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与报刊媒体发展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报刊论文,说与论文,关系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时期的小说最为繁荣。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时代仅就现在能知道的小说已至少在二千种以上。同时，晚清小说在内容与结构方面又独具特色。形成这特色以及造成这繁荣的原因，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外，与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报刊媒体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的倡导者均为中国知识界的精英
1.西方的文化启谛了中国的政治精英，西方的媒体引导了中国报刊的形成。
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以侵略的方式进入中国，同时也将近代报刊的形式引入中国，随着外报深入中国并成倍增加，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逐渐和西方文化发生了较多的接触，那些最初由传教士们创办，继而为洋商创办的报刊，给予这些爱国志士们极大的启谛，他们发现报刊是获取西方先进知识、思想、技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是开启民智、改革政治、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武器。从此，近代报刊在中国政治家的倡导及身体力行下，逐渐生长发展起来。
2.晚清小说初兴之时，便被赋予与报刊同等的使命。
晚清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为近代报刊的副产品。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力求自上而下地进行维新改良，他们借助报业，宣传变法思想，但他们的美好愿望与辛勤只换得“百日”的辉煌。所以这些锐意改良者，便转而将推动社会变革的希望寄于自下而上的舆论的形成，于是着眼于小说，他们将这些被传统文学观视为地位低下的“稗官野史”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并赋予其革新政治的使命，试图借小说以新民，达到曲线改良政治的目的。晚清小说在这种观念的倡导下得以被爱国文人们所关注。
晚清报刊、小说理论的开路先锋均为中国报界精英
晚清报刊的创办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理论界中有影响的人物，因此他们的报业思想又直接影响着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的发展。
中国第一篇关于小说政治功用的宣言，是严复与夏穗卿在天津《国闻报》第一期上登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篇长达七千余字的文章以其报业观的核心“开民智”为旨归，强调了小说的价值远在“经”“史”之上，“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恃。”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对外国的政治小说作了这样的推崇：“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在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中，视报纸为“响导国民”“造成一种新国民”的重要工具。所谓“导国民以进化之涂径者也。”“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在他的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也强调了小说与“新国民”之关系。在论及报刊的功用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两种宣传方法：浸润（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激烈（即大声疾呼使读者猛省）。梁启超的这些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小说的认识与要求中，杂揉在他的小说理论里。梁启超主张把小说作为报纸文体中一种很好的政治宣传方式。他认为：“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他指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除“提”是指的一种自我领悟外，“熏”与“浸”都是指的一种渐进式的“浸润”，而“刺”则与“激烈”这种方式相类。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与号召，为晚清谴责小说（或曰社会小说）的兴盛，奠定了理论的基石。同时，梁启超对于小说的论述，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效应，这一点也同样与他对于报刊宣传、教育国民的功能的看重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
报刊的优势是晚清小说挡不住的诱惑
晚清时期的小说所面临的，一方面是政治家大声镗鞈地宣传，这使小说日渐自觉地成为充分反映当时政治社会情况，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进行抨击的工具，成为政论报刊的同道。
另一方面是报刊这种载体对于小说的呼唤。
报纸的定时定期出版、造成了对于能填充版面的作品的大量需求。与小说相比，新闻消息字数少、采集困难，同时单一的信息缺少消闲性与娱乐性。而小说在字数与可读性方面都恰好能满足报纸的需求，因此只要能在形式上相适应，报纸必然欢迎小说的加盟；对小说来说，反映社会、抨击时弊的作品，最好的载体莫过于通俗的、平民化的大众传媒。同时报纸的大版面、报纸的快速与便捷、报纸的固定受众群体都是一种强烈的抵挡不住的诱惑，于是借助于报纸的形式出版小说便成为晚清小说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亮相。报纸附印小说，最早缘于严复创办的《国闻报》，此法一出，遂为众多报刊效仿，后来许多报纸莫不竞相登载小说。
由于小说所具有的可读性，又由于报纸传播方式的广泛性，刺激了社会平民化的阅读欲，于是需求量日益增长，本依附于报纸的小说开始独立——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杂志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期刊当推《申报》1872年11月11日创刊的《瀛寰琐记》，但它的产生，严格说来，不是出自读者层的需要，而是“诸同人惠投本馆嘱刊之作”。同时，它的内容也并非以小说为主：“其中崇论宏议，层出不穷；骈体诸作，亦可与古作者并驾齐驱；各体诗词，则浓淡清奇，不拘一格；间附杂著，亦簇簇生新。”（1877年《申报馆书目》）而真正以小说为内容的主体，甚至在杂志冠名上都突出“小说”二字的，则始于这个时期。例如《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些专为小说而发行的“报纸”。
直面市场的晚清小说，具有明确的商品意识
传统小说的传播方式造成作者与市场分离，作者无须或很少考虑它最终将以何种方式成为消费的对象、在消费中如何体现其自身的价值。而晚清小说借助于报刊直接面对市场，直接感受社会对自身的需求。杂志《小说林》所载的小说《孽海花》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时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一·导言二》中也提到，小说林社成立20余月中就印小说四五十种，且有些小说常因购者太多，而重印四五版。这种状况正是晚清小说繁荣兴盛的一个缩影。市场上的销行量体现出读者的选择，也对小说形成一种反作用，决定着小说以及作者的发展方向和创作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 页）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一方面服务于政治，力求唤起民众的政治觉悟，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属性；另一方面也“服务”于读者的阅读兴趣，关注于市场的需求，用商品的法则维持小说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出精神产品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十分明晰的商品属性。这种商品意识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出现了职业化的小说编辑和小说杂志社。20世纪初叶，中国小说杂志社兴办一时，并主办了一批有名望的杂志，雄居上海文学刊物之首的杂志有四家，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的《月月小说》、曾朴创办的《小说林》，时称“四大小说杂志”。
晚清小说在内容与结构方面所显示出的“报刊”特点
报刊媒体接纳了小说、报纸与小说联姻，同时也提出了改变小说的要求。以报刊为载体的小说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态上都有所改变。由此，产生了与传统小说相异的“报刊小说”。晚清报刊小说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
1.自觉地反映时事政治、反映现实社会。
从晚清报刊小说曾被鲁迅先生命名为“谴责小说”来看，我们已经能大致了解了它的内容：“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即以抨击时弊、揭露官场黑暗为旨归，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出社会的各个方面。要言之，它与报刊一样，发挥了反映社会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辅助政治，监督社会的作用。
2.报刊小说的内容体现出市场因素的制约。
正如报业必然会受到读者市场的制约，并由此时时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样，报刊小说也常常需要迎合读者的心理，“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同上）。因此它的内容也往往会因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作出应和的态势。晚清小说之所以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或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或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同上），固然有作者自身功底的原因，但笔者认为主要的因素还应当是急功近利，受市场规律的左右。
3.采用连环体、穿珠式、采访体、开放式等结构方式。
报刊小说与一般小说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是组织结构。书籍一次性完成的出版方式，决定了它在组织结构上要求整体性与系统性，主题具有鲜明性，同时非常注重高潮的设置。报刊定期、连续的出版方式，则要求在一个单元内，完成一个故事或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叙述，由此要求一种若即若离、开合自如、线索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可以使作品根据作者的愿望或长或短。作者也可运用这种方式，迅速地将社会热点问题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也可以将读者不再有阅读热情的故事快速地结束，而不必担心结构是否完整。这类结构方式加上每单元结尾时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悬念手法，便产生了一种绵延不绝的诱惑力，它是一切以定期、连续方式与受众见面的传播媒介，在处理大题材、多容量的作品时的首选方式。对于报刊小说来说，它的优点在于：唤起阅读快感，吊起读者的胃口，从而达到稳定受众群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与传统的评话小说有着借鉴继承的关系）。
所谓连环体，即小说由众多的短故事组合而成，它们有大致共同的人物，但没有自始至终的主人公。在甲故事中的主人公，过度到乙故事中时，已成为一般性的人物。而乙故事的主人公过度到丙故事时，也同样渐渐隐退为次要角色。人物在这些故事中，成为联缀小说的扣子，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与连环体相类似的结构是穿珠式。即《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所提出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孽海花资料·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与连环体所不同的是，穿珠式的人物一贯到底，起到“一根线”的作用。因此，在小说结构上，较之连环体难度要大一些，吸引读者的能量也相对要大一些。这种形式，在今天电视传媒中的电视系列剧里，被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谓采访体，即指作者以一种类似事件的旁观者的身份来述写他所搜罗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在组织结构方面它与穿珠式相类，所不同的是，穿珠式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而采访体则运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方式。作者这种采访式的走南闯北，又与曾一度流行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相似。
开放式主要指小说的人物、情节呈现出开合自如的状态。既可以在任何一处结尾，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继续下去。如果把每个故事比作一根枝干，那么这根枝干的每个枝节都能生长成新的枝干。这种方式往往与上述几种方式组合使用，使小说的每个单元中都可以预留下再生的因子，作者在需要时即可以令它重开一树新花。
晚清小说的兴盛，得力于近代史上中国报界的精英们的倡导，得力于报刊媒体的兴盛以及有血性的小说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在报刊媒体的规范下，在市场需求的召唤下，它走了一条迥异于传统小说的道路。从题材选择、结构安排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与报刊相近与传统小说观念相悖的特征。也正因为此，文学史上对其评价是贬多于褒的，后人对其评价亦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倘从历史的、宏观的视界来看，晚清小说正是在走它自己该走的路，也是在走文学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必经之路。而晚清小说，毕竟为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五四”时期、为今天的小说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