诅咒的地方（“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真要活下去，就先应该敢怒、敢骂、敢打。尽管阿Q看错了对手，打错了对象，但已初见其“反抗”的端倪，属于生物性的自发的“争”。
在革命到来时，阿Q的观点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今，却因举人老爷的害怕而要投降革命党了。他神往而且快意，绝不像别人那么慌张而且可怜，他得意，他高兴，他在大嚷“造反了！造反了！”之后，又一次唱出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前一次是“气愤愤”地唱，那是为了宣泄心间的不平——“不平则鸣”，是为了克服怨敌；这一次则是“高兴”地唱，是他企望借此改变自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强烈心态的外化。此时的阿Q兴高采烈，昂首挺胸，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甚至异想天开，高唱复仇的戏词，如入无人之境，致使赵太爷“怯怯”了，赵白眼“惴惴”了，“大家都怃然”了……这一切不仅令万千读者切实看到了阿Q自发的革命要求，看到了合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凌侮的小生产者对于摆脱其被奴役地位的政治态度，而且也令万千读者同样切实看到了，因为革命的到来，阿Q在精神上首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在心理上第一次实现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如精神胜利法那样）平衡。在骂过他，打过他，并且存心不让他再活下去的老财们面前，阿Q“昂了头”，在那种“怯怯的”“低声的”老财前，他“只是唱”，他“歪着头”向往着“要什么就是什么……”醉乎醒乎，醒乎醉乎，全不必深究了。如果说阿Q在以前曾有过自尊，有过不平，有过气愤，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卑，出现过屈服，于是不得不取用精神胜利法以克服怨敌，这本身便显示了他不安于自卑和不甘心屈服的精神状态。正是在饱尝艰辛和深受重压的生涯中，复仇的因素日益增长，一旦得到行动的时机，便会急切而强烈地爆发出来。尽管阿Q对革命党、革命目的、革命对象等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从直觉中感知，革命将使他不再受欺压，革命所带给他的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地位变了，想杀哪一个就杀掉哪一个；东西有了，爱搬哪一家就搬哪一家的；老婆也不愁了，挑选一个便不至于“断子绝孙”……阿Q已从先前生物性的“争”，上升为社会性的“争”了。
遗憾的是阿Q没有领受过真革命党的宣传和教育，只能为报复主义、流寇主义乃至正统观念所左右，结果便投错了门，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游街时，阿Q“没有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按历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未免要杀头的”。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于是决计要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十分明显，意在抗争，然而未能如愿，便又“无师自通”地说了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仍然是为了抗争。就在这时，人丛里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好！！！”请注意，在这“好”字后面，鲁迅连标了三个感叹号，极言阿Q所受刺激之烈，设若不然，这刹那中阿Q的思想何以“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呢？鲁迅两度写到“他的思想”，而且是左一回旋右一回旋，想到四年前的狼“要吃他的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阿Q清醒了，阿Q也不再如先前一样的麻木而“泰然”了，阿Q也不再如先前那样凭借精神胜利而寄望于“二十年”以后了，当他察觉“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时，阿Q大呼“救命……”这一声呼救，宣告了精神胜利法的溃灭，同时也显示阿Q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由长期的量变而产生质变以后的理性觉醒，他希望着，希望不再受狼的眼睛们的噬啮，希望自己能活得与先前不同，希望摆脱被奴役被杀戮的地位，当然也希望再能“手执钢鞭将你打”，以改变这太不成话的世界。
最初，阿Q是作为动物的“人”，出于本能为生存、温饱、繁衍而挣扎着；嗣后，阿Q又作为社会的奴隶，为改变自己被欺凌的地位而自发地抗争着；直到临死前，积年的经历，败北的记略，尤其是从四年前到今天，他对于狼的眼睛的比较，回旋而又回旋，才顿悟这吃人的狼“不但要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咬他的灵魂”。这就是，阿Q已经跳出了精神胜利的沼泽，置自己于血和泪的现实之中，开始了理性的思索：倘能生存，定要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再不准狼的眼睛们吃自己的肉，再不准他们连成一气咬自己的灵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是故，到了1926年，鲁迅便十分明朗地宣告：“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⑨
这一论断，既源于阿Q的经济地位以及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政治态度，也符合阿Q性格发展的逻辑，势属必然。
若作横向比较，在《阿Q正传》里，另有一些和阿Q地位相近，肩头相齐的被压迫被剥削被凌侮者，如王胡、小D、小尼姑、吴妈，以及堂倌、路人，乃至酒客中的一部分。和他们相比，阿Q的“争”便鹤立鸡群了。王胡虽也受别人“渺视”，却从未主动反抗过；小D甚至在阿Q面前都“谦逊”得可以；可怜的小尼姑连骂人都未能脱出“无后为大”的伦理窠臼；吴妈的奴性更强，甚至想依附于赵府了。对于阿Q欺凌小尼姑的妄举，“酒店里的人九分得意的笑”，比阿Q只少一分；对于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为“怕结怨”便对其“敬而远之”的村人，似乎也较少阿Q思想言行中“争”的因素。至于革命到来之后，“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当然就更无法与阿Q的勇武相提并论了。——阿Q是未庄世界唯一的反叛者。
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之所以要作小说，原本就意在反叛，“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愤怒”，进而发动人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先生在写《阿Q正传》时，对自己强烈的反叛情绪也毫不掩饰。自古以来，为什么只能为“阔人”、“帝王”、“神仙”之类立传？如今，作者一反旧例，给一个流浪雇农立个传；自古以来，“不朽之言”皆操文言，如今作者偏以“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白话来写。在《阿Q正传》里，鲁迅砭“国粹”而借洋字，刺博士而近平民，对于“男女之大妨”，“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之类的尖利讽刺，无不属于反叛情绪的宣泄。
鲁迅正是以这种抗争的情绪塑造不断走向抗争的传主的。
对此，鲁迅的挚友加同志的瞿秋白看得最为深切。当很多学者认定“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之际，秋白同志说：“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说，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⑩
说到辛亥革命，瞿秋白写道：“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正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摆脱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11)
看来，我们在研讨《阿Q正传》时，好像不宜淡漠了主人公心间那“隐藏着革命的价值”，而应透过重重迷雾，看清阿Q“争”的一面。
对于阿Q的反抗性，瞿秋白的一幅《阿Q手执钢鞭图》也道出了他的心声。《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曾载有唐天然《战友深情——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新史料》一文，其间介绍秋白同志曾在《字林西报》两页译稿之后，用10个“Q”字母组成一幅绝妙的阿Q画像，“那高扬的脑袋，微曲的右腿，挥动着的钢鞭，真令人拍案叫绝！”唐天然认为“这不过是瞿秋白的遗兴游戏之笔”。对此，我却另有别论。
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之间的革命情谊是人所共知的。诚如秋白同志所云：“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待到见面相交，待到1932年11月以后秋白同志脱险避难于鲁迅家，更“常在一起谈时事，谈时局，谈文学，谈往事，十分相投。”(12)待到1933年2月，秋白同志再度避难于鲁迅家中，3月初移居北四川路底东照里十二号，4月11日鲁迅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只隔一条马路，秋白同志每隔一夜或两夜就到鲁迅家去谈天，相知愈深。也就在这时，瞿秋白在很短时间内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战斗对于革命的意义。对此鲁迅十分佩服和感激，并手书何瓦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秋白。相知相亲有如此，其心志自然也是相通的了。据唐天然推论这幅阿Q画像就作于此时：“如前面说过，这一件珍品，系瞿秋白创作于避难于鲁迅家时。可以想见，当时瞿秋白和鲁迅促膝交谈时，随手绘出这一幅图像，或者正是谈到阿Q这个典型，他们当会会心的一笑，也许还深得鲁迅赞赏呢！”
私心设想，以字母“Q”为基本板块，人们可以画出“阿Q舂米图”、“阿Q求爱图”、“阿Q逃棒图”、也可以画出“阿Q吃萝卜图”，还可以画出“阿Q中兴图”，等等。而秋白同志却独独画了一幅“手执钢鞭图”，而且在图面的右侧用遒劲的笔法写下了阿Q时而愤愤，时而得意，时而气壮地唱出或想唱的那句唱词，确如唐天然所述，“全身都浸透着阿Q气息，阿Q精神深入骨髓”。那么，这“阿Q气息”，“阿Q精神”究竟指什么呢？唐天然没说。就笔者所见，画像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游手之徒”之气甚少，而英武不屈之志甚重。尽管画像是随手画出的，但意像应该说是已经形成了的。即如苏东坡所论：“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秋白同志曾随其伯父和父亲习画，自然明白情在画中的地位了；秋白同志深味鲁迅作品的底蕴，自然不会轻视阿Q行状中的反抗性。因此，从这幅《阿Q手执钢鞭图》上，似应捉摸出阿Q在秋白同志心间的亮点。若与前文所引的瞿氏论述联系起来思考，我以为《阿Q手执钢鞭图》正是秋白同志对阿Q这一富有反抗精神的复仇形象的活写真。
总而言之，思想家鲁迅历来认定，人生的进步首先是意识的进步，思想革命必先进于政治革命。在《阿Q正传》中作者描述传主从笃奉礼教到冲犯礼教，从趋炎附势到憎恶权势，从排斥异端到向往革命，从听天由命到高呼救命，意在批评无知愚昧，自私保守正阻碍着农民们接受或倾向民主主义革命，也于“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为读者透出一二闪光点；在批判精神胜利法的同时，更引导读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我们可以把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聚焦到一点上，即以此震醒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唯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方有生的希望。
注释：
①《书信·301013致王乔南》。
②《书信·360719致沈西苓》。
③《坟·杂忆》。
④《坟·摩罗诗力说》。
⑤《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⑥《华盖集·杂感》。
⑦《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⑧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342页。
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
⑩ (11)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2)朱正《鲁迅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