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缘起论文,真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1)04-0111-06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是刘宋时期的著名文人。一生著述较多，内容博杂，除文学创作外，还有经学、小学、杂著、佛学、注疏以及总集的编集等，但其作品散佚严重。其别集在萧梁时原结集为《颜延之集》三十卷、《颜延之逸集》一卷，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陆续编辑、刊刻了颜延之别集，流传至今[1]。由于别集流传链条的中断，加之在当时的文坛声望，隋唐以来的许多类书、总集和学术著作中，辑录、保存了大量的颜延之佚文，但其中鱼目混珠，真伪并存。
颜延之的经学著作《论语说》自南朝梁代以来文献中，间有引录，清代以来做了一些辑佚工作。但对该作的流传、真伪、作时以及撰作缘起等，鲜有研究。
一、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与辑佚
颜延之《论语说》较为全面的内容，应当收录在萧梁时编辑的《颜延之集》三十卷中。从梁武帝末年开始，侯景反叛，接着魏军南下，战火不断，加上梁元帝萧绎的纵焚，三十卷《颜延之集》残毁，其中《庭诰》也难逃厄运，凭借梁皇侃《论语义疏》①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之后宋邢昺《论语正义》②也有引录。
《论语义疏》为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其体例是首录《论语》原文，次为“注”(何晏集解)，再次为“疏”(皇侃义疏)，在“疏”中摘引前人对《论语》的讲说。今本《论语义疏》的“疏”中引录颜延之讲说《论语》，或用“颜延之云……”、或用“颜特进云……”引出。马国翰据以辑得《论语颜氏说》一卷(共十六则)，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四六“经编·论语类”[2](P97-99)。由于该资料不常见，并且传本《颜延之集》中也未收录，故摘录如下③：
(一)为政第二 色难(夫气色和则情志通，善养亲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难也。)
(二)八佾第三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许有争，故可以观无争也。)
(三)里仁第四 子曰以约失④之者鲜矣(秉小居薄，众之所与；执多处丰，物之所去也。)
(四)公冶长第五 子曰清矣(每适又违，洁身者也云。)
(五)泰伯第八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培矣(动容则人敬其仪，故暴慢息也；正色则人达其诚，故信者立也；出辞则人乐其义，故鄙倍绝也。)
(六)子罕第九 子绝四(绝人四者也。)
(七)子曰衣弊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狐貉缊袍，诚不足以策耻，然自非勇于见义者，或心战不能素泰也。)
(八)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惧其伐善也。)
(九)先进第十一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言之无间，谓尽美也。)
(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空非回所体，故庶而数得。)
(十一)颜渊第十二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谮愬不行，虽由于明，明见之深，乃出于体远。体远不对于情伪，故功归于明见。斥言其功故曰明，极言其本故曰远也。)
(十二)子路第十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革命之王，必渐化物以善道。染乱之民，未能从道为化，不得无威刑之用，则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须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乱，则刑罚可措，仁功可成。)
(十三)宪问第十四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虽不及公绰之不欲，犹顾义也。见危授命，虽不及卞庄子之勇，犹顾义不苟免也。)
(十四)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能无此者，虽未穷明理，而抑亦先觉之次也。)
(十五)卫灵公第十五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智以通其变，仁以安其性，庄以安其慢，礼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备此四者也。)
(十六)季氏第十六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好善如所慕，恶恶如所畏，合义之情，可传之理，既见其人，又闻其语也。隐居所以求志于世表，行义所以进道于古人，无立之高，难能之行，徒闻其语，未见其人也。)
以上十六则即今存颜延之《论语说》。
《论语注疏》为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其体例是首录《论语》原文，其次为“注”(何晏集解)，再次为“音义”(陆德明音义)，再次为“疏”(邢昺疏)，在“疏”中摘引前人对《论语》的讲说。在卷一五《卫灵公篇》的“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条下的“疏”末引录颜延之说《论语》一则：
颜特进云：知以通其变，仁以安其性，庄以安其慢，礼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备此四者。
此则与马国翰据皇侃《论语义疏》辑录颜延之《论语说》第十五则相同，系承皇侃《论语义疏》而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论语注疏》之书前《提要》：“(何)晏所采孔安国而下凡若干家，皆古训。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3](P528)《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经部·四书类”《论语正义》之《提要》：“(邢)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后人依《论语》篇第析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于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4](P457)
二、颜延之《论语说》的真伪
颜延之《论语说》的真伪首先与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二书的真伪密切相关。学术界对邢昺《论语注疏》的真实性未曾质疑，而对今本皇侃《论语义疏》的真伪争议颇多。
皇侃《论语义疏》(以下简称“皇《疏》”)约在唐代传入日本，而在我国约南宋时亡佚。康熙九年(1670)，日本学者山井鼎作《七经孟子考文》，在《凡例》中著录日本有皇《疏》。日藏《论语义疏》，有足利学校藏旧钞本，另有根本逊志刊本(简称“根本本”)。后来浙江余姚人汪鹏(汪翼仓)将其带回国内，此即以足利学钞本为底本刊刻的根本本皇《疏》。于是，此书辗转回到故土，得以在我国再度流传。编修《四库全书》时，把根本本皇《疏》收入“经部·四书类”。乾隆五十三年(1788)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也收入根本本皇《疏》。可见，我国现存传本皇侃《论语义疏》都以足利学本皇《疏》为底本。
然而，辗转回到故土的《论语义疏》的真实性遭到了怀疑。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余古农先生”条说：“惟《古经解钩沉》已入《四库经部》。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然沉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沉，则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书，岂有是哉！惟皇侃《论语义疏》，其书出于著《钩沉》之后，且为足利赝鼎，何得谓之钩而未沉者乎！”[5](P33)且于《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论语”条中论及《论语》之传承时，列举郑玄、何晏、朱熹等人，但未提及皇侃[5](P144-145)。《古经解钩沉》为余萧客所撰，收入《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江藩是余萧客的受业弟子，作为汉学正统的传承者，江藩继承了正统文人“为尊者讳”的高尚品格，难以接受戴震对业师作的批评言论，激昂驳斥，以皇侃《论语义疏》“为足利赝鼎”来证明业师《钩沉》全然没有“钩而未沉者”。
江藩的论断不尽合理。因为：第一，日本根本刊本《论语》正文“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与《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所引《石经论语》相合⑤。又，《公冶长》第五“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句下有“已矣”二字，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文字相合⑥。第二，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虽刊于《义疏》再出之前，但足利学刊本绝非踵余氏《钩沉》而伪造。余氏《钩沉》所引七条皇侃《义疏》原文，其中最长的“学而”疏一条，孙述圻先生核对后，发现是余萧客转抄宋邢昺的疏文。邢昺《论语注疏解经》“学而”章以“皇氏以为”开头引述皇侃《义疏》内容要点共二百零六字，余萧客均一字不差地照抄。也就是说，北宋邢昺引述佚失之前的皇氏《义疏》，清代余萧客则“钩”自邢昺未“沉”之疏文。难怪戴震讥讽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一书“有钩而未沉者，沉而未钩者”。第三，今传皇氏《义疏》的疏文的重点不是名物、制度的考证，而是用骈文的形式阐释老庄之旨，合乎六朝的时代风尚，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中说：“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江藩以其得自日本，疑为足利赝鼎；不知此等文字，非六朝以后人所能为也。”[6](P176)皮氏的见解是颇为中肯的。对此，孙述圻先生有专文论述⑦。
近代金石、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公私藏书，摹写、刊刻了日藏多种宋元书影，成影刻《留真谱》一书，在《留真谱初编·经部》中说：“《论语皇侃义疏》，为海外逸书真本，无庸拟议。独怪根本逊志所刊《义疏》。其体式全同闽监毛之邢《疏》本。按：合注于疏，始于南宋。今所见十行本邢《疏》，及元元贞刊本邢《疏》，皆注文双行，安得皇《疏》旧本，一同明刊之式。此怀疑未释者，及来此得见皇《疏》古抄本数通，乃知其体式迥异刊本。刊本每章分段，以双行先释经文，提行处皆顶格，注文则别行，低一格，大字居中。其有所疏者，亦以双行释之，提行处并低一格，俱不标起止，足知刊本之妄。且其文字，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亦失多得少，后有重刊此书者，当据此正之。”[7](P227-228)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曾目验多种日藏《论语义疏》版本，在《校〈论语义疏〉杂识》中说：“根本本皇《疏》之输入，彼土之学士，盛讲究之。《四库全书提要》之作者，有汉晋经学之一线，由此而存于今之称扬。其后从事于研究《论语》之人，殆无不参考之。翻刻《七经孟子考文》之阮元，于《〈论语〉校勘记》中，举邢本与皇本之异同，其门下邹伯奇、章凤翰、潘继李、桂文灿诸人，各作《皇疏证》十卷跋。又从皇《疏》中，辑江熙之解，编纂为《缉江氏集解》二卷。又，马国翰从皇侃《疏》中，辑录郑玄、王朗、王弼、卫瓘、缪播、郭象、乐肇、虞喜、庾冀、李充、苑宁、孙绰、梁覬、袁乔、江熙、殷仲堪、张凭、蔡谟、颜延之、释慧琳、沈驎士、顾欢、太史叔明、褚仲都、沈峭、熊理诸家之说，复成六朝经学之佚书。此种《论语》古注，现今无传者，今乃断片的而再现之，大体上是由此书所留之恩惠矣。《提要》谓汉晋经学一线，自此书而存者，即是故也。”[8](P73-74)
杨守敬与武内义雄亲自目验、对照了大量皇侃《论语义疏》的版本，并且有写在石头上的文献《石经论语》佐证，大量的实例证明了皇侃《论语义疏》的真实性，至于其中个别文字的讹夺属于流传中辗转抄写所致。
既然传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所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应当是可靠的。
三、颜延之《论语说》名称及撰作缘起
(一)颜延之《论语说》的名称
颜延之《论语说》，《宋书》、《南史》本传以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载，马国翰辑本题为《论语颜氏说》。
以《论语说》为题的著作较多，如：晋缪协《论语说》、刘宋释慧琳《论语说》、宋苏轼《论语说》、宋胡宏《论语说》等。仅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一四至卷二一九著录有：程子(颐)《论语说》、范氏(祖禹)《论语说》、侯氏(仲良)《论语说》、江氏(奇)《论语说》、洪氏(兴祖)《论语说》、何氏(镐)《论语说》、滕氏(璘)《论语说》、诸葛氏(说)《论语说》、沈氏(大廉)《论语说》、马氏(之纯)《论语说》、潘氏(好古)《论语说》、孙氏(应时)《论语说》、王氏(万)《论语说》、赵氏(燮)《论语说》、魏氏(天佑)《论语说》等。盖为了加以区别，马国翰辑本便题为《论语颜氏说》。如果与他人讲说《论语》的书名保持一致，作颜延之《论语说》较为合理、通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在“经部·四书类”著录“宋颜延之《论语说》一卷”[9](P51)。
皇侃《论语义疏》是广选群家义疏，实为“集解”，当如《四库全书》题名《论语集解义疏》，颜延之《论语说》为皇侃所集多家义疏之一，重在讲说疏通《论语》中的义理。结合上文所录十六则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看，都是针对某段经文阐释其核心思想或义理，属于义疏之学，后人(马国翰、章钰、武作成等人)名其为“说”，其实是“义疏”。
(二)颜延之《论语说》撰作缘起
颜延之《论语说》，盖后学辑录颜延之平时讲说《论语》的语录，非专门、系统的注解或讲疏之书。一些文人为门人或后学讲经、解经，或提前撰写以为讲经之底本(相当于今天的讲义)，或由后学门人集录，当时盖无确定的书名，属后来补加。
宋苏辙撰《论语拾遗》卷首曰：
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所未安，时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一质之子瞻也。[10](P4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程氏经说》之《提要》：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平时所讲论，非专注之书。[4](P425)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子部·儒家类”《丽泽论说集录》之《提要》：
宋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之说也。前有祖谦从子乔年题记，称‘先君尝所裒辑，不可以不传，故今仍据旧录，颇附益次比之。’乔年为祖谦弟祖俭之子，则搜录者为祖俭，乔年又补缀次第之矣。凡《易说》二卷，《诗说拾遗》一卷，《周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史说》一卷，《杂说》二卷，皆冠以‘门人集录’字，明非祖谦所手著也。[4](P1213)
以上三例说明：今传经说类著作为当时讲经之用，非专门的注疏之作，或为讲经前预写，或为门人、子弟集录甚至附益而成。
再考察南朝之讲经。南北朝儒家著有经疏者，多为讲经之士，其所重视者在于讲，经疏为讲经之结果或记录。如《梁书》卷四八《儒林传》所收录的许多儒家有讲经的记载：
(伏曼容)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11](P663)
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11](P671)
(卞华)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11](P676)
(崔)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11](P677)
(孔佥)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11](P677)
(卢广)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11](P678)
(沈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11](P679)
(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11](P679)
(皇侃)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11](P680-681)
《梁书》卷五○《文学传》记载：
(伏挺)宅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11](P720)
以上《梁书》中《儒林传》和《文学传》中记载诸儒皆善讲，讲经多少遍，听者多少人。尤其《儒林传》，可以说是一部诸儒讲经之记录。其中个别人有义疏之作流传，而大多数的讲经义疏内容可能没有形成文本，或未曾整理集录成书。
由此推断，颜延之《论语说》也就是《论语》之讲义，或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
四、颜延之讲说《论语》的时间
《宋书》、《南史》本传均载，元嘉十一年(434)，颜延之对刘湛辞旨不逊，刘湛报告给了当时专权的彭城王刘义康，于是出为永嘉太守。颜延之作《五君咏》以抒发怨愤，刘湛和义康大怒，欲黜为远郡，经宋文帝从中调停，免官，自此颜延之屏居建康长干里颜家巷七载，开始了第二次隐居生活⑧。元嘉十七年(440)十月，刘湛诛，起颜延之为始兴王濬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因此，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434-440)期间，颜延之有可能为门人子弟讲说《论语》。
此前，颜延之直言无忌，口无遮拦，尖酸刻薄，猛如老虎，人们给他起了个“颜虎”的绰号[12]。经过了连续两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在这七年间，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以前之锋芒毕露、针锋相对走向了中庸、平和，政治上的进取心也有所减弱，此期思想的转变在《庭诰》中有清楚的反映。元嘉十七年(440)，颜延之复出后任御史中丞(御史台的长官)，专门负责监察，奏劾不法，但颜延之“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宋书·颜延之传》)，这是不作为的表现，但反映出此期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就在这七年隐居期间，颜延之“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宋书·颜延之传》)以告诫子弟，主要有修德、为人处事、心性、学习、诗文品评等方面内容。追求“和中”，包括美学的、情感的、为人处事的，要适可而止，达到和中之境，要节制喜怒，不能热衷富贵，人生有“天命”，不可强求。体现出正统的儒家思想。
考察颜延之的政治遭际、隐居时间以及思想的转变，并参照《庭诰》的写作时间及其内容，我们推断他极有可能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434-440)期间讲说《论语》。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题作《论语义疏》，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书名作《论语集解义疏》。
②《四库全书总目》题作《论语正义》，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书名作《论语注疏》。
③括号之前文字为马国翰引录《论语》原文，括号内楷体字部分为马国翰辑《论语颜氏说》。为阅读清楚，本文摘录时在每则文字之前加上序号，并给“颜氏说”文字加上标点。
④“失”，马国翰辑本原作“夫”，误，今改。
⑤《文献通考》卷一八四：“《石经论语》十卷。晁氏曰：右伪蜀张德钧书，阙唐讳，立石当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脱两字，误一字，又《述而》第七‘举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又有‘我’字，《卫灵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后其食’作‘后食其禄’，与李鹗本不同者，此也。”(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79页)
⑥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一经部“何晏《论语集解》十卷”条载：“童年读《史记·孔子世家》，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又读《汉书》列传四十五卷‘赞’，引子赣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窃疑古文《论语》与今本少异，然亦无从辨究也。后得高丽抄本何晏《论语集解》，检阅此句，与《史》、《汉》适合。因思子贡当日寓嗟叹意于不可得闻中，同颜子之‘如有所以卓尔’，故以‘已矣’传言外微旨。若脱此二字，便作了结，殊无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与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应从高丽本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2页)
⑦参孙述圻《论皇侃的〈论语义疏〉》，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⑧景平元年(423年)，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次年辞官，回到建康老家隐居，这是第一次隐居。参拙文《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载《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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