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湖北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跟踪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逐渐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要素流动中的重要现象。当前，在各种类型的农民城乡流动行为中，以就业流动尤其引人注目。以往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劳动者个体流动行为及其基本特征，而很少涉及农户家庭的整体就业决策（少有的文献见杜鹰、白南生(1997)，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蒋乃华、卞智勇(2007)以及Jalan和Ravallion(2001)）。即使是少有的研究农户家庭决策的文献也仅仅将农产家庭仅仅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劳动者个体的就业行为（张林秀等，2000；盛来运，2007；史清华、程名望，2009；Takahiro Ito和Takashi Kurosaki,2009）。如果从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现实逻辑来看，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是以个体劳动者在空间和产业上的流动行为表现出来，然而这种流动就业行为通常发端于农户家庭，决策基础也来自于农户。因此，本文将在现有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调查为例①，本文将具体从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数据为例分析现阶段农户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以农户家庭整体就业决策为分析对象，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性评述。
二 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行为的基本特征：以湖北为例
（一）农户劳动力表现出较强的外出流动倾向，回流劳动力数量则相对较少。外出就业绝大多数分布在非农领域，尤其在第二产业就业量最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近几年来对湖北农村3300户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情况的调查结果，绝大多数的外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到非农领域就业。例如，2006年样本农户中，外出到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为3225人，占外出就业总劳动力的99.63%。其中，在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外出就业总劳动力的比例为59.28%，比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高出18.93个百分点（见表1）。具体而言，湖北农户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的行业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制造业（见图1）。为什么湖北农村外出劳动力集中在第二产业呢？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第二产业诸如建筑业的工作需要形成大量团队作业的劳动力，并且容易形成以包工头为核心的集体建筑团队组织模式，此种模式在以往外出劳动力的推动下通常可以形成村民结队外出就业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以往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回乡通常带回一定的就业信息，并形成带动效应，在村庄范围内形成互动的影响，进而使得更多的村民外出就业。因此，结队外出就业使得相对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集中于这一行业。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外出在第三产业就业通常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由此而形成的收益相对不稳定，大多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农户劳动力会首选工作稳定的行业。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和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传统行业，相比较而言农户在这些行业上的收益预期更稳定，关系网络也更密切。第三产业中的众多新兴行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潜力，但缺乏稳定性。在笔者调查的湖北云梦县，当地农民普遍反映说：“在包工队和企业，那里熟人多啊，大家有个照应。”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在收益差异不大的条件下，农户家庭通常会选择风险收益较低的行业就业。
在劳动力回流方面，更多的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回流，而从第三产业回流的劳动力比较少（参见表1）。另外，湖北地区也有极少数农民跨区域到外地农业部门就业。对于这部分在外地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他们从外地农业部门回流到原来乡村的情况则非常少。综合湖北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总体趋势上看，2004年以来从第二产业返回的劳动力在逐渐增多，而从第三产业回流的劳动力则相对较少。这一现象表明：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步增强，而第二产业虽然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多数集中在此，但回流的人数也相当大。农户劳动力在力求稳定就业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开拓新的就业领域。总体上讲，现阶段农户劳动力表现出外出流动就业占绝对主导的趋势，外出劳动力数量远远大于回流劳动力数量②，因而并没有形成外出和返回双向流动的动态平衡局面。家庭的整体决策和乡村中社会群体性就业倾向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呈现较强的群体外出就业倾向，即使在遇到城市企业经济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的趋势难以逆转。
（二）农户劳动力省内流动规模逐年下降，跨省流动规模稳步上升，外出就业主要集中在地区级城市，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总体而言，湖北乡镇企业规模小、效益差，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城市化水平偏低。因此，湖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但伴随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再加之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和农户对收入流③预期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快速上升。根据对3300个农户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2006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地域分布情况为：乡内、县内乡外、省内县外、国内省外就业的比重分别为70.01%、1.59%、5.53%和22.87%（见表2）；其中，2006年国内省外的就业比重比2001年上升了11.14个百分点，同期乡内就业比重下降了11.33个百分点。从就业的地域分布上看，当前湖北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主要以国内省外为主。2006年，国内省外流动就业所占比例分别超出县内乡外、省内县外21.28和17.34个百分点。从200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区域分布上看，外出流动到东部地区就业的人数最多，占66.79%，其中广东、上海、福建、江苏、浙江等东部及沿海发达省份是湖北省外出劳动力首选地区，占跨省流动就业人数的比例超过半数。流动到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占31.08%，到西部地区就业的仅占2.1%。从外出流动就业的地区类型上看，到地区级就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占到37.47%，到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就业的比重次之，占36.08%，到地区级城市就业的比重占16.96%，到建制镇和其他地区就业的比重占9.48%④。上述分析表明了一个基本趋势：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半径越来越大，跨省流动的劳动力逐年增多，更多的农户劳动力流动到东部地区，他们也倾向于到地区级城市、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在跨省流动的区域分布特征上，湖北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其他诸如四川、重庆、河南等劳动力输出较多的省市类似，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三）不同地区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与流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湖北地处我国中部，从地势上看，全省平原、丘陵、山区特征差异明显，这导致了不同地势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具有显著的差异（具体数据见表3）。以2003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其差异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就业行业上的差异。从就业产业来看，2006年，平原、丘陵和山区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61.46%、59.99%和63.57%，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8.54%、40.01%和36.43%。平原地区由于其丰富的第一产业生产资源，从而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也要高于丘陵和山区。
二是就业地点上的差异。通过对2006年底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按乡内、县内乡外、省内县外和国内省外四种不同地域情况分类分析（调查户无国外从业人员），平原地区的分布为70.24%、2.00%、5.24%和22.52%，丘陵地区的分布为69.49%、1.48%、6.76%和22.27%，山区的分布为70.50%、1.16%、4.04%和24.30%。平原地区在乡内就业的比重比山区低0.26个百分点，而在省外（国内）就业、县外（省内）以及乡外（县内）就业的比重均比山区高。由此可以初步看出，平原地区的农户劳动力在外出就业空间半径上明显比山区劳动力大。由于地理区位差异形成了不同区域外出交通成本有所不同，因而也进一步影响到农户外出劳动力就业区域的选择。对平原地区的农户而言，其外出的交通更为便利，他们通常外出的区域更远。而对于山区或是丘陵地区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区域离家乡更近。
三是流动规模上的差异。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流动总量由于其劳动力数量上的不同而导致总量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内部由于其经济资源、发展水平等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各自转移规模上的差异。据测算，在2006年湖北3300个样本农户外出流动就业的3237个劳动力中，平原地区为1126人，丘陵地区为1295人，山区为816人；从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比率来看⑤，2006年平原、丘陵和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率分别为31.70%、33.15%和32.67%，其中丘陵地区的农户劳动力表现出的外出就业比率最高⑥。丘陵地区的农户劳动力在外出就业上表现得最为活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既没有象平原地区开办较多的乡镇企业可以吸纳一定的劳动力到当地就业，也不会象山区农民那样外出的交通不便。因此，地势处于中间地带的丘陵区农民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更有利于他们外出到非农领域就业，更愿意选择外出跨区域就业，而并不仅仅停留于农业或者农村内的非农产业。
四是流动地域上的差异。从不同地区流向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其他地区等地域的劳动力比重来看，山区农村劳动力地域流动中选择我国东部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分别比丘陵和平原地区高7.26和7.87个百分点；平原地区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出就业选择了湖北省以及其他的中部省份，其平均流动成本要明显低于山区。
三 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及其影响因素模型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
研究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行为，尤其是地域性流动就业的最重要方面在于把握农户家庭外出流动就业倾向性及其影响因素。为了反映农户家庭整体对其成员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倾向性，笔者对各种可能用来表示外出就业倾向性的变量进行比较后发现：反映个体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特征诸如个体劳动力外出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例、个体劳动力在不同的因素下对农户外出与否的离散选择变量，这些变量与农户就业选择倾向的相关性检验不能通过。根据笔者在湖北农村对农民的意愿性调查发现：农村外出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重与调查涉及的样本农户外出意愿⑦的相关性比较强，达到了0.67，并且显著。因此，笔者设定了外出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重作为反映农户家庭实际外出倾向性行为的主要表征。
建立多元单对数模型：
选取以下变量：
上年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差距(_DIF)：_DIF=上年各农户家庭在农业领域的劳动收入—农户家庭农业收入以外的劳动收入，以此变量概略表示农户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
家庭耕地面积(S)；生产性固定资产余额(PFV)；
家庭扶养率(PRT)：PRT=（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规模；
外出劳动力平均年龄(EVOLD)；
外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EVEDU)：文盲按1.5年折算，小学按6年折算，初中按9年折算，高中按12年折算，中专按12年折算，大专及以上按15年折算；
虚拟变量：丘陵(UPLAND)、山区(MOUNT)，政府（单位）组织外出(GOV)、中介组织介绍(REL)、亲属介绍外出(SELF)。u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描述
本部分采用的农户调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对湖北3300户农户抽样调查的原始资料。在数据处理中，笔者将上述两个年份具有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农户抽选出来进行分析。2003年，3300户农户中具有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农户为1649户，占比为49.97%；到2006年，在相同数量的3300户调查样本中，具有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农户增加到2126户，占比为64.42%。此处的计量分析重点关注当前的农户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状况，分析2006年的情况，同时将得到的计量结果与2003年的数据做一简要比较，以反映出近年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基本动向和影响因素。2006年上述解释变量的基本数据描述见表4。
（三）计量分析结果
表5的回归结果说明：
(1)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的概率。这一结论说明，农民外出很重要的动因来自于对外出收入流高于农业收入流的预期。农户的外出行为建立在对外出打工与本地劳动收入流的理性比较上。根据2003年的计量结果，当年农户对外出就业与农业就业预期收入的差距每增加1元，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增加2.8%。2006年的计量结果则表明，外出就业与农业就业预期收入流的这种差距每增加1元，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将增加7.8%。由此看出，农户家庭外出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收入流的预期，这种理性预期的倾向在近年来有增无减。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外出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劳动，而他们在进行决策之时也同时关注自己外出的流动成本。这些其实也反映在他们对外出净收益的综合估计上。
(2)家庭扶养负担是促使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又一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弱。农村劳动力在考虑外出与否问题上会从家庭的整体利益考虑。2003年的计量结果进一步说明，劳动力外出就业实质上是农户家庭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的过程。然而，2006年的家庭扶养负担对农户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从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趋势变化的角度看，前些年农户劳动力外出正面临着一个集中外出决策的情况，他们在进行外出就业决策时通常会将家庭扶养状况考虑进去，如果扶养的负担太重则会影响外出，反之则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流动就业的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他们在城镇非农领域就业的趋势开始由原来的“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他们在外出流动就业过程中也越来越表现出外出流动就业的“刚性”⑧。也就是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倾向于在外地就业而很少回乡就业，他们即使是回乡也多半在非农领域集中的城镇就业。因此他们在做出流动就业决策时已经淡化了家庭的负担。以往留守在农村中的部分孩子已经开始跟随外出就业的父母生活，而部分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则要么跟随其在外就业的子女，要么仍然留守在农村，他们的决定相当自由，对于在外已经积累了财富的子女而言，这种扶养负担对他们非农流动就业行为决策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从农户家庭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着“成家就分家”的情况，这使得农户家庭规模小型化。例如，2003年全国平均的农村住户常住人口为4.09人，短短3年间全国平均的农村住户常住人口减少为2006年的3.98人⑨。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扶养负担即形成了较大的分化，一部分农户家庭的扶养负担非常重，而另一部分家庭的负担则非常轻。因此，在外出流动就业的决策上，部分负担轻的家庭在外出就业上不会受到扶养负担的较大约束，另一部分年龄较大而负担重的家庭则更多地选择了在农业就业，很少体现出流动就业的行为，本部分的研究也并没有包括这些以务农为主的不含有流动就业劳动力的农户。
(3)山区农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外出就业倾向。2003年的计量结果表明，MOUNT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高出UPLAND变量3.7个百分点。2006年同样表现出了类似的结果。因此，山区农民在外出就业上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山区农民外出流动就业的强动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城乡就业收入的较大差距使得农民拥有强外出动机。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山区，乡村与城镇在收入、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外出就业已经成为他们、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更高收入，谋求个人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山区农民内部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为劳动力外出提供了激励。近几年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其收入差异甚至有超过城乡差距的势头。在湖北省农村地区，Gini系数已经从2003年的0.28⑩增加到2006年的0.31，增加10.7%。因此，山区农户家庭成员在普遍感受到其家庭的经济地位下降以后通常也就产生了较强的外出动机。蔡昉(2003)对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民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尽管山区农民具有较强的外出就业动机，但往往由于交通、信息等原因，他们外出成本较大，实际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并不多。更多的山区农民在临近地区非农兼业。
(4)农村中农户劳动力外出的不同组织方式对外出就业倾向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003年的计量结果显示：在各种外出方式中，最能促使劳动力外出的方式是自发性的外出，其次是亲属介绍，影响程度最小的是政府或单位组织。这说明农民外出就业的信息渠道并不多样，他们最通常的方式是自己去搜集信息或者依靠亲朋好友的介绍外出就业。政府部门在组织农民外出转移就业方面的力度还不够。2006年的计量结果则表明：靠中介组织介绍更能促使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亲属介绍仍然是促使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组织方式。比较2006年与2003年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农户劳动力外出就业相比以往越来越倾向于依靠中介组织。笔者在农村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依靠邻居或者亲属介绍外出就业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而与此同时，农村中介绍当地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的中介组织和个人迅速增多，这种中介组织往往集中在工程、建筑、加工制造业等领域，它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包含“选人”（寻找劳动力供给方）、“接单”（寻找劳动力需求方）、“接头”等环节的运作模式。这种中介组织更多地是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组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村庄中以往互不相识的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企业之间即能依靠这种方式达成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默契。中介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在已经流动到城镇中的农民工中间也显著地存在着。
四 结论性评述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
本文所指的就业决策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劳动力个体的就业决策，而是将个体劳动力的决策置于家庭层面考虑，并形成整个农户家庭的就业决策。这种决策是从农户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出发基于一定的约束条件而形成的。在现实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存在着四种家庭决策模式，即男主（男性决策）模式、女主模式、男女共商和子女参与模式。史清华(2005)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的演变，农户家庭在经营等重要类型方面的决策呈现一种“趋同”模式，这一趋同表现在“男女共商决策”呈迅速上升趋势，并占据主体地位。在农户家庭的各项决策中，就业决策显得非常重要，它关系着农户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农村中，由于信贷体制相对滞后，农业投入资金相对缺乏以及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土地和资本的投入受到很大制约。家庭在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而形成就业决策的过程中，相较于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则更显灵活、自由(11)。因此，本文在对农户外出流动就业决策的计量分析中，也采用了家庭“男女共商”的基本框架，将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放在家庭整体决策的前提下研究。
（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从长期看，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更倾向于依靠相互之间形成的社会互动的信息网络。
从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农村家庭的就业决策行为通常十分关注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成本和收益。在对预期收入流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农村劳动力会理性选择各种就业方式、就业地域和就业行业。不同的收入流将会形成不同的就业决策。因此，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对劳动收入的预期，是充分合理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关键。在长期持续流动就业中，农户劳动力越来越倾向于依赖他们在流动就业中所建立起的社会、信息网络。他们出于整个家庭利益的考虑，做出就业选择。在外流动就业的劳动力会充分估计当前和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尽量降低流动成本，而流动成本的降低同时也蕴涵着规避风险的含义，因此他们更多地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就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针对当前农村就业流动的基本状况，政府部门宜适当监控农村人口的增长、合理引导农村家庭生育。与此同时，大力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风俗。真正树立对农民就业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关注农业发展和农业基础建设所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大城市将从以往引导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的户籍指标限制为主向提高保障、适当保持或降低进入门槛的方向转变。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整合劳动力社会保障资源，为农村劳动力回乡创业和充分就业创造公平、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行为的倾向性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程度。
完善政策的目标订立、调查研究、政策制订、执行、效果评价和反馈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各地政府在引导农民就业工作中要细致分析地方现状和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劳动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在面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选择时，基层政府应该配合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工作。一方面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创造条件，引导和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农村外出就业提供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为返乡农民创业和就业提供政策支持。在面对地区差异不同的就业行为时，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渠道就业机制，开展农村劳动力监测机制，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城市就业机制进行衔接，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长期的跟踪调查结果，湖北农户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流动趋势基本吻合，在很大程度上湖北农户的收入和就业状态代表了全国的整体情况。因此，以湖北农户调查样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能够反映出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宏观状况。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年对湖北33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整理得到：2006年，3300个样本农户中外出就业劳动力为3237人，而当年返回的劳动力仅为105人，二者相差3132人。
③本文之所以采用收入流的提法是因为：收入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它是由单位时间既定数量的收入流所组成（舒尔茨，1999，中译本）。因此，收入流也反映了农户家庭各种收入的具体来源，并从动态方面刻画了收入的状态。农户劳动力参与劳动就业的过程其实即是创造收入流的过程。下文所指的“收入流”也同样指这一含义。
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年专项调查数据。
⑤这里定义农村劳动力流动比率=（外出流动就业劳动力／就业劳动力）×100%。某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比率可以反映该地区劳动力实际外出就业的流动性程度。该指标越大，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流动性表现得越明显，反之则反是。
⑥此处的测算数据是在湖北省2006年农户抽样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
⑦在调查中表示外出流动就业意愿的程度从弱到强依次为：很弱、弱、中、强、很强，从0～10，分别记为：0～1,2～3,4～5,6～8,9～10。
⑧中国农村已经形成了“农村就业两端刚性”的趋势。在农村就业行为取向的一端是具有很强乡土情结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户家庭。这一类农户家庭在当前农村中的数量在减少，但他们确实比较稳定地存在着。他们的就业行为仍然保持往日的状态，行为变化非常小。在另一端，具有非农经营或者外出就业行为的农户在未来的就业行为选择中具有越来越强烈的“非农化”倾向。处于上述两端就业状态的农户非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户则相对少，因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刚性”特征。
⑨2003年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7》，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
⑩这里的Gini系数根据历年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结果测算而得。
(11)当前中国农村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依然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这里只是强调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对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