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咣当，咣当，54路有轨电车经过红旗街与湖西路的十字路口。
距离铁轨四五米远，就是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共同记录了一段传奇的岁月，它们有关革命、梦想、生存与创造。
护厂争夺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但对于长春这座只有200年历史的城市来说，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度过了14年。长春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到处都是口号、标语和洋溢着喜悦的面庞。
此时的长春是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伪满洲国的皇宫就曾设在这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众大臣们仓皇逃离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打响了，没有剧本、投有导演，却比任何一部影片更具有悬念，充满曲折。
“战争”的核心就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一座建于1937年的电影厂，日本人曾引以为豪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厂。
伪满映拥有6座大摄影棚，8年的时间里摄制了故事片120多部，纪录片200多部，新闻片300多部。很长时间里，伪满映被认为是日本的特务机构，第一任理事长金璧东，就是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哥哥。接替金璧东担任理事长的甘粕正彦更是来头不小，甘粕正彦出身士官家庭，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他杀害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大杉荣夫妇。后来当过张作霖的顾问，挟持过溥仪，参与过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日本要投降的消息一传来，甘粕正彦就仰天长叹：“我的完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谋划烧掉电影厂，集合所有日本职工自杀。计划之所以未能得逞，一是很多日本人反对，二是4天之后，8月19日，苏联红军就开进了长春。第二天，甘粕正彦开了一个晚会，让演员们为他演唱了他最喜欢的《海上行》，而后一个人黯然回到办公室，绝望中吞服氯化钾自杀。关于甘粕正彦的死，一直有个谜团，因为当时就有传说他没有真死，而是悄悄地掩藏了。在他死后的三五天，他的棺木被日本人起走。1950年代的时候，有人想起了甘粕之死，曾经作过详尽的调查。“文革”期间，又进行了反复查证，都未能查出结果。
1945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成立大会
甘粕死后，伪满映即将形成权力真空，国民党对此虎视眈眈。为了将这个电影厂掌握在人民手中，我们的党组织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当时担任摄影助理的马守清说：“伪满映垮台了，那时候，我们都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些外地人回老家了，一些人拿着遣散费做小买卖去了，还剩下一些人整天无所事事，有的甚至天天酗酒、赌博。”他决定和刘学尧等一起将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以防走散，等待接收。
在他们忧心忡忡地四处找人，成立组织的时候，党的代表出现了。两个面容普通打扮平常的人先后出现在早些天成立的“东北作家联盟”，伪满映的编剧张辛实就在东北作家联盟。8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穿黑衣服戴草帽的人找到了他，从八路军如何坚持八年抗战讲到当时的国内形势，张辛实猛然醒悟到，这不是共产党吗？第二天，一个打扮差不多的人也来了，他是从报纸上看到甘粕正彦自杀的消息，马上来做伪满映职工的思想工作。张辛实后来才知道，第一天来的叫刘健民，是地下党。第二天来的人，叫赵东黎，也是地下党，他长期以卖糖人的身份作为掩护。两个人原本和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并不认识，在张辛实这里才结识，马上并肩工作在一起。
通过张辛实的介绍，刘学尧、马守清这批有想法的技术人员马上成了长春地下党接管电影厂的骨干力量，在赵东黎、刘健民的组织下，他们成立了两个联盟，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摄影师王启民是当时的技术联盟的主要人员，他说：“当时的斗争简单地讲，你死我活的，国民党也来上班，也来争取人。”
国民党方面的姜学潜在电影厂挂起了国民党的牌子，宣布接收，日后要把电影厂转给国民党文化部。
此时的电影厂，掌控权实际还在日本的三个理事手里，他们为了自保，也很少对电影厂进行真正的管辖。
9月，技术者联盟和电影演员联盟合二为一，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成立。他们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和日本人谈判，要他们将电影厂交给联盟来管理。日本理事和田拒绝交权：“日本已经战败，当然应该把伪满映交给中国，但不是交给你们，而是中国政府。”
谈判的时候还闯进来一位苏军中校班都拉，坚持伪满映只能维持现状，不能由联盟接管，谈判陷入僵局。
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一面找苏军交涉，一面驱逐了国民党员伪满映制作部长姜学潜，不许他进厂。姜学潜害怕了，跑走了，但厂内的局势依然紧迫。
不久，班德拉中校被调离了长春。因为长春卫戍区副司令员是正式公开身份为苏联红军“黄中校”的共产党员、抗联名将周保中将军。
赵东黎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长春的时局：“长春实际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政权既不是伪满的，也不是国民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半公开的，由于苏军的支持，我党的各项活动是合法的。”
9月25日，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在礼堂召开了原伪满映全体中国人大会。刘健民宣布要成立东北电影公司，并在这次大会上民主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但也有职工说：“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成立什么公司，而是大家的生存问题。我建议没有钱就该把机器都卖了，把钱分给大家。”但刘健民非常坚持：“满映的财产是中国人的财产，谁也没有权利卖掉。要维持大家的生活，只有成立公司生产影片，演出话剧谋求收入。”这番讲话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张辛实任总经理，王启民任副总经理，下设三个部门的电影公司架构搭成了。
1945年10月1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机构诞生了，它标志着党拥有了第一座正规的电影制片厂。据伪满映当时的日本评论家北川铁夫回忆，东北电影公司成立初期，中国方面对日方有两点要求：第一，请日方优秀技术人才协助工作。第二，驱逐帝国主义倾向严重的坏人。对中方职工则没有要求，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参加。
电影公司成立后，第一个需要直面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何保证按月几百个职工的工资发放。马守清说：“一共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把伪满时审查未通过的上海影片拿出去放映，收取片租。二是演出话剧，东北电影公司演出了《阿Q正传》、《太平天国》等剧目，很受欢迎。三是为苏联译制影片收取费用。话剧中阿Q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浦克，日本人大冢有章这样回忆当时《阿Q正传》演出的盛况：由于演员齐整，大小道具无一不有，演出引起了轰动。头三天，要限制入场，否则要把舞台挤倒。
与此同时，一支队伍从延安步行向长春出发了，他们受党中央的派遣，来接收敌伪的电影机构。
马守清见到的第一个延安干部，就是今天的名导演之一田壮壮的父亲田方。袁牧之也出现在长春，他是延安电影团的领导人，在苏联学习，日本投降后，他从遥远的哈萨克斯坦，穿越过漫长的西伯利亚归国。他成了接收电影厂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东影的厂长和新中国的第一任电影局局长。
到1946年春，长春已经汇聚了舒群、袁牧之、许珂、钱筱章等大批延安文艺工作者。
1946年4月初，苏军开始陆续退出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长春。4月18日，这些来自延安的艺术家们代表中共刺匕局正式宣布接管了电影厂，同时宣布舒群为总经理，田方为秘书长，袁牧之为顾问。
荒野中第一部故事片
一个月后，形势急转，国民党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刚刚解放不到一个月的长春，东北电影公司开始了其历史的第一次大搬迁。10天之内，搬走了凡是能搬走的东西，连一个灯泡都没有剩下，留在长春的只是一个空空的厂房。由于时间紧急，表演艺术家浦克并没有来得及撤走，5月26日，他陪同代表国民党中央来接收电影厂的金山在院子里走了一圈。金山看着空空如野的厂区，忍不住低声说：“袁牧之太不够朋友了，什么都不给我留。”浦克当时觉得很奇怪，金山怎么和袁牧之还是朋友？后来一想，可能当年两人都在上海，是老朋友也说不定。1930年代，袁牧之在上海导演了名片《马路天使》，金山也主演了名片《夜半歌声》。直到解放之后，浦克才知道，原来金山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周恩来的秘密派遣，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占领这个厂，不为国民党拍摄反动影片。几天之后，金山从北京借来了机器，开始拍摄《松花江上》。
就在这个时候，搬迁到兴山（今黑龙江鹤岗）的东北电影公司也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电影之旅。
当时的鹤岗饱受战争的摧残，残垣断壁，荒凉冷落。随着新中国第一批电影人的到来，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一片荒芜多时的宿舍被休整一新，一个马厩改建成了礼堂，一个破烂的小学校成了制片技术厂房，一座崭新的电影制片厂出现了。
“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木偶片、翻译片……凡是能够想到的片种，在兴山都被搞出来了。”马守清说。
马守清一直清楚地记得那部名为《留下他打老蒋》的故事短片，那是他作为摄影师的电影处女作。在这部影片里，你可以找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南霸天”陈强。在《留下他打老蒋》之前，这些逆境中的电影工作者，已经完成纪录片《民主东北》的三辑拍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的摄制，在这之后，《留下他打老蒋》的主演之一袁乃晨，接连导演了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这时，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故事片，《桥》诞生了。
新中国第一代影人林先农的代表作《甲午风云》
从1946年6月，到1948年8月，东影先后完成了《桥》、《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中华女儿》等8部故事片剧本。在东影创作的最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东影发来了明确的指示：我们审查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与政治无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也应从大处着眼，不应囿于细节的苛求……此指示后来被评价为“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8年10月21日，《桥》正式开拍，就在两天前，传来了长春解放的消息，田方已经赶回长春。10月22日，他给厂长袁牧之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长春的情况：“高粱米2.5亿元（旧币）一斤，香烟5斤大米一盒。”在讲到电影厂时，田方介绍说：“厂房基本完好，只有轻微破坏，各宿舍破坏严重，只有座座空架子，水电全遭破坏。”
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电影工作者》杂志，是当时全国惟一的电影理论刊物
长春解放的消息让《桥》摄制组兴奋不已。今年84岁的长影总美术师刘学尧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摄制组的办公室是一节坏车厢，生个火炉取暖。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通铺上，伙食挺好。”拍摄《桥》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懂电影的人不多，除了延安的几人和伪满映的老员工，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影。“有一次拍钢花四溅的一场戏。钢花把摄影师的棉衣烧着了，但机器不能停，后面的人帮着他扑火，自己也着了，后面的人再上一个，一个替一个扑火，愣是把镜头拍完。”
已经去世的主演王家乙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拍摄《桥》的经过：“各种事故不断，摄像机马达失灵，录音机失声短路，照明灯电压不稳，演员忘词跑调……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多半是新手啊，只好不断地抚慰、鼓励。”
1949年新年，东北的解放形势越来越好，导演王滨一高兴，全摄制组放假三天。他搞了一个小宴会，宴会上杜德夫、陈强欢快地唱起了《兄妹开荒》，王滨让酒给刘学尧喝，很少喝酒的刘学尧沾杯即倒，大醉了三天才醒过来。后来王滨还因此受了处分。刘学尧说：“那段日子太难忘了，同甘共苦，特别充实，没有争名夺利，似乎在《桥》剧组，每个人都变得无比的纯洁、高尚。”
元旦过后，摄制组赶回了长春。阔别了三天之后，刘学尧再次回到了长春红旗街，映入眼帘的是密布的铁丝网和无限苍凉。
四个月后，《桥》全部完成，《桥》的放映引起了轰动。《大公报》评论说：它是中国影坛的一声春雷，为国产片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再回头去看看《桥》的主创班底，导演王滨，其后又指导了著名影片《白毛女》。编剧于敏，《赵一曼》也出自他之手。主演陈强自不必说，主演王家乙日后成为新中国的优秀导演，奉献出了《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等一系列影片。主演吕班，早年在上海就参演了《十字街头》，后来也成为导演，《六号门》、《未完成的喜》是他的代表作。主要演员杜德夫，在《平原游击队》、《钢铁战士》中都可以找到他的影子。主要演员于洋日后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百年电影22大明星之一。
摇篮这样炼成
1949年2月，苏里参加了东影影片《回到自己队伍中》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和电影结缘。
早年就读芜湖农业职业学校的他，最大的梦想是在家乡养蚕，纷乱的时局让他的梦想破碎。毕业不久，他就失了业，流浪到了武汉。他想到延安去，几次联系因为没有介绍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都难于收留他。有一天他在街上闲逛，听报童喊邹韬奋先生到了武汉。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邹先生写了封信，说自己是个进步青年，想到延安去，苦于没有介绍人，邹先生能不能帮助介绍一下。不久，他就收到了回信，没有落款。苏里说：“我拿着这封信，再次到办事处，人家看见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有介绍人了，人家问谁啊，我说邹韬奋，就这样我到了延安抗大。”苏里到延安不久，抗大文工团成立，在这里，他结识了亲密战友武兆堤，也通过武兆堤牵线搭桥，结识了妻子吴静。
参演电影让他对电影产生了深深的喜爱，尽管他只饰演一个小角色匪连长。6年之后，有着武工队亲身经历的他，就和武兆堤一起，联合执导了震撼之作《平原游击队》，后来《刘三姐》的问世，更奠定了他名导的地位。
就在1949年前后，常彦随东北文工一团加入了东影，齐兴家随东北青年文工团调入了东影。而常彦和齐兴家近30年之后才拿出自己的成名之作，其中的原因既有长影的名导太多，也有历史的误会。1979年，常彦拍出了创造上座6亿人次的《保密局的枪声》，同一年，齐兴家拿出的是历史巨作《吉鸿昌》。
更多的艺术人才汇聚而来，葛存壮、严文井、刘炽、沙蒙、林农、梁音、颜一烟……当时的东影不但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创作生产基地，而且成了聚集人才、培养人才和输出干部的大学校。
颜一烟所在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在齐齐哈尔整体并入东影时，刚好赶上颜一烟新婚，组织上为了照顾颜一烟，决定让她继续留在齐齐哈尔。颜一烟不干了，我之所以三十多岁才结婚，就是为了干事业，不让我去东影，不行。她挨个找领导软磨硬泡，要求随行，都未奏效。没办法，她只好偷偷地跟着上了火车，到了兴山。前来接站的东影负责人袁牧之、陈波儿看见她，齐声说：“名单上没你啊。”颜一烟说：“名单上没我，也不能让我再回去吧？”颜一烟“赖”了下来，到了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落到她头上的是编剧。这把她吓坏了，她去找党总支书记陈波儿谈心：“别叫我当编剧吧，我是山沟里的土包子，电影连看都没看过几部，写电影剧本怎么行？”陈波儿笑着说：“谁是天生的作家呢？可是党需要我们立刻把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建起来，人民、国家需要我们很快制作出我们的故事片。我们很多人都是新手，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一定能培养出自己的优秀的电影人才的。”颜一烟在东北跑了十多个城市，访问了100多位老抗联，做了几十本的笔录，终于写出了电影处女作《中华女儿》，这部由凌子风导演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
陈波儿同样的话还对王家乙说过，王家乙刚到兴山，就被选定担任《桥》的男主角，王家乙说：“我从来没接触过电影啊。”陈波儿说：“人民电影刚建立，党多需要有更多的同志，尽快掌握这门艺术啊——干吧。”《桥》拍摄完后，对演员工作刚有所了解的王家乙满心期待着再多上几部戏，却没有一个导演找他。他急了，去找导演们，原来导演们挑选王家乙担任的角色都被陈波儿给划掉了。他气愤地去找陈波儿，一进门陈波儿却塞给了他一部纪录片的提纲，“你去干这个，我们不会让你老在原地踏步的，我们会把你们这些电影的外行，都推到重要的岗位上的。”王家乙前后用了6个月终于艰难地完成了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没两天，陈波儿又塞给他一个故事片剧本《高歌猛进》，王家乙吓得直摇头，“不，不行。”“怎么怕了，打仗牺牲都没怕过，拍电影却怕了，能死人吗？”不容王家乙争辩陈波儿掉头走了。第二天，袁牧之见到他笑容可掬地说：“我们的方针是，你能挑70斤担子，绝不会再让你挑65斤，而是要让你挑80斤，90斤。”就在这一片“高歌猛进”之中，一个个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逐渐成熟起来，带动了新中国电影的高歌猛进。
沙蒙拍出了《赵一曼》，6年之后，又完成了恢弘壮大的《上甘岭》。
凌子风第一次当导演，拍出了《中华女儿》。
林农先是在《卫国保家》中担任副导演，1950年代之后，佳作不断，《党的女儿》、《甲午风云》、《神秘的旅伴》、《兵临城下》……
作曲家刘炽更是以《我的祖国》、（影片《上甘岭》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影片《英雄儿女》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影片《祖国的花朵》插曲）等诸多耳熟能详的旋律为大家所熟悉。
一位老长影人说：“长影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于他的人员构成四面八方，有东北土生土长的，有延安来的，有上海来的，进步学生，有老电影工作者，还有港澳进步电影工作者。他们汇聚到长影，在这里成长、成熟，又种子一般撒了出去，支援兄弟电影厂的建设。可以这么说，中国没有一家电影厂没有长影人。”
据统计，仅1949年一年，东影就调出了285人支援北京、上海的新建电影单位。
1955年，国家文化部将东影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此长影作为一个显赫的文化商标，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熟知。
长影曾经创造过怎么样的辉煌，导演齐兴家曾举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有一个单位，你给他寄信，什么都不用写，只需要两个字就能收得到，那就是：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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