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研究。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长期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吃了苦头后，才认识到要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开创出来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创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和重大突破。研究邓小平以苏为戒，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光辉思想和科学方法，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因脱离国情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危害而提出来的。邓小平所说的长期以来我们并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指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他认为，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才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重新认识。邓小平提出要大胆改革从苏联照搬过来的高度集中的模式，不改革就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突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束缚，以苏为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为我国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刚刚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邓小平就适时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一方面着力批判“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谬论，指出搞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寻找一条发展快、效益好的新路子，老走苏联的道路不行。1980年1月， 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251页。）这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区别开来，并初步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实属思想上的一大解放；稍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阐述，指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不能超越阶段实行一些“左”的政策；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不然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等等。他在1980年5 月首先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词，在1980年8 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问题。这样，就为我国改革旧的体制、突破苏联模式、为党的十二大郑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进入80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逐步全面展开，在许多方面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了重大突破，恰逢这时苏联也开始改革。邓小平更加确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前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苏联也并没有搞清楚。以前我们当作社会主义坚持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损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85年8月，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既表明了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渊源关系， 又对苏联后来僵化的模式表明了否定态度。 在1986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表示，苏联模式并不成功， 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彻底改革。他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在改革中，邓小平进而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改革也没有固定模式，各国必须依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建设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以苏为戒，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本质、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道路初步形成。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关键时期，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谈话中，就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其中包含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得失成败的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他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行，而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解放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要发展市场经济问题、在改革中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等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重新作了概括。这是对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又一次深层次回答，它使邓小平理论臻亍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
（二）
邓小平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上实现了突破。也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理解，成功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其它许多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其一，在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问题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已建立了起来，私有制已消灭。照这种方法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是靠不断提高公有制的程度，强化国民经济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靠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理解社会主义不应停滞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上，而应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创造性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由此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崭新社会主义观。这种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目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经济管理形式，应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来决定，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服务。这就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途径有机结合起来。
其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明显的“速胜论”倾向，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混同于社会主义建成，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短暂过程。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立起来后不久，就提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完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赫鲁晓夫则具体规定了2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由于远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于是便把过渡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上，政策越搞越“左”，对生产力破坏很大。邓小平则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决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有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求成，盲目求公求纯，而要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邓小平所说：“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其三，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苏联多年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只强调统一，认为全体人民在思想道德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而当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矛盾难以作出解释时，便转而认为一切矛盾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斯大林30年代初便提出，社会主义愈是发展，阶级斗争愈是尖锐、激化，由此得出结论，依靠阶级斗争捍卫社会主义，结果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继任者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也缺乏深入研究，对传统体制的病根认识不准，造成几十年社会主义改革仅限于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无根本突破。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僵化体制严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阶级斗争。由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样，既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又为大胆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找到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动力和途径。
其四，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苏联一直恪守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邓小平创造性地突破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性质的传统观念，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3页。 ）这一科学创新指导我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经济腾飞、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是对苏联模式的最大突破。
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邓小平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基本特征与本质、本质与具体模式作了科学区分。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克服了只有苏联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局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而发展模式和道路却是多样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还不成熟阶段的表现形式，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却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经验后创造出来的，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模式转换和更新，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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