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命题看文论的历史演进--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修辞风格”_文心雕龙论文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尚书论文,命题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4)06-0054-07

      《尚书》包含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史料，著名经学家金景芳先生称它“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1]《尚书》作为中国古代的源头典籍，具有生长的多向性，语言艺术的因子也孕育其中。文论家刘勰认为，后世各种功能的文章，实际都是包括《尚书》在内的五经的枝脉。他在《文心雕龙·宗经》篇写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圣人制作的“经”，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薮，而且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树立了标准。“宗经”便是《文心雕龙》的重要主张，全书直接和间接引用“书经”近60次，涉及《尚书》19个篇目，有些理念就直接移自《尚书》，其中“辞尚体要”就是典型的一例。然而，刘勰文论中的“辞尚体要”与1000年前《尚书》的原始语境相去甚远，他是如何接受这一古老命题，并将其纳入自己“体大虑周”、“笼罩群言”[2]的文论著作？我们可以通过对“辞尚体要”理念的考辨来澄清这一问题，进而从文学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尚书》这部“佶屈聱牙”的绵缈之作。

      一、《尚书》中“辞尚体要”的混沌涵义

      “辞尚体要”最初见于《尚书·毕命》，文中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对此，唐代孔颖达这样解释：“言辞尚其体实要约。”[3]245宋人蔡沈称：“政事纯一，辞令简实，深戒作聪明、趋浮末之事。”[4]1055孔颖达释“辞”为言辞，蔡沈注为辞令，都是取“辞”的常见意义。后代学者基本是沿袭孔、蔡二人的说法，将《毕命》“辞尚体要”中的“辞”释为言辞。然而，“辞尚体要”究竟指什么性质的言辞，还需从命题生成的具体语境作进一步考察，这就涉及到《毕命》一文产生的背景。

      1.关于“辞”

      《毕命》是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不见于今文《尚书》。其文字经过唐代卫包转写成楷书后，被刻成石经保存下来。周康王作《毕命》，令毕公保釐成周之事，《史记》中有简要记载，但原文早佚。蔡沈《书集传》引唐孔氏曰：“汉《律历志》云：‘康王《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王命作册书《丰刑》。’此伪作者传闻旧语，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辞，妄言作《丰刑》耳。亦不知《丰刑》之言何所道也。”[4]1029蔡氏以为《丰刑》一名不可靠，然而对《尚书·毕命》篇作了集传。该文是讲，周康王十二年六月壬申日早晨，康王由宗周都城镐京前往丰邑，策命四朝元老毕公去管制洛邑成周的殷商遗民。康王向毕公说道：

      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公其念哉！

      洛邑成周是殷商遗民的聚居地，西周初年由周公管辖，后来由周公之子君陈治理。此时，周康王命令毕公继承周公的事业，教化那里的殷民，扬善惩恶，引领世风。要求他以善恶品德为标准，划定居住区域。对于不听管教、顽固不化的殷民，采取隔离措施，严加看守。不但不能让他们污染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要使他们敬畏、仰慕善德良民的生活。实际上，周康王是让毕公把作风败坏的殷商顽民作为囚徒看待，实行强制性管治。所谓“政贵有恒，辞尚体要”，是针对殷商顽民实行强制措施的原则，带有法规性质。其中所谓的“辞”，不是日常交流的普通语言，而是用于监管的法令之辞，与刑罚相关联。由此可见，“辞尚体要”中的“辞”，是指法律诉讼及判决用辞。

      “辞”作为法学概念在《尚书》中出现多处，例如《多士》，为周公把不顺服的殷民迁至成周后所发诰令，其中“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和“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中的“辞”，都指罪辞。《多方》是成王时期警戒天下诸侯的朝廷布告，文中写道：“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意思是说，并非上天抛弃夏和殷，而是这两个王朝及各方诸侯淫逸过度并且对抗天命，还振振有辞地进行自我辩解。“屑有辞”，孔颖达释为“恶事尽有辞说”[3]228。此处的“辞”，是为自己开脱罪行的话语，相当于法庭的辩护辞。

      除《多士》《多方》外，“辞”字频现的篇目是《吕刑》。该篇作于周穆王时期，专门论述刑罚，“辞”反复出现11次，多指法律用语。如叙述蚩尤作乱导致苗民严刑峻罚时说道：“杀戮无辜，爰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对末尾一句，清人江声解释说：“有辞，有说之辞，谓无罪者也。无所差别其有辞者，言皆刑之。”[5]1709有说之辞，就是有充分理由的自我辩护辞。这里的辞，指的是诉讼中的辩解语言。

      上帝要废除蚩尤的刑罚时，《吕刑》写道：“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江声解释道：“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皆有辞说讼有苗之罪。”[5]1709因此，这里的“辞”指控告辞，列举有苗的罪行。

      《吕刑》还提到“五辞”、“乱辞”、“单辞”、“两辞”。文中说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孔安国《传》写道：“两，谓囚证。造，至也。两至备至，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五辞简核，信有罪验，则正之于五刑。”[3]249可见，“五辞”指与“五刑”相关的供辞和证辞。法官听取供辞和证辞，经过审核验证之后予以定罪。

      《吕刑》又载：“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清人阎若璩解释道：“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条目所无，比附而行之，勿增其条于三千之外。囚之讼辞及决狱之辞，勿有差乱，以失其实也。”[6]2314这里的“辞”，包括诉讼辞和判决辞，是司法办案过程中所用言辞。

      说到“单辞”和“两辞”：“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孔颖达认为：“单辞。谓一人独言，未有与对之人。……狱之两辞，谓竞理。一虚一实。实者枉屈，虚者得理，则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3]251“单辞”，指单独一方的供辞或证辞；“两辞”，指诉讼双方的供辞及证辞。这是对诉讼辞的细分。

      《吕刑》结尾有这样几句话：“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阎若璩解释道：“言惟此哲人，于无竟之讼，能审详反复，使合于五行之中。”[6]2317阎若璩把“无疆之辞”释为“无竟之讼”，是直接把“辞”释为“讼”。所谓的“无疆之辞”，指诉讼者各执一辞，难以裁决的法律诉讼案件。

      由《多士》《多方》到《毕命》，再到《吕刑》，从这几篇产生于周代成王、康王、穆王时期的文献看，《尚书》中出现的“辞”，频繁用于法律诉讼，有的概指法律案件，有的指辩罪，有的指控告。诉讼辞又有“单辞”与“两辞”之分，还有申诉辞与证辞之别。可见，“辞”在那个历史阶段是法律诉讼的惯用语。

      辞的繁体形式写作辭。《说文解字·辛部》曰：“辭，讼也，从

。

猶理辜也，

，理也。

，籀文辭从司。”[7]许慎从字体构形角度对“辞”的含义作了解说，认为“辞”的本义就是诉讼。近代古文字研究成果，又对《说文》的解释作了补充：“辭，……金文与籀文同，从

，司声。凡治狱犹理丝，故从

；司有治义。

从司得声，也从司得义。可见辭的本义就是治罪。……小篆从

从辛，犹言治罪。”[8]“辞”，本义是处理法律诉讼，量刑定罪。由此而来，大凡诉讼、断狱以及案件中应用的各种言辞，均可称“辞”。《尚书·毕命》所说的“辞尚体要”，是以诉讼为背景的法学命题，其中的“辞”，不是泛指各类言辞，而是用其本义，指法律诉讼领域的专用术语。

      2.关于“要”

      有关“辞尚体要”的解释，分歧大多来自对“要”的理解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指简约。孔颖达所谓“言辞尚其体实要约”[3]245，“要”、“约”连言，实际是把二者作为同义词使用。“约”，指简约。夏僎亦称：“谓辞理足而简约也。”[4]1033这是明确把“要”释为简约。这种解释对后代影响很大，为古今许多学人所认可。

      二指中正、恰当。薛季宣解道：“体要，得中也。”[4]1033以适中释“要”，符合法律诉讼的原则。

      三指根本、关键。王樵称：“人身上有领，下有要，乃体之关会处。事理之有要，亦犹是也。”[4]1033所谓的“关会”，指关键、枢纽，亦即根本、要害。

      哪一种解释更恰切呢？这仍需置于当时的语境加以考察。《毕命》这样表述：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

      首先，周康王在向毕公提出“政贵有恒，辞尚体要”的施政纲领时，还提醒他“不惟好异”。正反对举，异，是追求新奇、不寻常；恒、要，则是保持稳定、中正的常态。其次，周康王的“辞尚体要”针对“商俗靡靡”而言，目的在于矫正殷商顽民的恶俗。《说文解字·非部》曰：“靡，柀靡也。从非，麻声。”段玉裁注：“柀靡，分散下垂之貌。”[9]583柀靡，又作披靡，指散乱无纪的样子。“要”作为“靡”的对立词语出现，当指整齐有序。第三，“辞尚体要”命题直指殷商顽民的“鲜克有礼”、“以荡陵德”，殷民不遵礼法，放荡僭越，需要以秩序、规则加以规避。因此，所谓的“辞尚体要”，强调中正的仪轨和能够使殷商顽民就范的法律威力，具体讲，指诉讼、断狱言辞的适中、得当。

      然而，从“要”的字形来考察，上述另外两种解释也不无道理。《说文解字·臼部》有：“

，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

，叉手也。”段玉裁注：“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腰，而自臼持之，故从臼。必从臼者，象形犹未显，人多护惜其腰故也。”[9]105“要”，篆文作“

”，是“腰”的初文，字形从“臼”。臼指人的双手十指相交之象。要字的构形是人用双手十指相交护腰之象，以表示人的腰部。由于腰是人体的中间部位，故“要”引申有中间、中正之义；腰是人体具有枢纽功能的器官，因此“要”又引申为关会、关键之义；同时，事物的关键、枢纽之处，往往具有简明、突出的特性。所以，就“辞尚体要”命题本身考察，体要，指诉讼、断狱及其辞语体式的中正、得当，这是语境直接赋予的意义。而中正、得当则必须遵循必要规则，这是诉讼、断案的根本、关键。因此，“要”又有要则、关键的含义。诉讼、判案要给出明确的结论，简洁、精要也是必须的。不过，后两层含义在《毕命》篇处于深层潜藏状态，不是特别明朗。这也表明，《尚书》作为源头文献，在词语表义上具有混沌、模糊的特征。

      二、刘勰对《尚书》“辞尚体要”命题的接受与加工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堪称一部空前绝后之作，它沿波讨源，全面总结了南齐以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刘勰所处的齐梁时期，抒情言志的诗、赋和各体文章大大增加，文人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日渐明朗，“文学创作较多地摆脱了过去常常依附学术著作的状态”[10]。《尚书·毕命》针对刑罚问题提出的“辞尚体要”，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个法学命题的应用范围便逐渐扩大、延伸到文学领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强调“辞尚体要”，并且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1.“征圣”、“宗经”体系的折中思想

      《文心雕龙》的“辞尚体要”主张，首见于《征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与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强调“征圣”、“宗经”的理论纲领，将圣人之言与经典文献作为文学写作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刘勰把《系辞下》的“辨物正言”和《尚书·毕命》的“辞尚体要”，都置于“征圣”、“宗经”的范围之内，认为这两个命题体现出圣人的理念和经典的规范，是文学写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章太炎先生在《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中指出：“故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二语文学之圭臬也。”[11]171这两个命题确实成为刘勰文论的金科玉律。最初作为法学命题的“辞尚体要”，刘勰将其转化为文学命题加以运用，但仍赋予它法典的属性，突出其权威性和规范功能。

      《征圣》中“辨物正言”和“辞尚体要”相提并论，“正言”和“体要”意义相通，都着眼于言辞内容的纯正、得当。就此而论，刘勰的“辞尚体要”承袭了这个命题生成期的基本内涵。《征圣》所说的辞，指文学言辞，而不再专指法律用辞。法律文书需要简洁明了，而不能隐晦曲折。刘勰注意到法律表述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转换过程中，又丰富、充实了其内涵。所谓“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就是在强调“辞尚体要”的前提下，也可以容纳隐晦之辞、委婉之语。而作为法学命题的“辞尚体要”，对隐晦委婉之辞是疏远和排斥的，“微言”无法融入“体要”之中。也就是说，对《尚书》“辞尚体要”中语义含混的“要”字，刘勰接受了恰切、关键两重意思，而对简约之义，则有所舍弃。只要“无伤其正言”，“曲隐”的表达也应当给予肯定；只要“不害其体要”，“婉晦”之微辞也不应该一味排斥。可见，刘勰对语言繁简的态度，表现出辩证色彩，取舍的前提便是体式与辞旨的契合。

      《文心雕龙·奏启》篇又提到“体要”一词：

      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朴，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文中的“宜明体要”，是对《毕命》“辞尚体要”命题的化用。与“体要”相对应的词语有范衡、典刑、风轨，都是带有约束功能的术语。绝席，即专席独坐，也是典范的象征。所谓的“直方”，出自《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指方圆规矩。取直要用绳墨，画方要用矩尺。刘勰用“直方”代替规矩，强调辞语体制要合乎规范、遵循标准。

      刘勰的“征圣”、“宗经”倾向，在《奏启》篇表现为“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也就是说，他所征之圣、所宗之经，不限于儒家，而是兼取儒、法之长。对此，清人纪昀所作的眉批是：“酌中之论。”[11]84刘勰倡导文章的“体要”，即作文要遵守中正的规范。所谓中正，已经折衷儒、法两家的学说，内涵更加丰富。《文心雕龙》有明显的折中倾向，这种看法在当代学术界已经基本成为定论。[12]579-593刘勰反复申明的“辞尚体要”，有时也被纳入折衷体系中。

      2.批判品格的文学转向

      《尚书·毕命》提出“辞尚体要”的法学命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批判性。一方面批判“商俗靡靡”的风气，另一方面提出“不惟好异”的对策。《文心雕龙》在把这个命题转换成文学主张过程中，同样富有针对性和批判精神。《风骨》篇写道：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刘勰在接过《毕命》的法学命题时，又结合文学写作的历史现状，把“弗惟好异”的警示变成文学写作防“滥”的主张。他在《序志》篇解释道：

      而去圣以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

      刘勰把当时的“浮诡”文风称为“滥”。《说文解字·水部》：“滥，泛也。”“泛，滥也。”[9]549泛、滥互训，意义相通。滥，流水漫溢，散乱无序之象。《毕命》篇批判“商俗靡靡”。靡靡，分散下垂之象，亦是散乱无纪的样子。“滥”与“靡”所呈示的皆是无序之象。《风骨》篇批判的文坛风气还有“习华随侈”，《序志》篇具体描述为“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刘勰以“辞尚体要”命题为武器，指斥这种风气为浮泛、讹误。《毕命》篇抨击殷商顽民的恶习，提到“敝化奢丽”、“服美于人，骄淫矜侉”，这正是《风骨》篇所说的“习华随侈”，只是所表现的领域有所不同。《毕命》是“辞尚体要”和“不惟好异”连言并举，认为“好异”与“体要”不可相容。《文心雕龙》同样否定“好异”，只是在表达上对所用词语有所变换。《风骨》篇称：“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没有“明者”指教的“各适所好”，很容易走入“好异”的歧途。《序志》篇写道：“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爱奇”就是“好异”，在刘勰看来。这是造成辞赋用语浮华诡怪的原因。

      综上所述，《尚书·毕命》和《文心雕龙》的《风骨》《序志》，都以“辞尚体要”相标榜，并且都锋芒毕露地批判当时的不良风气。《毕命》批判“靡”，《文心雕龙》批判“滥”；《毕命》批判“敝化奢丽”，《文心雕龙》批判“习华随侈”；《毕命》否定“好异”，《文心雕龙》则把“辞人爱奇”说成是“言贵浮诡”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刘勰不但把“辞尚体要”作为一面旗帜接过来，而且在围绕这个命题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毕命》的结构模式、思想内容亦多有借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心雕龙》对《毕命》的继承，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性的。而这种深层次的继承，是以理论批判的方式实现的，客观上是对《尚书·毕命》批判精神的回应。

      《毕命》在提出“辞尚体要”命题之后，对殷商顽民敝俗的批判，还提到“以荡陵德”、“席宠惟旧”等现象，涉及到政治上的僭越、道德上的悖乱等行为。《文心雕龙》在标举“辞尚体要”时，对这类现象则较少触及。刘勰接过了“辞尚体要”的旗帜及其批判精神，但对批判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全盘因袭《尚书》，而是有所取舍，保持了《文心雕龙》作为文学批评经典应有的属性。

      三、后世对《文心雕龙》“辞尚体要”命题的误读

      刘勰对《毕命》“辞尚体要”中“简约”含义的辩证态度，往往为后代学者所忽视。在《文心雕龙》“辞尚体要”的注解中，或解释为“文辞贵在切实扼要”[13]14，或称：“体要，犹精要，具体而概括。”[14]这已成为许多学人的习惯做法。视“体要”为简单扼要，实际是把其中的“要”，简单理解为简洁、简要之义，这恰恰是刘勰所摒弃的。综观《文心雕龙》一书，经常用以表示简洁之义的词语是以“约”字，而不是“要”字。

      1.《文心雕龙》中的“要”与“约”

      先看书中与“约’连用的同义词。《颂赞》称赞崔瑗的《文学》、蔡邕的《樊渠》：“并致美乎序，而简约乎篇。”将简、约连言，两字含义相同，表示短小。《乐府》中陈思王曹植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宜减之，明贵约也”，减损是实现“约”的方式。再看与“约”对举的反义词。《章表》篇：“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繁与约、华与实是两组反义词，与约相对的还是繁。《体性》篇明确标示“繁与约舛”，所谓的“舛”，指意义相悖。《定势》篇亦称：“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辨约与繁缛作为反义词出现。辨约，谓明晰、简约。《事类》篇：“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约的反义词是博。《附会》篇称：“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还是约、博对举。从上面诸例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中的“约”字，是表示简洁、简约之义的专用名词。

      《文心雕龙》用“约”表示简约，这种选择有文字学的根据。《说文解字·系部》：“约，緾束也。从系，勺声。”段玉裁注：“束者，缚也。引申为俭约。”[9]647约，本义是捆束、缠绕。经过捆束的东西可以避免散离而集中在一起，还有的体积缩小，由此引申出简约之义。

      再看“要”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章句》篇：“原始要终，体必鳞次。”《附会》篇：“原始要终，疏条作厵。”这两处所用的“原始要终”之语，出自《周易·系辞下》。原，籀文作泉。《说文解字·灥部》：“厵，水本也，从灥出厂下。原，篆文从泉。”[9]569原的本义是泉，水从山崖涌出之象，引申为本源。原、始、要、终，是指发源、起始、中间、终结四个阶段。王运熙、周锋释为“从头至尾”[13]385颇为贴切，“要”是腰的初文，用它表示中间阶段，是由腰居人体中部引申出来。

      再看与“要”相关联的词语。《诸子》篇：“夫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意思是，博闻的人，要掌握事物的要领，如同看花取果、弃邪取正。纲要，即事物的关键部分。《议对》篇：“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即辨洁、明核是作文的关键之关键，要指要领、关键。《论说》篇：“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枢、要同义，“要”亦指枢纽、关键。上述例句说明，《文心雕龙》中的“要”字，往往取其纲纪、关键、根本之义。许多篇目的论述，经常以“要”字作为断语。例如，《杂文》称：“此立体之大要也。”《铭篇》称：“此其大要也。”《檄移》称：“此其要也。”《议对》称：“得其要也。”以上这些断语，“要”均表示关键、根本之义。《诔碑》篇论述蔡邕所撰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该”，指完备。“该”、“要”连言，不但强调要领之义，而且不排斥完备，说明简约之义已经退隐。

      《文心雕龙》中的“要”和“约”不是同义词。把“体要”释为简约，明显疏离刘勰的本意。有感于学者的这种误解，左东岭先生在辨析《文心雕龙》“体要”之语时指出：“圣人如何根据不同的需要组织文辞，只要达到有效的目的，不必死板地规定必须精炼要约。”[15]

      2.“要”、“约”相混的原因

      诸多学人之所以把《文心雕龙》中的“要”、“约”相混淆，使“辞尚体要”出现误读，分析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要”、“约”的引申意义有相通之处。段玉裁注：要，“今人变为要，以为要约、简要字”。[9]105“要”字在历史推移过程中确实演变出简约之义。段玉裁称：约，“引申为俭约。”[9]64“要”、“约”都衍生出“简约”之义，这是许多人以简约释《文心雕龙》中“要”的一个原因。可是，刘勰并没有把这两个字作为同义词使用，而是有明确的区分。

      第二，《尚书·毕命》“辞尚体要”之“要”暗含简约之义，且有孔颖达、夏僎等注释者把“要”解释为简约。《尚书》古注对后代影响较大，这也是造成许多人对《文心雕龙》的“要”字，多以“简约”加以诠释的又一原因。

      第三，《文心雕龙》有时“要”、“约”对举或连言，如《诸子》篇：“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檄移》曰：“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还有《铭箴》篇的“约文举要”、《议对》篇的“总要以约文”等，都是“约”、“要”对举，这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要”、“约”意义相通，由此产生误读。再看“要”、“约”连言并称的情况。《论说》篇写道：“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释《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刘勰对《诗》《书》《礼》《易》的四家注予以充分肯定，用“要约明畅”加以概括，认为可以作为注释的法式。所谓的“要”，指义理严密，抓住了根本和要害；所谓“约”，则是指用辞简省。如果把“要约”仅仅理解为注文简约。那就忽略了刘勰在义理方面提出的标准。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文心雕龙》经常是“要”、“约”对举或连言并称，但是，刘勰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同义词使用，而是令其各有分工。因此，对《文心雕龙》的注释和翻译也不应该把二词混为一谈，不能把“辞尚体要”简单理解为简明扼要，而必须正视刘勰赋予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尚书·毕命》篇“辞尚体要”这一法学命题，到《文心雕龙》中已转换成文学命题，刘勰在对这个命题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要”字主要是指纲纪、关键，是把它在《毕命》中的潜藏意义变成常用意义。而“要”字所包含的中正之义，在《文心雕龙》中反倒退居次要地位，出现的频率较低。至于“简约”之义，则完全由“约”字替代。这是当下研读《文心雕龙》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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