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思想初探
○舒良明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摘 要】 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春秋显学的墨家创始人墨子一开始就对社会秩序的恢复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墨子将天下百义、思想不一作为前提，推导出社会失序的原因，并阐发了恢复社会合理秩序的方案，即天子到三公九卿再到正长以至于庶人的制度架构。同时，墨子为了使制度具备实践的可行性，墨子要求制度参与者在思想和行为上皆要尚同一之义（同一之义：“兼相爱，交相利”）。至此，“尚同”的目标得以实现，恢复社会秩序。
【关键词】 墨子；兼爱；尚同；尚贤
墨子有感于春秋战国时期，时局纷乱、政令不一，各诸侯借“周天子”的名义互相征伐的昏丧局面，提出了“尚同”的政治观以求恢复天下的秩序。墨子一方面把“尚同”作为实现其社会政治理念的必要手段，使得上下级思想集中统一；另一方面主张“尚同”的目的是要天下“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将道德律令与政治合而为一。
一、“尚同”的原因
墨子将“尚同”作为社会政论的解决办法，首先把社会、国家的动乱基于个人的私见考察。墨子从历史的时间向度上进行了一个虚设。墨子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1]73墨子通过观察古代人伦社会的产生，发现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人与人之间都各自行其是，那么结果就势必造成“人与人是狼”的关系。那么将这种方式从个人推展至天下，社会焉有不乱？故墨子有言：“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1]73最后的结局是人人自利，父子不和，良善尽失，社会动荡，国家之间的不义战争频发，整个人间社会不过是禽兽角逐的场所。其次，墨子从反对儒家的政治立场进行建构自己的理想国家制度。儒家讲求“仁爱”，由个体“亲亲之爱”推及天下之大治，故在政治上常以“仁政”著称。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要求统治者以客观形态的礼作为补充，用道德教化感化天下。然而，墨子视“仁爱”为暴王张目，目的是为了贵族阶层的利益。所以，墨子反对“仁政”倡导“义政”。墨子解释“义政：‘曰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1]207根据墨子的主张，“义”就是“兼爱”。墨子为了将兼爱诉诸现实效用，墨子提倡“尚同”从而让其思想得到贯彻，所以墨子说“必自上正下”，这就表明贯彻形式是天—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这一序列，这是墨子“尚同”思想的制度主张。第三，墨子思想实践的需要。墨子是平民阶层的代表，为了捍卫本阶层的利益，有必要将思想集中统一上升为公义。因此，墨子由思想形式到实践方式上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自天子到庶人皆要以“尚同”（上下思想集中统一）来实践。所以，墨子思想中“兼爱”是主干，而“尚同”则是实践可能性的方式，以此接洽政治制度的重构，从而使得思想有了现实实践的可能。那么，“尚同”的实施环节是什么呢？
二、“尚同”操作规则
“尚同”作为墨子思想的枝蔓，不仅要求贯彻“兼爱”的核心义，更要求在思想行动上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能恢复天下的秩序。墨子深知理论的实施需要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的架构。故此，墨子在《尚同篇》中阐述了其理想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即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运作机制，承“天志”之天子以及层层上同天子之义形成一个体制。
首先，立天子之标准。墨子认为贯彻“兼爱”就必须在政治上实行“尚同”，因此首先在政治上选取一个标杆“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1]77。也就是以“兼爱”为天下最大之义，来使下层官僚和百姓有一个政治和道德的集中点，这样天下才可恢复秩序。然而，问题是这个天子的选取是谁来制定？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既然墨子的思想里有着“明鬼”之观点，而“明鬼”所代行的就是上天行义，做赏善罚恶之行为，所以天子之确立是由道德价值之天来遴选。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却凸显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墨子的“天”具有宗教成分，那么选取天子依靠的是“天启”么？第二是墨子的“天”是否为一个政治合法性的虚设？显然这是部分学者面对的疑难所在。而另一部分学者把天子的被抉择权归于民之众选。然而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西周晚期虽然民已经觉醒（民，国民，独立的小生产者，或者是城邦自由民），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早熟的亚细亚国家，是未有国家意识形态却预先设立国家制度。换句话说，“因为统治阶级的演出者不是新的国民阶级，则社会内部不可能发展出新的市民阶级”[3]25。所以，国民参与政治决策是不可能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出现。故第二种说法还是欠妥的。墨子在此处似乎是为了强调实践的可行性，故在最终选取天子立为代天之义的问题上是有意回避的。墨子也意识到在“兼爱”的引导下，使天具备善恶赏罚的道德价值，才能使得人在道德情感和政治上被强迫遵行尚同，否则将有大祸，这是墨子主要强调的方向。对于天子的能否代天之义，则看天子能否为百姓谋福利，这是墨子尚同思想的原则。墨子作为国民思想的觉醒者，只能选择将国民众选天子之政治实践还归于天，这也是儒墨两家法先王的趋同特性。
当产妇和家属遇到产后出血时,多表现为惊惶,不知所措,异常的恐惧,心理,担心产妇会有生命危险。并且产后大量失血,会使产妇抵抗力下降,体质变弱,活动耐力低,生活自理困难,护理人员应给予产妇关心与体贴,给予产妇及家属安慰,使产妇安全感增加,做好解释工作,保持产妇安静,指导产妇学会放松,鼓励产妇能对内心感受进行主动说明,使产妇和家属能主动与医伤人员配合完成抢救工作。
墨子一贯强调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主张，这似乎带有专制的一面，所以后世部分学者将这种原则视为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源泉。然而不要忘记，墨子这种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强制性是以上级必须是一位贤人为条件。同时，墨子为了防止君主的平庸昏乱导致政权失序，墨子还赋予下级劝谏上级。然而进谏往往是不会被暴君接受甚至由杀身之祸，最后墨子不得不向上天寻求解决办法：
建筑材料地经济实用，不仅指装饰当时经济实用，更是指装饰后的建筑也能保持经济实用的特性。因此，选择材料时首要考虑的即是节能又环保的建筑材料，这样不仅能科学合理地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低碳与环保，更能使建筑在后期使用中维持节能环保，更好地造福社会和自然环境。
综上所述，在保证SPP在螺旋波导中绝热地传播时，场分布的旋转角度的正负只与波导的螺旋方向有关，大小只与演化路径即螺旋波导的整体的形状有关，而与局域部分的半径等几何参数、螺旋波导的大小以及波导材料等因素均无关.
天子发号施令，是自上而下必须要遵奉的“同一天下之义”，以上级是非为下属之共同是非，下级必须要学习上级的善言善行。墨子为了维持上下级的稳定性和自己理论的实践性，“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承认占主导地位的事实状态，并积极主动地向统治者输灌接受真正墨家学说的必要性。”[4]220《墨子·尚同中》有言：
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1]74
墨子认为，立正长的目的就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只有尚兼爱之义，才能将百姓利益达到最大化，从而使得社会大化，人民无怨言。所以，正长的选举并不是任人唯亲模式，而是与才者的贤良品德息息相关，因此墨子主张“尚贤”来抉取品德才力出众而又遵循天志之人，这就在选拔人才上开辟出一条新的标准。墨子不仅为选拔正长提供出路，同时对已经选拔的正长提出要求。既然政自天子而发于下，那么每一层正长以及百姓都要按照最高等级的命令来执行。故《墨子·尚同上》：
子墨子言：“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1]76（《墨子·尚同上》）
既然天子已定，那么对于各级官员的检拔墨子采用的是分级立长，从天子到三公再到诸侯到正长，层层因袭，而每一个正长的产生都是由上级的官长来选取贤良有智者来进行担任。《墨子·尚同上》中有言：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1]76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1]74
墨子一方面把天作为最高道德意志和政治原则，要求天子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另一方面有把天作为最高的监察者，使上至于天子，中至于正长，下至于百姓都要“行兼爱，交相利”之原则，否则上天必然惩罚违背此种原则之人。墨子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和执行力，墨子利用其“三表法”里面的第一表，以“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为依据：
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听狱不敢不中，分财不敢不均，居处不敢怠慢。曰其为正长若此，是故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其为政若此，是以谋事，举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强从事焉，则出诛胜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为政者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1]82
墨子在此明了“鬼神”非宗教之信仰对象，而是“天志”的辅助，是为兼爱的实行作监督的作用。墨子回归先王，借先王之行事规则，指出先王之作为都是尚同天之义，这样才能致福而避祸。又因为先王在墨家眼里是纯粹的道德体，所以先王有着无比的权威是天之义在人间的落实者，这正是“尚同”之对后世天子的最高要求。
墨子认为仅有君主的道德约束和臣子遵守的规章制度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百姓进行管束。尽管天子被上天赋予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来监督百姓，但是治理百姓，除了道德上的信仰还需要法律的强制约束，使不尚同之百姓得以遵奉天子之义。
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1]87
不难看出，墨子为了使得政策上通下达采取了威慑性的方针，使得各级正长不敢假公济私、徇私舞弊，这样可以达天下之治。墨子基于公平的制度构想下又注入强制性色彩，不免产生连坐甚至是告密的行为，所以就不难理解“墨子一方面倡导相互告密，一方面又倡导最高统治者要有一批‘贤良’的‘羽翼’遍布全国进行侦察暗探和监视”的观点，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甚嚣尘上。考虑到墨子生平所处的时代已经由先王之治的时代沦落为“王纲解体，陪臣执命”之世，墨子设想的众人监察正长的初衷是可取的，然而其仅仅是将人民作为一个被治的对象，因此在现实的境遇下，国民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监察之权并非是国民所有，而是在各级正长之义务，各级正长规范贤明天子的义务，所以墨子这种众民监察方式流入空想模式。[5]
天子的德行由上天来监督，那么作为臣下的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原则来上同天子之义呢？墨子认为下级必须要及时向上级报告下情，做到“同一天下之情”，则国家大治。否则就会出现“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之局面。现实政治实践中为防止下级向上级藏匿不报的可能性，墨子为这个规则注入一种强制的成分，借众人来帮助天子试听、言谈、思虑、动作来监察百官：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1]80
只有当“总平均随机一致性检验比率”RC<0.10 时,结果值可信、可取，否则要对判断矩阵中成对因素的取值进行调整。
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1]96（《墨子·尚同下》）
墨子刑罚的位置，首选必须切实爱护百姓。用富贵引导于前，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这样百姓自然就会“尚同”。这一点同儒家早期的政治观点是有同种之妙。所以孔墨在政治手段上首先推崇的是道德成分的教化，刑罚只是最终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其中，delaytrans为数据包的传输时延，delayprop为数据包的传播延时，delayproc为数据包的处理延时，而且很容易得到.当ti＜=Tdelay时，这样的链路是极其脆弱而且不可靠的，所以链路的维持时间是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部分，将链路的维持时间归一化为一个如下的度量：
三、结语
墨子认为严谨运用其“尚同”为政治根基的制度设计可以重建社会秩序，从而天下得以大治。但是墨子的似乎太过于理想化。首先，尚同思想的能否实施基于两个原则：兼爱、尚贤。君主兼爱天下是必要条件，“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天子必须以先兴天下之利才能享其利，而尚贤关系到官吏体制的健全，管理作为国家的管理的基石，只有贤才为官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有效地保证。尚贤的要诀是上行下效，传达天子命令，各级正长要与民情同心同上还要规劝天子，从而上情下达。因此，墨子的这套政治构想是不能互逆的，只有以上为前提，兼爱才能得以成立，否则就会有“天志”作为上不同而下比的警醒，从而避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弊端。[6]120
李小树平时就爱摆着一副狂傲不羁的样子，他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戴着一副宽边的有色眼镜。在夏天的时候，他喜欢穿件紧身的背心，让锁骨下面的那两块结实硬朗的胸肌把背心撑得满满当当。很多女人都喜欢盯他那两块胸肌露出暧昧的神情，李小树却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同时，墨子把伦理道德同政治理想捆绑在一起，将二者混而为一，忽视了伦理道德和政治是两个领域的范畴[7]。道德根植于人心不能以政治来强制，政治来源于公意不是道德就能够必须左右的。而高度集中的权力虽然可以避免权力的混乱，避免礼乐自诸侯出的权力错位，然而也不可避免地与“兼爱”产生冲突，造成“兼爱”与“尚同”产生对立，当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时候势必要牺牲部分人的合理利益，这是违背“兼爱”之道德追求，当以“兼爱”论处事治国，势必又陷入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这又违背“尚同”的本义，从而导致政治权利与道德无法磨合，致使人无所措手足。
寨里排闸，孔深15m。闸基主要为第②层壤土，地层厚度较大，岩性稳定；具中等压缩性，微透水性，较高强度。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M].中华书局，2017.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2016.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人民出版社，1980.
[4]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韦政通.中国思想史[M].吉林出版集团，2009.
[7]方授楚.墨学源流[M].中华书局，1937
【作者简介】 舒良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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