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校之道——以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之道论文,为例论文,名校论文,中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今天有许多高中常常对外宣称自己是一所“名校”，非常重视“学校文化建设”，因此很有“文化”，而且做这样的宣传时，往往先是列举学校有多少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然后再列举出过多少院士、博导等等。这表明，当前许多“名校”校长都意识到了，必须有卓越的学术成绩，方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名校。
这一点认识自然正确。然而，有趣的是，就笔者所见到的“名校”宣传册而言，几乎没有一本会按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的“名校观”，来思考真正的名校“名”在何处，进而像蔡元培、梅贻琦等人那样，首先将“名”赋予本校教师，以本校教师的卓越学术成绩来显示学校的“名气”。这正是当前许多“名牌高中”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一点：首先“名”在学生的高考成绩上，而不是“名”在教师的学术成绩及其背后的专业进步与课程创造上。
既然是“名牌高中”，当然首先是由本校教师缔造出来的。难道本校教师的学术成绩与课程创造不更值得引以为荣吗？抑或与本校那些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比，本校教师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学术成绩与课程创造，而是和常规做法没什么两样，也是围绕考试，教指定的那几本教科书，所以就不宣传了？无论怎样，显然都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就对“名校”的渴望而言，蔡元培、梅贻琦显然比今天的许多校长都要强烈，他们何止是要自己的学校在本地、国内扬名，而是要在世界扬名。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们的“名校之爱”不仅强烈，而且建立在充分理解名校本质的基础上。蔡元培说，他心目中的“名校”应像当时最好的柏林大学那样，首先是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一流学府。梅贻琦也直言“大学乃是大师”。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要建一所真正的“名校”，则必须首先将“名”定位在教师身上，以教师的卓越学术与教学表现，来成就学校之“名”。在蔡元培、梅贻琦的办学纲领中，何曾(又怎么可能)会出现以多少毕业生考取柏林、哈佛的研究生为荣。
惟其将名校之“名”定在教师身上，所以蔡元培希望，自己做满北大校长五年时，能办一次校庆，如果顺利的话，他将大力展示本校教师撰写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向外界证明北大教师的一流眼界、卓越的学术与教学能力，进而证明北大的高贵学府本质。惟其如此构想，所以他在发展各科教学时，都是尽力聘请、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来充实师资，并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与收益，为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创造条件。[1]
比如在“国学”这一块，蔡元培便“网罗”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诸多弟子，大力提携胡适、刘半农等海归人才，支持他们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所，让他们安居乐业。①蔡元培这样做，是为了能使太炎弟子、胡适等人能够拿出比欧洲的中国学(其门类、方法、成果远比中国传统的“国学”先进、丰富)更胜一筹的学术成绩，来光大北大乃至中国的国学，培养后辈人才。[2]而太炎弟子、胡适等人也确实拿出了可让北大扬名的学术成绩，并且培养出了顾颉刚、魏建功、傅振伦等一批能够传递北大学术薪火、续写北大学术荣耀的学术人才。②
反观今天的诸多“名校”，又有多少能将办学重心定为了解教师的学术功底与兴趣，然后努力为教师的治学、教研或“专业发展”创造条件，使教师能通过自己的学术功夫，不断改进课程与教学，为精心选拔上来的学子提供一流的学术熏陶，使他们不仅可以考上名牌大学，而且能在高中时期就已培养起来的学术兴趣的基础上继续求知。
也许有人会说，蔡元培的那一套只适合“名牌大学”，不适合“名牌高中”。那“名牌高中”又是什么样的“名校”呢？难道就是如一位“名牌高中”校长不久前对笔者坦诚相告的那样，不过是训练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的“应试机构”，而且各地都一样，因此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文化底蕴或特色？听得笔者直叹，那些曾使蔡元培、梅贻琦的学校产生特色、形成文化的“力量”——即教师、学生的学术意志、求知兴趣与课程愿望——在“应试”出色的“名牌高中”里根本没有价值，但没有这些“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化成的浓厚学术氛围，何来一流学府，何来文化名校，何来优秀人才？难道这些字眼都是供人肆意廉价利用的“招牌”而已？
由此很自然地会想起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高中部。1927年，蔡元培将教育部改成“大学院”，推行“大学区”制度，意在使大学支配地方教育行政权，籍此提升办学质量(因为大学可以提供地方教育厅无法提供的优秀师资与学术资源)。[3]“大学区”制度酝酿期间，汪懋祖便辞去北京师范大学代理校长，南下至江苏，任省教育厅督学。不久，江苏省即被列为首个试验区。之后，汪懋祖一个月内便从地方当局接收了位于苏州的省立一师，又以同样的速度顺利接收了苏州其他两所学校。三校合并成苏州中学。1927年7月5日，汪懋祖被任命为苏州中学首任校长。[4]
汪懋祖缘何会看中苏州，又为什么刻意将三元坊这块宝地留给苏州中学高中部？有一点可以确信，汪懋祖立志要办一所堪舆欧美一流高中(如伊顿公学)媲美同时又能光大中国学术传统的学府，[5]对他来说，三元坊可谓再合适不过了。之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曾在这块地方办过师范学堂。晚清时，更是有俞樾这样的顶级学术大师(章太炎的老师)在三元坊主持著名的紫阳书院，至于其办学宗旨，则是要超越“科举”应试教育，使师生追求真正的学术。如俞樾本人所言，在他的紫阳书院，“不必做八股文字，凡做八股文字，不过乡会两试做敲门砖而已”，而应“以经学史学实学为主，……师友讲学，以求实学”。[6]
可说，至少自俞樾以来，在三元坊矗立的学校就形成了一种追求一流学术与人才教育的光辉传统。汪懋祖的办学理想与三元坊的文教传统无疑非常吻合，否则曾留学美国的他给苏州中学取英文校名时，怎会将苏州中学称为“Soochow Academy”，而不是杂货铺式的High School。当年的苏中学子虞兆中也理解校长的意思，所以他说：“苏中不取当时习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而以Academy命名，……由这命名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当然亦表示他办此校的向往之所在”。[7]
因为要将苏州中学办成一所真正的一流学府(Academy)，所以汪懋祖会制定与Academy相配的学术教育理想，其姿态和俞樾一样高贵，亦是要超越俗常的“应试”教育水平，使苏州中学抵达卓越境界。如其对苏中师生所言：“一所优良学校的成绩，不仅在毕业生能多数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后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8]
何以可能使苏中学子考入大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显然必须依靠苏中教师的学术研究与崇高人格来熏陶。汪懋祖的观点正在于此。可以说，他与蔡元培、梅贻琦都深谙欧美一流学府的奥秘所在，因此他也像蔡元培那样，到处寻找能做好学问、能给学生提供一流学术课程(即“研究性课程”)的学人教师(而不是徒知照本宣科、教学生做试卷的“冬烘先生”)，将他们网罗到苏州中学。凭借蔡元培式的学术眼界与活动能力，汪懋祖从东南一带网罗了一批颇有名望的学者或名校出身的人才来为他主持各科教学，包括常被今天许多人认为是“副科”的美术及音乐，都是请颜樑(著名画家、苏州美专校长，解放后任浙江美院副院长)、陆修堂(二胡演奏家，解放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这样的高手来主持。
请到学者教师后，汪懋祖又像蔡元培那样，竭尽全力为那些肯做学问的苏中教师创造条件。诸如各科都成立自己的学术及教育研究会，各科皆推举学术底蕴深厚的人为首席教员，带领同仁一起研究学问，探索如何改良课程与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再如出版《苏中校刊》，同时联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著名出版社，为全校教师发表学术成果搭建充足并且优秀的平台。
除此之外，汪懋祖还利用自己之前在学术界的交际关系，每月至少请一位学术文化界的名流来苏州中学演讲。在他担任校长的三四年里，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吴梅等四十几位学界名流曾来苏中演讲。其中，胡适等人还曾几次来苏中，有的，如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担任教授的词曲学大师吴梅，甚至一度被汪懋祖留下来担任教师。
很明显，汪懋祖的这些行动皆是为了激励教师在学术研究与课程创造方面拿出上佳成绩，使苏州中学至少成为一所能让国内著名出版社及学界名流重视并频繁“光顾”的一流学府。蔡元培、胡适等学界名流认可了苏州中学及苏中教师，[9]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国内著名出版社也是如此。以下即是汪懋祖时代的苏中教师在国内著名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专著、译著及教材成果。[10]
英文：苏州中学英文研究会《高中英文选》三册、沈同洽等《模范高中英文选》三册等。
自然科学：吴元涤《南洋植物志》、《普通胚胎学》、《高中生物学》、《高等生物学》、《植物学》，汪畏之《实用自然研究》、《相对论ABC》、《电学ABC》、《温斯二氏对数表》，顾元《新时代高中天文学》，周候于《微生物世界》等。
社会科学：杨人楩《高中外国史》、《初中外国史》及译著《法国大革命史》、《世界文化史略》，陈其可《中国近百年史》，吕叔湘的译著《人类学》、《文明与野蛮》等。
教育科学：沈佩弦《初级中学之理想与现实》、《小学国语教学法》及译著《乡村学校的新理想》，张绳祖的译著《教育心理学导论》、《中小学训导实施录》、《学习心理学》等。
毫无疑问，无论是学科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是教育教学研究，苏中教师都曾有过上佳表现。尤其是在不断地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学术课程这一点上，吴元涤、杨人楩及吕叔湘等教师的表现更是抢眼，所以他们后来大都被名牌大学挖去做教授了。实际上，苏中教师当中有许多在来汪懋祖的Soochow Academy之前，就已经是大学教授，其他一些教师也有执教大学的学术能力，但因留恋三元坊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而谢绝了大学的邀请。如此强悍的师资正是苏州中学可以引起国内顶级学人的注意，并因此成为“名校”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以上所说尚未提及苏州中学最优秀的师资，即国文师资。而国文师资之所以最强，首先与校长汪懋祖推崇国学有关。加上蔡元培、胡适、顾颉刚等人二十年代中后期也在北大大力发展国学，汪懋祖更是会在国学领域拿出成绩来。汪懋祖瞄准了国学师资甚强的无锡省立三师，虽然他无法请动钱钟书的父亲—一代国学名家钱基博，但却成功地从三师挖来了钱穆、沈颖若和胡达人三位大将。苏州中学的国文课即是由钱穆、沈颖若把关操办。
接下来，就以钱穆为例(之前在著名的“南社”中就以“诗文”见长的沈颖若其实亦可以作为例证，只因史料缺乏，所以舍弃了)，更深入地看看，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治学，以及什么样的课程与教学创造，能够使苏州中学这样一所名牌高中成为真正有文化乃至连大学都要自叹不如的一流学府。在此之前，只需强调一点，今天人们竞相期盼的“课程改革”或“教师专业发展”对钱穆来说，都不过是日常生活、家常便饭而已。而苏州高中之所以能在两三年内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名校”，同时又能依靠强大的国学实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从而与重视理科和职业教育的南开中学以及以“新文学”见长的春晖中学自动区别开来，正是由于有钱穆这样的教师(当然还有沈颖若、吴梅、吕叔湘等教师)在校园里把“课程革新”、“专业发展”当成家常便饭。
作为首席主任及国文教师，钱穆任教的是高三年级，而且是“重点班”，苏高中学子本来就是择优录取，钱穆所教的学生更是优秀中的优秀。钱穆深知这一点，因此和另一位首席教师沈颖若一起制定苏州中学的《国文学程纲要》时，钱穆认为，高二一念完，苏中学子的“国学基础”及“学术研究之观念”理应皆已培育好，高三一年，他的教学目标是：“到第三学年终了，要求学生能于课外各阅读物中所得之中国古今学术思想之变迁大概，做系统整理，并确能于整理中，做出句读之标点，有新颖之批评，并能留意前人考证之未发义、未确义为余事。”[11]
或许无论是谁，在看了上段陈述之后都会觉得，苏州中学国文教师自定的“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实在是难度太大，近乎苛刻。不仅要高中毕业生能够通过阅读高中三年当中没有专门学过(即“课外”)的各类学术著作，对“中国古今学术思想之变迁大概”做出“系统整理”，而且还要在整理过程中，力求能够找到前人尚未发现或没有研究透彻的题目，形成平时的学问爱好(即“余事”)。
这哪里是高三的功课？今天的文史研究生毕业之后也不一定能达到上述要求。苏中学子何以能够接受如此高难度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苏州中学的学生肯定会有跟不上的。1955年成为学部委员的钱令希回忆自己于1927年考入苏州中学之后，便发现，苏中功课要求太高，以至于等他读到要升高中，转考了其他学校(尽管他承认，苏中的训练为他在其他学校学好功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汪懋祖以及钱穆、沈颖若、吴梅等国文教师的理论是：择优录取学生，然后又以高标准的学术功课来考验他们，跟不上的只能自动淘汰，留下的才有望成为一流的人才，如此方可将苏州中学办成一所真正既可以再现三元坊辉煌文教传统，又能够与欧美名牌中学相媲美的Academy，这样才有一流学府的尊严与荣耀。
其实，钱穆之所以会制定学术要求如此之高的目标，是因为钱穆自己首先在做高标准的学术功课，他自然期望学生能和他一样，成为一流的学术人才。来苏州中学前，钱穆便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并立志要超过乃至推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相关学术成果。到了苏州中学这所让他非常惬意的学府后，钱穆更是发奋钻研，不仅在《苏中校刊》频繁发表学术论文，启发学生如何做学问，而且写出了后来让自己及苏州中学进一步扬名于学界的巨著《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的学生胡嘉便清楚地记得，钱穆不仅在课堂上教他们做学问，更以课外的勤奋学术耕耘来熏陶苏中学子。如胡嘉所言：“钱宾四先生和苏高中其他老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的精神，蔚然成风，对当时学生起了鼓舞的作用”。他自己便在钱穆的“身教”熏陶下，“立志专研史学”，积极向商务印书馆的刊物投稿，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成为历史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12]现在有许多“名牌高中”的学生，即使考上了名牌大学，也不会觉得高中三年的学习有何乐趣可言，当年的苏高中如汪懋祖校长所言，不是以考大学为本，而是推崇教师拿出卓越的学术与教学行为来带动学生求学，学生反倒很容易考上名牌大学，并能体会到随老师求学的“从游之乐”。
同在“名牌高中”求学，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其中关键原因正如胡嘉所言，苏高中教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蔚然成风”。正因为教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蔚然成风”，所以当苏高中学子可以考上清华大学替学校争得名声时，作为榜样的教师，也因为勤奋好学而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比学生考取清华更为荣耀的成绩，这才是名牌高中教师的英雄本色。否则，紧紧盯着考试、训练学生应试，即使能培养出清华生，自己在学业上却拿不出卓越表现，又有何尊严做名牌高中教师？总之，在苏州中学那里，名牌高中教师的英雄本色在于能够拿出一流的学术成绩来充实、改良课程与教学，而在显示名牌高中教师之英雄本色这一点上，钱穆恰恰堪称表现最佳的苏高中教师。
苏州中学也因钱穆的卓越表现变得日益出名，蒙文通、商务印书馆等知名学者及出版社纷纷来苏州中学，甚至“到苏州中学一见钱穆”都成了胡适、顾颉刚等顶级学界名流来苏州时的基本节目，而且为钱穆及苏州中学默默义务做宣传的也是大学教授，是为东吴大学的陈天一。胡适来苏州时，陈天一告诉胡适，要胡适“必到苏州中学一见钱穆”，胡适来苏州中学见钱穆了，而且被钱穆问得哑口无言。之后，顾颉刚来苏州，陈天一亦将他带到苏州中学见钱穆，粗略翻阅《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顾颉刚即提出一定要将只有中学文凭的钱穆弄到名牌大学去任教，并请钱穆给著名的《燕京学报》写稿。[13]
顾颉刚不久便让中山大学给钱穆发来了聘书，钱穆拿着聘书向汪懋祖辞职。时为1930年，此时的汪懋祖因为“大学区”制度早已失败、地方势力夺回教育行政权，正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况，他恳请钱穆再留一年，明年他也会辞职离校。钱穆留了下来，苏州中学因此继续是一流学术成果的诞生地，远非一般的大学可以伦比。因为钱穆继续留任的那一年，在《燕京学报》发表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学界自康有为以来争论不休的一大学术难题。著名的《大公报》发文，赞之为“学术界之大快事”。[14 ]不久前还被钱穆问得哑口无言的胡适在北大讲课时，更是有意采纳钱穆在论文中提出的新观点。[15]
1931年，钱穆、汪懋祖皆离开了苏州中学。钱穆离开是因为学问太出色被顾颉刚拉到了燕京大学。汪懋祖辞职，则是因为他想为苏州中学师范部的学子争取考大学的资格，以进一步提升苏州中学的学术化程度，被省厅拒绝后，汪懋祖即愤怒告别了几年来辛苦经营的Soochow Academy。此后的汪懋祖辗转各地，甚至为办学变卖家产，也再未办成一所像苏州中学那样的让大学都自叹不如的名牌高中、一流学府，可谓遗憾终生。但其在二十年代末创办苏州中学的辉煌经历却永远不会消失，始终可以给思考何为真正的名牌高中、何为真正的文化名校的人提供一种品质上佳的解答。而钱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书生涯时，也认为任教苏州中学的岁月远比任教燕京大学或其他大学的日子更让他留恋(有趣的是，吕叔湘亦有类似的感受，其中原因，需另文分析)。
汪懋祖离去后，二、三任校长分别是生物学家吴元涤和地理学家胡焕庸，他们掌校，仍能努力保持苏州中学堪与大学伦比的学术尊严与学府气象，而汪懋祖时代火热的以学术研究来改良课程与教学的教师专业生活也依然存在，只是其强势由国学转向理科而已。但日军的野蛮入侵，却使“抗日”立场甚是坚决的苏州中学师生失去了家园，苏州中学因此只能分成几部，隐姓埋名于民间。抗战胜利后，苏中师生虽尽力重建家园，但终因元气大伤，无以恢复早期的学术尊严，近乎蜕变成只能以“交通大学的先修校”[16]为荣，往日那种连北大、胡适等象征顶级学术荣耀的名字都可以不放在眼里的雄壮气势与强劲实力早已化为记忆。
至于今天的苏州中学，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运动之后又发生了诸多变化，诸如英文校名由Soochow Academy变成了Suzhou High School，门口挂着一块写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源基地”的大铜牌等等，都可以表明变化，让人在见识发展之力量的同时，亦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不过，在这所校园里，仍然可以看到：蔡大镛、杨镜如、朱九如等南京大学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史教师聚在一起时，便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程千帆、钱谷融等各自母校的师长以及钱穆、沈颖若、吴梅、吕叔湘等第一代苏高中教师的伟岸学行与风度。
何况他们不仅追忆，而且新近还在查找、梳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紫阳书院志》、《三元春秋》等校史著作。他们以退休之后的学术行为，向苏中年轻教师以及所有与苏州中学有关的人展示了什么是苏中教师的纯然学者风范，以及何为滋养这种风范的专业生活方式，而苏州中学往日的学术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们的虔诚追忆与严谨著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令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不断地被“别样”的城市景观与教育活动包围着的苏州中学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永恒”。
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名牌高中”如果没有本校教师的学术研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改良课程与教学的日常专业生活，便不可能是一所真正一流的学府，也很难培养出考入名牌大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的精英人才。即使培养出了，似乎也与教师的学术熏陶无关，而更是享受优越的“招生政策”和学生自己努力的结果，因为倘若教师自己连学术研究都没有，何谈学术熏陶，名牌高中或一流学府亦将只是个“招牌”而已，哪里有学术与师资实力去和伊顿公学、亨利四世中学等西方的名牌高中较劲。
注释：
①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沈尹默.我与北大.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刘复.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4期.1925.11.4.
②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3期.1925.10.14-1925.10.28.傅振伦.北大国学研究所考古学会之过去与未来.北大学生.第1卷第3期.1931.2.顾颉刚.走在历史的道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中行.负喧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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