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挖出来”与“再联结”之间：中国大陆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本土论文,挖出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吉登斯认为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这个基本特征可以用三个概念表达：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制度反思性。吉登斯将这三个概念涵盖的内容称为现代性的推动力，同时认为这是“把‘现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吉登斯A，1998，17)对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大陆而言，目前的特征则是，“社会关系从地方的场景中‘挖出来’”，但在“再联结”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从“挖出来”到“再联结”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社会关系仅仅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没有在更广大的时空地带中适当地、合理地“再联结”，整个社会很容易陷入失衡、断裂、碎片化的状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在这样的“挖出来”到“再联结”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人们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经从原先的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场景中“挖出来”了。对于从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场景中“挖出来”的人们，大家通常会首先想到大量的进城务工的劳动者及其家属。确实，这是最典型的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人们。从空间上说，他(她)们已经离开了地方性场景、进入了更广大的活动空间。在“再联结”方面，既有一些社会因素推动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推动着“再联结”，但同时也有很多因素阻碍着进入了更广大的活动范围的人们之间的“再联结”。
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他(她)们的称呼——“农民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既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了，又没有在更广大的活动空间实现新的“再联结”的状态——原先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进城了，从事工业活动了，但是还没有获得城市人的标志性符号。更严重的是，所谓的“二代农民工”。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甚至也基本上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但仍然被定义为农民。这是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曾有过的问题。
阻碍着实现新的联结的因素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环境、制度方面的因素，如人所共知的户籍制度、高不可及的房价、缺乏大范围内相互结交的社会条件、雇主有意识地阻断雇员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等；二是个人的观念、意识、交往能力。
由于没有建立起新的必要的社会联结，很多人都感觉孤独无助。最典型的是富士康的那些跳楼自杀的青年员工。但大多数被定义为农民工的人，其情况可能更近似于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农民工。这是一位50多岁在天津做木工的男性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了。现在居民住宅装修队里做木工。因为每家装修只一段时间需要木工，为了保证每天都有活干，他同时跟着5个装修队。这样的劳动组织方式显然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与任何一个装修队的关系都是松散的。可能在其中结交了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能就是独来独往。无论怎样，他对任何一个装修队都不会形成作为人情、人性必要构成因素的归属感，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劳动力。假如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这类木工的工会、协会、联谊会，他们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会不会有了人所需要的归属感、有了相互切磋技艺的机会、能够相互提供工作信息、能够彼此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对彼此应该如何竞争加以规范？
好在他是第一代农民工，他对归属的需要仍然指向原先的地方性场景。与绝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打工挣了钱首先在老家盖上了砖瓦房。现在他对自己的计划就是再干几年，60岁以后回老家。但是，对于两个儿子他和他们自己就不知如何安排了。大儿子已经结婚，小两口都在广州打工，根本没有再回老家的打算。想在广州买房，不可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在老家的县城有可能买一套房，然而买了也是放着，因为多方面的因素都决定了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到那里安居。这就是完全离开了原先的地方性场景，而又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结的农民工的状况。这是占中国人口总数很大比例的一个群体。
除了农民工，很多城市居民也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性场景。这一是由于失业、下岗，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二是由于城市拆迁重建，很多人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离开了原来熟悉的邻居，住进了邻里互不相识、互不往来的单元楼房。在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老年人生理上还是健康的，生活自理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整天没有说话的人，自己又不便与其他本来不认识的人贸然交往。他(她)们既不需要托老所，也不需要社区提供其他服务。如果有社会工作者帮助这样的老年人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可以使他(她)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
而且，由于城市拆迁，离开了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的地方又没有能力建立起必要的新社会关系的人，不仅是老年人。这方面的问题近些年已经突出地反映在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中。几乎每一个新建楼盘都是建房的公司建完房就留下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并定下了物业费及其他管理规则。业主只有接受、服从。房地产公司及其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的平等买卖关系完全变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提出了“业主大会”这个概念，并且还把名称为“业主委员会”的小组，确定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2007年《物权法》出台，更从人大立法高度确立了业主组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之相应2007年《物业管理条例》也进行了修改。总的精神是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目前法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我们首先关注的则是，绝大多数居住区的业主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业主委员会。
另外，由于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市场的形成，那些没有离开家乡、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同样是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了。他(她)们既不再是接受国家统购的人民公社社员，也不再是面对地方集市的农民，而是他们根本无法把握的大市场的参与者。我们作为城市中的消费者深感农副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但同时又多次看到、听到某些蔬菜、水果因无人收购烂在地里，甚至有农民因某种产品收购价格太低而自杀。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单个农民根本无法应对广阔的大市场。我们知道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合作社。有的农民直接将超市办在城市里。中国大陆有些地方的农民也正努力组织起来，但困难重重。
无论是业主委员会的建立还是更复杂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如果完全靠当事人自己组织，需要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形成一些在有关人员中能够得到信任、有能力、且有奉献精神的组织者。这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几十年的计划体制、全面专政，已经使国人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意识；改革以来的多种问题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极度缺乏信任感；已经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互不了解的人之中即使有热心的组织者，其他人通常不仅是搭便车，还会怀疑最先出面的人是为了捞取私利。
如果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改观。亦即，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有需要的人建立专业关系，还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社会成员之间建立新的联系。这就涉及社会的自然发展与人为建构的关系问题。
自然过程与人为建构
现代化起始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之所以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了社会的现代化，整个过程既有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自然形成的结果；也有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自觉建构的东西。本文提及的吉登斯用来表达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的三个概念，其内容是对西方现代化过程和实际状况的高度概括，同样表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形成既有各种因素自然作用的结果，又包含着人为建构。正因为其中有人为建构的东西，所以它们才既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又是推动力。而且，很可能正是其中的一些人为建构的东西所发挥的作用，才避免了马克思当初预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
虽然吉登斯的理论必定与西方社会的实际状况有关，而且他在具体分析时又常常与高度现代性社会的状况相联系。中国社会的特质、发展动力不可能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同。但是，吉登斯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探索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吉登斯的三个概念中的第一个，时空分离，首先指的是由于时钟的发明和普及，更由于有了通用的计时系统和全球标准化的时区，由于世界地图的使用，使时间与空间分离，使时间的“虚空”纬度和空间的“虚空”纬度得以发展。更主要的是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虚空，使人们可以对时空加以分割和重组。当然，这种重组并不是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时空分离主要是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如果没有被分离的时空的重新融合，许多组织及作为现代性特质的那种特定组织，要跨越无限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就是不可思议的”。(吉登斯A，1998，19)所以，时空分离在本质上是指“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吉登斯A，1998，22)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吉登斯说，他是精心选择抽离化这个隐喻来反对“分化”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学家通常使用的分化概念隐含着一种观点：“在前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更精确。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有某种效度，但它无法把握现代制度的本质和影响的基本要素，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吉登斯A，1998，19)显然，与分化概念相比，制度的抽离化概念能够更清楚地包含社会关系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再联结”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质和推动力。
第三个概念是制度反思性，有时吉登斯又称为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做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对现代制度来说，这种知识信息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其本身内在的组成因素”，是“制度组织和转型的一种建构要素”。同时，他还强调，这种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是有区别的。(吉登斯A，1998，22)
所谓“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对行动的反思监控”，吉登斯认为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的特征之一。在社会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最深入地卷入其中的因素，就是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我们应该把‘反思性’理解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行动者不仅始终监控着自己的生活流，还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他们还习以为常地监控着自己所处情境的社会特性与物理特性。”(吉登斯A，1998，62、65)
亦即，个人对自身行动和所处情景的反思性监控，是人所具有的能力，是习惯性的意识活动和行为。而现代性的反思性或制度反思性，不同于这种人人具有的习惯性的东西，而是运用新的科学知识重新对社会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并进行调整的意识和能力。可以说，前者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本能，而后者是需要自觉意识、自觉努力、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才能够形成的能力。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一个基本角色，它们并不仅仅以自然科学所采取的方式来‘积累知识’”。(吉登斯A，1998，22)
简单地说，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就是在人们由于各种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脱离了原来的地方性场景，进入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后，需要人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知识为指导，对自己的活动、所处情景进行反思性监控。这种反思监控的结果，就不仅仅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动，更包括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长久的时间中对众多的人的活动进行协调。而且，还要依据新的知识信息对已经形成的组织、关系模式、制度做出“阶段性修正”。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能掌握了不同的专门知识，其中有些知识可能更适合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反思，指导人们建立新的关系模式。
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形成是重要特征。这个过程，最突出地体现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当然，各种专业化的组织、机构的发展，包括跨国公司、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的建立，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部分。但是，其中与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那些组织的发展，更多的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拥有较多资本的人主动建立起来的。与市场领域不同的公民社会往往既体现为自然发展，又需要非经济利益性动机下的人为建构。
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由于人口增加、对以前不需要也没有能力开垦的荒地、林地的开垦，使各地在地理上的交往变得容易了，不同地方之间的贸易发展起来了。最初，主要是经济利益的推动，个人对自己行为进行反思监控，少数人脱离了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投入到新的地方和活动方式中。这主要是少数人从原来的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聚集在一个地方，一方面是工商业机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商贸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工商业者的自治组织的形成。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一般是当事人自觉地意识到一个地方的工商业者或者其中从事相同行业的人们应该组织起来，并因为有人实际采取了适当的行动而组织起来了。当这样的组织采取行动维护“我们”的利益时，社会关系就在新的场景中“再联结”起来了。这就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
这样形成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自治性。而这种自治性与其成员在新的环境中建构了新的社会联系方式——各种类型的市民团体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时，特别指出正是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57、59)换一个角度说，也就是社会关系的重构。
韦伯还特别指出了西方中世纪城市与西方古代城市、与其他地方城市的不同。由于其他时代和地方的城市，仍然受着既有的统治者的统治，在城市居民中很难产生新的社会联系形式。而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至少在新建城市时，市民是作为个人进入市民阶层的。他作为个人宣誓市民的效忠。个人隶属于城市的地方团体。”是“一种誓约共同体的结义”。“城市是一个盟誓的‘城市社区’，并且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团体’”。(韦伯，1997，602、604)进入城市的个人就是离开了地方性场景的个人，这些个人结成新的团体的过程就是一种“再联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重构。这些团体、在城市里发展出来的新的社会关系，最初并非是政治性的，而主要是为其成员提供支持和保障。“在人身受到伤害和威胁之时，而且也往往在经济上困顿之际，给他们提供帮助”。此外，也具有解决纠纷、关心成员的社交需要、关心成员的葬礼等多种功能。(韦伯，1997，613)
虽然，中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这些团体还不是完全现代性的，但为后来的制度性反思、现代性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正是这种已经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的“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个过程始于中世纪西方的城市，所以，在很多文献中那样的社会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其实，英文“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有三种译名：“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而且它也确实具有这三种涵义。最早是指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在近代西方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之时，它主要指的是由城市中的有产者组成的“市民社会”。(爱德华·希尔斯，1999，34-36)后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一些重要的公民权利的普及，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已经不再仅仅以占有私人财产为基础，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了。此时的与国家和私人领域相对独立的“社会”称为公民社会似乎更合适。
在市民社会发展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工人数量的增长，各种形式的工人组织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历程中，工人的各种组织不仅将劳动者“再联结”起来，而且通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通过和企业主协商谈判，在维护了工人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制度的进步，包括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
再后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分工进一步发展，非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并成为了专门化的职业，不同的专门职业又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例如，会计师协会、医生协会、社会工作者协会、律师协会等。从而使整个社会实现了现代性的“再联结”。
然而，具有自治性的、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与国家并非没有关系。吉登斯认为市民社会的建立直接与国家的现代形式的出现相关联。在传统的国家中大多数日常生活是处于国家的行政权力之外的。这种外在的领域并不是市民社会，只是与外界缺少必要联系的地方性社会。“在现代社会形态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相联的转换过程而得到共同发展”。“此一过程的条件恰恰是国家对日常行为的许多方面施加影响的能力之所在。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另一面’而被建构出来的”。(吉登斯A，1998，177)①从国家的建构方面说，国家对个人自由、包括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对社会工作给予的法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都属于国家的积极作用。而国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又是由于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通过参与推动了国家作用的方向、内容。
亦即，国家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一方面，市民社会是长期且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的产物，个人逐渐成为某个阶层、团体、机构的成员，个人通过这些组织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运作、法律制定；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集体的团结和交互作用的方式通常又是不相契合、脆弱并易于导致严重冲突的。因此，需要国家通过某些专业人员，以有效地补救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的情况并将其中的各种特殊利益整合入一个普遍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从“挖出来”到“再联结”的过程，既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需要人为建构。
“再联结”与“专家系统”
如果一个社会的很多成员仅仅是离开了地方性场景，又没有适当地联结起来。他(她)们必然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个人的福利水平会受到很大影响。实际上问题还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成员普遍缺乏“我们”意识。
所谓“我们”意识，在社会学中通常与长期存在的小规模共同体的特性相等同。“‘我们’代表了我所属于的一个群体，对于发生在这个群体中的事情，我有着很好的理解——并且因为我理解，所以我知道它怎么样的继续下去，我感觉到安全，并且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鲍曼，2002，23)这样的共同体意义上的“我们”意识是以熟悉和了解为基础的，其形成与个人之间的相对频繁的面对面互动直接关联的。现在，剧烈的社会变迁，经常的社会流动，居住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各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被解构了。共同体意义上的“我们”意识就需要通过人为建立各种类型的共同体来维护和建构。
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之间的跨越广泛时空范围的间接联系增多、影响增强，在没有直接互动关系的人之间，在只是偶尔交往的人们之间形成“我们”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普遍性的“我们”意识自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达到共同体意义上的“我们”意识的程度。但作为现代社会的人必须明确意识到每一个人与所有的他人，包括很远距离的人、未来世代的人都是有关系的、是相互影响的。至少应该是：一方面自觉地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他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不是“异类”。从而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境界再高一点，应该是除了追求私利之外还有点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意识。另一方面，对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基本的信心，相信自己不是孤立地存在，是作为公民与其他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现代社会的个人之间确实是彼此关联的。江河水体污染、湖泊蓝藻暴发，清楚地昭示着人的活动的外部性，昭示着现代社会个人之间的广泛关联。任何人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没有对他人的考虑，最终结果是所有的人，是“我们”都成为受害者。
目前中国显然相当缺乏这种普遍性的“我们”意识。仅就食品安全问题而言，这既是由于利益驱动，也是由于没有真正意识到生产者与消费者是“我们”的关系。在粮食种植、食品加工过程加入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行为普遍化以后，所有的人谁也逃不开吃下有毒食品的结果。这种状况的改变，毫无疑问的是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管理。但另一方面，物质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制度规则也总会有不完善之处，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彼此都是“我们”中的一员的意识，才有可能在社会互动中视具体情景调整个人欲望和行为，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普遍意义上的“我们”意识，不是单纯靠说教能够形成的。而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建构和对建构过程进行制度性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员的作用是重要的。
吉登斯在阐述其理论时特别提到了“专家系统”的作用。他认为，“确切地说，这种‘挖出来’就是我所说的抽离化的内涵”。(吉登斯A，1998，19)抽离化机制有两种类型，他分别称为“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专家系统的作用纷繁多样，但是基本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又包括人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资源方面和与制度反思性有直接关联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方面。前一方面主要与自然科学专家有关，社会科学专家在后一方面中的作用成为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另一类则涉及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建构，这又包括专家系统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渗透和通过这样的渗透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后边这个类别显然与社会科学专家的作用更密切。所有这些类别又都涉及公共管理系统的决策与专家系统的关系：决策过程本身是否更多的依据专业知识、重视专家系统的作用；在社会中专家系统是否有机会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以及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由于这样的过程导致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进一步引发了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现代性反思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日常生活之所以需要专家系统，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塑造过程中，传统的经验、规则失效了。这种失效，一方面由于“生活历程变得越来越脱离开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存在固有联系的那种外在性”。(吉登斯A，1998，173)，个人失去了参照他人经验掌握日常生活技能的机会。例如，婴幼儿的抚养，在前现代社会，人们自然地从其他亲属那里学习到很多相关知识和技能。现在却需要通过阅读、收听、收看，甚至直接咨询的方式，从专家系统获得有关知识和技能。传统的经验、规则失效的另一方面，更多地是由于生活环境的复杂化。例如，行走在乡间小路与行走在城市的大马路需要的常识是不同的，更不要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再如，当一个人用现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需要的金融知识和判断所购物品质的知识与置身于数字化、全球化的金融系统中，购买各种被新知识和新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的生活用品所需要的知识是截然不同的。
特别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结果，在个人面对复杂的生活、遇到各种挫折时，很少有机会从具有亲密的、固定关系的个人那里得到帮助。因此，在现代社会各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发展起来了。
与上面这个类别相互交织，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还具有在个人之间和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联系的作用。所以，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专家系统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们自身扩展至社会关系和自我的亲密关系上”。(吉登斯A，1998，20)由于时空分离、社会流动，人们之间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体了。同时通过与专家系统的互动，又帮助个人与他人，包括专家系统中的他人，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与“社会”的形成有一定联系的，首先由中产阶级的妇女发起的对贫民的“友好访问”和各种慈善救助活动，后来发展为专业的社会工作，在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时空分离，个人高度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非常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构建，帮助社会成员形成新的“我们”意识。而社会工作者在推动、帮助个人之间重建社会联系本身就构建了一种新的“我们”意识。
后来，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的社会福利系统的专业人员也在个人与抽离化的国家之间建构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专业工作人员为个人生存和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使个人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立于社会之中、与国家没有关系的。所以，“正像分散的特征对于现代性尤其是高度现代性的时期是核心一样”，现代制度的统一的特征，“也是现代性的核心”。“当抽象的系统深深地渗透日常生活时，对这种系统的反应就把个体与无限扩展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随着现代性的成熟，抽象体系在协调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起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吉登斯A，1998，204、175)
当然，个人之间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并不完全是专家系统作用的结果，由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念，在适当的契机作用之下，一些社会成员也会自发地建立各种形式的新的共同体。而且，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专家系统并非一个完全独立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系统，因为在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成为多方面的专家，所以，在某个方面是专家的人，在其他方面也要依赖于有关的专家。结果是“生活在现代性条件下的每个人都受到众多专家体系的影响”。(吉登斯A，1998，29、24)
而且，从自生自发地“再联结”方面说，每个认识到现代社会特征的人、每个能够根据新的场景调整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人都是专家；从人为建构方面说，社会工作者则是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再联结”的专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所谓社会的自治，就体现为它的“被建构”，呈现为一定的组织化，国家才可能与之沟通、互动、协商，从而实现和谐，消除“他们”意识，形成“我们”意识。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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