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多元动荡下的恒定质追问与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动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性问题上我们已经被困多时了，但解困的时机应该也已经到来了，因为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诸多争论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现代性的核心内涵是“世界成为图像”或者“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而所谓图像，不论其内容如何，首先表现为一个在时间中持续展开着的空间架构，即时间和空间的交织模型。事实上，现代性本身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时空图像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吉登斯才认定现代社会生活的动力品质之一便是时空分离。
当现代性本身成为时空图像的时候，对于其核心特质的揭示也莫过于从空间与时间两个角度切入：一是通过对现代性多种特征的分析比较发现其核心性质，这属于横断面上的剖析，其基础是空间；二是通过分析现代性的深化过程，揭示其核心倾向，这属于纵向程的剖析，其基础是时间。借助于这样纵横交织的时空模型，最终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的核心特质——资本和理性。可以这样说，资本和理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构成现代性的恒定质。
一、论题出发点：基本事实与设问
探讨现代性问题必须尊重一些基本事实。这些事实不仅构成探讨现代性问题的逻辑前提和论题出发点，而且针对这些事实的一系列设问和回答还会将我们引领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另类思考中。
基本事实1：“现代性”和“现代”两个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间隔和内容差异。“现代性”(modernity)的词根是“现代”(modern)，这一点不会有异议。但两个词本身却不是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这也是事实。据考证，英文“modern”一词来自于拉丁文“modernus”一词，早在5世纪就出现了，基本意思是当时的、现时的，用以区别过去的；而“modernity”一词则是在11世纪出现的，较“modern”晚了约6个世纪，其意思为“当代时期”。[1]
针对这一事实而提出的两个基本设问是：(1)“现代性”较“现代”晚了那么久才出现是否带有必然性？(2)“现代性”和“现代”之间的差异是量性的还是质性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现代性”较“现代”晚了那么久才出现是带有必然性的。只有“现代”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或者累积到足够丰富的内容后，才可能出现思维上的总结、批判和反思，从而也才可能形成带有综合性质的概念和词语。而“现代性”本身就是对诸多的“现代”进行思维上的总结、批判和反思的结果。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现代性”和“现代”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现代”和“现代性”虽然两者都带有强烈的时间性特征，但也很显明地表现出了深刻的本性差异：“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只是短暂的、散碎的、凌乱的堆积，缺少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秩序性的本质规范；而“现代性”则包含更多稳定性的、系统性的、深刻的本质规定和反思。
基本事实2：现代性问题从产生到发展的逐渐延续和深入。现代性问题并不是从一出现就是今天的状况，而是经历了一个在不同领域延续和深入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过程事实。现代性问题最早在文学和艺术中出现，源于艺术和美学中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之间的争论，被用来表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新潮性，因而带有强烈的反古典意识；而后才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并获得发展，最后呈现为社会制度和模式类的综合性问题。
对于这一事实，需要从两个角度设问：(1)现代性问题首先在文学和艺术中产生是否带有必然性？(2)现代性问题在其他领域的延伸是否具有必然的程序？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即现代性问题首先在文学和艺术中产生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文学和艺术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创造和创新的优先性存在：和其他领域相比，文学与艺术中创造和创新的倾向更重要、更强烈，现代性最初的表现就是追求反叛和新潮。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却难以发现必然性的程序，即现代性在不同领域的过渡和延伸并没有必然的程序。因为从社会整体结构方面看，并没有与现代性本身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何况关于现代性的内容结构在不同学者那里存在很大的差异。
基本事实3：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制度和模式类的综合性问题。现代性问题显然已经不再只是文学、艺术或其他领域的个别性问题，而是深入和扩展到了社会的诸多领域和各个层面，成为整个社会的制度性和模型化的问题。这也是事实。现代性综合了从艺术学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史学等的广泛视域，形成了一个囊括现代化、全球化和后现代性等诸多问题的庞大的关联体。
围绕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展开的设问是：(1)在现代性问题涉及的诸多领域中是否存在地位和性质上的差异或排序？(2)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着统一的现代性制度模型？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现代性问题涉及的诸多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构成他们在地位和性质上的差异，或者并不足以带来本质上排序的基础。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现代性”问题上显然并不存在统一的现代性制度模型。统一的现代性制度模型只是一种空想，追求和建立现代性同一模型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在现代性问题上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事实以及针对这些事实的相关设问和回答，但这只构成研讨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而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未被提及。这个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是什么？
二、横断面剖析：多元态下的恒定质
提到现代性概念，不得不提伊夫·瓦岱的那句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名言：现代性概念“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2](P2)在这里，所谓的“不明不白”，显然不是指某个学者在现代性问题上的不明不白，而是指现时代人类对现代性问题在整体上的不明不白，即当我们把很多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堆积在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的混乱和迷惑状态让人无法明白，因而只能或不得不“不明不白”。在现代性问题上公认的权威人物吉登斯也时常被迷惑：现代性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中藏而不露”，“就其核心而论，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使我们能够解除这种迷惑”。[3](P1)
这种不明不白和迷惑导致了现代性问题上的多元歧义状态。这种状态长期统治着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以至于长期无法得到统一。这就需要我们借助横断面剖析，挖掘出现代性的核心特质，即强调目前这些多元歧义的说法只是一些现代性问题现象层面的争论，一旦进入现代性的本质层面，这样的争论就会自行消解。
所谓横断面剖析，是一种很接近空间展览或展示意思的表达，其所针对的是现代性问题上的诸多说法和定义。这些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现代性的敏感区域，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场景和区域。以此为平台展开对现代性恒定质的追问和发现就是横断面剖析的核心。此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呈现和陈列当今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说法；第二步，比较和分析这些说法，进而发掘出现代性的恒定质。
在关于现代性的诸多说法和定义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有三种(或三类)，它们构成了现代性解读的三大经典：波德莱尔的意识定义，贝克的反传统定义，吉登斯的制度定义。
经典1：关于现代性的意识定义，其侧重点是从意识或思维层面构筑和表达现代性。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典型的说法中，最具意识性的是波德莱尔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4](P31)这个定义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性定义，也是最切近现代性意识的定义。之所以称其为意识定义，是因为它在意识层面上强调了现代性的特性，或者说触及了现代性的意识层面。因此，与其说这个定义是针对现代性的，不如说是针对现代性意识的。在这里，波德莱尔第一次明确提出和归纳了现代性意识：主张“过渡、短暂和偶然”的意识。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内涵上使用和延续这个定义了，但其对现代性意识的启示意义却从未被忽视过，甚至福柯也曾称赞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意识是“19世纪最敏锐的意识之一”。
经典2：关于现代性的反传统定义，其侧重点是从对抗传统的意义层面构筑和表达现代性。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典型的说法中，最具反传统价值主张的是贝克的定义。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现代性是动荡不羁的，是没有稳定性可言的。之所以称其为反传统定义，是因为它在事实层面上强调了现代性的反传统性，强化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背离性存在。因为现代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使现代性本身也蒙上了不确定的特性。在这里，贝克关注的重心显然是现代性的动荡性。与此定义接近或类似的是齐格蒙特·鲍曼“液化流动”的说法，即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由差异性诞生新的差异性的过程，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液化”，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的现代性”。[5](P13)
经典3：关于现代性的制度和模式定义，其侧重点是从制度和体系层面构筑和表达现代性。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典型的说法中，最具制度性和模式性的定义来自于吉登斯：“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6](P69)之所以称其为制度或模式定义，主要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强调现代性的模型，这种模型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和模式中。与此定义接近或类似的有帕森斯的社会定义，即将现代性定义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7](P68)
分析和比较这些定义就会发现，由于它们解读现代性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所以给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波德莱尔关注的是现代性的瞬间性，贝克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动荡性，吉登斯关注的是现代性的模型性。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现代性问题复杂的纵深面，进而也通过各自的努力分别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贡献了现代性意识、现代性形态和现代性制度，丰富了现代性的内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如果我们再深入发掘一步就会发现，这些现代性的不同内容在一个点上统一了起来。这个点不是别的，正是资本。就像是源自同一个根结出的不同果实，不论是现代社会的瞬间性，还是现代社会的动荡性、模型性等，统统只是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资本的特性，真正主宰和控制它们的是资本。
为什么是资本？又为什么只能是资本呢？
首先，使现代社会区别并超越于传统社会的是资本。资本作为一种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制度的“怪物”，带着以往传统社会所从未有过的特性与威力，使得现代社会表现出了反传统的价值倾向。资本的出现不仅成为现代性的真正根源，也构成了剖析现代社会的突破口。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就不会有现代性，也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一方面，现代性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表现和结果，正是在资本的逻辑运行中强化了现代性的特征，离开资本逻辑，现代性几乎就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条件和内在机理，如果离开了现代性，资本本身就是死水一潭，资本运动就会陷于瘫痪。现代性与资本，恰恰是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中彼此支撑。
其次，使现代社会表现出动荡性与混乱性的也是资本。为什么在现代性概念问题上会有如此多的争议？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然而，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根源又在哪里？不是别的，正是资本这个“怪物”导演出了现代社会混杂忙乱的格局。现代社会就其复杂性而言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差异和矛盾不断演绎着现代生活的多重性；而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又直接导致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资本的增殖逻辑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在这样的多重性和动荡性面前，似乎一切坚固和确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是现代生活的多变和动荡特征，造就了对现代性的多重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解和解读方式。
再次，使现代社会表现出制度化特征的还是资本。动荡性和制度化，表面上看来是极为矛盾的事情，却在资本这里结为一体。一方面，资本的动荡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动荡性；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性又要求现代社会建立起稳定的制度，以确保资本的增殖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属性，其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自身增殖。而这种负载在资本身上的增殖意志，表面上看似乎是投资者的贪婪欲望，实质上则是社会关系的强制力量。“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P577)这样，资本就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以确保自身增殖意志的实现。于是，姑且不论这样的制度和规范的具体内容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和规范就是首先和必须的了。
资本，就这样不仅从外部勾画出了现代社会的框架，而且也从内部本质上规定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资本和现代社会的一致性，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上得到了最好的证实。而作为现代社会核心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利奥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9]([147)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建立在资本基础之上。可以说，是资本本身使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扎根，是资本使资本主义获得现代性。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别于之前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最明显的根据在于，彻头彻尾地奉“资本”为轴心甚至上帝。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自由竞争、垄断、跨国)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资本逻辑的展开方式和运作载体略有差异。现代性和资本如无缝钢管般熔铸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三、纵向程剖析：流变中的恒定质
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在现代性的纵向发展中，也出现了各样不同的变种。套用一个生物学术语，在遗传中充斥着变异。因此，透视这个过程并发现其中现代性的核心倾向，将成为另一个挑战。
所谓纵向程剖析，是一种很接近时间进程或流动意思的表达，其所针对的是现代性问题上的诸多阶段的不同主题。这些主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现代性的阶段进程，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过程。以此为平台展开对现代性恒定质的追问和发现，就是纵向程透视的核心。此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呈现和陈列现代性的阶段主题；第二步，比较和分析这些主题，进而揭示现代性的核心倾向。
现代性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变动着的历史性的过程。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动态模型主要包括三大阶段：早期现代性、中期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基本主题。
第一阶段：早期现代性——始于文艺复兴，终于启蒙运动，基本主题是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直接表现为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通过批判和否定人的神性来实现的。文艺复兴开始于对中世纪的批判，而中世纪最大的罪证在于扼杀和泯灭人的天性，因此，文艺复兴首先要复兴和回归的是人性。作为文艺复兴的主将，艺术家和诗人们高擎人性的大旗，借助于对人的情欲甚至肉欲的表现来强调人性的真实，借助于对人和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肯定来升华人性的价值。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宣扬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从属于神的无主体性的人。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对人性的解放，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尽管这种主体性更多的还停留于感性层次。而其后的启蒙运动则解决了主体性的深化，即由感性向理性的过渡。
第二阶段：中期现代性——始于启蒙运动，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主题是人的批判性。所谓怀疑和批判，就是运用理性工具来摆脱愚昧对人的思想的控制，证明自身的价值，其核心仍然是人的独立和价值。启蒙运动既终结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感性和情欲，又开创了现代社会的理性时代。启蒙运动起源于英法，成熟于德国。不论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笛卡尔，还是德国的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他们始终捍卫与强调的是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启蒙运动既是贯穿于17—18世纪欧洲的一次思想运动，也是欧洲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批判运动。它在理性主义指导下导致欧洲各国的世俗化过程，以理性主义对一切事物，包括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做出合理的准确的裁决是启蒙思想的根本目的。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批判。因此，启蒙思想要求发表意见和意见争论的自由，要求摆脱对人的思想和人的权利的束缚。”[10](P95)无论是洛克的“人权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是康德的“理性批判”，都再一次强化和提升了人的价值，所不同的是这种价值更多地体现在理性层面。
第三阶段：近期现代性——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主题是人的反思性。面对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复杂混乱状态，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呈现出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自相残杀，人对自己的未来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担心和疑虑，对于社会发展的盲目乐观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人类的发展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急需的是停下脚步，通过反思过去，来确定未来的路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成为主导的声音。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其反思性已经居统治地位。“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包括对反思性本身的反思。”“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与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11](P34)
第四阶段：晚期现代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20世纪末，基本主题是人的超越性或后现代性。当今世界所呈现出的越来越尖锐激烈的动荡状态，特别是区域争端的升级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迫使思想家将现代性问题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超越性的内在要求发现后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局限，只有从超越的进程中，透过其对立面(后现代性)的伸张，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现代性(一种包括了反现代性本身的现代性)，才能最终体会现代性。“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激烈化更加普遍化了。”[12](P3)可以说，不管用怎样的称谓表达当今时代的现代性，诸如后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超现代性等，其实都是对现代性的再升华。无论如何，人类是不可能走向反现代性那一极的。
然而，在这个经由不同主题支撑的阶段延续中，是否存在核心的理念？如果确实存在，这个核心理念又是什么？成为在现代性问题上再一次发问。对此，我们的答案也非常肯定：在现代性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始终贯穿着的核心理念就是理性本身。对从主体性经批判性和反思性到超越性的过程，具备控制力的始终是理性本身。主体性、批判性、反思性和超越性统统只是理性中心轨道上的不同“站点”而已，它们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核心轨道，因为它们永远隶属于这个核心轨道。
在这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中，主体性构成了理性的前提。为了强化理性，必须和首先的一步是宣扬主体性，于是主体性成为理性扩展的起点。文艺复兴通过其对中世纪的批判基本上解决了人的主体地位问题，其后紧随而来的宗教改革又在现实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主体性。然而，理性的基本精神并不表现为主体性，而是批判和怀疑，于是，批判性成为理性扎根的关键。理性的基本精神得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是借助于批判性来实现和完成的。从启蒙运动到狂飙运动彻底解决了人的批判和怀疑问题，使理性精神得以确立。在理性推进的路上，批判的背后必须用反思来矫正，因此，反思性便成为批判性的再生结果。然而，真正的终点却是超越，超越性是理性的最终归宿。如果说理性自身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循环的话，那么其最终的归宿是超越性。
从主体性到批判性再到反思性和超越性，构成了理性精神的四大主题。从自我到我思再到反思的每一步跨越，处处都是理性精神的胜利，而每一次胜利都使理性的根越扎越深。这个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也是“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在这里，理性既是目的又是过程，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即使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所谓反理性和非理性的主张，其实也是理性精神的一种应用与扩展，只不过是朝向另一个方向而已。因此，在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中，自始至终不断强化着的是一种“理性存在论”。它确信理性是实体，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甚至是一种被抽象化、先验化、还原化为世界的最高实体。在理性原则或精神的指引下，又出现了相应的变种。从科学理性到工具理性，再到公共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过渡，就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体现。理性拯救未来的信仰从未被动摇，不同的只是在拯救的具体凭借上有所差别而已。从知识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转移链条中，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和特性，不断地被推向各个层面，虽然有过细节上的差异，但价值核心却从未发生改变，哪怕是些许的偏移。因此，透过现代性的推展进程，可以说，理性是现代性始终捍卫的核心特质，而现代性永远是根植于理性的必然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