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评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话语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中国文学史为什么难写
1999年8、9月间出版的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为不约而同地问世于共和国的50华诞之际，从而显得意味深长。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自觉意识，应该说最初形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其标识就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整体观”的概念，不仅切中了历史转型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危机的症结，而且意味着学术界知识分子开始把文学史研究，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将其研究的视线集中地投向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完整性历史阶段。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真正体现了作为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精神，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中剥离出来，由附庸的状态重新走向独立。八十年代末期的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具体实践，可以说是在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引导下的最初尝试，虽然它没获得最后的成功，但在冲击以往当代文学史的“一体化”模式，逼近被意识形态话语重重遮蔽的历史本相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至少我没有预料到，重写文学史的过程竟会如此艰难，就是从学术界公开提出“重写文学史”到真正体现出这种提法实绩的晚近的三部文学史以及稍早一些的《百年文学总系》（谢冕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种研究进程，绝对滞后于具有537 种文学刊物和一年出版近1.5亿册文学作品的泱泱文学大国的文学现状。 （注：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当然， 这倒不是说近十余年中国当代文学史领域就是一个刺眼的空白，实际上这些年不断有新编的当代文学史出版，但是这些文学史从体例到阐释基本上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学术水平上，它们能够做到的只是一些局部的修改或充实。这种文学研究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代文学史为什么重写得如此艰难？
从一般意义上讲，撰写当代文学史的障碍和困扰来自于它存在的历史时间与叙述它的时间之间的短暂距离，以及由短暂的历史距离而导致的种种现实压力。胡适先生在1935年论及新文学史时就说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历史记录。第二，在这短短二十年里，这个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发展得很快，有些方面发展得稍迟；如散文和短篇小说就比长篇小说和戏剧发展的早多了。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所以在今日新文学的各个方面都还不曾有大数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评量的时候，这部历史是写不成的。”（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版。）
胡适先生已经说得比较清楚，由于时间的短暂性，所以从客观上讲，作为阶段性的文学历史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不曾完整地呈现其整体的运动轨迹，史家难以廓清其本相；从主观上讲，史家本人囿于时代之中，很难作出冷静而客观的判断。当然，这还仅仅是可预料的困境，难以预料的现实中压力则更为微妙。王瑶先生在谈及编写新文学史的难处时说：“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注：王瑶：《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 8月版。）甚至作家本人去世了，但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也会出面干扰。有形的困境和无形的隐忧，影响和钳制着史家的客观精神和自由思想。
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时间的障碍和现实的压力，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不构成“写不成”的绝对障碍。首先，中国文学的“当代”概念与胡适先生当时所说的“新文学”概念不能完全相提并论。胡适先生在说新文学史“写不成”的时候，新文学的历史只有18年，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当代文学业已涵盖半个世纪。其次，有胡适本人参与的规模宏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就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资料丛书，已经成为任何一部新文学史都不可能绕过的研究桥梁。这就表明，虽然新文学尚没有完整地呈现其发展的现代历史的轨迹，但研究者对于某一个较完整的阶段性的历史过程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在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距下限的1927年也只有8年。而当代文学的历史至少有三个相对较完整的历史阶段：17 年文学（1949——1966年）、“文革”文学（1966——1978年）、新时期文学（1978——至今），倘若说我们现在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难以把握尚有情可原，那么对前两个时段的文学仍然以时间为由而讲“写不成”则难以令人信服。这就是说，胡适所说的时间障碍，并不能完全移用作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写不出被公认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当代文学必然原因。
那么，真正的致命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在九十年代之前，主要是当代文化语境中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文化气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基本上是在“一体化”的文化霸权的监制下从事注经式的工作。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和叙述方法，实际上是五十年代就已经确立了的，周扬他们在各次文代会的报告和其它文章中已经确立了文学史的框架、理念和写作方法。而80年代以来，沿用的都是周扬他们已经确立的路子。”（注：《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6期第17页。）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们却碰不得，文学史依然得按这种话语去阐释作品、评价文艺运动，以致文学史的编纂体例只能沿用17年中所形成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不断以相似的面目出现：绪言与文艺运动以文化宣传部门代言人的讲话为纲领（也正是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已经被证明是为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作宣传的作家作品，也荣幸地进入当代文学史）；不管各个时段的文学特征，一律按文体和题材分类，把众多作家作品排列在时间基座上；具体的阐述方法则是作家简介、代表作的故事梗概、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由于这种编纂方式用不着研究主体殚精竭虑地爬梳史料和思索具体的文学史问题，也用不着个体去发挥的自己的才情，因此通常是采用集体写作的方式。作家和批评家不要指望在这种文学史中能获得什么可得性知识，高校的文科学生在这种文学史的引导下很可能脱离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九十年代以后，则主要是知识分子自身缺乏同一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必须遵循同一性的叙事原则。或者说，认识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理性的召唤历史只能沉睡在一堆混乱而无意义的资料之中。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诀别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试图寻找属于自身的知识话语叙述当代文学历史，可是他们却一时无法形成同一性的思想观念。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显然源自当代中国现实的暧昧不明。先是八十年代末期突如其来的历史事件，然后是九十年代初期汹涌的经济浪潮，当他们已经置身于急剧市俗化的社会现实时才不无痛苦地发现，包括他们曾经竭力呼吁的现代性理论在内的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都无法道清巨大、迅速和复杂变化着的中国社会现实。对此，汪晖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作了详尽地描述，他在文章中讲道：“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启蒙主义似乎只是一种神圣的道德姿态（而它曾经是以反道德为特征的），它的那些抽象而含混的范畴，无力对无处不在的资本和极为真实的经济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丧失了诊断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第142页。）这种思想背景，使他们不得不对曾经自信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作进一步地反思，因为，这些提法都是以现代性理论为核心的。正是这些反思构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包括“人文精神”、“新左派”、现代／后现代、激进／保守等在内的几次思想论争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待他们真正明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原本就是一个多元共存的空间，才各自廓清了自己的思路，毅然将个体的思想贯穿到文学史的思考之中，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文学史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以上，本人在探讨当代文学史为什么难写这个问题的同时，还涉及了重写当代文学史艰难的思想历程，意在表明这三部当代文学史的思想文化意义。我以为，这三部当代文学史的文化意义决不限于其专业本身的学术意义，它们不仅为获取现代社会中文化教育文学经典的权威性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而且为建构多元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三种文学史的体例与特色
虽然这三部文学史面对的是同一段文学历史，但它们的叙事方式不尽一致，这就导致三种文学史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体例和特征，而编写者的学术成就与叙事动机，正是通过他们的各自的叙事方式、体例和特征凸现出来。
在既有的40余种当代文学史中，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独立撰写的文学史只有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从表层上看，这部文学史体例上与以往的文学史比较接近，全书分上下两篇，一般文学史中叙述的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它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体现出著述者学术个性上严谨尚实的一面。但细读文本就不难发现，著述者还有深刻、老到、敏锐的另一面，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文学现象，尤其是对17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现象的把握和叙述上。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17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一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年来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在国内真正有所突破的得首推洪子诚先生。一方面他切入“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方式，如刊物、文学团体、文学运动、中心作家、隐失作家等等，他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与冷静的梳理之中，呈现“一体化”文化模式发生、发展和衍变的过程，从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自由主义作家的消失，从胡风、冯雪峰到周扬以及姚文元，发人深省。另一方面他汲取了当代人的研究成果，阐释当时的文学作品，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是对17年的革命历史小说重新解读，第十五章“分裂的文学世界”引入了“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的概念，这无疑提高了这部文学史的学术品味。坦率地说，在我所接触的当代文学史中，对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叙述，还没有哪一部能像洪子诚先生这部如此地吸引我。
在文学史体例上最富有创新意义的大概就是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了。这部文学史以时间为序，划分若干历史时段，每个时段选取若干种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或创作思潮。一种创作现象或创作思潮为一章，在每一章中先是一篇综合性的概述，然后是三篇代表作品的具体阐述。
这样，以阐释文学作品为主体就成了这部文学史的重点。陈先生在《前言》里明确地表明，这是一部初级教程，“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本教材着重于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陈思和先生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上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创新勇气和执着的精神探索。首先，它在确立文学创作和创作思潮的代表作上有所创新，更新了当代文学史的观念。任何一部文学史的篇幅都是有限的，就是陈先生这部以阐述作品为主的文学史，被列为具体阐释对象的作品也只有76篇（部），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当代文学作品被筛选出文学史。它从根本上突破以往那种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排座次”方式。同时，它还吸纳了一些被以往文学史拒之门外的作品——“潜在写作”的文本。这些潜在的写作指包括“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在内的50——70年代因客观环境不能发表的文学作品，以它们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准，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原有构形，使它从明朗的单面性变成了复杂的多面性。
其次，建构某种同一性的话语贯穿庞杂的具体作品。被文学史列为具体阐释对象的作品不仅包括各种文体、体裁，而且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不断演变的时代的审美风尚，因此，重要的问题是操持何种同一性话语贯穿各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代表作。在九十年代以前，按陈先生本人的话说是属于“共名”的年代，这也许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进化论的观念足以使研究者拥有充分的自信，他们往往把历时性的时代主流话语作为当代思想的制高点。但九十年代是个众声喧哗的“无名”年代，涵盖一个时代的精神主流消失了，整体的文化精神由多种话语构成，在这种文化情境中不能指望拥有一种既有的具有绝对垄断权的阐释方式，而必须建构一种具有同一性的行之有效的阐释话语。完全可以想象，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浩大的精神工程。然而，陈思和先生用他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和执着精神，支撑起这个自成体系的话语构架，并从具体的文本阐释到抽象的理论概括，在这部文学史中全面展示：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作家多层面的时代感受和思考、潜在写作与时代多层面文学的具体内涵、民间立场的曲折表现方式、红色经典中的民间隐形结构、战争文化心态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写作立场、民间立场与理想主义等等。尽管这部文学史由几人撰写，但陈思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风格统驭全书。
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则是一项集体性工程，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当代文学史教材，而是一部文学史专著。该著的正文分10个专题，这些专题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无法规避的重要文学现象和问题。研究者一方面厘清对象发生、发展的历时脉络，观察它外在的表征和功能；一方面试图探究其内在本质，思索其嬗变的机奥，总结其已经生成的和可能生成的效应。各种文学现象的变化，实际上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当代文学的整体的形变。在这些专题研究当中，饶有意味的我以为是那些具有突破性的，或者与当下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文学研究。
首先是孟繁华先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阐释》。对共和国文学的理解和叙述，不可能离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入理解。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它以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规范和支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在近二十年它仍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资源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生产和研究。可是对于这种至关重要的文艺思想，研究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无法把对它评述、解释，与对其相应的历史事实的确认和评价一道进行，因而能够做的只是一种缺乏学术价值的重复性注经工作。孟繁华先生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阐释的过程中时时闪现发人深省的光亮。例如他认为，“无论是文艺思想理论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在毛泽东看来，都更具有工具的价值，他更愿意从理论家或文学作品中汲取有利于实现社会变革的某些观念，至于这些观念在知识系统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不一定有多大兴趣，那些与社会变革无关甚至抵触的思想观念，遭到批评和排斥就是意料之中的”。（注：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毛泽东的文艺功能观，与他的中国现代社会革命观是不可分离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尽管当代文学是以不断否定的方式推进——“文革”文学否定17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否定“文革”文学，但观念对立的理论家都能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资源和立论的根据。
其次是李洁非先生的《城市时代和城市文学》。本人以为，城市生活涌进当代文学的创作世界，是九十年代文学有别于其它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当代文学代际转换的一种显豁的分野，也许它还是当代作家心态嬗变的一种预示。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学缺乏浓厚而成熟的城市文学资源，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学虽然留下过一些浮光掠影，但并没有积淀成经典而对共和国几代作家提供精神养分。就以五十年代出身的知青一代作家来说，尽管农村生活只不过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并不漫长的阶段，但他们固执地把乡村记忆作为创作驱动力，似乎只有在乡村才能寻绎出中国现实问题的内核所在，只有乡土文明才能发启生命的想象和支撑起道德理想的架构。从这种意义上讲，城市文学是当代文学中一块蕴藏无限可能与希望的肥沃田野。
当然，新兴作家的城市叙事还刚刚展开，他们能够捕捉到的更多的是城市生活的表象，即物化的现实和感性的欲望，以及在城市意志挤压下的可以赋形却难以抓住的稍纵即逝的个体感觉和自我情绪。也许，只有那片刻的感觉和情绪才能传达生命存在的真实，因为在琐屑和匆忙的日常生活之中传统的诗意和浪漫无影无踪，在它眼花缭乱的背后则是界限模糊的追求与贪婪、合理与荒谬，本质和意义无处可寻。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新增长的城市文学的土壤隐含着难以预料的无穷可能性，它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
最后是陈晓明先生的《现代主义的兴起与文学的多元化》。在当代批评家中，陈晓明先生对先锋小说给予了持续地关注，他的《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一书在对先锋派作品上解读独树一帜，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可能他不愿意在书中再重复已经发表的文字，所以在这篇有关现代主义的论文中，他着重梳理新时期现代主义发展的过程，评价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力度似乎不够。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虽然真正称得上形式主义实验倾向的先锋派小说，黄金时期只有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几年，但它们把中国小说的叙事方法和叙事语言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们的叙事成就广泛地渗透在九十年代的小说里。而且，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说，自从先锋派之后，现实主义代表的美学规范不再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了，“文学写作可以依靠个人的艺术经验作为基础，它也表明中国文学实际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分离的时期”。（注：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第 407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这三部当代文学史体例上的差异，表明了编撰者不同的历史关注点和研究方式，洪子诚先生着眼于整体发展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历史，陈思和先生用力于筛选和阐释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代表作，而杨匡汉、孟繁华先生关注文学史的专题研究。这就突破了以往彼此重复、千人一面的模式化文学史教材陈陈相因的整体格局。因此可以将三者放在一起，相互参照和互补，当作一部较全面和完整的当代文学史使用。它们相同之处，则是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同属知识分子话语空间，标志着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相脱节的时代行将结束。
三、两种历史叙事的原则
“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存在历史叙事的原则问题，其支配性的历史叙述的准则是以科学为名义的价值判断，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以“规律”和“本质”为名，以先验理性和政治乌托邦激情为实的文学史写作。只有“祛魅”年代的知识分子，才会在文学史写作时慎重地甚至不无困惑地面对历史叙事的原则问题。
马克斯·韦伯提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这对概念是出于这种思考：人作为既有情感又有理智的存在物，科学和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门科学从有效处理现实事物之间关系的功能着眼，追求的是‘工具合理性’；而作为一种信仰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宗教，是把主观预定价值的正当性当作目的，追求的是‘价值合理性’；前者属于客观合理性，后者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在韦伯看来，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自于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
体现在文学史写作上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紧张和对立，具体化为两种写作动机的矛盾——文学史叙述的科学动机与承传知识分子人文传统的动机。因此，我所关心的是洪子诚和陈思和两位先生在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与决断。
洪子诚先生在自己专著的《前言》中明确地说：“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选择与处理，表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无法回避的价值评析尺度。但在对这些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等进行评述时，本书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细读洪先生的文学史之后我才真正理解洪先生这段话的深刻含义。首先，他清楚地意识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历史叙述既然不可能完全复现曾有的过去，那么历史叙事就无法做到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绝对地中止价值关联，研究者在历史现象的选择和编纂本身就隐含着研究主体的“意义”观。其次，研究者的价值关联又是有限度的。虽然作为个别历史事实的文学现象不存在规律性的问题，但存在着具体的因果关系。他在面对文学现象与进行因果分析时力图保持“价值中立性”，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准则解释对象，从而使文学史具有科学性。从洪先生的研究方法中，不难发现韦伯“理想类型”的影响，因而我们也可以将有关评述韦伯的话移用于洪先生身上，他“力求使价值合理性的‘世界观’通过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落实到责任伦理上，这就完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格对社会历史的自觉意识”。（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第2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 月版。）
陈思和先生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选择上明显偏于后者，他认为，当代文学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使这门学科具有不确定的特性，“它没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解释，这就容许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对学科的积极注入，容许研究方法上的多种可能性存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感应着时代变迁而激起的追求、奋斗和反思等精神需求，整个文学史的演变过程，除了美好的文学作品以外，还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和血泪史”。这种文学史的意义“与其他现代人文学科一起承担着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的责任和使命”。（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3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这种价值合理性原则体现在他主编的文学史中的明证，就是把“地下文学”的概念扩展为“潜在写作”。在陈先生看来，虽然这种“潜在写作”在“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下不可能公开发表，但它们表明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良知并没有因为政治的重压甚至摧残而中止与泯灭，他们的精神成果及其艺术成就无疑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创作与思考的高度。共和国前30年的文学史因为它们存在而具有“复调”意味，“并使得我们通常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容易产生的浅薄、轻浮的印象发生改变”。（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 149 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从编纂者的角度说，对“潜在写作”的认定， 还包括他们认同的文学史研究的传承文化价值的职责意识。五四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流淌在知识分子的心灵河床，即使是河床被强行覆盖但潜流不止，研究者应该重新清理并投身于这种精神生命的流程，用陈先生本人的话说：“我们这几代的研究者做的是疏通源流的工作，让传统之流从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漫过，再带着我们的生命能量和学术信息，传递到以后的学者那儿去。”（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尽管洪子诚、陈思和两位先生的历史叙述的声音都发自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但他们的历史叙事原则存在着差异，这是事实。我认为，这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两种文学史的体例上的区别。援引佛马克和蚁布思关于文学史的界定，可以这么说，相对而言洪子诚的文学史是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文学研究，它运用解释的力量来产生结果；陈思和的文学史是作为文化参与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称为阐释。（注：佛马克、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另一方面，差异源自两位先生内在的精神个性。 如果以钱理群先生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丰富的痛苦”的精神现象分析来概括他们的话，洪先生更像怀疑和困惑的哈姆莱特，而陈先生更接近执着于理想和梦想的堂·吉诃德。他们的学术研究个性，不仅隐伏在他们所选择的历史叙事原则里面，也见之于他们的学生对他们的精神个性描述中。孟繁华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化》一文中认为，洪先生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的第七节“我不是堂·吉诃德”中评述茅盾、朱自清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洪先生的心态自况：“他们其实并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只不过他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特点（也包括弱点），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找与社会、与时代可能建立的联系的新方式。他们潜心于写作，潜心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是对学术研究等特别沉迷，其动机也有着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执着。（注：见《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第165页，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张新颖则这样评述他的教师：“在陈思和，是逐渐地、自觉地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新文化传统发生紧密的联系，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传统中的一环，不仅从传统汲取力量，并且在现实中传递为他所认同的精神的薪火。”在陈思和身上，这个世纪的历史和他所处的现实是贯通在一起的，我把这种情形简单地概括为：激活历史，承担现实。二者常常互为因果、互相表现、彼此启发和支援。”（注：张新颖：《薪传》，载《世纪论语》第376——37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以上，我在比较分析两种文学历史的叙事原则的同时，还强调了它们的个体性、独特性和自主性。毫无疑问，正是以这种真正意义的个人性的自由声音为单元，才能构成多元价值共生共存的、具有文化创生机制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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