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GDP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时间和地区为视角_居民收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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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5)05-0116-11

      doi:10.16299/j.1009-6116.2015.05.014

      自1993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00以后居民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份额却在不断上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居民收入份额直接决定消费者购买力水平和储蓄规模,是市场容量的决定性因素,居民部门收入份额下降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份额的攀升,刺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与投资结构性矛盾令我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以投资拉动的短期增长模式,缺乏以消费增长拉动的长期增长动力,因此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份额、刺激居民消费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

      2000-2012年间,我国住户部门二次分配规模从67.54%下降到61.99%,2008年达到历史最低点58.2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份额远低于美、英、法、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1-2]。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从79.92%降低到63.8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从28.68%降低到20.58%,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现状,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拓宽居民收入增加渠道,从而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重新强调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性,强调居民收入增长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必须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确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合法权利以此促进效率,又配合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控手段进行二次分配以维护公平。可见,居民收入问题已经成为决策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鉴于此,从学术角度对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就此展开了讨论。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用的数据及其来源、变量构造方法和模型;第四部分从时间和地区的角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提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一)对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的解释

      面对我国居民收入份额降低的事实,学者们进行大量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一些学者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分配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措施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进而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的建议。罗长远、张军(2009a,2009b)[3-4]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呈正相关波动,同时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等都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李稻葵等(2009)[5]提出劳动报酬份额降低是经济发展必经阶段,我国恰好处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时期,其理由是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比资本转移阻力更大,导致劳动力获得回报低于其边际产出,资本报酬份额变化趋势则相反;肖红叶、郝枫(2009)[6]发现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过低是由于政府介入导致的结果,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降低劳动份额为代价的;杨俊、邵汉华(2009)[7]又提出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不相适应,是导致劳动报酬份额降低的根本原因;张长生(2008)[8]通过对广东省的研究发现劳动报酬份额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重视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政策所致;此外姜磊、郭玉清(2012)[9]注意到就业压力和工会职责在劳动报酬份额变化过程中的作用,白重恩等(2008)[10]发现垄断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作用等等。上述研究着重从影响劳动报酬份额的角度间接阐述了影响居民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但不能从这些研究中看到影响居民收入份额变动因素的城乡与地域差别。

      (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因素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化生产长期呈现出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并存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形式,导致分配制度和收入水平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别。城乡的居民收入在来源、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差异很大,对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只有在考虑城乡特征条件下才具有政策意义。因此,还有一部分学者又将研究重点放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因素上,特别是近几年,学者们在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收入差距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是城市化程度。一般来讲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户籍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分配规则都会发生变化,分配关系会重新调整,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对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比如陆铭和陈钊(2004)[11]、姚耀军(2005)[12]等认为城市化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13]则指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城市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陈迅、童华建(2007)[14]进一步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是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诱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确定,如林毅夫、刘明兴(2003)[15]的研究。

      其次是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姚耀军(2005)[12]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俊等(2006)[16]等将我国全国、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归结为金融深化滞后;而孙永强(2012)[17]发现城乡之间存在金融二元结构,城镇部门和农村部门都可以因各自的外部融资度提高而获益,但整体的金融深化提高更偏向城镇部门。随着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货币、贸易、产业和高端人才需求等领域逐步与国际接轨,条件较好的城市在国际化过程中受益,而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交通、资本、劳动力素质等因素难以形成竞争力,因此,开放程度作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已经引起学者们注意。比如万广华等(2005)[18]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估计了全球化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全球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指出资本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孙永强、巫和懋(2012)[19]则发现出口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出口结构优化有利于城市化进程,间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出口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西部次之,东部最小。

      最后也有些学者注意到人口特征和所有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迈进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会迅速上升,这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将带来严峻挑战。比如陈宗胜、周云波(2001)[20]指出年龄等人口特征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政策上应该加大对中年居民征收社会保障费。也有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探讨所有制结构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蔡昉、杨涛(2000)[21]从制度和政策角度对我国1978年前后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做出解释,认为1978年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配套干预政策更有利于城市,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周期性变化则体现了城市利益集团和传统经济体制延续的制度障碍之间的制衡关系,因此政府的责任在于培育要素市场发育,以此缩小城乡差距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长期目标;蔡昉(2003)[22]又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差距促使农村经济改革,然而在改革过程中城市居民以其特有的优势试图维护城市偏向政策,而农村居民通过“用脚投票”努力改变,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改革之初时,新一轮的政策变革即将开始。因此所有制结构变化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大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多数研究停留在对数据的定性分析上,缺乏定量证据,同时也没有注意到城乡经济结构、居民收入形成渠道和地区发展的差异,导致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何对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还有待深入研究。文本结合上述文献研究结论,从人均的视角对我国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这一事实进行讨论,力图从时间趋势和空间差异的角度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体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从居民收入构成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劳动报酬份额、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提出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二是在样本区间内分时段分地区分别对城乡样本进行建模精确刻画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小与方向,突出解释变量影响的时空变化,强调拟在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应具有时效性和地域适用性;三是构造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样本异质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2008年以前数据主要来源为《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数据来源为2009-2013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此外文中所涉及各省资本存量是根据张军等(2004)[23]的计算方法得到。经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1993-2012年间省际宏观面板数据。

      本文旨在研究居民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关心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占比,我们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来衡量,下文简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占比。

      按着收入的性质划分,可以将居民收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工资性收入指居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经营性收入是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居民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发现,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变化存在明显差异。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相对稳定,工资性收入占到70%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构成变化较大,2000年工资收入为702.3元,经营收入为1 427.3元,到了2012年工资性收入为3 447.5元,经营收入为3 533.4元,经营性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比例持续上升,目前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居民收入的来源上看,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占比降低的首要原因是劳动报酬份额降低,劳动报酬代表社会劳动收入规模,是居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近些年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就业比例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相对稳定,导致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降低[24],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倾斜,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益有限,具体表现在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不断下降。其次,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转移性收入,居民内部的财富转移并不会对居民人均收入产生影响,本文所指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根据近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构成来看,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政策性补贴和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相对稳定,因此,各省居民转移性收入与财政支出规模有密切联系。第三,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受经济增长影响很大,经营性收入反映居民在销售货物、提供劳务以及让度资产使用权等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收入,一方面反映经济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同时还受政府税收政策制约。

      此外,国际劳动组织(2010)认为工资份额受到生产技术、体制和政策、全球化和行业构成的影响①。其中,技术进步特别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会导致工资份额降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使得工资份额决定于工人的谈判能力,强大的工会组织能够使工资份额在长期内保持较高的水平。全球化对工资份额的影响体现在相比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在生产和出口中更加专业化,因此全球化可能会降低工资份额。最后行业构成也会影响到工资份额,特别是处于结构转型的经济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必然导致工资份额降低。

      鉴于上述原因并结合已有文献对居民收入相关问题的研究策略,考虑将劳动报酬份额、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作为解释居民人均收入占比的主要变量。其中,劳动报酬份额和财政支出规模会直接影响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资本深化则代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本文又将社会发展、人口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引入对宏观环境进行控制。其中,经济增长代表宏观经济环境,将其引入目的在于控制增长环境,同时考察居民收入占比是否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合理的城市化进程不仅能改善环境增加社会福利,还能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更能创造出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增加居民收入,本文也将其引入。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活跃程度,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岗位创造和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日趋显著。金融深化指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管制,使利率和汇率反映利率市场和货币市场真实供求关系,进而增加储蓄和投资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最后,引入开放程度代表全球化水平,引入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反映产业调整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引入人口结构反映劳动力供给。变量及含义见表1。

      表2给出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993-2002年均值为0.93,2003-2012年间均值为0.69,较2002年以前下降了0.24,农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993-2002年均值为0.34,2003-2012年间均值为0.22,下降了0.12,二者均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要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大得多。劳动报酬份额在1993-2002年间均值为0.60,2003-2012年为0.54,也呈下降趋势,而资本深化、财政支出规模、城市化、经济结构、金融深化、开放程度、人口和产业结构变量都是增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深化增加幅度非常大,说明我国2003年以后资本深化程度得到加强。

      (二)模型

      基于以上变量和数据,本文分别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区间和不同地区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来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变动的原因。模型设置如式(1):

      

      

      

      实证结果共分两部分,分别探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影响因素,在每个部分又分别从时间和地区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将样本区间划为两个子区间,探讨2002年前后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变化情况;其次,综合考虑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差异,将同一地区省份作为样本分别进行建模,文中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其余地区为西部地区。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将劳动报酬份额作为解释变量。从理论上判断劳动报酬作为收入的组成部分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样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同样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对于工具变量选择具体如下。首先,从理论上确定劳动报酬份额和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会存在内生性问题,选取二者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考虑铁路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建铁路对于居民收入增长又具有滞后效应,因此将每万人拥有铁路公里数作为外生工具变量。其次,为保证工具变量合理性,本文对其进行三方面的检验:一是采用Anderson(1984)提出的LR统计量对工具变量进行识别不足性检验,即检验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二是采用Sargan(1958)提出的过度识别检验,检验工具变量与干扰项的相关性;三是根据Cragg-Donald(1993)提出的F统计量对模型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模型估计是否存在偏误。

      除上述检验之外,本文在变量的滞后期选择上进行如下安排:在工资制度缺乏弹性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对于当期的收入份额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同样由城市化、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等因素代表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也具有滞后效应,因此这些变量取其滞后一阶引入模型。模型检验及参数估计结果如下文所示。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影响因素分析

      表3给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首先从内生性检验结果发现,除模型3中内生性Hausman检验的卡方值异常外,其余模型表明均存在内生性问题,当统计检验失效时,需要根据经济理论进行判断,因此结合统计检验结果和经济理论判断表3中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从工具变量的适用性上看,模型1~模型5都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问题和过度识别问题。模型3中弱工具变量20% Wald检验临界值为6.89,其余模型均在10%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整体结果表明,文中设定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模型1是对整个样本区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从参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来看,劳动报酬份额参数估计值为0.21,在10%水平上显著;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430和-0.187,都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经济结构、金融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则是正向的。

      将样本区间改为1993-2002年进行回归得到模型2,劳动报酬份额、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比均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经济增长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占比的影响是正向的。模型3的样本区间为2003-2012年,估计结果显示,劳动报酬份额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参数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影响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为负,而城市化和金融深化等因素的影响为正。其余变量的作用不太显著。

      通过比较各个变量在1993-2012年、1993-2002年和2003-2012年三个样本区间的估计值和显著水平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对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在整个区间上是显著的,但在1993-2002年和2003-2012年两个子区间上并不显著,而且作用方向相反。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体现在2002年以后,2002年以前并不显著,符号显示为负,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贡献远低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此可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对于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作用有限;资本深化对于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也体现在2002年以后,而且有随时间推移增强的趋势,可以说明资本密集程度的提升,对于城镇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对于居民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将越来越强。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2年前参数估计结果为0.345,在5%水平下显著,2002年后的参数估计结果为-0.682,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速度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由促进逐渐变为阻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模型4给出1993-2012年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劳动报酬份额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为正且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资本深化系数为负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而财政支出参数估计值没有通过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则对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起到推动作用。模型5为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劳动报酬份额和财政支出规模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资本深化的负向作用在1%水平下通过检验,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城市化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均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提高。

      

      比较地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资本深化系数显著为负,且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这有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的时间比中西部地区要早得多。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都不显著。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对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因素作如下判断:(1)资本深化对于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显著的,从时间上看影响的程度有增大的趋势,从地域上看,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东部地区的影响。(2)劳动报酬份额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这可能与东部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发达有关。(3)财政支出规模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随着时间推移起到越来越严重的阻碍作用。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比重小,对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有限。

      (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4给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影响因素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6~模型10存在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工具变量广义距法估计(IV-GMM)后,根据Anderson LM统计量及其显著性水平和Sargan卡方统计量的p值,模型6~模型10也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的识别不足问题和过度识别问题,模型7和模型8中弱工具变量20% wald检验临界值均为5.91,因此可以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表明本文所用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模型6样本区间为1993-2012年,估计结果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参数估计结果为0.211,在1%水平上显著;资本深化参数估计结果为-0.074,也在1%水平上显著,而财政支出规模的参数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控制变量如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参数估计值为负,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上文处理方法一致,以2002年为界将样本区间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子区间。其中,模型7的估计区间为1993-2002年,估计结果显示资本深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095,统计显著;劳动报酬份额和财政支出规模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模型8的估计区间为2003-2012年,同样资本深化系数为负,通过1%水平统计检验;劳动报酬份额和财政支出规模系数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都将不利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提高。

      模型间比较可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虽说在两个子区间参数估计值并不显著,但2002年以前符号为正,2002年以后估计值符号为负,表明劳动报酬份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方向发生变化。还发现资本深化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作用在弱化,其他变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显著。

      模型9和模型10是分地区的估计结果。从模型9中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深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26和-0.078,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而财政支出规模并不显著;模型10的估计结果与模型9类似,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深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15和-0.07,也在1%水平下显著。比较而言,劳动报酬份额和资本深化对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都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

      上述结果不难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方向发生了反转,并且分别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更大。变量资本深化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尽管是减弱的,但非常显著;从地区差异上看,资本深化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中西部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比的影响均不显著。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份额持续降低对宏观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令学术界和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在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和制定政策时必须对影响居民收入份额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评估。本文以省级宏观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的影响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首先,全国范围来看劳动报酬份额的提高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比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东部地区。不论是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还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占比都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农村的影响更大一些。同时,也发现劳动报酬份额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占比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不会影响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其次,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提高对居民收入占比提高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影响为负,并有随时间推移增强的趋势。表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出力度过小,财政支出对于对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要小于对GDP增长的贡献。

      

      最后,资本深化对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提高的负面作用是普遍的,但存在时间、地区和城乡的差异。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资本深化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作用增强,且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要大于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资本深化的作用有减弱的趋势,而且对东部地区的作用略大于西部地区。不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作用都要大于农村地区[25]。

      本文从劳动报酬份额、财政支出规模和资本深化等方面对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变化所做的分析对于政策制定具有三重含义:首先,要认识到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及其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地域特征,因此在制定拟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的政策上必须考虑城乡和地域差距,不能一刀切,尤其要重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的差异。其次,要重视劳动报酬提高对于居民收入提高的重要性,劳动报酬份额对于居民收入份额的影响,而且存在严重的地区与城乡差异,向东部地区偏离。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来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份额将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能提高居民收入份额,还能降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旨在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政策措施都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具体措施有建立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挂钩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保制度等。第三,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居民收入份额的提高作用非常有限,并没有充分发挥财富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低,因此应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能力,让群众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在经济转型中资本深化不可避免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果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变,那么资本深化必然会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占比的降低。因此,要协调资本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适时调节分配政策,让群众受益[26]。

      本文采用静态模型探讨居民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然而将影响因素与政策结合起来,达到调节居民收入份额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这将是作者接下来的研究的方向。

      ①详见国际劳工局发布的《2010/11年全球工资报告: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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