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语境论文,化与论文,现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0世纪终结和新千年伊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东西方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网络传媒技术，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各种既有的文化板块和学术范式进入了全面转型，对人类文明或文化体系作粗线条的传统的东西方二元划分已显示出许多弊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传播网络化时代进行东方研究时，尤其需要一种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常数与变量相结合的辩证学术眼光，尤其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人类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审视东方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一、当代西方的“东方研究”的三维结构
西方学者的理论视野是我们研究东方文化与文学重要的参照体系。众所周知，在世界文明史上古代和中古是东方文化与文学的黄金时代。但近代以后，西方文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以理性工具主义和科技为驱动力，获得了迅捷的发展，从而取代古老的东方文明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潮。与此相应，东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眼中成为了一个能激活丰富想象力的复杂综合体：古老、广袤、神秘、充满着异邦情调，既有往昔灿烂辉煌、丰姿多彩的文明，又有伴随着愚味、迷信、野蛮、落后的一面。文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加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沟通上存在的多重障碍，导致现当代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烙印。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指出：“简单的事实是，在1815年——当时欧洲力量统治着大约35%的地球表面和1918年——此时已占据了超过85%的地球表面——之间，话语权力也相应地增长。人们可以十分明确地问，是什么使得马克思、卡莉雷、狄斯累里、福楼拜、内瓦尔、雷南、奎特、施奈格尔、雨果、于彻特、库维尔和波普全都用‘东方’一词来根本性地指代同一现象，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一个被称为东方的地理整体和被称作东方学的研究的建构……。因为，作为一种话语，东方学象所有话语一样，都是‘由符号构成’……在东方学的话语和学科中……（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神秘的东方、不可靠和衰退堕落的东方等作出判断说明。”（注：爱德华·赛义德《福柯与德里达》，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0-457页。）
伴随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而逐渐发展成形的“东方学”，从本质上说，是西方人自居“中心”位置对东方诸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居高临下地对东方加以解读和诠释的结果。然而，在20世纪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挣脱殖民统治的桎梏，独立解放，使世界历史渐渐走完了其血与火的殖民主义历程，进入了全球性的后殖民主义语境。由此，西方的东方学也出现了新格局，即侧重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宏观语境来审观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概括而言，可说是从后殖民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后现代文化阐释、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对峙及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三个角度将东方作为整体来加以研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詹姆逊关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论述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这一趋势的三维结构：
（一）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专著《东方主义》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石。该书站在后殖民批评的解构立场上对西方传统的、尤其是殖民时代的“东方学”偏见进行批判、梳理和重新界定，并赋予其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美学的意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分别从文化变迁中的经济政治变迁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赛义德分析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想象，沃勒斯坦剖析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至少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指的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地理上，东方与西方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难以弥合而又富于意义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是指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以强势话语对处于边缘地位和弱势话语的东方（非西方）长期实施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被制约、施与和接受的关系。此外，在另一个层面上，东方主义的两重含义又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1)长达4000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2)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不断培养东方语言文化专家，建设东方学以及汉学学科；(3)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建构的“东方”的“他者”形象。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反映了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他者形象的描述和裁决。（注：可参阅王宁在《北京大学学报》《东方丛刊》等刊物上的一系列相关论文。）
（二）詹姆逊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论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后现代文化阐释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总体性”观念倡导以合理化交流和平等对话来消解矛盾；利奥塔的法国式的“解中心”思路以解构主义来怀疑和否定共同的总体性，寻找差别中的意义；美国学者詹姆逊则以全球化语境下的辩证视野融合了前二者，既求同又存异，注重从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关联域中分析文学文本和电影等精神产物，表现出一种“全球美学”的旨趣。
对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詹姆逊关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最具有理论参照价值。詹姆逊认为，文化根源于生产方式。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所作的概括，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之时，很多东方国家还处于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这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于任何文化文本都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活动的象征行为，因此，文化文本是政治无意识的文本。1986年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毛泽东式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颇具影响。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化在许多地方处于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本的现代化的渗透，因此，要对当代全球文化加以总体把握，就必须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文化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第一世界的文学文本是个人的神话，第三世界的文体则是民族的寓言（注：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这一理论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互相呼应，成为东方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
（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是白宫智囊团人士。世界历史进入后冷战时代后亨廷顿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立场，于1993年底发表政治性长篇论文《文明的冲突？》，引起强烈反响。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各文明群落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冷战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已基本结束，重大的经济、军事冲突也将淡化和软化，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和印度等八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构成21世纪世界的主要格局。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认为未来世界中各文明的对峙远不及它们互相渗透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那样明显，但我们很难否认亨廷顿以文明群落划分未来世界的观点中所蕴含的多元化思想，因为把当代国际社会描绘为以多种文明或力量相互制约并互动为特征的世界，显然要比笼统地仅作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划分更符合国际社会现状。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原来是以疑问的形式提出文明的冲突的问题的，经过3年的论争与思考，他于1996年发表了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注：参见詹姆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
综上所述，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研究方向也面临着重大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在世界历史和学术前沿的发展中，传统的、微观的、本土化的东方研究固然重要，但上述西方学者在“东方学”领域表现出来的现代意识的、宏观的、国际性的研究旨趣同样也值得我们充分地予以关注。应该说，当代西方的“东方研究”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当前我们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二、20世纪中国东方研究
早在18世纪，东方研究就已经以学科的形式出现在了欧洲。但由于东西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文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有明显差异，因此作为学科的东方研究，无论在欧美大学还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长期以来都隐匿着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例如，在中国大学的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本科教育中，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居于外国文学的核心地位，往往是必修的主干课程，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多为选修性的辅助课程。
在西方，随着后殖民、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兴起，随着东方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强大，世界文化多元化框架内的不同文明的碰撞、交融和互动的重要性豁显。“即使在当前欧美学术界，由于经费短缺，有些学校的人文学科教席被取消，而另一方面，有些教席则规定必须由东方血统的学者出任，有的学校为了标榜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宽阔胸襟，甚至另增加一些新的东方研究职位，并且专门聘用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任教。总之，东方学在欧美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转折时期，一批有着东方血统，并在西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一代学者将登上讲坛，给传统的东方学增添新的活力。”（注：王宁《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载《东方丛刊》1998年第四辑。）
在中国国内，东方文化与文学在学科定位上有特定的位置。目前国内高等院校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属有8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的核心课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在传统上被约定俗成地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亚非文学）两大系统。东方文化与文学已成为目前高等教育中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中国自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东方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与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很多都与东方文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鲁迅与日本文学，冰心译介泰戈尔，季羡林、金克木与印度文化及文学研究等。纵览20世纪，中国的东方研究的发展留下了一条曲折起伏的历史轨迹：五四和新时期呈现出双高峰的态势，从散漫的自发形态逐步走向系统的学科自觉形态。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而言，东方人用东方话语研究东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长期以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普通高校中的中国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群体也不断状大，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低谷期以后，“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的译介与研究在新时期呈现出健康繁荣的发展态势，日益在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中显示出重要性。
与上述的学科发展状况相应，当前国内的东方研究领域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1)自新时期以来，国内以“东方文学史”、“外国文学·亚非部分”、“世界文学史（含亚非文学）”冠名的著作、高校教材不断涌现，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东方文学总体认识的不断深化。(2)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相关的东方美学、诗学、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大量问世，新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3)学术机构、社团与刊物健康发展，使东方文学研究成为有序活动。在宏观研究方面，2000年11月9日从互联网上点击中国国家图书馆书目，查“东方文学”，共检索出75条相关书目；查“东方文化”，共检索出152条相关书目。而这些书目绝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面世书籍的索引。在国别研究方面，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统计，仅“中国印度学总书目”就包含数百种书籍，广泛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宗教、哲学、美学、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
东方研究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群体、学术研究等环节都有不可忽视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相对于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而言，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仍处于颇为薄弱的状态，尤其在立足东方思想传统，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积极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创建上更为欠缺，但它无疑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国当代东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指导，站在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高度，以西方文学研究为参照系，立足东方，以东方话语结合文化哲学分析、地缘政治美学(geopolitical aesthetics)、后殖民批评、后现代理论、全球化语境等现代批评理论意识，对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重要文学和文化现象、审美观念、文艺思想及相关范畴等加以研究，实践了新世纪东西方平等对话、交流互补、互证互阐的新人文主义精神，揭示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学格局中东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规律与前景。
三、世界格局中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走向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学目前正处于一个新格局。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以政治为中心的各自为政的国家正在向以跨国经济为中心的世界网络时代转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电子网络的世界性拓展，使人们很容易想象当年马克思憧憬的“世界文学”的局面正在浮出水面，历史和地理上的东西方文化的划分及其文学的差异正在失去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西方科技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深感疑虑，提出了坚持东方文明与文化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就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了文化四阶段论：青春、生长、成熟、衰败。他预言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惟一还有活力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12卷巨著《历史研究》(1934-1975)中也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没有一个文明或文化可以贯穿千秋。在70年代与池田大作的谈话录《展望21世纪》中，他对东方文化寄予厚望，甚至认为中国有资格成为未来世界的新主轴。
的确，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当今世界体系的跨国资本主义、后殖民、后冷战、后现代的性质，提示了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各领域中心消弭、边缘崛起的众声喧哗时代的到来，由来已久的东西方之争正在失去意义。但同时也应看到，文化传播模式的革命和文化工业化使“地球村”越变越小，重建现代巴别塔似乎又成为了可能，全球化很可能使某种文化霸权浮出水面。因此在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及其未来发展中，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帝国沙文主义都是人们要加以否弃的对象。人们在警惕一统天下的文化霸权的同时，要象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尊重文化的“多元之美”。“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注：《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94页。）在当今全球化与本土化、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一元与多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强势话语与弱势话语的矛盾冲突中，哈贝马斯提出的“合理化交流”理论和巴赫金主张的“对话”理论尽管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无疑也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努力方向和前景：以平等和善意的原则加强不同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以对话取代对峙，促使世界历史出现一种多元共生、文化互补的新格局。但即使中心与边缘的边界消弭，人类文化与世界文学趋于一体化，新的分化又将产生。美国学者史蒂芬·罗在谈到“东西方相遇之道”时指出，当今世界既空前强盛，又十分脆弱。“她的生存和兴盛有赖于人类心灵善良，胸襟开阔，有赖于人类的宽宏大量”。（注：史蒂芬·罗《再看西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也指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往往以东西方敌对的观点而不是按照内在价值来解释文化，但文化传播和通讯渠道的发达“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今天还有许多最紧迫的问题超越了文化的界限。爱滋病、滥用毒品和环境恶化嘲弄着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概念”，跨越民族国家的多国公司遍及全球，在世界经济中结成空前强大的联盟，几个核强国的力量足以“毁灭全人类”。冷战的结束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当前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历史开端的前奏，一个多文化的春季，一个从两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这一运动的人本主义的反映”。“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摧毁，正如一个现存物种的消失一样，是令人不快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必须做到不仅仅相互容忍，还应学会在一起生活，学会相辅相成和彼此补充。”（注：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前言及引论。）但在表达良好愿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欲望永不餍足的本性，往往使恶而不是善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使文化与历史的形态不断地突破相对和暂时的静态，导致永恒与绝对的动态发展。历史与未来互证，未来世界充满着挑战和机遇。生活本身是丰姿多彩的，文学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鲜明的个性和动态的历史发展嬗变。多元文化的并存互补，各得其所，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才能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要。总括而言，世界文明的动态平衡的发展规律对任何文化或文学都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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