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研究概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要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指导意义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以此为标志，全国再次掀起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为了使人们在这次学习、研究和宣传的高潮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和认识，本文对近几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情况概述如下。
一、研究概况的回顾
关于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的评价和认识，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学习、研究先后出现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党的十三大以后。这一时期里，对邓小平理论的总体评价定位为一个“重大发展”、一个“新的飞跃”。所谓“重大发展”是指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所谓“新的飞跃”是指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与此同时，也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的提法，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1990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的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重大发展”由此而出。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飞跃”由此而来。
围绕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的评价和认识，宣传理论界在这一时期也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这一时期内，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著和论文，掀起了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些专著和论文部分地涉及了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的评价和认识问题。但是，在总体上，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和论文还比较少，研究也大都散见于各种专著和论文当中。
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后。这一时期内，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的评价和认识定位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指导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确立邓小平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关于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十四大报告强调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关于这一理论的指导意义，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党对邓小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评价，对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围绕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位，从全党到全国人民再次掀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这一时期内，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增订再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并先后出版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召开了三次全国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中央批准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防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五个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认真制作和播放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也在各高等院校开始进入课堂，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学习理论的新气象。理论宣传界在这一时期内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来论述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体系。单就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评价及其指导意义的认识，理论宣传界也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和探讨。比如这一时期内龚育之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赵绍敏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理论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王道义的《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科学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苏戎安的《论邓小平理论的时期意义》、张武的《邓小平理论的跨世纪意义》、孙临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赵甲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范畴的意义》等等都是具有影响的文章。
第三次是江泽民总书记发表“5·29”讲话到党的十五大以后。这一时期里，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评价、指导意义的评价和认识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伟大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随后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来表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报告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新阶段，并从四个方面，即“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等进行科学论证。“新境界”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新水平”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判断”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等的认识“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新体系”即“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全会最后号召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的推动下，全党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两报一刊在这一时期内分别设立了“深入学习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等专栏，邀请国内的专家、教授等就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宣传江泽民同志的“5·29”讲话以及党的十五大精神发表指导性论文。与此同时，中央党校还出版了李忠杰的《跨越世纪的伟大旗帜——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及《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内著名学者和专家共同撰写的《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等专著，它们为进一步正确地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就在这一研究高潮中，关于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评价及对其指导意义的认识成为一个最为热点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6月至今，理论宣传界就这一问题发表的论文不下80余篇，其中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君如的《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重要讲话的体会》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郑必坚、龚育之的《旗帜·灵魂·标志》和《理论新阶段·学风·精神状态》，王茂华的《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胡振民的《十五大的重大理论贡献》，石仲泉的《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屈全绳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等等。
二、对历史地位的评价
归结近几年来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研究成果，其主要观点有：
1、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龚育之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150年的历史跨度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推进。第一次历史性推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它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正是在这一科学的指导和影响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展开。第二次历史性推进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发展成为在一个占全球土地1/6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三次历史性推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尤其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它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大世界历史潮流相互连结，使得中国在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背景下仍然“朝气蓬勃”，而取得这一胜利的根本即在于伴随第三次历史性推进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注：龚育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见《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王道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化进程中经历了三次历史进程。第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是以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为标志，它将立即解放全人类论转变为首先解放无产阶级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化发展；第二个伟大历史进程是以列宁创立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为标志，它将各国同时革命论转变为各国先后革命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发展；第三个伟大历史进程是以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为标志，它将同步富裕论转变为逐步共同富裕论，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发展。由此，作者定论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科学化的第三大历史进程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注：王道义：《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科学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见《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屈全绳认为，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年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9世纪末，时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运用最彻底的发展理论考察和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第二个五十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时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发展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三个五十年，从本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出现了失误和挫折。面对时代和实践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革命胆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形成了科学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注：屈全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求是》1998年第9期。）
2、从我党运用马列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李君如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又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经历了两次革命，出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革命，即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场伟大的革命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严峻考验，使党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不仅要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而且要坚持把这一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这一思想并根据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曲折发展，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灾难之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两次飞跃的实现都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或创立的。（注：李君如：《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重要讲话的体会》，《解放军报》1997年7月7日。）
郑必坚、龚育之也认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革命——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20世纪后期开始并将跨向21世纪的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注：郑必坚、龚育之：《旗帜·灵魂·标志》，《人民日报》1997年9月25日；《理论新阶段·学风·精神状态》，《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1日。）
李会滨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它们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创立了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理论——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注：李会滨：《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3、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如前所述，最早把邓小平理论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在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正式将这一表述写入了报告中。就如何理解党中央对邓小平理论的这一最新定位，理论宣传界展开了深入研究。
郑必坚、龚育之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里的“在中国”，是地域的定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都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的解放和振兴的历史课题。“新阶段”，是历史的定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注：郑必坚、龚育之：《旗帜·灵魂·标志》，《人民日报》1997年9月25日；《理论新阶段·学风·精神状态》，《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1日。）
李忠杰指出，阶段，简言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划分的段落。从发展观的角度看，事物的根本矛盾、根本性质、根本状态没有改变，但相对而言它的比较次要的矛盾、方面、状态、特征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它的发展也就表现出阶段性来。李忠杰进一步指出，讲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的。与毛泽东思想相比较，邓小平理论有自己独特的主题、内容、特点和结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它与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两者不能排斥，但也难以相互替代。客观上讲，由于时代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认识的侧重点不同，邓小平理论相对而言就具有一定的范围和特征，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注：李忠杰：《跨越世纪的伟大旗帜》第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李君如认为，由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两者各有其历史性、时代性的特点。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不只是在一些个别问题或具体论断上的继承和发展，而是整体上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注：李君如：《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光明日报》1997年10月8日。）
屈绳武认为，从思想内容上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理论的时代课题上，彻底实现了从成功的革命道路到成功的建设道路的重大飞跃。第二，在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上，完成了从初步探索到取得突破性创造的重大飞跃。第三，在理论体系方面，完成了从初步酝酿到系统化的飞跃。第四，在实践上，实现了用科学理论全面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大飞跃。（注：屈全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求是》1998年第9期。）
余品华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非共产党人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称得上是其发展的新阶段。所谓新阶段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实践基础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四、形成了新的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五、有作为理论创立者的思想伟人出现。邓小平理论完全符合上述条件，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二者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相连阶段。（注：余品华：《历史性的概括与升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三、对指导意义的认识
对邓小平理论指导意义的认识主要有：
1、对世界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新的生机，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
苏戎安认为，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体现为：它在20世纪末叶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历史关头，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中国开创了当代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依据新的时代特点，在总结中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确立了新的、与以往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国际战略策略，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展示了世界社会主义新的发展前景，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苏戎安：《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孙临平认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由于邓小平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得失成败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因此，它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基本特征以及发展规律等，对其他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从邓小平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影响来看，孙临平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体现在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谋求现代化提供了经验，“走出了一条路”。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一个最大的不发达国家，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和主要课题，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巨大成功，可以给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注：孙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7年。）
从总体上讲，刘海藩撰文指出，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只要社会主义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其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为它解决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其三、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任何民族的优秀思想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邓小平理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珍品。（注：刘海藩：《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理论前沿》1997年第24期。）
2、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言，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林兆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几年来成绩的取得，尤其是近五年来的巨大成就的取得，在根本上是得益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注：林兆木：《经受重大考验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张武认为，邓小平理论在短短十几年中成功指导了我们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定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国际风波的考验，并得以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注：张武：《邓小平理论的跨世纪意义》，《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孙临平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际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因为，它不仅仅在于把中国引上国际社会的舞台，恢复了昔日向世界开放的雄姿，并且在纷乱的世界文化中认清形势，以顺利地到达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彼岸，还在于它为弘扬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主旋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把人类带入稳定、安全和繁荣的21世纪，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思路、新办法。（注：孙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邓小平理论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7年。）
3、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而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跨世纪的伟大旗帜。
王茂华认为，邓小平理论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一系列的科学论述，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一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前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未来世界是多极的世界，以及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第一系列有利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注：王茂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1。）
龚育之指出，我党在对邓小平理论指导意义的如上评价中，“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完整性，说的是这个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过去也回答过，但是不系统，有些不正确，现在系统地正确回答了，所以叫“第一次”且“系统地”。“初步”则是说这个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发展，向前发展。这是后继者的职责。（注：龚育之：《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联系实际的历史由来》，《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除以上的研究角度外，谭献民、何怡芳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有：第一，把对科学社会主义时代课题解决的着眼点，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转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从而科学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把对时代特征和主题把握的切入点，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转向经济发展的视角，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重新认识国际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当代世界的发展态势，对当今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即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第三，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点，从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转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而从社会发展的目的上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第四，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从“过渡阶段”转向“初级阶段”上，因而能够提出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较系统地解决了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谭献民、何怡芳：《论邓小平理论的划时代贡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另外，高放还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现在与未来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等角度考察，申明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在于，其一、解决了振兴中华，保持社会主义中国长盛久安的问题；其二、解决了逐步地、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其三、解决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其四、解决了在我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五、解决了实现跨世界的跃进，使中国腾飞于世界的问题；其六、解决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使中国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多做贡献的问题。（注：高放：《为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文史哲》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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