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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经济的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载：“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十里不持尺兵。”[（1）]范文澜说：“天宝末年，中国强盛，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2）]但由于唐玄宗是一个半明半昏的骄奢皇帝，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并存着严重的、普遍的腐败，出现了经济和腐败并行发展的奇怪局面，最终由腐败导致了唐王朝的剧变，葬送了“开元天宝盛世”，使唐朝从一个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很快衰败。
一、重用奸臣，误国殃民
玄宗前期，重用姚崇、宋璟等清正廉洁的名相，使唐朝在开元八九 年进入了全盛时期。可是到了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把持朝政，政治日渐腐朽，为唐的衰落伏下了祸源。《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等品德奸恶的人，玄宗却“委政事于林甫”[（2）]，表明玄宗已由明君向昏帝转化。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相位，向玄宗推荐安禄山，“李林甫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3）]为巩固相位，李林甫“欲杜边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唆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帝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4）]从此兵权落入蕃将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之手，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依仗杨贵妃之势，骄横跋扈，杨氏兄妹，势倾天下，……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5）]。杨国忠好大喜功，大量征发兵役，两次发兵进攻南昭，大败而归，造成民怨鼎沸，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如果说唐玄宗任用的李林甫、杨国忠两位奸相都是以迎合主意为主要手段，以争夺和确保相权为目的，以乱政害民结恶果的话，那么，重用安禄山则是玄宗为自己找掘墓人，因为安禄山不仅以“勇决”迷惑君臣，以“奇忠”作为诱饵，骗取信任，步步青云，而且野心远远超出李、杨两位权奸，深藏不露，突然举兵，意在改朝换代。安禄山本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其父是胡人，母为突厥人。本来，禄山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任张守圭门下左骁将军时，奉命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持勇轻进，为敌所败”，守圭乃欲杀，惜其骁勇，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6）]然而，“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7）]张九龄固争道，“安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8）]玄宗却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于是安禄山未被诛杀，如果这时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劝告，杀了安禄山，就不会留下这条祸根，可能也不会出现象“安史之乱”那样大规模的叛唐战争了。张九龄所说“臣观其貌有反相”，说明九龄对禄山很了解，即安禄山对朝廷不忠，有反叛野心。但玄宗却说不要“枉害忠良”，不能不说唐玄宗到开元中后期，就开始有错识奸忠之昏。在开元盛世最繁盛时期，唐政府官员已贿赂成风，安禄山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通过贿赂大臣，终于打通了通天的道路，骗得玄宗的信任。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御史中丞张利贞采访河北，“禄山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利贞入朝，盛言禄山能，乃受营州都督、平卢使、顺化州刺史。使者往来，阴以赂中其嗜，一口更誉，玄宗始才之。”[（9）]安禄山和李林甫这一对权奸，虽各怀目的不同，但相互拉拢，结党营私这一手段二人是一致的，由于李林甫竭力向玄宗推荐而获宠幸，出入宫禁，尽知朝廷腐败内幕，认为有机可乘，使尽政治手腕，取悦皇上。天宝六年（747年），“上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10）]玄宗听了很高兴。“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昔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11）]玄宗以为信然，益爱之。兼之，满朝文武“皆称其美”，玄宗“对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12）]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已自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样，唐王朝内有杨国忠，外有安禄山这样的权奸把持军政大权，误国殃民，朝政愈衰，边区人民起义，社会矛盾加剧，就象一个腐烂的大西瓜一样，从里到外都在腐烂、发霉。
二、皇帝和权臣豪奢极欲，是官僚阶层高度腐败的集中表现
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于杨玉环，这是不公平的。导致唐王朝几乎倾覆的原因，除玄宗任用非人等外，重要的一条，的确是豪奢极欲。豪奢是主要的，极欲是次要的。极欲是指玄宗专注淫尔，不去上朝，“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种沉于色而怠于政的作风，就是与别的君王不同之处了。皇上不问政事，百官不得监控，就会造成国家政治松驰，社会混乱，一小撮迎奉之臣得利，秉直良臣靠边。在豪奢方面，玄宗显得比别的君王更为严重，他的大臣们，也争相仿照。玄宗除了沉缅酒色外，生活上大肆挥霍，每进食，则“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就连他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也吃的是“三品食料”，且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杨国忠生活的奢侈，恐怕仅次于李隆基，杨家“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
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13）]宰相李林甫也不落后，“田园水硙，利尽上腴”。[（14）]官僚卢从愿广占良田，被皇帝称为“多田翁”。官僚李憕和李彭年皆有“地癖”。他们聚田为的就是集聚财产，过上豪奢的生活。
唐朝封建统治上层集团这样的穷奢极欲，下面必会仿效，因此，它集中表现了官僚阶层高度的腐败，官僚阶层的腐败，必然又加重人民的苦难。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深刻写照。
三、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是朝政长期腐败的必然结果
均田制的施行至少要有两项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政府手中控制着大量国有荒地；二是农业劳动者大量是自耕农民。当时的形势（主要是土地兼并）决定了均田制在实施中必然走向对自身的否定。首无，永业田只授不还，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可资分配的官荒地渐渐减少；第二，法令规定受田可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出卖，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唐代，地主通过土地买卖的方式可以很方便地兼并受田农民的土地，而地主的永业田、勋田当然更是名正言顺的私田；第三，权贵们的土地贪欲是遏止不住的，他们依仗势力恣意兼并，除前面所述李林甫、卢从愿、李硙和李彭年依仗权势广占良田外，天宝年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15）]均田制这样大受破坏，兼并这样残酷，如杜佑指出：“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16）]可见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何等地步，它最终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据了压倒的优势，自耕农大批转化为佃农。
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许多府兵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陷于绝境，无法自备兵甲衣粮，无力承担征战和戍边。为弥补兵员不足，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朝正式废止府兵制。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京师及其附近地区武备空虚，这样就严重削弱了中央力量，增强了节度使实力，“府兵法坏，而方镇盛”。[（17）]
以上证明，玄宗时期，主要由于王公百官依仗权势残酷兼并土地，致使均田制遭到破坏，均田制破坏，又致使府兵制破坏，府兵制破坏后，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在招募兵时，设长征军，使精兵集中在边镇，加强了节度使实力，而京师空虚，为以后边镇叛乱丢失京城留下了祸根。这一切，都是源于唐玄宗时期腐败官员长期大量兼并土地产生的。
四、“开元天宝盛世”中腐败的原因及后果
头大尾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弊，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规律。唐朝立国是通过夺取农民胜利果实得来的，深知政权来之不易，经太宗励精图治建立了强大的唐王朝，到玄宗朝，唐玄宗虽不是开国皇帝，但他是在尖锐复杂的政治大搏斗中登上皇位的，武则天死后的八年半中，出现了七次宫廷政变，玄宗目睹或亲身经历了这些政变，于712年即位年，又同太平公主展开了血与火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因此，登台之初，玄宗十分珍惜政权，注意管理国家，严励打击不法之徒，从皇亲国戚做起，抑制了权贵们不可一世的气焰，任用贤才、接受劝谏，造成一个吏治较为清新，卿相们和衷共济，官员们励精求治，经济达到空前繁荣的局面。就在唐朝全面繁盛的时候，由于封建的集权体制，使玄宗滋生了骄奢思想，没有居安思危的防范心理。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居安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18）]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19）]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由于玄宗居功自傲，居安无为的思想作怪，导致重用“媚事左右，迎合上意，掩蔽聪明，排抑胜己，诛逐贵臣”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一类乱臣贼子，遂使腐败势力战胜了朝中的进步势力。
“开元天宝盛世”中腐败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王公百官依势兼并土地，使唐朝的均田制遭到破坏，一方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牵扯到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强化了边镇力量，增加了节度使实力，造成京师地区兵力空虚。其二是玄宗和臣下们的穷奢极欲，导致皇帝不理朝政，百官不受监督，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民怨沸腾。其三，皇帝骄侈，居安无为，重用非人，内乱朝纲，外聚雄兵，暴发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秽污神京，逼迁圣驾，使唐王朝国力一落千丈，由强盛转为衰落。其四，由于腐败引起朝野矛盾尖刻，导致的安史之乱，在玄宗率众西逃的途中，马嵬坡“六军不发”，诛杀了奸臣杨国忠，杨贵妃也成了替罪羊，这样，对唐玄宗及以后的统治者，不得不引起反思，至德元年（756年）肃宗李亨上台后，腐败有所收敛，但为时已晚，唐朝一直向下坡路滑行。
注释：
（1）《新唐书》卷51。
（2）（8）（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155页，15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3）《安禄山事迹》卷上，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4）（5）《资治通鉴》216。
（6）（7）（8）《资治通鉴》卷214。
（9）《新唐书》卷225。
（10）（11）（12）《资治通鉴》卷215。
（13）《旧唐书·杨贵妃传》。
（14）《旧唐书·李林甫传》。
（15）《册府无龟·田制》卷495。
（16）《通典·田制》卷2。
（17）《新唐书·兵制》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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