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及其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途径论文,时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概念源于战后形成的西方新古典派增长经济学。其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经济增长因素，以提高产出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为目的，主要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规律。事实上，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就把经济增长类型区分为内涵和外延两种形式，集约型可以理解为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不是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而是靠提高投入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遗憾的是马克思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只分析了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对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仅提到随着技术进步，有机构成会提高的问题。新古典派增长经济学恰恰以分析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技术进步评价或称综合要素生产率分析即属这一范畴。
在现实中很少能遇到内涵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纯粹形式，实际上它们是共同存在和相互交错的。马克思的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假定性，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内涵，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换。首先，作为扩大再生产的一种形式，仍然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次，要使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第三，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不断向高度化发展。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一个速度、结构与效益的综合变化过程。
世界各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以及对科技成果的吸收能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的意志通过体制政策体现出来，可以加快或延缓这个转换过程。所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应归咎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自身，而应从我们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是否有足够的重视，是否真正依靠了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是我们提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
二、“九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紧迫性
1.从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趋势看
目前正在酝酿中的世界科技进步高潮和随之而来的一场新的工业革命，预计将在下个世纪中后期发生，距今也仅有几十年的时间。现代科技进步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的内涵化，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粗放性资源优势会继续减退，如果我国不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将更难吸纳高新技术，会拉大与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同时，新科技发展高潮和工业革命，将使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加剧，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将越来越取决于以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
在“九五”期间，我国与亚洲“四小龙”及一些东盟国家、越南、印度，以及前苏东地区各国的竞争将加剧。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马来西亚在20年以内也可能达到这一目标。80年代初，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一倍；1990年已上升到1420美元，为中国（370美元）的3.8倍。前苏东地区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水平、人员素质都比较强，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将成为我们在吸引外资和外国技术方面的强劲对手。
2.从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上看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差距
（1）据我们测算的结果，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已达50—70%。我国改革开放后，1981—1994年间科技进步对GNP增长速度的贡献为33%。
（2）劳动生产率较低
1990年我国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比较（美元／人）
中国美国日本
德国法国英国
1266
46220
51690
58147
57279
39205
(1)(36.5) (40.8) (45.9) (45.2) (31)
（3）能耗与物耗较高
1990年每吨标准煤消耗实现的GNP（美元）
中国日本 法国 德国 英国 美国
710 6388 5642 4895 3630 2165
(1.0)
(9) (7.9)(6.9) (5.1)(3.0)
我国12种主要原材料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耗强度，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5—10倍，最高达近百倍，比印度也高出2—3倍。如钢材、木材、水泥，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以上和10—30倍，分别为印度的2.5、2.8和3.3倍。合成纤维和棉花等纺织原材料的消耗强度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和40—80倍以上，分别为印度的4.4倍和2.2倍。
（4）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设备结构落后
199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为21.19%、51.77%和27.04%，就业比例为57.42%、22.36%和20.22%；发达国家一般为3%、36%和61%；中等收入国家为14%、38%和48%；低收入国家为37%、34%和29%。我国处于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只占工业品出口额的5%左右，发达国家则在40%左右。我国第三产业的不发达和消费性问题也比较突出。
企业设备陈旧落后。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近1／5已经老化，国营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25%，超期服役率已达39%，这是生产高消耗、低质量的重要因素。据机械工业部有关单位的调查，80年代中期生产的5万多个机械产品的品种中，相当于国际上50年代产品的占16%，60年代产品的占62%，70—80年代产品的占22%，反映了我国技术结构中低层次技术所占比重高达80%，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以上。同时，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规模效益低下，与国际上也存在较大差距。
以上分析表明，加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必须提到“九五”的议事日程上来。
三、“九五”时期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基础
1.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迅速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产业结构畸形，工业产值仅占社会总产值的25.2%；在工业中，轻纺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多数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从前苏联引进156项为中心的大批成套的、高效能的重工设备和先进的工艺流程，建立了我国的重工业体系，加速了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迅速起飞。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调整，弥补了轻工业发展的不足，建立起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与工业的比重为52.9%和47.1%，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8.4%、43.6%和28.0%。在新的科技高潮和新的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发达国家经济处于科技吸收的相对饱和阶段，现有技术的推动作用已大大下降，而它国尚处于科技吸收的旺盛期，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面临结构调整和升级，将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有利时机。据我们预测，“九五”期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仍会以较快速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会稳定一个时期，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可能降至20%左右，第一产业比重为43%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可能达到37%左右。这样，为下个世纪初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提供了条件。
2.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断提高
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我们测算，1981—1994年科技进步对GNP增长速度的贡献为33%，预测到2000年可达到45—50%。到本世纪末，可以说在经济增长速度中，将有一半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3.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GNP年增长速度在9%以上，“九五”期间保持9%的GNP年均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总的来说，转换还是比较慢的。
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慢的原因
1.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重视不够
建国以来，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长期以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目标，习惯于铺新摊子，走的是一条以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应当承认，这种增长方式在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实力相当弱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也应加速转换。但是，历史形成的发展经济的思维方式，却使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长期重视不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没有突出把国民经济切实引向以内涵发展为主的轨道，总认为在中国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比较遥远的事。往往考虑总产值增长速度多，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没有提出具体要求，缺乏明确的信息导向和政策支持，现行的体制也不利于实现“速度高、技术进步快、效益好、投资少”的战略要求。
2.没有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
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压力与实力，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加上价格、折旧的不合理，以及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在企业管理不善的情况下，造成大面积亏损。同时，整个社会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倾向，带来了社会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部分结构供给又远大于结构需求的严重后果。1984年10月至1990年12月，电视机生产规模比合理生产规模高52%，电冰箱生产规模比合理规模高95%，手表、自行车的生产规模分别比合理规模高9.5%和14%。这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3.我国的国情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就业压力大；人口素质差，造成就业结构性矛盾，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陈旧落后。据统计，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近1／5已经老化，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的老化率已达25%，超期服役率为39%。这是生产高消耗、低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已阻碍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途径
（一）进一步调整战略部署
在经济社会与科技的中长期规划中，特别是在“九五”计划中，应突出把国民经济切实引向集约型发展的轨道。要认识到，中国目前是一个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达到相当水准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依然是一个具有一定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农业国，有人称之为“准工业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逐步实现工业化，仍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的总目标，要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防止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倾向。
（二）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相应的运行机制
“九五”期间为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高效增长。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企业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主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是即将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计划工作的依托。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不佳，大面积亏损和体制不顺，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首先，企业结构僵化，生产要素不能流动，造成经济效益不佳，产业结构不良。其次，企业尚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微观基础，难以奏效。这不仅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所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教育（人才培养）—科技（R＆D）—科技成果的转化（重大科技转化工程、技术市场、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企业技术进步—产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首先，国家以大力推进产业技术进步为目标，切实抓好不同产业的排头兵，培育若干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从整体上予以规划，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支持，促进这些企业集团的技术进步，并按市场导向组织好专业化协作，加速产业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其次，使企业成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主战场，建立起企业为研究开发主体的科技体制，教育也要为之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上述各环节之间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既要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又要使它们相互连接为一个整体，这仅仅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应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调动全民族的力量，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进程。
1.狠抓教育与人才的培养
国民教育水平是决定中国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和水平的前提，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是吸收先进技术与吸引资金的重要条件之一。世界上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主要靠高素质的人才优势而制胜，也是决定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人才培养周期很长，必须未雨绸缪，要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下大决心分别在城乡强制普及初中、高中教育。同时，多方面筹集资金开展中等技术教育和技工教育、成人教育及广播函授教育，并对职工实行终身定期轮训，以加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而且需要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工程设计能力强的开发型人才，培养有专业知识、兼有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更需要培养市场经验丰实、既懂专业又善营销的高级管理人才。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教育经验看，政府的投入一般资助中小学教育，企业为雇员提供岗位培训，他们认为这是现代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应该用好销售收入的1.5%用于教育的政策，轮训好自己的职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使之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的好习惯等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若加入市场经济观念和科技、法制教育，我国人才素质将比西方还要好。我们应在全民教育中加强这个环节，并制订相应的政策。
2.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
R＆D（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指标，是一个反映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因而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的R＆D费用占GNP的比重尚不到1%，1988—1992年，我国R＆D占GNP的比重分别为0.64%、0.70%、0.71%、0.72%和0.70%。从1993年改用R＆D占GDP比重指标，其值为0.62%，比上年下降了0.08个百分点，1994年该比重为0.5%，比1993年又下降了0.12个百分点。
近十多年来，一些科技大国在投资上都体现了科技优先的原则，科技投入都远高于经济的增长率。例如，1985—1990年，西方七国的R＆D费用年均增长率为8—10%，而GNP和总投资的增长率只为3—5%，韩国R＆D费用近10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0%以上，而我国的R＆D费用增长率则低于GNP的增长率。
为了迎接科技进步新高潮，各国都在设法增加科技投入。表1反映了主要科技大国的科技投入计划和构想，我们建议，在“九五”期间，全国R＆D费用占GNP的比重应提高到1.5%，到2000年应提高到2%。
长期以来，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关键是企业自身没有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应选择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大企业，使之进一步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并逐步使之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体。
深化经济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应注意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强化科技投入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提高科技投入的运用效果，使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世界上有不少科技投入虽多但科技水平并不高的教训。前苏联就是最突出的例证。近几十年来，前苏联的科技投入水平居世界第一位，远超过了美国，但其民用生产的技术水平却比美国落后15年左右。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种种弊端。例如，前苏联科研—生产周期平均为9年，而西方国家平均只为3—5年，前苏联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利用的只为30%左右，而西方国家则为70—80%，前苏联企业越革新越吃亏，而西方国家企业不革新就难以生存，等等。
表1 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增加科技投入的计划和构想
前苏联科技和经济体制的弊端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突出的是：科研活动的国家化和行政化，企业研究开发力量薄弱，科研与生产脱节。前苏联科技和经济体制的上述弊端在我国也有突出的表现。表2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表2 若干国家企业技术开发实力对比
由表2可见，前苏联和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所有指标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除了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前苏联和我国科研体制造成的科研活动的国家化和研究开发与生产的脱离。
改革科技体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核心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以及企业对于吸收和采用新技术的兴趣。应该看到，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是促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其产品化的关键。而前苏联与中国两国的企业则恰恰成了科技进步的最薄弱环节的瓶颈。
为了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也需要相应调整经济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增加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为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优惠贷款；对新产品销售在一定时期内免税或减税；扩大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的利润留成和使用权限，提高折旧率，允许企业出售陈旧和闲置设备，其收入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这些都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采用的有效鼓励措施。
3.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战场
（1）我国每年获得的科技成果近3万项，其中许多都具有世界水平，但转化率很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的要求。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瓶颈”。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要面向企业的需求。转化是将科技成果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与其它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在生产过程中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益的过程。这需要通过大量复杂的研究试验，把科技成果转变成成套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等生产要素。对一些能尽快见效、比较成熟适用的技术，主要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及政策、建立技术市场等中介机构，促进其转化，国家计划仅起指导作用。高层次的、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技术成果，其技术含量高，难度大，投入大，牵扯面广，工程化过程长且有较大风险，目前企业难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市场筹融资实现转化，而要依靠国家强有力的组织，依靠国家从计划、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支持，形成经济规模，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技术进步，逐步形成经济的新增长点。
国家计划在“九五”期间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a.重大科技转化工程，采用新的管理机制，使这些科技成果转化和基本建设、技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科研、设计等单位与企业结合，融合形成一体，从根本上改变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局面。
b.加大科技成果工程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国家要在国民经济起重大作用的产业、行业中建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装备科研成果向工业生产转化的工程化研究验证环境和条件，为科研成果向规模生产转移奠定物质基础。
c.建立企业技术中心，使企业成为国家科技进步的主体。
（2）选择合理的技术引进战略，调整技术引进的方向。建国以来，从引进156项开始，我国走的是以引进设备为主的道路，软件引进占15—20%。在设备引进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引进战略与政策，盲目及重复引进，消化吸收及创新不够的问题严重存在。由于不注意消化吸收及创新，导致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据对129家企业的调查资料表明，引进后进行了改进和二次开发的只占总数的14.1%。我国自60年代起先后花费50多亿美元进口的8套乙烯成套设备已经落后，主要与消化配套资金严重不足有关。1991年我国技术引进资金与消化吸收资金投入之比为17∶1，印度为1∶9。
“九五”期间应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统一管理工作，建立必要的计划指导和协调机构，根据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国家制订技术引进项目指南和重大消化吸收创新的专项计划，对于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国家根据国内研究开发基础和生产能力，制订不同引进政策，要防止国际淘汰或即将淘汰技术的引进。国家一方面对重大引进项目组织消化吸收的攻关，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自身做好消化吸收工作。1994年燕山石化公司引进的30万吨乙烯装置改扩建成功，仅用不到28亿元投资，不到28个月的时间，使其规模达到了45万吨，这在我国的引进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要建立健全有关法规，发展技术进出口贸易，逐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引进——消化吸收及创新——参与国际竞争”。
到本世纪末，应争取使软件技术引进的比重达到30%。
（3）进一步提高技术改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1947—1978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部分占69%。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原苏联这一比重为30%，战后逐步上升到70%。我国如果在“九五”期间，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4%。
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坚持扶优扶强原则，持续推进“双佳工程”，到本世纪末，使我国主导产业、重点行业排头兵的企业群体达到国际90年代水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突出支柱产业，突出优化结构，促进企业走大集团、大市场的路子。
以产品为龙头，经济规模为依据，技术创新能力为基础，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国产化工作，继续推进一条龙的技术改造方针。
坚持技术改造与改革、改组相结合，国家重点帮助一大批国有企业，调整结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在政策上，帮助国有企业通过技改走出困境：
a.企业利用贷款通过技术改造形成的固定资产，还款后应基本上属于企业所有。
b.简化技改项目审批程序，提高技改项目审批限额（原3000万元限额应适度提高）。
c.增加国家对技改的财政拨款。
d.建立老企业技术改造基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开辟多种筹资、融资渠道：开发银行，国外政府贷款、世行、其它外资等。把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为中外合作企业，组建股份制企业在股票发行、股票公司上市时，必须有技改项目。
e.制定设备更新政策，缩短设备更新周期，限期淘汰老设备。
4.加速中国产业升级步伐，使其不断向高度化发展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过程的重要标志，加快产业的升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产业升级是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是在不同产业中应用不同层次技术的过程。
中国的技术结构可分为：尖端技术、成熟技术和实用技术等三个层次。与此相应的产业层次可大致分为：高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和农村经济三个层次。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是：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前导，以传统技术工业的发展为骨干，以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为基础，逐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并迎接新技术的挑战。为加速中国产业的升级，必须明确科技发展的方向、主攻目标以及重点领域的选择。
在高技术产业中，应把下列部门或领域作为发展重点：电子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生物工程等。这些尖端技术层次的技术，主要依靠国家组织攻关自行解决。在上述有关领域中，中国进一步研究与开发是很有希望的。同时可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大的跨国公司与我们合资经营。
在传统工业层次中，其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高投入、低产出、出产效益低的重要原因，也是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制约因素。因此，主要应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提高这些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与传统工业相对应的基本上属传统成熟技术。采用高效的成熟技术也包括若干高科技成果，如汽车、家用电器、民用通讯、高速铁路、发电、石油、重化工业等。这些技术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很难垄断与封锁，可以通过引进高效的成熟技术使传统工业不断发展。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给予支持与协调，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
在农村经济（及中小企业）层次中，其技术进步主要应考虑采用先进的实用技术。这种技术不一定是世界一流的，但可以大面积提高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这种技术的开发，可以主要依靠国内科技力量。由于这些技术比较分散，有的仅掌握在民间发明者手中，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资金支持的正式渠道，往往因缺乏资金或政策不合理而不能被采用。这个问题应引起政府的重视，并通过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国家应当以立法的形式，确保产业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特别对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要明确技术进步的目标，规定鼓励的技术和应淘汰的技术。
（三）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与国际通行的惯例接轨
为在“九五”期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应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不仅要增加研究开发经费及投入大量生产资金，而且要为这些新产品开辟广阔的市场。例如，台湾正有计划地为其微电脑芯片的出口开发一个500亿美元的市场。我们在市场建设方面还比较薄弱。
要重视市场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把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这对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十多年来，我国已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一般比较小。近两年来，虽有所提高，但来自大型跨国公司手中的先进的高效成熟技术很少，而这种技术又是我们改造传统产业所急需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市场不规范、不透明等原因所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投资优惠政策破坏了企业间平等竞争条件；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影响投资者的收益；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加大了投资风险；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使收益汇回发生困难；金融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远未成熟，信息收集和通讯手段落后，各地方的土政策使投资环境混乱等。这些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同，致使大财团不敢贸然投入大量资本。只有一些没有什么高新技术与成熟技术的中小资本利用我们提供的优惠政策、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上一些短平快项目，很快把资金收回并获取利润。但复关以后，这种投资由于缺乏国际竞争力会大量减少。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接轨快慢主要取决于人才，政府应有领导地鼓励一些民间机构从事信息、培训及投资中介等工作。
六、“九五”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国家计委职能的转变
“九五”期间国家计委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应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目标，大力推进产业技术进步，为此，必须把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措施真正到位，即必须落实到企业，使宏观调控建立起微观基础。国家计委要依产业政策的要求，从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出发，通过管理项目，进一步落实到扶植若干大型企业集团的成长，依此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高效增长。
1.完善立项工作，使国家总体规划与企业规划相衔接
国家计委通过立项工作，把总体规划、产业或地区规划与大型企业集团的规划相衔接。立项的出发点可依托若干大型企业集团，使之到本世纪末能在规模上、技术上、效益上具有国际竞争力。80年代末，国务院就批准了50多家计划单列的大型企业集团，近来，国务院又确定了100家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国家计委在制订“九五”计划过程中，应主动与有关部委协商，将这些大型企业集团按产业分类，从中再确定若干重点，把基本建设、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有关项目，直接立在这些企业之中，争取到本世纪末培育起能立于世界之林的10个左右特大型企业集团。韩国前几名大企业产值均在200多亿美元以上，我国目前产值在5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仅20多家。为了促进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国家计委应指导这些企业集团搞好规划，按国家总体规划、产业或地区规划的要求，规定大型企业集团的技术进步目标与方向。目前，这些企业集团正在制订“九五”和21世纪初的长远规划，在规划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宏观指导，对国家整体规划和有关政策导向吃得不透，也就是说，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的规划的实现，得不到产业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批准，大部分会落空。国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支持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是当前一个十分关键而紧迫的任务。
2.从大力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出发，扶植我国优势产业的排头兵——大型企业集团
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已提出多年，在缓解“瓶颈”矛盾方面，在机电轻纺产品出口方面，在某些高新技术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政府预算内资金可用于投资的每年只有几百个亿，照顾方方面面，象“撒胡椒面”一样撒下去了，产业结构靠这样来调整是调不动的。国家计委应按产业分类，选择好产业技术进步的方向，要深入调查产业现状，了解国外先进技术代表是谁？与国外的差距有多大？我们选择什么技术？通过基建、技改、引进等什么方式立项？落实到哪些企业集团？投资怎么解决？市场前景如何？对国民经济及产业技术进步将产生什么影响？同时，要选择优秀的大企业家管理好这些企业集团和项目的实施，以保证预期目标的实现。
3.改革投资体制，逐步建立资本金制度
国家计委从投资体制改革出发，以大型企业集团为重点，实行投资主体责任制，逐步建立起资本金制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直接立在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为投资项目以企业法人形式进行建设打下基础。
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产权清晰，只有确立了资本金制度，才能确立法人财产责任制，企业法人能对从项目决策开始到建成投产，直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起责任。国家计委应和有关部委一起，通过新建或改扩建项目，为企业的改组改制创造条件，并结合贷款扶植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为了对国家投入的资本金负责，国家计委应组织研究与咨询机构进行跟踪分析和后评估，以便对这些大型企业集团进行监督、指导与服务。
目前，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拨改贸以后，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负债率很高，影响了改革与发展，这也是目前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4.使宏观调控政策及措施落实到企业
国家计委应从综合平衡出发，为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在科技投入、社会保障、能源、交通、原材料、市场（包括进出口）、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综合平衡，可针对不同企业集团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待试行后推广。国家计委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应紧密配合此项工作进行分析和评估，不断加以总结，逐步以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将这种宏观管理与调控的形式确立起来。使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措施都能到位——落实到企业。
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许多困难，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仅靠地方个别产业部门及其它部委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有一定难度，国家计委有权力和责任去管理并协调好这些问题。从长远发展看，国家计委也应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确立起调控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有关权力与责任，大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这是加速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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