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文件》中的1963年南越军事政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越论文,大楼论文,文件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1-0086-06 1971年解密的《五角大楼文件》①(以下简称《文件》)，是最初且最系统的研究越南战争问题的档案文献来源。作为政府内部组织研究的“官方文件”，在形成之初就是为了探讨“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加之编选这批文件者有接触关键性档案之便，尽管该文件系列主要以国防部的档案为主，但它所透露出来的“美国卷入越南的逻辑”恰恰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涉及1963年11月南越军事政变②的专题，分析吴庭艳政权倒台在美国最终深陷越南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相对位置。③ 一、深陷孤立的吴庭艳政权 对于吴庭艳政权的建立，美国曾经起了很大作用，希望由此在东南亚扶植起一个有效的反共政权。然而，经过八年的统治，吴庭艳并没有带给美国更多的信心，反而越来越让华盛顿觉得他是美国对越政策的负担。吴庭艳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政变的流言，期间确也多次发生未遂的企图：1957年，有人试图刺杀吴庭艳；1960年11月，吴庭艳险些被推翻；1962年，两名飞行员轰炸总统府未成功。因此，当1963年再次出现政变流言时，美国情报机构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这也是华盛顿对这次危机没有充分准备的原因之一。 按照《文件》的归结，1963年春天的南越出现了一系列与后来政变有直接联系的变化。首先，“这当中，吴庭儒影响的显著扩大是最主要的。在吴氏兄弟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吴庭儒逐渐超越吴庭艳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吴庭儒的权力在扩大，但他对局势的掌控力却在下滑，据报道说他吸食大烟，精神出了问题。同时他的妻子儒夫人(又称瑈夫人)也拓展了自己的权力。此二人在随后爆发的危机中的影响是灾难性的。④其次，美国人认为该政权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支柱。“它对农民冷漠无助，而农民是在与越共斗争中真正值得关注的人群。更重要的是，政权疏远了大部分不安定的城市阶层，他们是最能够直接体会到政权专制统治的。这个政权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政治基础，反而依靠一小撮核心军官的愚忠抵制政变，维护统治。”⑤最后是吴庭艳和美国使团人员之间存在不信任感。随着美国对越南事务干预程度的加深，双方在各个层次上的矛盾开始增加。吴庭艳在其兄弟影响下，不断抱怨美国顾问的素质。他说美国正在越南民众中间造成一种“新殖民者”的印象。吴庭艳一直对美国在越南的存在有所戒备，当是年5月大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戒备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美国动机的怀疑。⑥1963年3月，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访越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吴庭艳兄弟获知后，对报告中批评南越政权的内容极度不满，认为报告进一步加深了美越之间的嫌隙。儒夫人时不时抛出批评美国的言论更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截至1963年5月，美越关系存在的这些问题已让华盛顿的官员们产生了一些先入之见。 5月，由于吴庭艳政府长期奉行镇压佛教的政策，广大僧众不堪其辱，发动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佛教徒危机爆发了。⑦对此，美国人并没有预计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人估计到南越人民与其政府之间的离心程度，也没估计到政权内部政治腐败的程度，这个政权再也不能应对民众的不满情绪。”⑧时任美国驻越大使的诺尔廷(Frederick Nolting)，一直试图劝说吴庭艳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5月18日，诺尔廷会见了吴庭艳，并提出挽回局势的建议。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尽管他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但还是没能对吴庭艳施加真正的影响。 对于走进死胡同的吴庭艳政权，美国事后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政策逻辑的：“基于同吴庭艳多年打交道的经历，美国人曾经尝试过两种迥异的但最终同样失败的方式。在前一任德布罗大使⑨期间，我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让吴庭艳实施我们认为必要的方案。但是吴庭艳很快认识到他是美国唯一能够支持的有号召力的反共领导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敢于拒绝行动或者无视大使的存在。……诺尔廷大使上任后，美国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为了避免陷入孤立，诺尔廷一开始通过耐心地培养与吴庭艳的友谊和信任，使自己变成了吴庭艳的亲密顾问。但是，没有人可以替代吴庭艳这一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吴庭艳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他继续以家族利益为重，对诺尔廷的抱怨不胜其烦。最终我们的两种方式都失败了，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反共执念(commitment)。让吴庭艳接受他不喜欢的想法和政策，压力和劝说都不可能奏效，因为我们已经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愿意考虑对他的惩戒——撤回对其政权的支持。我们令自己陷入了一种无力的、毫无替代选择的政策。”⑩ 二、南越危机中美国的反应及作为 对于佛教徒的反政府行动，吴氏兄弟并不打算妥协退让。6月4日，吴庭儒发动对僧人的袭击，并恰好是在美国大使不在越南期间。南越政府宣布实施军事管制，出动了军警和特种部队，致使30名僧人受伤，1400名僧人被捕，众多寺庙在大肆抢劫和破坏之后被查封。此后局势出现了新变化，大批城市市民开始加入到示威活动中，在政治上反对吴庭艳的统治。6月11日，释广德法师在西贡市区自焚，而儒夫人却叫嚣说“不介意看到更多的僧人‘烤肉’”。美国的报纸对事件进行了报道，迅速激起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不满，迫使白宫不得不面对这种紧急的势态。(11) 7月4日，华盛顿的高官们在讨论后意识到南越局势的不妙，例如中情局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提出，如果吴庭艳政权不采取措施安抚佛教徒的话，在夏天很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甚至是政变。(12)但是美国人一直在等待局势有所缓和，期望吴庭艳接受和解的方式。这种无所作为是因为一种宛如死结一般的困境：“一方面，减少对吴庭艳政权的支持是唯一手段，促使他改变对佛教的政策、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获取民众支持、进行反共斗争的前提。另一方面，放弃吴庭艳将会是美国同意倒吴政变的信号，可能引起政局动荡继而影响对北越游击队的战争。”(13) 果不其然，佛教徒在整个8月份的行动更加猛烈。8月5日、15日和18日，西贡再次发生自焚身亡的事件。21日午夜，双方的对抗达到了顶峰。吴庭儒发动了对佛教徒的总袭击，彻底打碎了美国以调解方式解决佛教徒危机的幻想。在西贡、顺化等海滨城市，大批秘密武装——由美国人训练的、本应是对付共产党游击队的特种部队——和军警一起发动袭击并逮捕了几百名僧人。在筹划袭击的过程中，吴庭儒没有向美国使团透露半点消息，甚至将通往使馆和美国使团官员家中的电话线暂时切断。袭击发生时，佛教徒的个别领袖来到美国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南越人民甚至部分官员对袭击事件的反应是强烈的。分别任南越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观察员的儒夫人的父母双双辞职，强烈谴责南越政府的行为；外交部长武文牡辞职并削发明志。西贡大学医学院学生罢课游行，遭到政府镇压。当大学被政府关闭时，中学生又走上街头。有证据表明，学生大都来自官员和军人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大都对当局不满。 南越形势的恶化促使美国人加紧了同南越军方秘密接触的步伐，似乎是要为政权易手做好准备。8月24日，中情局驻西贡的探员科奈恩(Lucien Conein)与南越陆军代理参谋长陈文敦会见。同一天，陈的副手也会见了美国援外使团(USOM)官员，他强烈抨击吴庭儒，指责他应对袭击负责，并说军队在人们心中的“刽子手”形象如果得不到扭转，就会妨碍反越共的战争。他认为美国只有坚定立场除掉吴庭儒才能使军队团结反共。“这两个直接且明显请求美国支持军方废黜吴庭儒的行动，标志着美国卷入倒吴计划的正式开始。”(14) 8月24日，接替诺尔廷的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Lodge)根据上述谈话向华盛顿发去了形势评估报告：“吴庭儒很可能完全得到吴庭艳的支持，亲手策划了针对佛教徒的行动。即使不是完全指使，他的影响力也在急剧增长。”但同时也作出判断，认为似乎并非所有军队领袖都支持一场倒吴(庭儒)的军事政变。(15)洛奇尽管对吴庭艳始终没有好感，但对可能发生的政变还是很谨慎。美国人担心的是，倒吴还在其次，关键是政变失败会导致政治动荡，最终使情况变得更糟。 紧接着，当天美国国务院给西贡使馆发去一份后来颇受争议的第243号电报，又称“希尔斯曼电报”，由时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发出，主要内容是授意驻西贡使团可与倒吴势力联络。因当时是周末，大部分高层官员都不在华盛顿，该电报草稿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但须强调的是，总统肯尼迪和国务卿腊斯克都收到并批准了电报。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代表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Maxwell Taylor)代表参联会批准了电报。(16)更糟的是，接到国务院授意的美国之音在洛奇面见吴庭艳之前，就公开表示如果吴庭艳总统不改变政策，美国将大幅减少对越南的援助。这无疑将吴庭艳政权与美国的距离拉得更远。8月26日洛奇等人开始商议接触南越军方。(17) 8月29日，科奈恩按照使馆的指示会见了南越军方代表、陆军司令杨文明。杨文明坦率地说，在确认美国站在军方一边之前他们会保持谨慎，并拒绝透露任何计划。当杨文明被问到什么才是标志美国对南越军方的支持时，他回答是美国终止对现政权的经济援助。美军援越司令部司令哈金斯(Paul Harkins)这时另有看法，认为仍然可以最后一次争取吴庭艳，并不危及政变计划，因为计划似乎还不成熟。哈金斯认为这样做可以给世人留下将军们反对的是吴庭儒而不是吴庭艳这一印象。8月29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些意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支持哈金斯的看法，但会议最终没有作出决定。事后的电报显示，国务卿腊斯克对哈金斯和洛奇都有指示，比如授权洛奇在认为合适的时候中止对吴庭艳的援助。(18) 三、走上不归路的美国越南政策 8月底，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更不能在不同意见之间过多徘徊，于是不得不谋求一种新政策。在西贡和华盛顿，美国官员们重新评估及寻找新代理人的努力开始了。在一份电报中，洛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成为31日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美国将向何处努力”的基调。(19)在总统未参加的情况下，腊斯克主持了会议，他认为一开始就声明废黜吴庭儒是不现实的。在会议上，官员们认识到南越政府的行为会给反共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有人表示如果放任现南越政权继续折腾下去，美国将不得不放弃越南。腊斯克说现在需要确定两件事：美国既不会放弃越南，也不会操纵一场政变。副总统约翰逊支持这一观点，认为确实没有可以替代吴庭艳的人选。(20)作为当时唯一的一份有记录的文件，8月31日会议记录显示出这时美国依然没有下定决心换马。 9月2日，肯尼迪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向南越政府释放了信号，希望西贡改变政策或调整人事安排以赢得战争——这显然是针对吴庭儒的。同时肯尼迪也明确反对撤出越南，正如希尔斯曼所说，“美国想要采取一种避免陷入两种极端选择的政策：这两个极端是要么从越南撤出，要么采取行动改变现政府。”(21)9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高层讨论能否重新与吴庭艳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肯尼迪胞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实际上这一意见牵涉到了美国卷入越南最根本目的这个问题。他说，美国的目的是帮助越南抵制共产主义，首要问题是选择支持的对象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现在我们就应完全撤出越南，而不是等待；如果答案是能够，但不是同吴庭艳兄弟这样的人合作，我们应允许洛奇推动变化发生。罗伯特认为恐怕关键在于，现在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22) 然而，罗伯特·肯尼迪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未引起高层对美国政策的重估。为了再次确认南越形势，国务院顾问门登霍尔(Joseph Mendenhall)与国防部反叛乱专家克鲁拉克(Victor Krulak)奉命到南越调查。调查团的目的是评估近期事件对民众态度以及反共战争的影响。结果两人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相反。9月10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听取了二人的报告。克鲁拉克很乐观，认为政治形势对军队影响不大。而门登霍尔则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一个顶点，政府有倒台的危险，不排除南越会爆发宗教内战。他的结论是“与现政权合作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两份相互矛盾的报告无疑使华盛顿高层本已混乱的决策雪上加霜。难怪肯尼迪质问：“你们两人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吗？”(23) 在决策层还未达成一致的时候，驻越使馆已准备向军方释放政变信号了。9月12日参议员丘奇(Frank F.Church)(24)提出了削减对越援助的议案。14日洛奇得到允许将1850万元针对南越的商业出口计划推迟。(25)9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实际上是采取“施压与劝说”并举的办法，随后给洛奇的指示也是如此。洛奇认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效果。此次会议的另一项决定就是派遣麦克纳马拉和泰勒赴南越调查。调查团回到华盛顿后会见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们的结论是“军事斗争有很大进展而且继续改善”，同时警告政治问题会抵消军事上取得的成绩。他们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支持政变会成功，并认为美国的压力只会强化当局现在的态度。(26)“于是，肯尼迪政府经过了一个月漫长的谨慎考虑，作出了对美国南越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它选择采取困难而冒险的方式，对一个盟国积极施加压力，使它顺从美国的意志。而且，这项政策将由一位不仅认同该政策且具有相应背景和脾性的大使实施。”(27) 正在此时，洛奇与白宫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洛奇发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一份长电，对哈金斯的保守意见提出异议，并论证一种“不阻碍”的政策：继任政府绝不会比吴庭艳政权更差，对美国来说阻碍政变将“承担维护腐败统治的不当责任”。在回电中，邦迪则担心一旦政变失败，白宫也需要承担责任。(28)这组来往电报体现了政变前西贡与华盛顿之间沟通的基本逻辑：白宫关注的是政变计划的细节以及成功的前景，而洛奇强调的是美国的参与已不可避免。 10月27日，洛奇与吴庭艳的会见几乎毫无成果，没有迹象表明吴庭艳政权想要改变在佛教徒问题及越美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这次谈话无疑是“一个可悲的终结而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29)接下来，富有戏剧性的政变开始了。11月1日上午，洛奇对吴庭艳进行了最后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吴庭艳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同麦克纳马拉和泰勒拜访他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拜访结束前，似乎有所觉察的吴庭艳将洛奇叫到一边谈了20分钟，表示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他提出建议。(30)这样的气氛反而更加让人感觉到一场暴风雨的迫近。下午l时，南越军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政变行动。政变军队很快占领了电台、邮局等重要设施，最终攻占了总统府。吴庭艳兄弟逃跑后不久即被政变军官抓获，并于11月2日在被押往政变指挥部的途中“自杀”身亡。 作为事后之见，《文件》这样总结美国卷入南越、支持吴庭艳的重要教训：毫无保留地给予一个特定领导人支持，使得美国在南越一些重要的国内问题上处于一种被动和受牵制的状态之下。“没有替代人选”的观点限制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影响力，特别是华盛顿动用特殊手段对西贡施压的意愿。 “吴庭艳九年的统治以一场突然、血腥(的政变)永久地结束了，美国的越南政策一下子冲进了未知领域。”(31)对于新的领导人，华盛顿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未来对越南的政策，白宫的决策者们也不清楚路在何方。《文件》认为美国在这场政变中扮演了一个“共谋”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恰恰强化了美国对南越这个充满冲突却缺乏领袖人物的国家的责任，或者说让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南事务。正像《文件》开篇所说的那样，“吴庭艳政府的倒台是美国政策史上可能改变我们对越南投入方向的关键性事件之一”。(32)在这样一场重大的危机中，美国政府上下既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形成一个贴近南越军事和政治现实的预案。作为情报收集重要来源之一的驻南越使馆，过度沉溺于终结吴庭艳高压统治、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动和幻想，并没有严肃考虑南越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以及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社会中实施“西式”民主制度的难度。白宫官员们更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一味想通过政权更迭推举更有反共效率的军方上台，却未认真考察政变势力掌控局面、维护统治的能力。在危机中消极应付的后果正如后来约翰逊总统所言：“除掉吴庭艳不是使(越南)问题迎刃而解，而是使之更加复杂。”美国深陷越南的脚步在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大大加快了。 ①Pentagon Papers，《五角大楼文件》官方名称为“国防部长办公室越南工作组报告”，1967年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委托制定，当时主要依据的是国防部的文件。1971年6月，前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将部分文件透露出来，并被《纽约时报》披露，但是，这些透露出来的文献因各种原因很不完整。2011年6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推动下，《文件》全部解密，包括48盒共7000件，有34%o的部分系首次公开。1971年，围绕“《五角大楼文件》案”，美国媒体曾和司法部在“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进行过一番较量，双方一度对簿最高法院，最终大法官们以6∶3的判定结果捍卫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在判决意见书中表示“安全这个词是一个广泛而含糊的概念，其外延不能被用来损害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流通的代议政体为代价来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②该专题共126页，分概述、大事记、正文及注释4个部分。另外，“V-B-4,Justification of the War,Internal Documents”部分也主要说明肯尼迪政府如何宣传越南对美国的重要性，为政府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 ③关于美国与吴庭艳政权的关系，美国学者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包括Edward Miller,Misalliance:Ngo Dinh Die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te of South Vietn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Jessica M.Chapman,Cauldron of Resistance:Ngo Dinh Diem,the United States,and 1950s Southern Vietna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 Fredrik Logevall,Embers of War: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Random House,2012. ④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1. ⑤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1. ⑥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 ⑦这一事件的宗教起因可以上溯到1954年法国在越南的失败之后，大量天主教难民从北越逃亡到南部。据估计，大约有100万人到南方定居。吴庭艳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在土地分配、救济、发放进出口许可证、政府职位安排及其它措施上对天主教难民有所偏袒。 ⑧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4. ⑨Elbridge Durbrow，1957-1961年间任美国驻南越大使。 ⑩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p.7-8. (11)对于美国报纸的报道，可参见张纬经：《美国媒体与吴庭艳政权的覆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纽约时报》记者报道事件所拍摄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12)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p.6-7. (13)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8. (14)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14. (15)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14. (16)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p.15-16. (17)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p.16-17. (18)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0. (19)8月31日的一次接触中，哈金斯被告知杨文明暂时取消了政变计划，因为在西贡吴氏兄弟控制的武装与准备政变的南越军方实力对比不利于后者，也因为将军们担心驻越美军中有高官同情吴庭儒。洛奇同一天的电报中确认了计划取消的消息。IV-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1. (20)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p.21-22. (21)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3. (22)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5. (23)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6. (24)丘奇在1970年代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1979-1981年间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是1960年代公开批评政府越南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 (25)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28. (26)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33. (27)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36. (28)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45. (29)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41. (30)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56. (31)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60. (32)Ⅳ-B-5,Evolution of the War: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