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启示：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学论文,启示论文,深处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0)05-0071-06
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他毕生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哲学与经济学相得益彰研究的结合，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建设时，应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
（一）从诉诸哲学理性批判到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从踏入社会生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精神。他在1841年撰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高扬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原则”，表达一种不可遏制地使哲学得以实现的意向，并进而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马克思对“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的思考，反映出他试图寻求一种在历史过程中的深刻的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生活、个人意志与环境的统一，从而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对尘世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并因而使自由的理性精神变成伟大的实践力量。
从1842年至1844年，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活动时期。当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导致与当时还支配着他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如他自己所言的“苦脑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一“苦脑的疑问”，成为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1—82页。）1843年春夏马克思写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来他回顾说：“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页）。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大纲》的影响，加快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把针对不合理社会的“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起了促进作用，但促成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却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对于这一点，以往不少学者重视不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两种批判的动因不同。费尔巴哈注重的是对黑格尔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主要不是因为批判宗教，而是由于物质利益引起的，是为了寻找为劳动者物质利益辩护的理论武器：两种批判的重点不同。费尔巴哈批判的重点，只是黑格尔思辩哲学的一般唯心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重点指向他的《法哲学原理》，旨在揭示出国家、法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两种批判的方向不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不重视实践，不重视社会问题，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是为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造成所有这些不同的基础，在于马克思重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从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和穆勒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将这种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哲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研究统一起来，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进而把异化和劳动结合起来，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劳动者之间相异化，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的不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而强调要从社会生产来考察人的本质，并把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劳动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使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入现实历史现象学的研究。
其次是对古典经济学中生产力概念的改造。这是通过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批判得出的。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唯一对象的错误，强调指出财富是由生产力所生产的。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否则就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但是李斯特对生产力的理解，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把宗教、政权、道德等都包括在生产力之中；没有考察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脱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在吸取李斯特合理思想的同时，批判了他的错误，接近得出科学的生产力概念。
再次是对自己过去理论进行清算。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再次与马克思会面，促成他们试图以一部合作的著作，同自己过去的“哲学良心”进行一次清算。这就是《神圣家族》。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使得这种“清算”成为必要和可能；同样也可以认为，这种“清算”是马克思尝试将对经济学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在《神圣家族》中，马、恩初步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原理。他们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这就找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向生产关系概念的接近。他们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的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客观关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物质生活关系总和”，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对私有制人与人关系的分析，现在终于在《神圣家族》中接近独立提出生产关系概念。
（二）在经济学和哲学的创造性结合中作出两大伟大发现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作出的两大划时代的贡献是：创立唯物史观和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对哲学的经济学研究催生了唯物史观的哲学之果；而在新的哲学指导下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又导致剩余价值学说的诞生。这一创造性思维的心路历程是：在新的历史观还未建立的时候，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新的哲学思维；在新的历史观初步建立以后，政治经济学就被提升为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主要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这两本著作虽然都是哲学性的，但其深厚的根基却是经济学的，即是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紧接着又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那么，为什么一切旧哲学都不能对实践有科学的认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离开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去理解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表现并详尽地论述了劳动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他们通过考察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四个要素：物质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人们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关系。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这些全新认识，离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的。但是应当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包括对劳动的理解）都不是停留于经济学的层面，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为现实的主体实际地改变对象世界的活动。可以认为，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
第二，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历史是人的活动。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从一个全新的坐标不断思索，提出了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新认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他的肉体本性、肉体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把劳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随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决定人的状况的是一定的经济和工业状况。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构成社会关系总和的基础则是劳动。这就揭明：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只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
第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制定。这个工作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并在这一基础上严格区分了社会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就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确实给了全部历史传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彻底的否定。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形态》又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生产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们不能单独的、孤立的进行生产，必须在生产中结合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只有从这两方面来把握，才能从整体上认识生产，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给予科学揭示。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领域内的伟大变革。
在《提纲》和《形态》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就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本著作充满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的创造性成果，它们的发表标志着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在对蒲鲁东经济学思想进行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运用新创立的历史哲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解决了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科学认识。他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144页。）对经济范畴本质的这种科学认识，为新历史哲学观下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马克思指明了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尽管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完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尚未提出有关劳动两重性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但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对“交换价值的理解”，是“整个问题的基础”。这就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应当以什么为基础，指明了方向。此后马克思就致力于在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提出剩余价值学说。这一任务的完成是在《资本论》中。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问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致力于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硕果。《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概括。它要求摒弃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经济活动、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从抽象的理性或不变的人性出发，寻找历史根据的形形色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牢固地将历史发展的动因归之于社会的经济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宣言》的历史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这一结论是运用新的哲学世界观，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经济剖析得出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进一步得到深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双向建构的典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既不能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局限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的资本主义范围内，也不能象费尔巴哈那样离开经济领域进行抽象人本主义的超历史的批判。马克思在《手稿》中，以唯物史观的前提为指导，一方面从经济关系的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逐步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断回溯到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以及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运动必然性的考察，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总体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上，马克思既从顽强的经济事实出发，把其合理地综合为经济范畴和理论体系，以达到对现实经济关系的辩证把握；又从历史观点和逻辑方法出发，对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并对前人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地吸取。在这个过程上，马克思既不象蒲鲁东那样“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又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无批判地对待经验事实，实证性地满足于把表象直接复制为抽象的范畴或规律。
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现在发狂式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其成果提纲挈领式地表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这一经典性的论述既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考察，显然它是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双向建构的硕果。
从1861年开始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资本论》三卷的写作。哲学与经济学的双向建构进一步深化为历史批判与理论重建的统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深入到剩余价值普遍形式的考察中，从而创立了完备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生产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危机理论，使理论建设与历史批判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新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凝聚为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内容与逻辑结构。与此同时，唯物史观也由假设变成科学的理论。正是依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思想结晶，它既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又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哲学著作。列宁将这本巨著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三）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走向历史的深处，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主要表现在立足于社会结构理论，从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从社会形态运动这两大方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大趋势。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第一个视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双向互动的辩证过程。正是通过对经济学的哲学研究，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马克思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个基本观点：客观性和对象性。所谓客观性，就是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所谓对象性，指的是一个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有一个他物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个存在物与它的对象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映照的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自然与人类互为对象。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对象；人类本身又是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以社会性为其内在本质、使用着实践力量的特殊的对象存在物；人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的活动为自己创造对象物，全面地占有自然，并确证和体现出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
自然界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参与而人化，形成的就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类主体的需要，这种主体的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于自然界，确证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自然界的人化主要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物的形态，强化了人类所需要的某些属性甚至创造出新的属性；人类在改造自然物形态使之成为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人类实践在改变自然界组成部分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性质、范围及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各种哲学之所以不能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唯灵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对立，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只是局限在哲学的思想领域内争论。根本的出路是要使哲学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马克思这样做了，确立了“人化自然”的观点，也就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进而指出，人与自然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统一。“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考察出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因而，它是向作为社会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大视域，就是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对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期。马克思这样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且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页。）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经济形态”一般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形态对历史分期的决定性作用，但又不主张将此作用绝对化，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旨在研究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思维基础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这一思想马克思在不同的时候又曾表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总是由“自然共同体”，经过“经济的社会形态”，最终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不是机械的、单线条，而是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他强调经济的本原作用，但又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晚年马克思将视野转向东方，他明确地反对任何“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1881年马克思在给“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查苏利奇的信中，进一步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第一次设想俄国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后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
（四）重新解读马克思
综上简要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是马克思剖析社会奥秘的一生不矢的研究路径，正是通过这种相得益彰的内在结合，马克思得以走向历史的深处，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贡献给我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伟大思想巨人。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科学，甚至存在着偏见和误解。最为典型的有三种：第一种是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提出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第二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人本主义，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第三种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界定为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认识，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77页。）现在人们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需要，通过对历史的理性反思，纷纷提出重新“发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这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通过什么途径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以什么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应当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应当以这种卓有成效结合结出的理论硕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去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路径。这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可做，最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的将哲学与经济学相割裂的思路，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是一个很难的心路历程。对于这一过程，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特别指出：“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这一发展进程可概括为：一、物质利益原则是通向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莱茵报》时期的实践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推动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唯物史观的发端。为了解决“苦脑的疑问”，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认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却是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和法的关系。而研究市民社会这一物质关系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三、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化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大致完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当代社会中雇佣劳动和资本这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就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并使对生产的理解从静态进入动态。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便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系统的表述。四、《资本论》使唯物史观从假说变成科学的理论。这本巨著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具体社会形态的研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把唯物史观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向和创立唯物史观的。
当然，同样的事实也表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哲学的。这主要表现于：一、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新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科学。它是以一定的历史过程为对象的。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看作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过程，从而揭示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三、制定了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概括地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和整体研究的方法。四、科学形态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
简短的结论：只有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结合，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创造性结合上，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发现马克思。这两点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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