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论的是是非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是是非非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场篮球比赛结束，获胜一队的教练对身边人说：“我的球队掌握了解构（瓦解）对方区域联防的技巧。”（My team had learned todeconstruct a zone defense.）这位美国篮球教练的业余爱好并非文论，对曾经流行一时的解构主义也许不甚了了。但是，他却在他的行当中熟练地应用了“解构”一词。“解构”大概是这二十多年来常用词汇从文论术语中“引进”的最走俏的一词。
这是不是一个难得的例外？或者说，文论课在西方各大学相继开设使文论冲出以往狭小的文论家的圈子，走向了社会？
我之所以对此小有兴趣，是因为60年代以来，文论的语言几乎成了密码，其晦涩、难懂让人望而生畏。我有时怀疑当代西方文论家在有意用晦涩、难懂制作一种深奥和玄妙，并以此呈现新意。用新词汇表达新观念是可以理解的。难道就不能用浅白的语言表达新学术论点？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是在玩文字游戏。
这大概是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读当代西方文论的第一感触。
对标新立异的追求和陶醉也使有的文论脱离学术和实用价值，甚至走向荒谬。
仅举两例：
有批评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哈姆莱特在为父报仇的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他有恋母情结，而其叔父克劳迪厄斯则同哈姆莱特之母有奸情，并娶其为妻。因此，叔侄均有乱伦罪。倘若杀了克劳迪厄斯，哈姆莱特也该死。
这种东拉西扯、牵强附会的诠释是荒谬的。
再说赫赫有名的德里达。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是本世纪一个杰出的学者。但是，他的有些文论却常常让大学生和研究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1975年，德里达去布朗大学讲学。德里达曾经提出一个论点：文学作品的文本是读者写的。他意在强调读者在诠释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于是，有学生问他：
“读者写的文本和作者写的文本有区别吗？”
“有的。”
“两者有什么共同点吗？”
“有的。”
德里达显然并未说明白读者写的文本和作者写的文本有何区别。
这段对话如今已经成为揶揄德里达的一则笑话。真理走过了头就成了荒谬。
当然，这只是当今西方文论不足取的一面。不可取者，我们也就不必实施“拿来主义”。
当代西方文论有可喜可贺的一面。
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的数量和学派几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在文论历史上，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场景是空前的。试想想英国文学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成为正式课程，而在此以后的半个世纪，被贬称为文学的“寄生虫”的文学批评（或称文论）课已遍及许多西方大学。
文论仅仅作为分析、批评文学作品的方法或工具的观点在60年代走向衰落，虽然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仍然有效。当代西方文论表现出哲学性和政治性的趋势未减。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文学批评家或文论家对用政治观点分析、批评文学作品感到厌倦时，在新批评盛行时期避谈政治的西方文学批评家如今却在大谈政治。用政治观批评18世纪英国小说和莎士比亚戏剧的专著纷纷出版，如唐纳德·格林的《塞缪尔·约翰逊的政治》（1960，1990的第二版增加了新的介绍），艾伦·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的政治》（1964）等。
米歇尔·福柯在他的后期作品《规训与惩罚》、《性史》、《权力与知识》中对阶级、国家、权力等政治问题进行了论述。爱德华·萨伊德和弗兰克·伦特里夏提倡社会进步，强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是从事批评工作的核心问题，而批评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法兰克福学派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风靡欧美。这一派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论者”自居。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强调政治性和艺术性、革命内容和艺术质量的统一。其文论家主张从社会学与文艺的内在联系分析、批评文学艺术。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写道：“至少从1968年起，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种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有了新的兴趣。”
二战后，世界的走向是多元化，多极化。这既表现在多种政治观点、多种价值观、多种学派的并存、交锋与交流，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到了90年代，我们再也不可能看到任何一种文论像昔日新批评那种独领风骚数十年，更无任何文论能独占宗主地位上百年。
新批评在西方盛行了大约三十年。新批评撇开政治、社会等“外部因素”，只细读文本本体。而其实，新批评的兴衰也同政治分不开。写出名诗《荒原》的艾略特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鼻祖。他写《荒原》，主张新批评，同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受有关。第一代和第三代新批评派在经过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后深感人间的邪恶和丑陋。于是，他们把眼光从外部世界转向文本本体。
再者，二战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战后的冷战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迫使任何文学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不得不作出以下选择：要么不怕政治迫害，大胆地在文学批评中阐述与执政当局不同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文艺思想，要么以执政当局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文艺观作为文学评论的指南。撇开文本以外的社会和政治，只关注文本本体，也许是回避上述两种选择的最佳选择。
新批评的衰落也与社会和政治有关。
60年代，世界动荡。美国入侵越南，全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战运动。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导致暴力和政府的镇压。大学生在校园内被警察枪杀。欧洲也不安宁。与这一形势相呼应的是欧美文化界俗文化的崛起。英国利物浦四个小伙子组成了“甲壳虫乐队”，先是征服了欧洲，继而风靡美国。他们在上万人的广场上通过扬声器用离经叛道的通俗音乐煽动几万青年人，让他们在如醉似狂的载歌载舞中发泄狂欢节情绪。1964年，他们彻底改变了美国通俗乐坛的面貌。
这样的世界形势怎能让新批评继续“内视”文本，继续回避外部客观世界？
新批评的宗主地位的失去为各种新学派、新观点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不能否认，当代西方文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文学批评的天地。
女性主义启发我们用新的思路去阅读、批评《简爱》。我们把目光从简爱移至被罗切斯特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作者勃朗特对这个来自牙买加的女人未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是不是因为她来自英国殖民地牙买加？难道简的解放和幸福要以牺牲伯莎为代价？对伯莎身世的探索使我们了解1655年牙买加沦为英国殖民地。18世纪牙买加又成为美国进行黑奴交易的中心。对伯莎的研究触及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问题。一个隐蔽的女人成了我们读者心中的女主人公，并引出一系列尚待破译的隐蔽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沉寂了多年的英国著名女作家琼·里斯在1966年推出了一部名为《藻海无边》的新作。里斯以《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为女主人公，完全改写了伯莎的故事，写她从牙买加到英国，后来同罗切斯特结婚，受丈夫迫害、幽禁。她最后放了一把复仇之火，烧毁了象征父权、夫权的索恩菲尔庄园。我们用新眼光看这场火——在《简爱》中，这是一场烧毁了罗切斯特的索恩菲尔庄园和他的财产、烧瞎了他的双眼的灾难之火，是让人诅咒的。在《藻海无边》，这是一场值得歌颂的火。
接受美学鼓励读者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分析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诠释一部文学作品，而不去考虑作者的意图。
到了90年代，女性主义向《圣经》挑战：撒旦为何先引诱夏娃去吃禁果，而不是亚当？难道女人更易受诱惑？《圣经》中的女人为什么个个像“沉默的羔羊”？《圣经》几乎是男人的世界。女性主义把这一切点穿了——那是因为《圣经》是男权思想浓重的男人写的。
文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过去，我们读福斯特写的《印度之行》时，往往把它看作是一部出色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性小说。而现今，我们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的冲突，是比殖民主义更为广阔和深刻的问题。在文化研究盛行的今天，重新诠释《印度之行》具有不小的现实意义。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用文化研究探讨、分析许多问题：爱德华·萨伊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4）和《东方主义：西方人的东方观》（1995）、亨利·施瓦茨的《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印度的文化历史》（1997）、雷蒙德·斯卡平的《文化人类学》（1992）。
人们开始用政治观重新诠释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的男主人公普罗斯佩罗并非什么善良的术士，而是一个殖民主义者。80年代以来，又有多部专著用政治观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如亚力山大·莱加特的《莎士比亚的政治剧：历史剧和传奇剧》（1988）和沃尔特·科恩写的论文《莎士比亚的政治批评》（1987）。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两千多年间，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20世纪这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哲学和文论新学派、新观念。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人文社会科学局面。但是，它们中不乏来去匆匆的过客。而能生存下来的，就用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它们存在的价值。
责任编辑注：以上两篇文章选自《外国文学》1999年第5 期“笔谈：文论与文学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