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川论文,汉民论文,其对论文,格局论文,市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回族城市化和城市回族与兄弟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以及民族间社会交往的相互动态影响，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回族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文中以宁夏银川市为区域个案，运用民族社会学方法，对城市回汉族居住格局的交错、变迁、相互影响、社会交往、民族文化的困惑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回族 宁夏银川市 居住格局 区域个案 变迁与影响 民族关系
在民族社会学研究中，民族居住格局通常被视为民族交往的一种场景、一个变量，用来观察和调节民族交往的内涵、形式及质量。居住格局过程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发生作用的程度是否因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仅就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作初步考察，以期为今后该专题的多维综合比较研究和理论提炼展示一例区域性个案
一、银川市区的社会与人文
1.基本情况
银川市位于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中部，辖两县三区，即永宁县、贺兰县、城区、新城区和郊区，总面积4467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市区面积1457平方公里，其中城市面积近40平方公里，城市轮廓呈长方形，由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组成。城区历史悠久，商业经济繁荣，习惯上称为老城区；新城区建于60年代初，一些大型工厂企业和文教科研单位多分布在这里。两城最近距离约5公里，由银新南、 北两条高等级公路连接起来。郊区9个乡中，红花、银新、良田3乡分别与老城区、新城区相接。本文主要以老城区和新城区为调查对象，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们对郊区的民族居住格局也将适当涉及。
银川市区除了汉族和回族外，还居住着满、蒙古、朝鲜、维吾尔等37个少数民族。1995年全市（含郊区）总人口为544851人*， 其中汉族433436人，占总人口的79.55%，回族98627人，占总人口的18.10%，其他少数民族12788人，占总人口的2.35%。
表1银川市区民族人口构成（1982—1995）
地
年 总汉族
回族
其它民族
区 人
别
度 口人数 % 人数
% 人数%
城 1982 136385 114364 83.35 19398 14.22 2623 1.92
区 1990 192573 158556 82.34 28659 14.88 5358 2.78
1995 230830 188002 81.45 35775 15.50 7053 3.06
新 1982 125686 112069 89.17 12053
9.59 1564 1.24
城 1990 191081 167599 87.71 18786
9.83 4696 2.46
区 1995 193780 167914 86.65 20629 10.67 5187 2.68
郊 1982 101437
63886 62.98 37043 36.52
508 0.50
区 1990 118426
76494 64.59 41251 34.83
681 0.58
1995 120241
77520 64.47 42173 35.07
548 0.46
* 人口数据来源：①《宁夏银川市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银川市人口普查资料办公室编，1983年3月）； ②《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宁夏人口普查办公室、宁夏统计局编，1992年6月）；③《银川市1995 年人口统计资料》（银川市公安局编印，1996年5月）。下同
从起始居住方式角度，可将市区回族居民划分为原住民和外来民两部分。所谓原住民是指1950年以前就居住在银川的回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城区，这里回族社区形成较早，回族社会成员多在城内围寺而居，自成街巷。我们把1958年以后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移入银川居住（有银川城市户口）的回族人口称为外来民，他们从一开始就以与汉族混居为主，主要是干部、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国营企业的工人等，其住房由所在单位负责安排，住房分配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般不照顾回族生活习惯，所以回族集中居住的情形很少。据我们对两区3 个派出所提供的户籍抽样统计，籍贯不是银川市的约占41%，也就是说，在银川市的回族人口中，约有5114户回族居民移入银川后就是散居的。不存在从族内聚居向回汉混居转变的过程，新城区、老城区均有分布，新城区比较典型。
老城区、新城区的行政管理是城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体制，郊区是郊区政府——乡——村民委员会体制。两区共有15个街道办事处，其中老城区8个、新城区7个，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设有1个派出所，相应的就有15个派出所。两区共有居委会178个，其中老城区84个、新城区94个。郊区辖9个乡、57个村民委员会和2个居民区。在银川市区的户籍管理中，一般将同一单位（如宁光电工厂）内有城市户口、有职业、未婚、无住房（单位宿舍）的全部人口视为一个单位集体户。这些人结婚或分配到住房以后，就可以到派出所申请脱离单位集体户，另立户籍并加入某一居委会。据1990年统计，全市有541个单位集体户，共27924人，平均每个单位集体户中有52人，单位集体户人口仅占城区总人口的7.29%，这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同事关系。因此，本文不拟对集体户进行居住格局方面的考察。
2.动态的城市系统
文献资料和视觉感受表明，银川的城市格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尤其是80年代以后，城市系统的演变对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来自银川市房产管理部门的资料显示，从1990年至1995年底的5年多时间里，银川市区（主要是老城区）已改造危简房80万平方米，共拆迁居民12300户，用以安排拆迁户的住宅楼55万平方米，已妥善安置10500户。从96年开始，危房改造的重点将移至新城区。今天，不论是登高远眺，还是漫步街道，都能感觉到银川市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90年以前，老城区有64片危房区，其中80%为平房（分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两种）。现在老城区的平房已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高层住宅楼。土木结构的平房（俗称土坯房），是宁夏平原地区回汉民族的传统居所，过去，若走进古老的平房区（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在清真寺的周围可以找到回族聚居的街巷，若干个回族住户连成一片，现在已很难找到。今新华街的银川商城、新华购物中心、阳光大厦、北国商场一带，以前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区。平房区的消失，说明了回汉民族居住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回族传统居住模式的消失和新格局的出现。
银川市区现有清真寺10座，其中老城区6座，新城区4座。解放初期，银川市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现已扩展到近40平方公里。城市面积的扩大使原来处在城市边缘的回族社区进入市区界内，这一看似简单的区位变动，对回族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
3.回族社区的形成及早期居住模式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银川地区就有回回商人过往的踪迹，到了元朝已有回回人留居银川，而稳固的回族社区的形成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回族的社区通常被称为“坊”〔1〕，即若干个回族家庭以清真寺为轴心组成的聚居区，是以回族成员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神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清真寺是回族社区的标志，当某一区域的回族住户集结到一定的规模（一般在30户以上）就会集资修建清真寺，在没有清真寺的地方，你也许可以找到为数很少的回族住户，但找不到有一定规模的回族居住区。清代前期，银川城内有4个较大的回族社区，“宁夏（指银川）城内穆斯林户口超过半数”〔2〕，可见，当时城内回族人口数量之多。发生在清代后期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城内回族人多数被驱至城外或更荒凉的地方居住，所以后来又在城关形成了4个回族社区，即“城关四坊”。银川解放时，城内外共有8个规模较大的回族区，8座清真寺，即城内的西小寺（后并入中寺）、中寺、东大寺（今银川七小一带）、新华寺和城外的南关大寺、北关大寺、东关大寺和西关大寺，环绕清真寺形成许多自成街巷的回族居住区，如礼拜寺巷、羊市街、哈家巷、西哈家巷、马府街、纳家巷、敲牛巷、羊肉巷等，大致分布在今天的胜利街、解放西街、富宁街、新华街一带〔3〕。
由于新城区建置时间较短，所以未能形成自成街巷的回族聚居区，回、汉、满等民族间基本上是交错居住的。新城区是自治区成立后的1961年才正式建立的，旧称“新满城”。解放初期，这里仅有几家手工作坊，周围是荒滩或农田。新城区回族居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厂矿企业的工人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因市区建设占地而“农转非”的回族人口。这些“农转非”的回族人口也是散居的。因为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所以新城区内没有清真寺， 现有的4座清真寺均位于市区与郊区的结合部，主要是郊区回族居民集资兴建的。随着市区面积的扩大，这些清真寺正在逐步进入市区，市区回族居民的宗教、节日活动一般都在离住所较近的清真寺进行。
表2 银川市区各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民族构成及市内人口迁移情况（1995）
我们对新城区94个居委会中19个居委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回族住户的比例在2.64%～16.53%之间，铁东、 新城两个街道办事处区域内回族住户比例较高，但多户回族居民相邻而居的情况很少，我们仅在个别街巷看到了这种现象，如新城西街康复巷的一排平房中，有7 户回族居民院落相连，另有1户汉族居民，但在另外几排平房中， 回汉住户又是混居的。据住户介绍，这些平房建于80年代初期，是新城清真冷库的家属区。
4.对抽样和问卷操作过程的几点说明
（1）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 很多信息只能通过问卷调查途径获取。问卷为户访式，但对答卷人未做任何形式的限定。
（2）银川市居民当前的居住空间以住宅楼为主， 调查基本上以住宅楼为主。在预备调查中，我们对拆迁户与其它住户形式的构成、住户的回汉民族构成予以关注，在此基础上，初选12幢居民楼，49个单元，564户居民为基本调查范围，最后按40%的比例确定226户为实际调查对象。
（3）如果按市区回汉民族人口的实际构成发送问卷， 回族居民样本量就会过低，影响见解的代表性，为减少误差，我们将回族被访比例提高到40%，发送90份问卷，汉族60%，发送136份问卷。
（4）汉族住户问卷的发送，在楼层间隔的基础上随机进行， 所谓楼层间隔就是住在同一层楼上的居民只能接到一份问卷，每个单元发送4～5份问卷，回族住户问卷的发送是随机连续的，送完为止。
（5）实际发送问卷230份，其中回族户96份，汉族户134份， 回收213份，其中废卷（未全部回答问题的）19份，有效问卷194份，其中回族77份，汉族117份，有效率84%，即总样本量为194户，其中回族样本77户，汉族样本117户。
（6）12幢居民楼楼层高度不同，其中6层12户的单元32个，5 层10户的单元12个，4层8户的单元10个，平均每个单元的居民户数为11.5。
二、回汉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
1.回族居住区位的变动
回族居住区位变动的过程是从族内聚居转向与汉族混居的过程。回族居民住宅区位变动的形式主要有3种：
一是原来住在城市边缘的回族居民入居市区。这种形式的迁移主要是由城市建设面积扩大所引起的，如在城市外围建造新的工厂、商贸市场、医院、住宅区等，就会占用耕地、拆除原来的村落和住宅，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今天的胜利街是5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据年过7 旬的哈三老人回忆，这里曾是一个很大的回族聚居区，从60年代开始，相继建起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厦、新式住宅区及其它用途的建筑物，使传统的回族社区格局解体，原来的回族住户或就近搬入住宅楼，或分向迁入其它街区居住，同时，汉族人口移入，改变了该区域内的民族人口构成。目前胜利街办事处范围内的回族人口比例已降至19.92%， 并且是散居的。
二是因市区内的危房拆除改造及商用网点建设，使原住区居民迁往其它街区居住，即市内迁移。老城区的新华街，是银川市的商业区，繁华热闹。古老的新华清真寺就座落在这个街区，这里曾经是市区内一个较大的回族社区，据寺管会的马鸣卿老人估计，过去围寺居住的回族住户最多时达70户左右。现在的新华清真寺是新建成的，1992年以前位于今天的银川商城，后来因为银川商城、新华购物中心、住宅楼和其它一些商业网点的建设和改造，新华寺移位200多米（仍在新华街）， 曾长期住在这里的回族居民大多数分向迁移到北环、德胜、友爱、唐徕、光华等住宅小区，仍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约有十几户。落成不久的新华清真寺，宏伟壮丽，但与以往相比已冷清了许多。
三是个体搬迁。原社区内的个体成员或住户从所在工作单位分到新住房后的外迁。如聚居在某一社区的回族住户，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后就会获得某种社会工作，如企业工人、银行职员、机关干部、学校教师等等，他们一般能够从所在单位获得住房，这就会引起住所迁移，使原居住区回族人口减少。
2.促成回汉民族混居的因素
迁移过程本身并不能必然导致回族居住的分散及与汉族的混居，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回族居民的分向流动？
笔者认为，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回汉民族间广泛的文化共享等因素，是回族居民聚居意识淡化，回汉民族能够交错居住的前提条件。聚居既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产物，那么，其变迁自然会受到相关因素变化的影响。民族关系的显著改善，回汉民族间长期的互助合作与交流，克服了民族偏见，增强了民族平等感，淡化了民族分界意识和互斥心理，社会距离缩小。回汉民族不仅语言文字相通，而且在其它文化层面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不妨称之为边际文化，如果用数学中的集合概念表示，它就是两种文化集合间的交集部分，民族边际文化的存在及其游离特征有助于民族间的交往与接近。
宁夏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回族人口规模较大，与全国其它城市相比，银川市回族人口比例也是最高的。这种人口分布与构成特征，也可能会减弱回族人的内聚抱群意识，同时，银川市区的人文具有浓郁的回族伊斯兰风格，比较完善的民族社会化服务体系，如齐全的清真餐饮服务、周到的副食品、蔬菜肉食供应，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等，为回族居民的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以致于散居并不会对本民族的生活带来太大的不便。
从微观角度看，由于城市住房的普遍紧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政策变化及其它一些因素，也对民族居住格局的变迁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表3 居民选择新住房时的最在愿望 （单位：人）
住方宽敞
与同一民族做邻居地段理想
房价适中
回族
513617
汉族
78012
27
可以看出，民族因素在居民选择新住房时的影响很微弱，仅有3.9%的回族住户在迁往新住区时，更希望与另一回族住户为邻，重要性排在其他三要素之后，表明回族居民保持原居住模式的愿望并不明显。而汉族居民则完全不在乎邻居的民族成份。绝大多数居民最关心的是住房面积的大小，希望能住上更宽敞的房子，回、汉族中各有22%和23%的居民更关心房价，两个民族中各有一小部分人想住在地理位置优越的街区。由于目前城市住房普遍困难，理想的居住面积、合理的价格是居民们所向往的，而民族因素是精神层面的需要，上述愿望实现后可能会有显著表现，相对而言，是一种弹性机制。
房产管理部门规定，在危房改造或其它形式的拆迁中，凡超过2000平方米的区域由中标的房产开发公司负责拆建。这样，使房产公司成为拆迁活动的主体，它的工作目标是获取最大化的商业利润，一幢商品楼建成后，首先要根据地段、楼层定价，按照“拆一还一”的原则，新住房分配面积与住户原来的居住面积是相同的，而楼房的实用面积一般小于平房，这就意味着居民在迁入新住房时得增加分配面积，增加的部分是要交费的。当很多居民为此犹豫不决时，另有一条鼓励政策，即如果拆迁户愿意移居其它小区，可免费适当增加居住面积，结果大部分人迁出原居住区移居其它小区。目前，新建住宅区的房子多为商品房，不同地段、不同楼层价格有别，住房面积也大小不一，所以从同一居住区迁出的回族居民相对集中的居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甚至同一单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行为左右各种形式的居民搬迁活动，政府行为明显弱化，使回族居民的聚居愿望难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如回族居民收入普遍高，生活富裕，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或都有永久性房产权，有可能事随人愿，即留居原住街区或在搬迁后仍保持聚居；假如回族居民有保持居住的愿望，但不具备上述任意一个条件或者拆除区兴建的是一座商厦，而不是住宅楼，那么，原来住在这一区域的回族居民只能迁居其它地区，分散和混居的情况就会出现。
3.当前回汉民族混居的程度
回族居民走出聚居，走进现代住宅后，不同民族的住户是如何排列和组合起来的，是否存在新的聚居形式，如回族集中分布在某一个住宅小区、某一幢楼房或某几个单元的情况，在户访问卷中我们设计了有关的问题。
表4 回汉民族住户互为邻居情况 （单位：人）
与汉族为邻 与回族为邻
回族
65 12
汉族
90 27
在194户被访户中，回族与汉族互为邻居的92户，占47.4%； 回族与回族互为邻居的12户，占6.02%；汉族与汉族互为邻居的90户，占46.4%。
表5 回族住户分布的单元数 （单位：户、个）
回族户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单元数6 15 12
8 3
2
1
1
0
010
0
在49个单元中，有6个单元为纯汉族户，分布着1至3 户的单元数分别为15、12和8个，其中有1个单元内分布着10家回族住户，但仅占总单元数的2%，有8户以上回族居民分布的单元数趋于零。由〔1，15〕，〔2，12〕，〔3，8 〕构成的众数区间可谓回族住户单元分布的基本特征。49个单元内回族住户的平均分布数约为2.2（加权算术平均值）。
图1 回汉民族住户空间组合实图
说明：a＝回族，b＝汉族；该居民楼位于唐徕居住小区，共5层4个单元，40家住户，其中回族住户9家，约占22.5%； 回族构成属于高比例。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并综合文献资料和经验观察，我们对当前回汉民族的居住格局及混居程度做如下描述：
（1）混居已成为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的基本形式， 回族传统的居住模式正在消失，早期形成的回族聚居区内的人口比例现已明显下降，回族居民在市区的分布已从板块式转向散点式，成片集中分布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2）回汉互为邻居的高比例是混居的典型特征， 若干个回族住户集中分布在同一单元的现象偶有发生。在回族住户所占比例较高的居民楼上，回汉民族住户的空间组合仍具有显著的混居特征。
（3）曾经住在同一街巷的回族居民已在搬迁过程中走向分散。 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或同一单元的回族住户不一定是从相同居住点上迁来的。
（4）在人口区位变动过程中， 各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范围内的回汉人口比例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即各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区域内的回汉人口比在不同年度里无明显的减少或递增情况。这是因为，回汉居民住宅区位的变动是一个随机、多向、互动的过程，当A 区的一部分回族居民迁入B区时，从B区移入A区的居民中也包括一部分回族人口， 两个向量之和趋于零。
（5）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 即城郊结合部的回族社区正在走向解体，而离城市边缘较远的乡村，回族聚落则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与城区相比，郊区回族仍以聚居为主，如在老城区的富宁街街道办事处区域内，回汉居民“分离指数”为27.5，而郊区银新乡区域内回汉居民的“分离指数”为61.6。
表6 郊区银新乡各村民委员会的回汉人口比例（1990）
村委会名称 总户数 总人口汉族 回族
其它少数民族(人)
人数%人数%
砖渠649 2994 251784.07440 14.70 37
双渠口 766 3455 83124.05261975.80 5
盛北288 1337 118288.41103 7.70 52
宁城579 2698 104638.77158258.64 70
罗家庄 682 3100 241978.03670 21.61 11
尹家渠 639 2996 126942.36172657.61 1
丰登342 1761 37021.01139178.99 -
银丰372 1696 31518.57138181.43 -
兴盈759 3197 180856.55134542.07 44
全乡合计5076232341175750.60
1125748.45220
三、居住格局与民族间的社会交往
民族社会交往通常被定义为民族间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之一，或者说是交往发生的一种场景。
银川市区回汉民族从相对隔离到混居的两种不同居住格局如何影响民族交往及族内交往？与其它交往场合如学习场所、工作场所、娱乐场所等相比，居住格局对民族交往的作用力强度有多大？我们试图通过分析邻居选择意愿、邻居间的往来频率和内容、朋友关系及其建立的基础关系等变量，回答上述问题。
1.混居格局推动了回汉民族间的社会交往
（1）邻居选择意愿
混居格局的显著标志是回族住户在城市网络中均匀分布，大量的与汉族居民互为邻里。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人注重邻里关系，当普通的邻里概念中介入民族成份的参数时，情形会怎样？
表7 邻居选择意愿 （单位：人）
愿意%不愿意 %无所谓 %
回族与汉族为邻 9 11.7
45.26483
汉族与回族为邻 17 14.5
54.39581.2
上表显示，回族愿与汉族做邻里的比例是11.7%，汉族愿与回族为邻居的比例是14.5%，汉族略高于回族；不愿意的分别为5.2%和4.3%，回族略高于汉族，这可能与回汉民族风俗习惯差别有关；持无所谓态度的分别为83%和81.2%。3种态度的比例分布表明， 不同民族住户间虽然没有互为邻里的明显倾向，但也不存在显著的互斥心理，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邻里的民族属性，人们在选择邻居时更注重正直坦率、乐于助人、善良等个人品质。
（2）邻居间往来的频率和内容
表8 邻居间的往来频率 （单位：人）
经常偶尔
回族邻居之间 5
7
回汉邻居之间 23 69
汉族邻居之间 36 54
总计 64130
表9 往来内容的频率分布 （单位：户）
聊天娱乐邻居需要帮助需要邻居帮助节日拜访
经常 偶尔 经常偶尔经常偶尔 经常偶尔
回族之间 4 0 130
2 0
2
回汉之间 19 11 3
211
180
19
汉族之间 31 20 2
113
130
10
小 计 54 31 6
354
330
31
邻居之间经常往来的比例为33%，表明往来频率较低，回族之间、回汉之间、汉族之间经常往来的比例分别为41.7%、25%、40%。从中可以看出，同一民族邻里之间的往来频率比不同民族邻里之间的往来频率高一些。可见，邻里之间的往来还是受到民族属性的一定影响，这可能与回族不重娱乐、民族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差异及一定程度的民族分界意识有关。在其它3种内容的来往中，回汉之间占被访总数的67.4%（按回汉互为邻居数92户计算），汉族之间占65.6%（按汉族互为邻居数90户计算），说明回汉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节日期间的互相馈赠和往来是显著的。
与相对隔离居住时相比，回汉之间的往来是否增多了？借回族群众星期五“聚礼”日，笔者到新华街清真寺向新华街17位老住户询问他们过去与汉族住户的来往情况，均表示往来很少，因为以前主要是回族与回族互为邻里。当回族从族内聚居转向与汉族混居后，还是扩大了民族间日常接触的机会，回汉之间25%的经常往来比例是一个比过去提高了的数字，新型的民族居住格局无疑有助于民族间增进了解、互助合作、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回族有一些美味的特色食品，过去仅限于回族家庭，现在汉族逢年过节时，就请回族邻居帮助制做一些回族特色食品，颇有些文化共享的气息。民族混居为下一代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孩子们一起戏闹玩耍、共渡童年、携手走进校园。由于社区民族成份的多元化，社区服务活动更加多彩，在一些新型住宅区，清真饭馆、清真食品店比比皆是，社区幼儿园为照顾回族儿童的生活习惯，增设清真灶，或只开办清真灶，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互补与和谐。
（3）民族朋友圈
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中质量最高的，当它具有民族属性时，能够反映族际交往的程度。
在朋友关系的民族构成上，回族有汉族朋友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回族朋友的比例，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原初设想有些出入。究其缘故，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回汉民族人口比例悬殊，在市区总人口中，回族约占14%左右，在样本总量中，回族占40%，这是有意扩大了的比例，在100个人构成的群体中，14个回族可以从86个汉族中选择朋友，而86 个汉族人只能从14个回族人中选择朋友；二是回族人崇尚友谊、重义气，当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社会位置更加接近，平等感日益增强时，民族间的人际交往范围就会扩大，“各群体间的对等性的增加，使小群体的群际交往率增加的可能性大于大群体”〔4〕。
表10 民族间的朋友圈子 （单位：人）
回族 有汉族朋友
29 37.7%
汉族 有回族朋友
35 29.9%
表11 朋友关系建立的基础关系 （单位：人）
同事 邻居同学其它
回 族10 29 8
汉 族13 4
12 6
总 计23 6
21 14
从邻里形式表现出来的回汉混居的空间结构，缩短了民族间的距离，为扩大民族交往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但民族居住格局只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之一。人们之所以未能大量借助邻里关系调节生活，是因为现代住宅与传统的独立式院落相比，封闭性依然存在；各种视听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的时间量增大了。同时，由于现代生活节奏感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消闲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家庭、邻里甚至社区以外的消闲娱乐天地和交往场所。
从民族朋友建立的基础关系看，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其它关系、邻居关系的份额依次为：23，12，14，6。由此我们看到， 回汉民族间共同的语言文字、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上的相似性、民族混居的宏观格局、回族生产活动（如经商）的开放广延性及其它形式的社会、地理流动等因素，使回汉民族间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日常接触，也就是说回汉民族间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发生在多种场景之中。比如在银川市的各种社会机构或组织中，一般都是回汉民族共同组成，且汉族比例高于回族，如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各级职员）、学校（教工、学生）、商厦（店员）、企业（工人）、体育、文艺队（队员）等组织中，在回族人比例较高的组织，如民委、宗教局、统战部、回民学校、清真饭店、清真食品厂等社会空间，也是回汉民族共同组成。这样就会出现少量的回族人和多个汉族人打交道的情况，使回族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从较大的汉族群体中选择朋友。
3.民族混居对族内交往的影响
回族居民从聚居走向混居后，群内交往是减少了，还是保持原来的频率，抑或更加专注于内部交往？我们仅以“每周去清真寺的次数”和“迁居后与老邻居见面的机会”两个指标测量一下群内交往的程度。
迁居以前，50岁以上的人每周到清真寺的频率比50岁以下的高。这是因为老年人宗教信仰虔诚，多已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宗教成为终极关怀，倾心于宗教功修。到清真寺既可以从事宗教活动，还可以交流信息，消除孤独；而50岁以下的人绝大多数不去清真寺，每周去两次的一般很少，主要是因为忙于工作或学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到清真寺去礼拜，或宗教观念淡薄，不关注宗教生活。拆迁以后，老年人每周到清真寺的次数明显减少，大多数人坚持每周星期五到清真寺参加一次“聚礼”，其它宗教功课如1日5次的礼拜多在家中完成；每周到清真寺4 次以上的人一般都参与寺务管理或离清真寺较近。导致老年人去清真寺次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距离清真寺远了，从家中到清真寺一般都要骑自行车或坐黄包车、公共汽车，加之年龄关系，行动不方便。中青年人去清真寺的次数移居前后的变化不大。
表12每周去清真寺的次数（单位：次、人）
每周次数 0
1
234567
平均
移居前
0
0
0234204.6
50岁以上 移居后
0
6
2011102.3
移居前 13
7
2000000.5
50岁以下 移居后 17
4
100000
0.23
表13 适居后与老邻居见面的机会 （单位：人）
比过去多 比过去少
见不到
50岁以上 0
9 2
50岁以下 3
190
从表13中可以看出，原来相邻而居的回族街坊在散居后互相见面的机会已经很少了。这就表明，回族从聚居到散居，减少了内部交往的机会。面对新居住环境对族内交往的冲击，中青年人的心态是积极的，他们更关心物质环境的改善，老年人则比较消极，有明显的失落感和孤独感。
人口与文化上处于少数和从属地位的回族人如何应付这种新环境，巩固群内交往，维系本民族文化。笔者到新华寺采访时，有4位年过6旬的老人在料理寺务，老人们给我讲了很多，言谈中流露出困惑与危机，他们能够明显感到同化的力量，青年一代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民族自我意识淡化，宗教观念淡薄，以致于对父辈的教育和劝导表现出不耐烦。几位老人都是已离退休的干部或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目前，他们正在修改和完善清真寺工作章程，其中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即：“阿訇要利用假期举办临时学习班，向回族青少年讲解伊斯兰知识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劝导他们不要沾染酗酒、赌博等社会恶习，远离黄色污染，净化心灵，走今后两世幸福的伊斯兰光明大道。”这一努力也许就是回族社会对新居住环境的一种应变吧。
注释：
〔1〕马宗保：《论回族社会的“坊”》，载《宁夏社会科学》， 1994（6）。
〔2〕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
〔3〕《朔方道志》，天津印书馆，1925。
〔4〕〔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6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