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和戈尔巴乔夫“非意识形态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他在去年6月底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又特别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上述重要论述，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革命与建设正反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里，我想结合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进攻和戈尔巴乔夫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在导致苏联走向解体上的恶劣作用，谈一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作用重大意义的一点认识。
一、戈尔巴乔夫的“非意识形态化”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进攻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鼓吹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与美国意识形态进攻的合力在导致苏联解体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苏联作为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再到50年代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毕竟只经历了几十年历史，“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苏联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在70年代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对外日益推行霸权主义更加重了其衰退的过程。苏联需要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沿着什么方向去改，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还是滑向资本主义，却是大有文章，其结果则关系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生死存亡。
如何把握改革的大方向？这涉及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指导。恩格斯曾经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36页，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这段话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二是，在研究过程中要与旧世界观的传统划清界限；三是，努力向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四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这些对于任何一个领导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来说，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但是，前苏联的某些实践，尤其是80年代后期的实践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出现了另外一种景象。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初期还没有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并希望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生产力。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戈尔巴乔夫便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力求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正是在这时，暴露出了这位苏共“二十二大产儿”的真实面貌。他全面彻底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同时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改革的“敌人”。（Sylvia Woodby,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Edelol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6页，旧金山，1989）提出的所谓纠正办法却是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即用所谓“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则根据“新思维”，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作全面的让步。这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用一整套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指导改革，其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不可避免了。我们看到，这以后，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苏共由“领导核心”被改为“政治先锋队”；1990年2月，苏联正式向西方7国首脑提出本国的改革计划，预定7年内苏联和7国集团共同或平行采取行动，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援助活动协调一致，苏联将扩大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完成向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转变，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西方7国则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由西方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利用。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要求西方在政治上也来帮助改革苏联。苏联总统安全问题顾问普里马科夫等在1991年5月致西方7国首脑要求援助的信笺中（1991年5月30日《纽约时报》刊载了全文），专门提到战后西德、日本在西方“全面援助”下“成功改革”的先例。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对苏联，“西方也是在帮助建立一个享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庞大民主国家”，从而自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同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欧洲人权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9月10日电），苏联的“物质基础是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政治支柱是作为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精神源泉是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中东和会上的讲话，塔斯社1991年10月30日电）。这就是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把苏联从经济、政治到价值观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了。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以苏联的名义，针对苏共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非党化”。苏共机构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报纸被停刊，档案被封存，共产党人遭到种种迫害。苏联各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同日，曾叱咤世界风云数十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了。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和“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这样一类“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这对演变与瓦解苏联起到了其它力量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
关于苏联为什么会滑向资本主义和走向解体，一些俄罗斯学者也在进行探讨。例如，1999年访问中国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一位教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座谈时说，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逐渐的，是在改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老百姓没有发现这点。他说，苏联存在特权阶层，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鱼从头开始腐烂，苏共中央是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苏联人在意识形态上被炸毁了。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是电视、麦克风和书刊报纸出政权。他的话代表了当前俄罗斯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说没有人看出当时的危险，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例如，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这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堕落发展到了极点。拼命污蔑苏联的历史，焚烧国旗，粗暴地毁坏和亵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这还不是席卷全国的历史蒙昧主义的全部野蛮行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对过去的罪恶、错误、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无道德和停滞状况进行批评——这是一回事；而对我们国家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诋毁——这又是一回事。”他强调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的问题上，所谓的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以公开地、直至厚颜无耻地赞赏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背景进行的。……当前阻止我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因此有人才如此疯狂地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在具体工作中把共产党团结起来》，《莫斯科真理报》1991年11月30日）一些人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的马首是瞻。”（《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苏联《俄罗斯文学报》1991年第5期）但是，这种声音显得过于微弱而根本不被听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和打击。例如，大学教师安得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作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就组织文章反击，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台。正像有的文章所说，戈氏鼓吹的“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参看马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演变及其教训的思考之一》，《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6期）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加紧向苏联发动意识形态进攻，且攻势愈益咄咄逼人。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中美月刊》第27卷，1982年7月，4页）。很明显，这是在吹响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1982年到1989年初里根执政的7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联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转化。其特点是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7国参与执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运用。它们通过裁军谈判、经援和人权问题等，沿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地向苏联施加压力。例如，在8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鉴于苏联放宽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国将暂停执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向苏联提供5～10亿美元援助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向苏联提供医疗用品和技术援助。美国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挂钩。美国政府代表通过1988年3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发表《常规军控谈判方针》指出：“欧洲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军与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人权问题相联系。此后，美国认为，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暗示这可能为新的军备谈判创造了条件。（美联社华盛顿1988年5月31日英文电，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菲利斯·奥克利谈苏联人权状况）
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35国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为了在常规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在人权方面作出了“空前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同意建立监督机制，使欧洲33国和美、加两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其所进一步怀疑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被怀疑的苏东国家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各国政府可以要求举行双边会议，直至把问题提到每年一度的国际人权会议上解决。这样，苏联以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责和干预斥责为“干涉苏联内政”了，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对于苏联在人权政策上的退让，美国深表“满意”。1989年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放弃施压。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Michael Mandelbaum,Ending the Cold War,《外交》季刊，1989年春季号）而这一目标竟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主动配合”于1991年底提前实现了。
这一幕可谓20世纪国际关系的“天方夜谭”。一方发动意识形态的猛烈进攻，另一方却大叫要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对方看齐。其最终结果是，苏联于1991年12月自动解体。也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所有这些是在西方未发一枪的情况下发生的。”（Michael Mandelbaum,The Bush Foreign Policy,《外交》季刊，美国和世界，1990/1991）也就是说，苏联的真的实现了西方所瞩望的“和平演变”。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国”的情景又怎样呢？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新俄国，自由导致了失望。如果说1991年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庆祝市场经济、人权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胜利，那么，叶立钦在1996年的胜利则是以一批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称的。选举之后，银行家、传媒大王、实业家，这些曾给予财政援助和参与竞选的人们希望获得回报，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职位，广播和商业上的特许证，以及获得国家资源财富的通道。”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内外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无可争辩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David Remnick,Can Russia Change?,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1/2期）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却急剧地下降了。
二、“非意识形态化”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戈尔巴乔夫一类人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起到了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权的巨大作用。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无法由任何人主观意志加以消除的。
但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却竭力宣传“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为一种思潮，其目的在于淡化以至消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194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首脑舒马赫尔提出了“世界观中立”的观点，即否定指导思想和排斥理论，企图引导工人运动“非意识形态化”。1953年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的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就提出了“摒弃意识形态”的口号，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而普遍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过是同一社会类型的两种形式，如果把两者视为对立的两极，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不难看出，这种以无党派自居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其实质是借否定意识形态来掩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以抽象的人类价值或人性尺度来否定阶级分析，以此麻痹人们的思想，反对和取消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资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大开绿灯，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
如上所述，就在一些人宣传“非意识形态化”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始终不忘强化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是很懂得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早在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就发表了受参议院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特别强调工业时代“扩大了政治理论的作用。政治理论能动员群众来支持国家在国内外所进行的事业”。（《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发表的《现实的和平》一书中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发动攻势来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要进行争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竞赛”。他相信美国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中文版，93、94、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尼克松于1988年写的《1999年不战而胜》和布热津斯基1989年写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则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抓人权的口号。他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中文版，3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面对西方反动势力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能够用什么“非意识形态化”来自我欺骗吗？当然不能。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普通公民中存在，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与缺乏经验，对于执政者如戈尔巴乔夫一类人就不能这样看。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所谓“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骨子里却充满着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出席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发表演说时就把他的嘴脸暴露无遗。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对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的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捷克传媒《对话》(DIALOG)，1999年第146期）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卑劣的呢？！他用孙行者钻进肚子的办法窃居苏共最高领导职位，然后用他的“改革”和“非意识形态化”从思想上搞垮苏共，最终把苏联引向解体。他的狂妄野心还要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彻底搞垮。难怪西方领导人要对他大加赞扬，把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首先归功于他。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混进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
三、最根本的是要捍卫我们意识形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
从苏联解体的惊心动魄的史实中，我们不能不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同志把这一点提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根本”的地位上来加以强调，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从来就主张把捍卫其核心的价值观当作捍卫其国家安全的根本。如美国学术界的重要刊物之一《外交史》杂志1994年冬季号的一篇文章，就突出强调“国家安全政策包含着保卫国内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免遭外来威胁的必须的决定和行动”，而“这些价值观除了用于战胜敌人外，还成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检验这些价值观时，不仅要注意其物质利益和权力概念，而且它们牢牢地把握住关于家庭，性别，性生活，种族，以及‘人民的同一性’的信仰，所有这些均应考虑在内”。(Elane Tyler May,Commentary: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Culture and Gender in Diplomatic History)这就是说，美国十分注意以资本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并使其渗透到内政、外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他们做得是如此的“自觉”，以致于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例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直到今天，美国各个阶层中，到处有人宣传私人企业的优点及社会主义必定导致的罪恶；由于几代以来，资本社会的宣传机构，一直在传达这种思想，其中包括各种媒介物、学校、教会、政客以及决策者，因此我们才产生这种偏见。凡是出现对‘自由企业’的批评，经常都被视为不合乎美国格调的论点，资本主义相对地被认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条件。”“‘个人主义’在美国被视为隐私权的保有，它并且代表了在生产、消费及娱乐上无需公有的一种形态。……这种‘个人主义’只不过代表一个人有‘野心’，而且被视为一种伟大社会价值”。（迈克尔·巴仑蒂：《少数人的民主》中译本，33、35页，四季出版公司，1980）看来美国在坚持和巩固其自身核心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坚持个人主义上真是十分的顽强。这对于我们不能不具有某种警示作用。
我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制度的本质和她要努力实现的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目标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心，决定了她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代又一代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需要不断深化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和认识，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丢掉马克思主义也就丢掉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坚持这个根本，每一步都必须战斗，首先是思想领域的战斗，理论领域的战斗。
从国际上看，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就把中国看作是他们“最后一个眼中钉”。他们露骨地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声称，“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纽约时报》1991年9月10日）基于此，美国这些年来始终不放松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文化渗透政策。
从国内看，由于我国现在正处于深刻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的多样化，决定了目前文化上的多元化。多元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这种多元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某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钩鱼船”。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这是十分危险的。总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江山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
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巨大指引作用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的学说绝无任何狭隘与僵化的成分，而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她吸收人类社会与世界各国一切进步有益的思想文化成果，但坚决抵制与排除那些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西方一些人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等。我们党开拓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证明了这点。如果说，前些年西方国家沾沾自喜地以为中国正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那么，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相信这种说教了。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学者霍考夫在去年发表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中国会成为按西方理解的民主国家，还是仍旧是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国家？”“华盛顿无疑保持着对中国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改革前进方向的关心，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局势并未按（对美国）有利的方案发展的话，北京始终处于美国对外政策排序中的最受关注的地位。”（M.T.霍考夫：《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俄文杂志《美国、加拿大经济、政治和文化》2000年第7期）然而，美国当局一些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好，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下，并按照中国自身的特点向前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和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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