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应对与领导者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领导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领导研究的重点在于领导者行为及其原因[1]。现代管理学的起源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提出为标志，百年来领导研究范式历经变迁，但成功的领导者如何发挥作用、领导者如何成长依旧是领导研究的本源问题[2-6]。同时，未来管理世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快变性特征对组织管理的核心——领导者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在领导者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有待深入探讨[7]。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本土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王石、柳传志等一批本土领导者，伴随着改革开放诞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的特殊背景下不断成长。作为第一批试水者，他们拥有应对中国独特企业管理不确定性挑战的经验[8]。这些本土领导者在其所属企业持续发展壮大乃至中国企业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自身成长也与企业状态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烙印。在当前国内管理学界呼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9]、“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10]的情境下，研究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要素对本土企业领导者的塑造是当前管理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多重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Learned[11]认为，领导者成长是一个复杂函数，其中包含了领导者个体特质、背景、具体情形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Bouchikhi[12]研究指出，领导者的成长过程并非孤立地由领导者个性或领导者面临的环境结构特征决定，领导者、环境、机会事件和先前行为之间的复杂互动共同影响着领导者的成长。关于“中国本土企业领导者如何成长”这一问题，可以从领导力开发、领导权力获取以及领导胜任力提升等具体研究领域得到启发。 1.1 领导力开发 领导相关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对领导者如何影响追随者动机、态度、行为及其有效性的解释，对于领导力开发尚未进行足够的探索[13，14]。主要原因在于：①长期以来对领导者个性特征的持续关注。如果个性特征被概念化为特质——相对持久的个性倾向，那么对于领导力开发研究的可靠性将被质疑；②领导行为取向限制了领导力开发研究的实用性。虽然行为可通过学习改变，但领导行为研究的干预重点往往是基于短期固定问题的训练而非长期的领导开发规划，并不能帮助领导应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管理问题[15]。 在领导力开发研究中，部分学者辨析了领导力开发的概念。Maurer[16]区分了领导动态演进中的“学习”和“开发”，其将“学习”定义为由于获得某些经验、知识和技能而得到提高或改变，将“开发”定义为在多次学习中获得长期而持久的改进。Day[17]分析了领导者开发(Leader Development)与领导力开发(Leadership Development)的差异，认为与领导者开发指代的领导者个体领导能力开发不同，领导力开发的含义更广泛，是一个涉及领导者个体，与追随者、同事、上司的关系，以及组织文化的多层次过程。部分学者探讨了领导力开发的面向。McCauley[18]认为，以往获得学习的机会，包括动机、个人取向和技能的综合学习能力，以及组织层面的支持环境共同构成了领导力开发的主要内容。Day[15]指出，360度反馈、教练辅导、导师指导以及行动学习等是领导力开发的主要途径。也有学者关注领导者开发的原动力，Maurer[16]指出，学习和开发原动力都很强的员工能够在学习经验的过程中感到愉悦，对持续学习获得自身发展持乐观态度。Boyce等[19]通过一项对初级军事领导者的实证检验发现，工作倾向(Work Orientation)、掌握倾向(Mastery Orientation)以及职业成长倾向(Career-growth Orientation)能够促进领导者自我开发活动的推进。London和Maurer[20]提出了一个从个人与组织两个层次判断领导力开发的动态模式，对促进组织学习、开发文化，促使领导获得新技能、参与持续学习活动的变量和进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解释了组织内外因素变化对组织和领导者随机而持续的冲击，以及对组织长期战略和计划的影响。 领导力开发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领导力开发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领导者自身与情境的持续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将领导者自身的特点以及组织中推动学习和开发的力量作为关注的重点，忽视了社会情境对领导者成长的影响。而中国领导者面临着企业法律规制不断发展完善，经济体制持续快速转型的特殊背景，其成长过程体现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经济、社会变迁的烙印。 1.2 领导权力获取 西方主流研究将权力定义为，一个领导拥有的能够影响一个目标对象信念、态度和行为的能力[21-22]，其来源主要包括领导在组织中的职位(职位权力)以及其个体特性(个人权力)[23]，可被划分为法定权力、奖赏权力、强制权力、专家权力、参照权力和信息权力6种类型[24]。其中，法定权力是指利用个人行政职位获得的权力；奖赏权力来自于设立经济或非经济的补偿或刺激物；强制权力源于对惩罚的威胁；专家权力依赖于个人的特长知识，参照权力基于对参照人的认同；信息权力主要依赖于领导传递的信息本身而非领导者的社会特征。在西方权力二分法的基础上，富萍萍、尚玉钒等[25]结合中国情境，指出“关系权力”应是权力来源的第三个维度，即组织中当事人与不同目标对象之间的关系差异而导致的对目标对象的态度与行为的影响。Brass[26]探讨了组织中领导权力的产生机制，发现领导位置部分中介了其行为与权力的关系，而领导影响策略部分中介了领导位置对其权力实施的影响。井润田[27]从思辨的角度讨论了领导权力的影响过程，归纳了理性崇拜、合理赞同等领导权力的形成途径。 识别领导权力的形成机制有助于理解领导成长过程，可以看出，已有的领导权力研究关注了领导权力的来源，也有学者标签化地讨论了领导权力形成的途径，但整体上静态研究居多，缺乏根植于中国企业实践经验对领导者权力获取动态模型的深入探讨。此外，领导权力获取是领导者成长不可缺少的部分，而领导者的成长过程应包含获取组织内影响力之外更广泛的内容。 1.3 领导能力提升 领导能力提升既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领导者成长的直观表现。部分学者从领导者胜任力的变化入手，分析了领导者的成长过程。宋培林[28]研究指出，领导者胜任力结构应当随着企业成长而发生跃迁。领导者通过适宜的学习途径和方式，实现胜任力结构的升级和转换，从而满足企业成长对领导者胜任力结构需要。领导者可通过分权式、依附式和嵌入式等叠加方式跃迁其胜任力结构，以保持领导者实际拥有的胜任力结构剩余，胜任力跃迁方式选择受领导者、企业和市场等因素制约[29]。陈万思[30]提出了发展性胜任力的概念，揭示了有助于获取职业生涯发展机会的关键胜任力。有学者探讨了领导者能力、领导者成长与企业成长的关系。邬爱其等[31]研究指出，领导者和其他员工认知水平和能力提升会导致企业管理资源过剩，资源利用能力增强，进而带来企业绩效增长。企业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领导者的创新能力，而需要领导者不断化解企业内的认知冲突，通过干中学促进企业成长。项国鹏等[32]提出了领导者制度能力的概念，用以解释转型经济时期中国领导者的制度创新行为。领导者制度能力是指领导者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内、外部制度性约束，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中国领导者制度能力提升，有助于适应转型经济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 已有研究关注了领导者自身能力提升的途径与方式，并对领导者能力提升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但对领导者自身能力提升前因变量的关注较少，尤其是缺乏对领导者成长决定因素、领导者成长具体过程规律的探索。同时，已有研究以理论探讨居多，缺少经验数据的支持，对本土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领导权力获取、领导能力提升以及领导力开发研究对于学者理解领导者的成长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支持，但尚存在以下局限：①从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主要以企业组织中广泛意义上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企业高层领导尤其是企业一把手成长过程的探讨；②从研究内容上看，领导力开发研究主要关注于通过培训、360反馈等方法提升领导力，领导权力获取主要关注于领导者如何在与下属的互动中获得正式与非正式影响力，领导胜任力/能力提升研究主要关注于领导者胜任力结构变化、领导能力提升等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领导者成长，但均未能反映本土领导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成长的完整历程，且静态研究较多，真正揭示领导者成长机制的动态过程性研究缺乏；③从研究情境和研究方法上看，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中国企业管理问题在国内外管理学界得到的关注逐渐增多，但尚缺乏对根植于中国企业实践的本土领导者成长过程的深入探讨。 应对不确定性为理解本土领导的成长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长久以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作为管理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引起了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共同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组织管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挑战[33]。对组织管理的核心——领导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韩巍和席酉民[33]研究指出不确定性是理解领导的前提，无论从作为组织参与者的复杂个体，还是基于个体间关联的共同体，都无法超越由于人类之必然无知所造成的“意愿—行动—结果”的不一致[33]。基于应对不确定性视角，关注本土领导者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个人大事”(包括“社会大事”)，有助于描述并诠释本土领导具有的特定“社会化过程”；通过分析领导者不断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事例证据，有助于寻找组织经验中促进领导者成长的关键要素。据此，本研究将基于应对不确定性视角，分析中国情境下企业领导者的成长过程，揭示领导成长的规律，以期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是诠释学传统的一部分，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通过研究者在过去和现在的参与以及与对象、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构建研究者自己的扎根理论[34]。本研究的动机在于理解本土领导者成长过程中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研究问题具有历时性、动态性和探索性特征，这要求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和诠释学传统，描述和理解领导者成长过程的本土现象，构建本土意义。因此，本文遵循Charmaz[34]倡导的建构扎根理论研究套路：①确定开放性研究问题，即领导者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领导者面临了哪些不确定性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通过观察和访谈等多种方法尽可能多地获取领导活动、组织情境、外部环境的丰富细节与数据；②对已获取的资料进行分析，形成初始编码，养成撰写备忘录的习惯，用于指导后续数据收集和资料分析；③随着分析的深入，继续搜集数据，将使用最重要的和/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编码提升为聚焦编码；④继续完善概念类属，探寻编码间的可能关联，通过理论抽样寻找新数据，形成领导成长过程解释框架。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数据分析过程的主要步骤，本文整理了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操作中的主要原则，如表1所示。 表1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编码原则
2.2 案例背景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Y作为研究对象。Y，1959年出生于西北重镇，大学毕业后首先在街道办团委工作，1987年“下海”承包了原属集体企业锅炉安装设备厂，带领濒临倒闭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地区行业排头兵。1993年进军房地产业，较早在该地区开发高档住宅项目，初步形成影响力。1997年成立L企业集团，业务涵盖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商业运营、餐饮娱乐和物业管理等领域，逐步成为该市乃至西北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地产企业集团。2004年Y获得“其所在省地产十大领袖人物”荣誉。除担任集团董事长职务外，还当选省人大常委，兼任地方省份晋商商会会长。多次被评为所在省份优秀企业家，所在企业是“中城联盟”成员，具有较强影响力，满足样本选择的重要性特征。其“求学—从政—下海—转型”的历程虽然不如王石等行业领袖的事迹为人熟识，然而其一波三折应对挑战的经历是中国数万普通民营企业领导者成长的缩影，满足样本选择的典型性特征。 相关研究数据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获取：①开放式深入访谈。访谈与研究对象长时间密切接触的5位高管各1次(平均在企业工作年限为16年，其中1位同事是研究对象的中学同学)，访谈研究对象的父亲2次，访谈研究对象本人3次。平均每次访谈时长135分钟；②扎根式跟随观察记录。以商会工作为契机，观察并参与研究对象的领导活动，持续时间两个月，通过亲身感受实际工作环境和氛围以更真切地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③二手资料收集。包括家庭书籍、收藏的剪报、笔记资料、网络新闻报道、微博等与研究对象早期经历以及当前组织和个人相关的文件、资料。通过对上述资料进行整理，形成了包含29个领导活动片段共55000字的“故事”文本。 2.3 资料分析可靠性保证措施 对于研究对象Y的访谈，研究团队成立了一个包含1名博士生导师和3位博士研究生在内的4人研究小组。访谈之前告知访谈对象本次访谈的学术目的，并提供开放式访谈提纲，随着访谈数据的不断丰富，对新的访谈对象更新提纲所关注的内容。访谈过程没有录音，一名小组成员负责主要提问，一名成员负责补充提问，另外两名成员负责记录包括访谈对象言行举止在内的尽量多的对话内容，并在访谈结束后及时将访谈内容转录为文本资料，并由小组讨论补充完善。 扎根式观察来自于与研究对象Y所在商会的数次交流活动，为期两个月。在参与研究对象领导活动过程中，研究主客双方都注意到了此次合作交流对领导研究贡献的可能性。通过近身观察，对研究对象的工作环境、领导特征以及研究背景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每天整理与领导活动相关的活动笔记，获得最具现场感的一手资料。 为了保证使用二手资料进行质性分析的有效性，研究者对改革开放以来阐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与本土企业、领导者活动相关的背景文献进行了广泛阅读，以增进对本土领导者整体成长环境和发展脉络的理解，从而具备对所收集二手资料真实性的基本判断力。在整理研究对象Y的二手资料时，研究团队成员积极讨论，尽可能多地采用包括个人笔记、博客、微博、个人报告、访谈视频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等多种二手数据，通过不同来源数据间的相互补充、比较和验证，完善领导者成长的“故事”文本。编码过程由包含两位博士研究生和1位博士生导师的编码小组共同讨论完成，多次在研究团队项目报告会上汇报并讨论，有关研究对象的质性数据与编码表均上传研究团队案例数据库，供其他成员查阅交流。 3 资料分析 本研究严格遵循Charmaz的建构扎根理论研究过程，限于结论展示和篇幅，以下只列出最终编码和分析结果，理论抽样以及分析过程中归纳与演绎的往复过程并未进行呈现。 3.1 初始编码与聚焦编码 初始编码是指首次对数据内容进行定义的过程，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本研究的初始编码过程，举例呈现了部分数据的初始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在初始编码阶段，共形成了230个初始代码，其中有些代码表现出很强的数据包容性，具有发展成为一个类属的潜质，如“个性特点的养成”、“贵人相助”和“自我修炼”等。初始编码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分析方向。聚焦编码作为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比初始编码更具指向性、选择性和概念性特征，用以综合和解释更大范围数据。对研究对象Y的聚焦编码过程开发了9个聚焦代码作为主要类属，分别为“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问题响应”、“能动致变”、“主题识别”、“推动学习”、“社会化过程积累”、“应对突发危机”、“适应未来竞争”等。 表2 初始编码举例
3.2 理论编码 聚焦编码中形成了类属，而理论编码过程就是让这些类属之间可能的关系具体化，进而使分析性故事理论化。质性资料分析结果显示，领导者管理世界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主要有两类：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和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其中，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是指伴随组织客观演化而不断涌现的政策与竞争环境突变、企业突发运营危机等挑战；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意味着虽然对组织未来发展的具体影响难以确定，但某些不确定性挑战呈现出延续性/趋势性规律，需要领导者积极应对，如经济快速转型、政府仍将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消费者市场行为转变等。理论编码对领导者成长脉络的探索性解释如图1所示，随着对领导活动中时刻存在的不确定性挑战的成功应对，领导者的成长脉络得以呈现。
图1 领导者成长脉络 首先，纵向看，任职之前初级社会化阶段的积累为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初始能力状态，领导者不断应对不确定性挑战从而实现了社会化过程的积累，积累的管理经验、个人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反过来又对领导者未来的不确定性挑战应对产生影响；其次，横向看，应对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挑战，领导者的成长过程也呈现出主动“设计”、被动“适应”以及二者交互影响的不同路径。 (1)不确定性应对视角下基于被动“适应”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分析。作为企业运营的监督者，领导者在管理活动中随时会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挑战。基于质性资料分析，领导者被动地接受不确定性挑战，并基于社会化过程的积累，对问题作出响应，调动一切资源，寻求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可行方法，这一探索过程又形成了领导者社会化过程新的积累，为应对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挑战提供支持。基于被动“适应”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如图2所示，不断地完成对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的应对，获得实践经验的积累，构成了领导者成长过程的被动“适应”路径。 从承包锅炉设备安装队到进军商业地产，Y的成长过程就是一部与组织发展历程中不断涌现的不确定性挑战的斗争史，每一次不确定性挑战的成功应对，都使Y积累了更多管理经验，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能力得以提升。领导者在初级社会化阶段的积累尤为重要，故乡地域亚文化和家庭的熏陶影响了Y为人处世的态度，要“不对谁低三下四，也不对谁盛气凌人”；学校经历和家庭的熏陶培养了他的责任感；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让他懂得了遇事不慌、保持希望，以至于后来被称“他的神经不是肉做的，是钢筋做的”；政府工作经历让他保持了对制度建设的敏感性以及对政府行为更透彻的理解。初级社会化过程的个人能力、行为方式、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关系资源积累为Y提供了一个平台，Y应对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的能力得到累积和发展。1988年刚刚完成承包转让的锅炉设备安装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方面，企业知名度不高，派往大城市的业务员不能带回足够的业务量，另一方面，改制前企业遗留了部分未完工项目，导致企业运作难以为继。在创业的非常时期，他带领员工“到艰苦的地方找活干”，大年三十仍坚持工作，接过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脏活，拼下一个又一个工程；借钱也要高质量完成厂子改制前的未完工项目，在业内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其坚韧和干劲感染了员工，尊重员工利益，赢得员工认同，最终形成合力，带领企业成功走出创业困境。从此，Y明白了品牌建设以及员工的力量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此后，“合作伙伴两难选择”、“深圳与北京投资失败”、“东二环项目资金链断裂”、“商业地产模式探索”等不确定性挑战，让他认识到商业规范的重要性、寻求并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危急时刻得到朋友仗义相助、选择“与企业实力相匹配的行动”、推进“招商先行，量体裁衣”的商业模式。被动“适应”成长路径实现了领导者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企业后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图2 基于被动“适应”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 (2)不确定性应对视角下基于主动“设计”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分析。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领导者需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作出判断。质性资料分析结果表明，领导者基于社会化过程的积累，具备识别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的远见或敏感性，进而有针对性地收集组织内外信息和知识，获得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挑战的能力，形成新的社会化过程积累。基于主动“设计”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如图3所示，领导者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断识别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并通过推动学习适应未来竞争，构成了领导者成长过程的主动“设计”路径。
图3 基于主动“设计”路径的领导者成长过程 社会化过程的积累使得Y保持了对学习的敏感性。家庭教育让Y从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即使Y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到，关牛棚、坐监狱，也依然劝诫要注重学习，知识不压人。在企业管理活动中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赢得合同、提高效益以及解决问题的经历更让Y深刻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预先识别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并推动相应的学习活动为企业赢得未来竞争优势，实现社会化过程积累，是领导者成长的重要内容。Y认识到在经济体制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挑战包括经济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政府仍将长期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导力量。Y自创办企业之初就承担着人大代表的重任，在与企业发展和民生相关领域积极提出议案。人大代表的角色让Y有机会参与地方政策讨论与制定，有助于对与地产相关政策的理解和反应。相应的主题识别和推动学习活动还包括积极参与“中城联盟”，与王石、任志强等地产巨头良好地互动交流，间接学习提升了Y的视野并丰富了其信息资源；将原本处于散兵游勇式发展状态的中小企业通过“乡情”联系到一起，组织晋商商会，推动企业家培养提升活动，邀请专家讲授财会、管理等专业知识；学习百盛、沃尔玛等合作者的相关规范，学习并理解竞争对手的优势与独特资源等。 (3)存在“适应”与“设计”相互转化的领导者成长路径。质性资料分析显示，领导者成长的主动“设计”与被动“适应”路径并非完全独立，二者存在相互转化的诱发机制。一方面，领导者管理活动中面临大量涌现型不确定性问题的挑战，对此展开针对性学习会受到时间的限制，突发危机的紧迫性要求领导者具备利用资源进行危机处理的能力。被动“适应”路径中领导者收获了成功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经验积累，有助于领导者认识自身和组织缺陷，确定未来推动学习的主题，从而进入主动“设计”的成长路径。领导活动中的赌博式决策为理解领导者成长的“适应”路径向“设计”路径转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有时，成功应对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只是因为运气因素和领导者把握机会的能力，此时领导者并未实现应对不确定性能力的显著积累。优秀领导者会积极考虑如何带领企业持续发展，规避赌博式决策再次发生，将主题识别和推动学习作为重点活动，从而实现“适应”路径向“设计”路径转化。 另一方面，领导者在主动“设计”路径主题识别、推动学习过程中也经常面临新的突发挑战，需要领导者紧急应对，如学习情境变化、来自组织成员的突发阻力等。以Y在转变商业模式中遭遇的波折为例，在地产行业打拼多年后Y逐渐意识到直接出售商铺的经营模式并非未来商业地产的开发趋势，经过多次北美商业地产市场调研，考察国内行业领先地产企业的独特模式，他认识到“只租不售”更能适应未来市场环境，并在“东二环”项目中进行推广。但在学习和运用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中，遭遇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银行紧缩银根，贷款变得十分困难。由于没有售铺收入，事先规划好的资金来源难以维持项目继续运转。危急时刻，Y无奈只能寻求私人朋友的资金支持，亲自跟银行洽谈每一笔贷款，改变经营模式，出售部分商铺。在学习和实践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中还经历了多次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Y最终构建了“招商先行，量体裁衣”的运营理念，在近年来地产行业再次动荡调整的寒冬期给企业维持了相对丰厚的现金流。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扎根式跟随观察以及二手数据整理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多地收集研究对象Y在领导活动中的质性数据，并基于应对不确定性视角构建了本土民营企业领导者成长过程模式，其中“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问题响应”、“能动致变”、“主题识别”、“推动学习”、“社会化过程积累”、“应对突发危机”、“适应未来竞争”等9个类属共同构成了该模式的核心要素。基于理论编码对各类属间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领导者成长过程呈现出被动“适应”、主动“设计”以及二者相互转化的复合路径。具体来说：①领导者积极的问题响应和能动致变活动，不断地完成对涌现型不确定性挑战的应对，获得实践经验积累，构成了领导者成长过程的被动“适应”路径；②领导者在企业发展各阶段，预先识别趋势型不确定性挑战并通过推动学习适应未来竞争，构成了领导者成长过程的主动“设计”路径；③领导者成长的主动“设计”与被动“适应”路径并非完全独立，二者存在相互转化的诱发机制，如领导的赌博式决策等因素诱发领导者被动“适应”路径向主动“设计”路径转化，而学习情境突变等因素会引起主动“设计”路径向被动“适应”路径转化。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本土民营企业领导者的成长过程模型，在区分不确定性挑战类型、相应领导活动及其社会化过程积累的基础上，对领导者的成长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后续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关注了企业“一把手”的成长路径，提出的被动“适应”、主动“设计”以及存在二者转化的复合路径有助于结合组织复杂情境，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本土领导者动态成长过程，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对研究对象Y案例丰富领导活动数据的质性分析，总结了伴随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共同成长的企业领导者的经验与启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4.2 未来展望 针对个案的建构主义扎根研究有助于深描和理解本土现象，构建本土意义，而共鸣(Resonance)和有用性(Usefulness)是评价扎根理论研究标准中的两个关键因素[34]。扎根研究需要反思研究是否在更大的集体或制度与个体生活之间进行了关联；对于研究对象或那些与他们具有同样背景的人来说，扎根理论是否有意义，分析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关于他们生活和世界的更深刻见解。因此，未来有必要引入更多案例进行讨论，尝试性地提高概括性，探究某一场所中出现的事件与过程是否全是该个体独有的。 应对不确定性是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为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更多话题。本土企业领导者的诞生与发展轨迹无法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基于本土领导者案例的质性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特有情境因素对领导者成长过程的影响。作为一项尝试性扎根研究，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来源虽然涵盖了访谈、观察、二手数据等多种渠道，但扎根式观察的时间较短，研究的现场进入感较弱。此外，提出的模型主要基于一个本土领导者案例，未来需进一步增加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以完善本研究所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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