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新华论文,焦虑论文,意义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4-004-09
一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作为一个从个体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的原意“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根据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Paul Giltoy的观察，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作为一个概念，‘身份’已被置于一系列急迫的理论论争和政治问题的核心地位。”就这个概念的涵义，他论证道，身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这个概念是“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2]
因此，“身份”尤其便于用来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在全球化中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民族——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人们从原居国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为什么如此生活”的问难，他需要有一种令其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
本文把“身份”理解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晚期现代性”中，“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机会”，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an identity crisis)”。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3]
全球问题的普遍化在不可阻挡地把第三世界的民族生活吸纳其中的同时，也使其直接投身海外生活的成员，不可避免地面临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
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中国大陆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新华人”(The New Chinese)是一个始见于近年英语文献的新指称，以区别于一度盛行的“中国学生”（留学生）概念[4]。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区别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跨文化历险——从留学生到国际移民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区别于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非大陆地区（如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崭新特性。
历史上的华人到达澳大利亚的确切记载始于19世纪。今天这个国家已成为华人移民在南半球最大的目的国。在该国业已累积的大约40万华语人口中，新华人并不占多数，但是由于他们集中在1989年前后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大量涌入该国，给予这个总人口只有1800万并由盎格录·撒克逊白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以很大的震动。它的“中国学生问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同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焦点议题之一。这一“问题”，经过前后长达近十年的艰苦抗争，在二十世纪结束交夕才得以解决：新华人从总体上结束了非法状态，成为澳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多种族居民的一个群体。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华人自“淘金时代”以来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虽然文学活动在新华人的澳大利亚经验中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但是，它仍然充当了他们在这个社会存在的重要的身份标识，正如大量的投资、生意上的技能和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其他背景的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存在的重要标识一样。1997年8月，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15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了一篇原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注意到：和这批中国大批人相比，香港和台湾的新来者中“并没有如此高度集中的学术性、新闻性和想象性的作者”[5]。其他统计也显示，由新华人兴办的报刊杂志上，与想象创造有关的文艺内容所占的比例，比那些针对其他华人群体的更高得多[6]。澳国主流英语研究界正在积极地翻译和研究新华人的文学作品。至于我国大陆，如果从1991年上海出版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算起，迄今已有大约20家出版社出版过他们作品的单行本或选集。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涌现，其实只是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的一个例证而已。因此，本文对它的若干观察，有可能为认识全球范围内华人文学的新近变化及其文化意义提供某种方法上的尝试。
二
对这新一代海外华人文学的一些较早观察，已经显示了它具有远较传统的或当代其他的华人文化更强烈的冲突不安的特质。杨炼在八十年代末的海外诗歌旅程中，已经面对海外读者和听众对其作品的“惊惧”和“惶惑”：“这位中国诗人，是否天性就象一只食肉鸟，嗜好痛苦与罪恶？”[7]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一位较早的评论者张威（微风）博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发现，他在悉尼收集到的小说作品除了很少篇章闪现出一些生活的“亮色”以外——
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你说这是人们对中国留澳学生的反映也成，你说这是当今世界的缩影也成，反正这是一个问题。（世界走到末日了吗？）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肯定会有人去解答。只是时间早晚罢了。[8]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新华人文学就总体而言，是新华人在一定的海外环境中面对的身份问题在想象—表意领域的反映。这种想象—表意过程始终伴随着严重的身份焦虑—即无法在一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环境中整合关于“我（们）是谁”的各种矛盾的解释，因而无法为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定位。关于这一点，一本出现在墨尔本、由诗人欧阳昱主编的纯文学杂志《原乡》以如下对话，显示了一种严峻的自我审视：
问：你觉得他们（来到澳大利亚的大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答：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
问：你觉得他们还有救吗？
答：没有。他们以为钱和性是他们的救星，其实那不是的。他们以为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是他们的救星，那也不是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救他们。
问：也许文学会吧？
答：我不知道。[9]
这段对话不仅是对新华人生活中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证，如中澳关系、经济奋斗（“钱”）和欲望的解放与困扰（“性”）等等，而且包含了新华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基本评价：这是一种充满了“机会主义”的色彩、想左右逢源又进退失据，没有可靠立足点和精神向导的人生——一种连自己人都“无法容忍”的人生。由于这种无从拯救的发现，人们需要以“文学”来求取未经证实的“得救”。
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新华人文学骤然涌现的原因：这个群体大面积的知识分子背景，除了为海外华人社区带来了比前更为丰富活跃的“象征资源”以外，也带来了由二十世纪末期的跨文化经历所孕育的、需要借助文学想象来宣泄的巨大内心压力；正是在身份出了问题的地方，身份的重建才成为如此窘迫的问题。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海外华人没有身份焦虑。虽然由于其以劳工—商贩为主的阶层背景的限制，他们的“象征资源”不如当代新华人那么丰富。其实，当代新华人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总体的边缘化处境，和传统华人移民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历史连续性。然而，新华人在当代条件下赖以调整和重建其身份的那些因素，又往往表现得更为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考察他们身份建构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入手。“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要求有另一种不同的和竞争性的alter ego（改动的自我）”[10]，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华人移民作为族群在海外找寻自我和群体存在意义的策略。
然而，仅仅着眼于从中国生活到西方社会的文化适应这一维度，并不能有效地清理华人文学所象征的海外华人文学新近变化的全部文化意味。事实上，新华人文化的复杂性在于：其身份建构所需的“他者”参照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对象。这使得他们的身份探索，成为多种矛盾关系堆叠之下的难以调解的困扰。
三
观察和分析表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身份问题至少和三种对象的“他者化”过程有关。
第一，海外新华人多数成员的身份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社会这个参照对象。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留学生”名义骤然涌入澳大利亚的新华人，构成了这个西方国家自十九世纪“淘金潮”以来最大的一波华人移民潮。一项有关其在中国的阶层和职业背景的调查表明了他们大部分属于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即一个知识分子集团[11]。他们在中国时主要活跃于一个知识阶层尚未深度介入变动中的经济结构，而和国家主流权力架构处于某种张力关系的阶段。作为一个激变时代的文化符号传播者和理想者，他们以“走向世界”的当代先驱自许，首先就需要通过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加以“他者化”，以标识、建构自己对一个“前现代性”社会的叛逆身份。支配八、九十年代之交出国文化的，是一种“西方主义”（注：西方主义是一个九十年代以来零星见于华人问题研究领域的概念.如新加坡杨荣文在1991年8月世界华商大会上的演说提到：“……目前已出现了一种（与“东方主义”）相反的过程，即‘西方研究’(Occidentialism)，也就是亚洲人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的科学、艺术和思想精华。‘西方研究’是‘东方研究’的另一面……”——《太平洋世纪的亚洲文明——杨荣文准将谈文化和社会课题》，见《联合早报》（新加坡）1991年8月13日第7版，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萧虹(Lily xiao Hong Lee)博士曾用这一概念评论澳大利亚新华人女小说家对“西方生活”的模式化表达——见萧虹《她们没有爱情——悉尼华人女作家小说选·序》，墨盈创作室（Moreink Studio悉尼），1998年，第3页。再，中国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主要见于王宁的文章，如《“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对话还是对峙？》——见《东方丛刊》（桂林），1995年第三辑，第128-138页。按：本研究借用此概念是指对西方一种认识、想象或理解方式，它在性质上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具有同构性，即出于自身确认的需要而对“他者”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异种文化或社会被不正确地或不完整地构想出来。但“西方主义”比之“东方主义”，具有更复杂的效能，有时它是对西方的不真实的魅化及趋同的理解，有时则是用以和“东方主义”的殖民倾向对峙.）思潮，在这种思潮中，和对“西方”的魅化相对应，“中国”常常成为一个笼罩于虚无主义绝望感中的对象。然而，他们“突破中国”的努力又内在地受制于这一事实，即他们“走向世界”的精神动力，从根本上说是正正来自他们曾在其中扮演先锋角色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这使他们的“非中国”姿态，往往隐含了“中国性”的限定。
1993年，大批新华人艺术家策划了一场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举行的歌诗音舞晚会《中华魂》，这个以舞台形式出现的大型创作混合了弘扬文化的使命宣示、插科打诨的政治波普和流落天涯的悲戚怨诉。它在唤起一片热烈的群体感应之余，却又被新华人中部分敏感的文化批评家质疑其滥用“大陆话语”（如“民族”、“土地”、“母亲”等）的正当性：由于“艺术家找不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语、旋律、造型及美学语法，以致不得不去祖国以外的地点继续屈从这种话语的统治。……这就是当下‘留学生文化’的全部弱点的根源。”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呼吁：
如果海外留学生不开始着手建构起自己的新话语体系，并且用这种新话语去重建民族主义的真正灵魂，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开辟未来的一代。[12]
在这里，对“大陆话语”的抛弃和对“真正民族主义”的“重建”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未经明示的紧张。作为“‘留学生文化’全部弱点的根源”，它也是这种群体的“文化”欲去难离，如影相随的印记。这种紧张的持续，一方面满足了新华人对其中国根源的自恋式想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中国身份”难以整合一致的破碎程度。这使他们的文学，再也无法回归到传统华人文学那种一往情深的怀乡主题。
第二，新华人身份建构的对象参照，同时也来自他们和其他华人移民有所区别又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二等公民”曾经是传统华人移民对其社会处境的普遍经验方式，在二十世纪后期抵达的新华人发现他们自己同样将长久陷身于这种社会的边缘结构。尽管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类似性，新华人仍然要在这种关系中顽强标识出自己的特殊色彩。作为其文字表达的最早例证，1988年围绕一组题为《留学生日记》的系列散文在悉尼爆发了一场舆论争议，它清晰表露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华人称民相互“他者化”的倾向。这个作品记载了“留学生”生活形态从天之娇子到社会角落谋生者的巨大转变，而对这种经验的描写始终伴随着对“华人老板”形象的对立性建构。作为完成了移民转变的先来者（传统移民或当代来自港台东南亚的华人），这些中餐馆和小生意的业主们，一方面为新华人提供了进入澳大利亚就业生活的“接口”，另一方面又往往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对象，他们或者显得是极端的盘剥者，或者对女留学生露出“色狼”的面目。此类描写迅即被华文传媒激化为“老移民”和新华人之间的言语冲突：一方发出“滚回中国去”的声讨，另一方则对“猪仔的后代”嗤之以鼻；一方把新华人的痛苦诉怨视作来自封闭的中国大陆养尊处优、“作威作福”阶层的一种娇贵呻吟，另一方则把本身的现实弱势转化为未来世界对于新一代“精英”将降大任的奋斗期许[13]……在所有这些社会话语的运作中，“他者”的形象都服从于自我“意义”方面的“权力竞争”[11]，不论它是通过沮丧、坚忍、解嘲，还是忿忿不平的情绪表达来实现。
这也就毫不奇怪，当新华人用他们作为知识者最为擅长的报刊、文学、音诗歌舞和美术等手段来表达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对传统华人居民所习用的文化符号（如唐人街的牌坊、狮子、舞龙、工夫等华族风格的物化表达），常常表现出与其判然有别、难以认同的感受。例如，一个叫袁玮的作者，在一篇小说里通过一个中国工夫师傅被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魔法击败的讽刺性故事，表达了对“工夫”作为一种关于“中国”的文化象征物的嘲笑（悉尼和墨尔本的唐人街至今仍有传统华人移民开办的工夫馆）。[14]而朱大可则通过他的散文诗提供了新华人如何看待唐人街风物的例证，他在唐人街“看见历史在海外飞驰的停顿”，“文明正在流露出他最为软弱的一面”，那些“由华人淘金者后裔所创造的神迹，表达了某种渴望和寻找民族伟大性的焦虑。”唐人街的建筑、饮食带着“一个漂流到南半球的少数民族的所呈现的全部外貌。文明的步履停顿在诸如龙、狮、麒麟和牌楼之类的古代标记面前，使唐人街拥有历史博物馆的全部特征。”而今天华人合家前往唐人街“饮茶”的习俗，“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肉身崇拜，就象传统的‘庙会’那样，它企图以安抚口腹的方式完成对个体的精神引导。”而他的总体感受是：“唐人街使我产生了自卑与自豪、冲突与和解、厌恶与亲切的双重感情。”[15]这种“双重感情”，再清晰不过地表现了新华人对普遍化的“华人”身份所感到的不满。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身份建构的对象参照，更来自他们在其中形成特殊境遇的西方社会。因此，出于他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社会作为关系对象也被“他者化”了。而前述那种他们对于“其他华人”的他者化与此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在本质上只是他们对西方社会本身形成的关系的一种体现——由于在该国定居已久的传统华人移民和其他背景（例如香港、台湾）的华人移民，在一般生活境况和经济活动上比新华人有更多的优越之处、更容易取得经济成功，因此，这些传统移民或当代非大陆移民和西方主流社会结构之间就似乎具有一种明显的“共谋”关系，成为新华人面对的一个合并式“他者”，用以观照新华人的自我处境与身份。这个“他者”的真正义涵，其实就是一个有着更大“异己”特性的西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新华人感到自己是处在其社会“资源整合系统”之外的“异类”[16]。因此，新华人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已有之的某种理想化的“认同”，并不能消弭这种社会的“异己”性（肤色体形等人种特性，只是以“身份政治学”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异己性”的外观）；进一步说，由于这种“认同”趋向经过了新华人严酷处境和痛苦经历的试炼而剥落了其理想的色彩，在对这个“他者”的趋同中他们无法不带着失去“自我”的惶惑。
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在欧阳昱的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里表现得十分充分。诗中得的主人公，一个“中国诗人”，从一个曾经相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社会出走，成为一条机会主义地游走于西方社会缝隙的“变色的龙”，这种生活对他诱以许诺，施以压力，使他异化，使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在历史性的迷失中，这个“中国诗人”成了一个“来自亚洲的病人”，怀着永难治愈的精神痼疾，把风光秀丽之地视如生命的“荒原”，最终走向一了百了的“死亡”。在无限的心理混乱中，他喊出了一句歇斯底里的预言：
西—方—将—会—胜—出！(The West Will Win!)
这句半象疯狂，半象认真的“反诗”在肯定了西方文明霸权（三个W影射环球网络）不可抗拒的同时，又以黑色幽默的鬼脸风格传达出一种自嘲式、自虐式的悲愤抵抗。
四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的例子显示，新华人文化及其文学表达所探索的自我身份至少涉及到对三种对象，即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以及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动作。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中国），他们是“西方主义”的理想者和某种界限的反叛者；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其他华人移民），他们是华人移民中的现代人，在第三种情况下（对西方社会），他们又在内在的驱力下，趋向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向度，交织成了纠缠不休的身份冲突。在其中“自我”和“他者”可以反复换位。比如，在对中国的“他者化”中，“西方性”可以当作“自我”的面具；在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中，“中国性”又变成了挥之不去的“自我”基元；至于和其他华人移民的身份异同，则是这种漂移无定的身份立场错杂纠缠的灰色地带：出于“现代人”的精英色彩的自我意识，其他来源的华人可以成为“他者”；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又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虽然是有点可疑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他们”的眼光中不乏可疑之处一样。这种反复的换位，其实也就是文化上的错位或失位(displacement)，它导致进退失据的“错置”感，并构成了身份焦虑的深刻根源。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还仅仅是其新华人身份疑难的部分内容，虽然更全面地展示其中自我和他者的全部纠缠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任务，我们仍然应当对事情的复杂性有充足估计，尤其是它通过文学的想象变形加以传达的时候。他者从来不是单纯的敌手，它也可以是欲望的符号；不论它以被理想化的还是以贬损的、焦虑的形式出现，都有助发现自我认识的活跃性。同时，一个群体的普遍性的自我身份问题，可以因群体内部进一步分化的特殊身份问题而更形复杂。例如，有关性身份的自我与他者建构，由于和上述某一方面或几方面问题的混合，可以使新华人文学的观察者产生更多的迷乱之感。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对华人文学传统理解的尖锐挑战。
举例来说，一个悉尼的女作者莫梦写出过一篇题为《月黑风高的夜晚》的短篇小说，表面的主题是探讨女性的性身份问题，主要情节是：当丈夫外出不在家时，妻子一人在家，此时出现了一个入屋行劫者，并对她进行强奸。在最初的惊骇过去之后，她在被强暴的羞愧和痛苦中又渐渐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与温暖”，这是她从来没有在平淡的、混合着生计烦恼的家庭生活中体验过的，她“觉得自己好象从桎梏中解放出来，长期浮游者的身份突然触到了真实的土地”，竟“情不自禁”地作出热烈的回应。这样，“只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改变了她（他）一生的命运”。并且向她展现某种朦胧的新的人生前景。[17]。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萧虹博士评论道：这个“小电影”式的故事作为“留学生婚恋主题的狂想变奏曲”，“对男女在婚姻关系的盈亏表上，作了一笔庞大的调整”[18]：不仅男人可以享受婚外情，女性也可以在一些奇特的经验中有未尝预料的发现。
然而故事的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在于其象征性的意义。它显露了新华人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环境中寻求新体验的冲动与焦虑。破屋而入的“窃贼”象征了“强行进入”到意识层面上的突破性冲动的力量之强大，同时“窃贼”是一个异族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非常谨慎地把他定位为一个“黑人”（他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白人？——事实上黑人在澳大利亚并不象在北美那样常见）——在推动全部事变的意义上，这个幽灵般、影子般的角色似乎成了故事的真正主角，虽然他在作品中的面目始终是模糊、朦胧的。作为略带被贬抑色彩的“无意识”的替身演员，这个“偷身”进而“偷心”的黑色窃贼带来了意外的惊恐与秘而不宣的惊喜，代表了被其“侵入”的人们对新的生活态度、新的文化身份的夹杂着渴望的恐惧、以及潜隐的犹豫、分裂与矛盾。这一点使得新华人文学中的女性主题，在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上，明显不同于一般西方的女权主义表达，而有更多的新华人文学的自我认知的特质。
可以说，尽管有着种种由问题的极度扭结而带来的迷乱之感，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给人的最突出印象，仍然是其为自我身份的证明而进行的战斗。这种战斗的锋芒是如此锋利，以至有时甚至要指向它在其中发育的澳大利亚社会所宣称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承诺，这种政策表面上鼓励不同的人种守持和发展各各不同的“文化身份”，以达到“社会正义”，但在实践上却把重点放在“经济效能”上[19]，即着意于把富有的移民整合于其资源体系的核心，而缺少对移民文化真正的精神奥秘的深刻兴趣。这一点，使得新华人文学在这个社会中的“无用的”、边缘性的存在，进一步成为身份焦虑的象征。同时，它也构成了对西方社会资本效能原则的一种持久的质疑。诗人欧阳昱以如下的抗议表达了这一点：
对华人作为一种经济利益的接受，与对华人作为一种文化上不可同化的和潜在的颠覆力量的拒绝，这两者造成了一种紧张。我开始严肃地追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个基本上是欧洲人的社会里努力“英化”或者“澳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哪里是象我这样的人们的出路？是否我们的未来已被先决为一个中国人而不论我们存在于海外多长时间？我们是一个其价值仅仅体现于挣钱的能力的民族吗？[24]
这一“追问”，包含了前述新华人身份建构中三种主要的自我—他者关系的疑难（我们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人吗？我们是适用于普遍的经济价值尺度的华人“淘金”者吗？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英化”、“澳化”或西化？）这可以看作是新华人的文学代表对于无差别的“华人”抽象概念的顽强反抗。同时，这种反抗也触及到了新华人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精神代表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自己的身份时，必须面对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双重压力与焦虑：他们在两个维度上都失去了可靠的据点——在文化的维度上，他们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进退两难，在社会的维度上，他在思想者和经济人之间上下悬浮。
由于这种处境，这种文学就不仅可能在其具体内容上，而且也可能在其存在本身的意义上，构成第三世界背景的“精英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少数群体的精神文化相对于资本—大众主流文化的边缘处境的写照和隐喻。而新华人文学作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文化存在，在这两层意义上，即在其所反映的经验和其作为这种经验的反映两方面，都不可能摆脱身份问题。
尽管本文无法全面地陈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总体面貌，它仍希望以上零星而有限的分析显示把全球海外华人文学的新近变化作为文化研究有价值的分析案例的潜力。这种研究要求我们在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上作出有效的突破。例如，区别于把所有海外华人看作具有普遍同质的整体的一般化理解，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来源地背景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华人群体作出对象上的细致分类（进一步说，这种分类又不应该抹杀作家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特殊处理和创作特色），以见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问题和自我—他者的建构策略；区别于以我国大陆流行的关于文学的“行业标准”去筛选海外华人“纯文学”作品的观察方法，应该综合一切有助于呈现海外华人具体的文化生态的历史资料、社会舆论和文化艺术的表达（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还原文学现象在其中发育演化的生命格局和生动背景；区别于把海外华人文学中表现的身份追求看作对某种永恒本质的回归运动的注解（如怀乡主题），应该把其身份问题看作在各种不稳定的边界之间不停变动的、策略性的想象建构过程。……如此，包括新华人文学在内的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和当代中国和世界人类那些最重大的关切，有机地连接起来。
[收搞日期]20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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