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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历史壮举，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光辉篇章。虽然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在今天早已举世闻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长征战略大转移是怎样决定的，它与当时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其中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一
1933年秋，顽固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亲自坐镇指挥，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企图达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强敌进攻面前，王明路线领导人却极力推行消极防御路线。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李德利用党的负责人博古对他的依赖，独断专行，将红军主力组成东、西方军，以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拼消耗，造成红军无谓的重大伤亡。
1934年1月初，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党内“左”倾领导以“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结论致使红军未能给予有力支援，坐视反蒋力量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全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在“左”倾路线指挥下，无益的拼消耗使红军损失惨重，失去了苏区防御纵深地带。
面对严重失利的战局，李德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就提出要撤离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也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应对反“围剿”形势的恶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红军转移问题，并原则上同意准备做战略转移。由于中共当时是隶属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才能生效，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转移的战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
二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作为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对于中共的请示，共产国际于同年6月25日给予了答复，原则上不反对红军主力转移阵地。
然而，共产国际的回电却是矛盾的。遵义会议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曾具体引用了共产国际来电的电文内容：“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中央苏区的简称）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并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进行战略大转移，而是强调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抵抗力仍足恃”等。电文虽然也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但这并不具有战略转移性质，而只是为了保存红军“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拟订的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态度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既认为中央苏区仍能坚守，又担心红军主力株守苏区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的回电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工作作风，明显暴露出其远离中国实际，对复杂激烈的中国革命斗争无法给以正确指导的严重弊病。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中革军委“三人团”（即以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的“三人团”）的决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李德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红军整体转移并未做认真的各项撤离准备，由他受中革军委委托制定的8、9、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也没明确规定红军主力转移的时间表，却仍然坚持他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作战方针，继续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苏区内线作战，与敌主力死打硬拼，企图侥幸获胜，结果致使红军有生力量继续遭受严重损失。在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导下，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决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使中革军委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到了1934年9月，反“围剿”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准备战略转移。此时，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与广东国民党军陈继棠部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为红军撤离苏区让开道路。博古为此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而共产国际仍回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让红军主力继续留在苏区内作战这也表明，共产国际直到此时仍希望中央红军能够在中央苏区坚持住，不做退出中央苏区的转移。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示，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导致中央红军转移过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历史研究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事实上是不愿意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远距离战略转移的，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国际原因。1934年夏，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转变其世界战略，准备着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急需在远东和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此牵制侵略气焰甚嚣尘上的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国际压力，以利于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重点对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为了实现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一度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但共产国际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淞沪和长城抗战中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所表现出来的屈膝软弱以及对蒋介石消极抵抗、积极剿共政策的分析，丝毫看不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有转向坚定抗日的迹象，由此便把抗日和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更加强大上。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已度过艰难的初创时期，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尤其是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使共产国际备受鼓舞。当时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数量已达30多万人，是当时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劲旅，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共产国际和其实际领袖斯大林都希望看到中国红军不断壮大，承担起抗日的重任。在这种大前提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前景不明的战略大转移。
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客观正确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评判过于乐观，加之博古、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错误评估，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弥漫着轻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力量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共产国际是难于证实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存亡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如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则势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失败，从而也给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此时共产国际也汲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而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主力为保存有生力量而退出中央苏区。
四
在战略转移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后，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仓促进行战略转移的必要准备。在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国内形势下，为使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和国内抗日救国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并通过创建发展新的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日前进阵地，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创造条件，进而取得全国民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便首先在战略转移的政治舆论准备上，将红军的转移行动宣传解释为北上抗日，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救国宣言，并派出一大批优秀党员到东北组织红军游击队。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使抗日救亡的理念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在战略转移准备中，党的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又进一步在有关讲话、指示和报刊文章中进行红军北上抗日和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以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
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进发。7月8日，博古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发表讲话说：“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逼近，我们全体红色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战。”7月15日，毛泽东、朱德、项英、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等中共党政军负责人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在关于“红军抗日先遣队已过闽江”的消息报道中发表评论说：“我们工农红军今年‘八·一’全体誓师，在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决心下，准备全体北上抗日”。8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8月7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了长征先遣行动的“抗日西征”突围。8月10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0期发表“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的社论，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教育。近年出版的当年红军长征日记也证实，当时红军的动员教育均将红军退出苏区的战略行动称之为“北上抗日”或“西征”，而并未提及战略转移的字眼。
9月下旬，军事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准备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00多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对红都瑞金实行向心突击，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计划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围歼。由于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该计划于会议结束当晚就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经过艰苦跋涉混过了敌人层层关卡，终于10月7日将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手中。
在严峻的敌我态势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势严重，实行战略转移已是惟一出路，否则危局无法收拾。就连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也认为红军主力必须马上脱身突围，抢在敌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铁桶”，寻找新的战机，粉碎敌人的围剿。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紧急做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奉命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于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突围，踏上了长征之路。
由于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夕破获了中共上海局的电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随即被切断，共产国际无法知道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战略行动。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斯大林在后来听取共产国际负责人的汇报后得知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消息后，还十分惋惜地说：他们（指中央红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的失败和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远征，而是另有自己的战略意图。这也使得“洋钦差”李德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而在回到苏联后立即受到了审查，并由此失去重用，丧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被长期放置一边坐了“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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