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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4）04-0012-05
价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为了论证价格协调机制的充分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一个“黑箱”。对新古典经济学上述观点的批判，是现代企业理论产生的共同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走出理论体系的相似性，涌现出诸多不同的理论学派，它们不再建立在同一套假设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假设前提讨论企业问题。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现代企业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流派：企业的契约理论和企业的能力理论。（注：企业的能力理论目前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包含资源基础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它们都强调企业的生产属性，都主张演化论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我们把它们统称为企业的能力理论。）当前，缺乏对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全面把握，是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试图在对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演化做出初步概括的基础上，揭示两大理论流派各自的局限性，探讨企业理论发展的可能方向。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分析及其局限性
为了解释价格理论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科斯把企业的本质归结为与市场相区别的组织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经济协调活动中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企业，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从而减少了交易次数所引发的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成本；二是通过契约，企业内部权威机制取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企业管理协调节约了市场交易的信息搜集成本。在有限理性约束下，长期契约对未来预期的完全信息要求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活动。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1]。
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斯的上述思想。他首先明确地把交易作为组织分析的基本单位，并从不同交易单位固有的特征出发，讨论交易成本约束下的契约性治理结构的最优选择。威廉姆森指出，不同交易单位固有的特征决定了不同交易活动组织的成本结构，也决定了选择不同治理结构的效率水平。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科斯。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发生的市场交易是同质的。事实上，没有一件事能够比我们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实际交易更多样化的了。这似乎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交易的成本是彼此差异很大的，而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亦如此。”[1]
威廉姆森认为，判断交易单位特征的维度主要有三个：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2]。其中，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变量。在连续性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往往在事后使交易转变为备选数目极小的双边垄断关系。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将会导致双边垄断条件下持续交易的不确定性，造成交易活动的中断，从而使交易双方丧失专用性投资的潜在收益。
在上述分析中，威廉姆森强调交易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交易单位所固有的特征，组织交易活动的效率决定于根据交易单位的特征选择相应的治理结构的过程。事实上，在威廉姆森看来，无论是交易单位的特征还是治理结构形式都是外生的。在本质上，交易成本的节约在于交易特征和治理结构的相互对应。
格罗斯曼和哈特进一步把企业契约性治理结构的核心界定为企业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分布[3]。他们指出，相对于市场交易，企业治理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企业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权利安排——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决定了企业的效率水平。其中，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或风险制造者和风险承担者的对应分布是最优所有权安排。事实上，格罗斯曼和哈特强调企业要素所有者固有的成本收益特征决定了企业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内容。正是从这一角度，张维迎从非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出发，提出“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4]。
事实上，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前提：资源和要素的个体分散拥有是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预先给定的和在技术上可以分开的操作单位或交易单位。这些交易单位既可以通过市场组织也可以通过企业组织操作，即市场和企业是完全替代的。这一隐含前提充分反映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静态特征。动态地看，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初始的完全可分的交易单位通过企业内部组织，可能转化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首先表现为交易单位成本和收益特征的动态变化。为了考察这种变化，迪屈奇把交易成本划分为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两者分别指企业内部和市场组织同一交易活动的成本。他指出，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两种交易成本将产生不同的长期动态趋势[5]。
兰格路伊斯（Langlois）进一步把两种成本长期动态趋势的不同归结为资源或要素的非竞争性，并用非竞争性程度来衡量市场组织某一交易活动的可能性[6]。他把企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要素划分为两类：竞争性要素和非竞争性要素。前者指可以从其他企业或市场廉价获得的生产要素，后者指不可能通过市场廉价获得的要素。如图1所示，△C曲线表示获得某一生产要素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额。在横轴的上方，△C为正，即组织成本大于交易成本。在B点，△C为零，即科斯所说的企业规模扩张的最佳边界。OB之间，△C为负，企业内部组织交易活动具有成本优势。B点之上，企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是竞争性的。从O点到B点，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程度是递减的。其中，OA属于企业的核心要素或资源，它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难以通过市场公开获得，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
图1 企业核心资源和要素的非竞争性
通过上述分析，兰格路伊斯强调，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替代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行为的静态分析存在着重大缺陷。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从市场交换关系出发讨论企业的本质，使得科斯混淆了企业存在和企业组织这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存在的认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它没有考察企业内部组织活动及其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因而“经济组织理论必须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要解释那些决定通过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所得是否比在一个组织内（诸如企业）或是通过市场更高的条件，以及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7]。对企业组织结构的考察才是企业理论的主题。与科斯根本不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是从企业内部交易活动或组织活动出发讨论企业组织的本质。
迪屈奇在批判交易成本经济学静态分析方法的同时，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另一重大缺陷是忽略了企业最基本的属性——生产。事实上，市场不可能替代或产生企业，其功能只是把各个生产单位联系起来。
二、资源、能力和生产性知识的集合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局限，演化论经济学试图从企业行为及其对整个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考察经济协调问题。该理论认为，价格机制仅仅是经济协调的方式之一。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变迁的基础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企业的创新性竞争行为。阿尔钦指出，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条件下，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行为的最优化假设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8]。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基础性的。
纳尔逊和温特在承袭阿尔钦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试图解释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如何行动的。他们强调，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行为的最大限制是知识的不完全性。为了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竞争行为，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假定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的生产者，即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他们用“惯例”表示企业组织演化中所形成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企业通过“惯例”适应所面临的不确定问题，配置社会资源和提高组织活动效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企业内部出发，讨论不确定条件下企业的竞争行为和竞争优势，形成了包括“资源基础理论”（Barney，1986）、“企业能力理论”（Teece、Pisano、Shuen，1990）、“企业知识基础理论”（Demsetz，1998）等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企业的本质是专业化生产组织形式，企业的生产性资源、能力和知识是企业市场竞争行为的基础。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超额利润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以及难以模仿和替代等特征。资源的价值性和稀缺性使得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经营环境变化中的各种机会并获得理查德森租金（Richardson Rent），而资源的难以模仿和替代则使得这种租金收入持续化。
企业能力理论进一步认为，与资源相比，企业内部拥有的对其资源进行开发、配置、保护和协调的能力对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更为重要。这种能力是“组织中集体学习和知识积累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知识”[9]。企业的知识理论更进一步地把企业的上述能力归结为企业知识积累和知识一体化的结果，强调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企业的发展和扩张表现为生产性知识的积累、转移和共享过程。
三、契约知识和生产知识的积累与企业的内生成长
从企业的交易活动出发，企业的契约理论把企业的本质看作是与市场相区别的契约性治理结构，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论”，对企业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是，企业的契约理论仅仅把企业理解为契约性组织，从而使得该理论仅仅关注对要素所有者权利关系的考察。福斯指出，企业的契约理论对企业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区别了“生产”和“契约”[10]。但是，他们仅仅关注企业的各种“契约”特征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特征。从现实性上看，企业在本质上是“生产”和“契约”两重属性的统一，仅仅从“契约”属性及其交易成本角度考察企业，难以回答企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企业的决策过程不仅要考虑交易成本，而且要考虑生产成本。针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分析的局限，德姆塞茨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存在问题的关注并不表现为要讨论与企业相关的事实，而是表现为对一种合乎逻辑的理论的探讨，即证明价格制度中企业存在的合理性[11]。交易成本经济学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企业，更多地表现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展，这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方法及其理论存在严重局限的根源。
同样，演化论经济学及其企业理论仅仅从“生产”的角度理解企业，对企业的认识和分析也存在片面性。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或管理成本同样制约着企业的扩张和成长，因而从“生产”和“契约”两重属性统一的角度理解企业的本质和行为，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成为企业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迪屈奇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在一个静态分析框架中考虑问题，不能说明在一个动态背景下企业的演化。他在把交易成本区分为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的基础上，强调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组织交易活动的长期动态优势，并把这种动态优势归结为企业内部长期知识的积累过程，从而试图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分析动态化，把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为一个更为一般性的企业理论。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生产”和“契约”两重基本属性的统一。现实中的企业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包括契约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活动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动态互动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生产活动和契约活动及其互动表现为企业内部独特知识的积累过程。
与生产活动和契约活动相对应，企业知识和能力既包括生产知识也包括契约知识。契约知识主要是企业内部积累的与企业权利安排相关的知识，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权利划分和配置过程中的惯例化活动。纳尔逊和温特把这类惯例化行为称为对企业解决内部利益冲突具有积极效应的“全面休战”[12]。生产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在企业的知识体系中，决定企业能否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长期发展的关键性知识被称为核心知识或核心能力。
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企业之间知识的长期积累存在着动态差异，尤其是每个企业的核心知识是独特的，它的构成往往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默示性知识。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抽象企业，而是具体的企业，企业之间是异质的。为此，从知识的层面上理解企业，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对现代企业理论两大流派进行综合和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的成长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不确定条件下，企业当前的知识存量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企业能否把握潜在的市场机会。德姆塞茨强调指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最根本的缺陷是这一模型假定企业不费分文就能充分获得有关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及其价格变化的知识[13]。在此假设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不存在知识成本约束。在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中，企业的经营决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企业应当做什么，而是能够做什么，这取决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
布林·罗斯比以美国杜邦公司成功开发尼龙产品为例，说明了企业知识存量和积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决定性意义[14]。杜邦公司1920年以前的主要业务是生产爆炸品，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为了分散风险，杜邦公司进入了染料行业。由于基础知识的匮乏，染料生产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利润，却为尼龙的开发积累了合成纤维的生产及其染色方面的必要知识。同时，炸药的销售经验也为杜邦进入消费品生产和销售领域积累了建立新型产销关系的独特知识。正是在这一特殊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杜邦才有了后来尼龙系列产品开发的成功。
知识存量对企业新知识的积累及其创新活动也有制约作用。纳尔逊和温特甚至认为，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前提，新问题的产生首先表现为对现有知识和惯例的不一致或反常[15]。事实上，新知识的形成和积累与企业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结构之间存在着路径依赖关系，相应的知识背景是知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决定于企业核心知识的积累、扩散和转移过程。在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的规模扩张看作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在有限理性约束下，复制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活动。因为企业扩张需要一个知识积累过程，其中的核心知识是默示性的，对默示性知识的模仿是一个带有强烈成本约束的学习过程。基于这一认识，现代管理理论更多地把企业看作是一种学习性组织，企业的扩张和多元化是核心知识基础上的“主导管理逻辑”（dominant general management logic）的扩展过程[16]。
第三，核心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难以模仿与替代。作为构成竞争行为的关键要素，企业的核心知识是非竞争性的，难以模仿和替代。企业核心知识的非竞争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核心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特征。演化论经济学认为，作为历史演化的有机体，企业核心知识的积累可能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历史和空间条件，一旦这些条件消失，企业将难以获得或积累起相同的知识和能力。二是作为企业组织成员个体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结果，核心知识的形成具有社会性、复杂性，这构成了企业核心知识的整体性特征。三是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人们在考察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往往很难弄清到底哪一种知识和能力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着对应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拥有核心知识的企业本身也难以弄清楚。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核心知识往往属于默示性知识，难以明确界定；另一方面，企业的竞争优势往往是不同的知识、能力和资源共同协作的结果。
四、小结
缺乏对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全面把握，是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对企业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做出一个初步梳理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两大流派的贡献及其存在的局限。我们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生产”和“契约”两重属性的统一。动态地看，作为长期生产知识和契约知识积累的结果，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内生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积累和构建自身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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