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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5—0012—06
一、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成因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明显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从金融层面进行考察与解释。我国经济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阶梯走弱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失衡。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明显，地区货币资金的配置处于一种严重不平衡状态。
从金融机构存款分析，东西部货币资金供需失衡。从《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资料看，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明显呈现一种从东部向西部逐次递减的趋势。占全国面积14%，占人口41.1%的东部地区，1988年拥有金融机构存款64.9%，贷款56.7%；占全国面积42.5%，占人口35.6%的中部地区，1988年拥有金融机构存款21.6%，贷款27.2%；占全国面积43.5%，占人口23.3%的西部地区，1988年拥有金融机构存款13.5%，贷款16.1%。从各地区贷存差情况看，80年代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以后东部地区的存贷差额呈逐渐减少的趋势。1992年以后变成存差，1994年出现大规模存差并导致全国范围内信贷总量存大于贷的根本转变，以后存差规模快速增长，到1998年底全国存差由1994年的810.2亿元增加到13914.6亿元，而中西部地区的贷差从未消失。由此可见，我国东西部资金供给状况反差较大，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而言，资金环境较为宽松，社会资金供给量大。
从存贷款增加的情况看，中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速度均小于东部，90年代以来东部年均存款增长速度为34.5%，贷款增长速度为24.1%；而中西部90年代以来年均存款增长速度为26.8%，贷款增长速度为22.6%。这说明东部较中西部地区而言，其货币资金的增长速度较快，存量金融资源配置速度也较快。
从资本市场的筹资情况分析，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占绝对优势。1999年，全国股票市场A 股筹资总额为893.6亿元，其中东部地区筹资额为480.8亿元，占筹资总额53.9%；中部地区筹资额为274.2亿元，占筹资总额30.7%； 西部地区筹资额仅为137.5亿元，占筹资总额15.5%。从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看， 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上市公司949家，其中东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578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60.9%；中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206家， 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1.7%；而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仅有165家， 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7.4%。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同样巨大。由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政策的倾斜为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利用外资条件。近年来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在1 万亿元以上，1998年达到16932.3亿元，而中部、西部在1998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6340.1亿元与4167.7亿元，中部与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仅为东部地区的62.1%。
从利用外资水平看，东部地区的优势更加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利用政策优势与地域优势，一直吸收着80 %左右的外商投资额。1998年东部利用外资额为38559.1亿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8 %，而中西部利用外资额仅为4787.7亿元与1554.1亿元，中部、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0.7%与3.5%。
从以上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金融资源配置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逐渐扩大。金融资源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约束，可以用资金来源弹性（资金来源的边际使用效率）加以说明。数据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GDP 对资金来源的弹性分别为0.792、0.973、1.275，即西部地区资金来源每增加1%，其国内生产总值就相应增加1.275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资金来源每增加1%，其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0.79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西部较低的金融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此期间，政府确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分区域发展重点，对东部地区长期实行经济、金融、外资、人才等多方面政策倾斜，使本来就存在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
二、制约西部金融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形成能力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形成能力不足是影响西部金融发展的内在制约因素。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人才也并不比沿海少，但是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却远远落后于东部，经济运行效率也差。长期以来，西部经济发展是以初级资源推动为主，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科技进步与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式增长，农业、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构成了西部经济的支柱产业。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分工表现为原材料的生产与初加工和高附加值最终产品生产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格局使西部地区蒙受原材料输出与加工产品输入所造成的双重利益损失，严重削弱了西部地区的自我积累能力。进入80年代，为推动东部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了梯度推进式非平衡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偏低的农产品、原材料、能源等产品的价格对东部经济进行资源支持，而西部地区却得不到国家的大量投资，又无法吸引较多的外资。这样，在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现有社会分工格局下，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资金内生机能差，资金运行处于高投入→低效益→低积累→低产出的低水平循环状态，资本生成与资本积累能力差，资本形成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实际投资与东部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因此，西部地区的这种经济运行状况，使得金融业处于资金投入需求压力大，但资金运营效率不高的境地，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及其在西部经济中作用的发挥。
（二）金融抑制严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西部地区不但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在金融发展上存在着较严重的金融抑制。根据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一种“割裂”(Dissever)状态，大量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因而资产的回报率不同，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也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西部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麦金农所提出的“经济分割”并没有随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消除，而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欠发达的经济体系中金融资产总量不足，金融比率低，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较小， 金融资产扩张能力差，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就不完全。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低，金融中介的效应相应弱化，即金融中介对提高投资规模的贡献减弱，不能有效动员储蓄，并合理引导储蓄将其转化为投资。在金融抑制状态下，资本规模与资本运作效率受到很大限制，储蓄一投资的转化主要靠银行的存贷款渠道，资本市场不发达，资产证券化程度低，直接融资的比重偏小。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不完全的市场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这样，由于过度的金融抑制，西部本来稀缺的资本一方面不能有效的动员与配置，致使资本可能与良好投资机会相分离，稀缺的资本在一些部门低效率的作用，而急需资本的部门却不能得到发展资金；另一方面资本在追逐利润率的本性下，西部地区本来稀缺的资本却向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发生转移。可见，在金融抑制状态下的西部金融，不仅极大抑制了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发展，资本难以有效形成，而且导致西部经济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本大量外流，加剧了西部地区资金紧张的状况。
（三）资本市场发展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
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和体现市场金融交易关系的制度，对于推进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促进整个金融制度的市场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8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和国债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现代资本市场的初步框架，但资本市场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比较缓慢，直接融资渠道过窄。资本市场融资的区域不平衡性，主要体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特征：一方面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容量小，股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无论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证券市场的募集资金额，西部地区都远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组织机能不完善，资本内生形成能力差，市场本身的融资能力不强约束了整个市场的发展。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严重削弱了西部产业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加大了对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压力与风险。
（四）市场型制度短缺，制度创新能力差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体制的变迁呈现出以外部强制性演进为主的特征，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和政治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基本上由政府的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意志所决定，政府成为制度的供给主体，市场型制度相对短缺，经济体制改革在向市场主导型转化的进程受现行制度的约束严重。在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赖于中央财政和银行贷款资金投入，金融资源的配置的计划性程度依然较强。这种制度的演进，使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难以做出合理的产权安排与制度安排，即制度的创新能力存在障碍，市场型制度难以形成，从而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可见，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西部地区在确定排他性产权方面基本上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西部的制度创新能力不足。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西部地区市场型制度的短缺引致金融资源配置原则的非效率性，使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基本流向了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很难取得银行贷款以及难以从资本市场取得直接融资。金融资源这种流向限制了其它所有制企业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发展资金，而近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所支撑。在60%的国内生产总值与85%经济活动由非国有经济创造的情况下，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却处于资金约束与制度约束的双重约束之下，从而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从根本上要求市场型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加深西部地区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以提高经济金融制度创新能力与市场运作效率。
三、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策略选择
（一）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强化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
首先应采取倾斜性货币政策，扩大西部地区的货币供应。一是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政策。由于目前中央银行实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再加上西部地区部分资金流向东部，现金漏损率较高，货币乘数相应降低，致使西部的资金供给能力低。为此，要调节东西部地区资金的不平衡，有必要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政策。二是实施扶持性再贷款政策。在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后，人民银行分行已经按照经济区域设置，人民银行总行可以考虑给西部地区的人行分行一定的再贷款权，让其根据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发放一定的再贷款，从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三是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在利率还没有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西部地区的利率管理政策应有别于东部，使其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利率损失由中央财政弥补。四是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国家通过信贷政策，适当降低建设项目资本金限制、延长银行贷款期限等，对商业银行资金加以引导，为扩大西部地区的信贷资金规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次是大力发展西部金融组织体系。国家在西部地区予以金融政策支持的同时，应积极支持西部金融组织机构创新，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二是组建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西部地区开发贷款规模；三是积极引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扩大其在西部地区分支机构的设立；四是规范完善西部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加强中小金融机构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服务；五是设立西部开发投资基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西部产业发展与中小科技企业技术创新。
再次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管理机制。一是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建立完善内部责任制度、奖惩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并健全内部稽核机构，加大稽核力度，使金融机构内部决策和业务经营程序化、规范化，从而健全内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二是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构建高效运作管理机制与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支付结算系统。三是尽快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正常运作机制，提高西部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机制，建立符合国际监管一般要求的资本金管理制度，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四是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西部金融机构应着重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水平与风险约束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保证金融的稳健运行。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加强对金融机构执行西部开发产业金融政策的资金投向与资金运行风险进行监管，以保证产业金融政策的实施。
（二）确立投资重点，进行有效资本动员
开发西部，首先应制定有利于西部开发的产业金融政策，这些产业金融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优先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支持资源开发项目；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积极支持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产业金融政策，合理引导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从而有效传导倾斜性金融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其次是选择投资重点，优化资金投向。根据西部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投资重点应定位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西部地域应立足于自身优势，建立具有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培育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变不合理的分工格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当前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环保、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切实保护和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发展西部经济的基本前提，只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西部的资源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才能推动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大力发展西部的科技和教育。科技和教育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条件，发展西部经济，必须依靠科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再次是积极开辟多种融资渠道，进行有效资本动员。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在开发初期，政府部门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西部经济的发展仅靠政府部门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进行有效资本动员，积极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支持西部经济的大发展。概括而言，西部开发的资本动员可以分为三种渠道：第一渠道是政府部门的投资。这一渠道的关键作用是发挥政府初期投资的启动效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创造西部投资的基本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实现西部开发的第一次资本积累；第二渠道是通过政府初期投资的引导，带动更大规模社会民间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西部开发，必须有效动员民间资本，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西部地区，民间资本所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并不活跃。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 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能够吸引更多外资，而大量外资的涌入必然会对东部的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这部分被挤出的民间资本肯定会向其它地区转移。因此，西部地区应抓住这一先机，以超前性战略动员社会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实现第二次资本积累；第三渠道是通过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选择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和项目，支持和鼓励国外资本参与西部开发与建设。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西部准许入限制，积极进行BOT（Build—Operate—Transfer）、ABS（Asset—Backed—Security）等项目融资方式试点。对参与西部开发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三）培育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在发展西部资本市场过程中，培育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从而形成多层次、开放性的金融市场是西部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取向。为培育西部区域性资本市场，可以考虑在重庆、西安、成都等经济金融基础较好的城市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允许西部一些规范性、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场外交易；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在西部中心城市设立创业板市场，支持西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西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第二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一是积极支持西部企业上市融资。在符合上市条件下，优先考虑西部地区企业上市，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筹资规模和提高西部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二是大力发展债券融资。针对西部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可以考虑发行市政建设债券进行筹资，政府在国债发行中可优先安排发行西部建设国债。同时，中央可以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作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
第三是积极发展西部开发基金。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看，建立国家区域发展基金是其通行做法。开发基金一般由政府独资或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民间金融机构及有关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为保证开发基金的运作效率，应采取契约或公司的形式，并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专项管理，这样一方面执行国家所赋予的必要职能，进行筹集资金，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另一方面，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进行运作与管理，确保资金的有效运用，使基金投资者获取相应的资本收益与增值。
第四是培植西部投资银行，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作为西部资本市场重要参与主体的西部券商，不但数量偏少，而且规模偏小。因此，发展西部资本市场必须注重培植西部券商，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券商规模，并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西部券商上市，以提高其市场的竞争能力。
（四）加强制度创新，推动西部经济发展
西部经济发展固然需要优惠政策的倾斜来启动，但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化与企业微观制度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目前，西部地区资金的计划管理尚未完全清除，非国有经济发展受到制度约束，国有企业产权安排尚未明确，这些制度短缺问题只能通过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加以解决。
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政府在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时应着重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西部地区下一步改革取向上，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重点解决经济发展中制度供给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与创新激励问题，促使地方政府从分配上关心经济效率，最终加快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和实施，从而为西部经济发展创造内在活力。二是选择好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切入点。由于西部社会资本的存量主要集中于国有部门，因而选择国有企业作为制度创新的切入点，能够带来相对高的经济发展潜力。三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要采取更新的创新手段和更大的创新力度，不断增强西部的制度创新能力，推动西部制度的帕累托改进，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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