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服务发展的基本模式

论社区服务发展的基本模式

李凤琴[1]2012年在《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文中提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现行的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寻求突破,以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在中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被划分为一个个单位,在以单位为主、街居为辅的城市基层制度安排下,中国城市社区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原有的社区公共服务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单位为人身依附获取福利(公共服务)的体制终将被变革的时代所淘汰。随着社区服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如何整合社区资源,实施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革故鼎新,以提高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短缺、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没有分开、社区公共服务政府投资不足,社会筹资渠道不畅等问题突出。如何变革这种状况,改革和创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和机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面临全面的转型。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为何转变以及如何转变的问题。据此,本论文以社区作为公共服务拓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变革作为研究主线,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探索。在吸收社区公共服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运用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区分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了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模式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控制整合色彩较浓的权威控制型服务模式,接着从宏观、微观、和现实三个方面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的背景和动力。其次,着重探索了体制吸纳何以成为再造社区公共服务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体制吸纳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体制吸纳的本质、体制吸纳原则与方式、体制吸纳的优越性以及作为载体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再次,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服务体制吸纳的差异以及两个实践中的体制吸纳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体制吸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最后,针对体制吸纳服务模式存在的困境,提出了优化体制吸纳服务型模式的建议,即体制的重塑、机制完善和具体路径的设计。体制重塑上重点变革社区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资金投入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具体路径上,从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三个方面来设计。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城市社会转型推动着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着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体制吸纳是一种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社区公共服务的复合生产是公共服务再生产的有效机制;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现实路径。最后,对未来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及提出论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孔令友, 董青[2]1999年在《浅论社区服务发展的基本模式》文中指出社区服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社区服务的基本模式,是对目前各地在服务内容、组织机构、指导原则、人员构成、投资形式和营运方式等方面的归纳和概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要明确意义加强领导;要坚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要着重提高居民文明素质;要与创建文明城市相结合;要以社区服务为龙头全面推进社区建设

朱浩[3]2015年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递送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老龄化和高龄化的程度日趋严重,其中独居、空巢、失能等老年人的急剧增加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更使得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具有强烈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不断增加投入逐渐建立起“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发展加快了养老服务的资源向“社区”集中,如何实现服务资源在社区的组织管理将成为关键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却缺少对其组织化过程的分析。因此关注养老服务在社区的投递和组织输送过程,对于提升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关注到社区养老服务的递送效率,形成一个基本逻辑:社区养老服务的递送机制是怎样的?递送环节之间的关系如何,这种环节机制有什么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逻辑机理是怎样的?如何解决这些不足?为了清晰展示这种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化输送的过程,本研究以社区养老服务的递送流程作为讨论的焦点,将其流程分为服务生产、服务定价、渠道构建和服务接收四个环节,并对其流程要素、流程评估指标进行了分析和建构,确立了整体的流程分析框架。笔者立足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要运用质化研究方法,结合一手和二手资料,以杭州市为例,在对其投递流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服务生产、定价以及渠道三个重点环节就社区养老服务投递流程提出了改进策略。本文形成了以下基本结论:1.在服务生产环节,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的内容生产主要集中于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存在上门家政服务和医疗护理等内容较少,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以及正式照顾和非正式照顾之间缺少衔接等诸多问题,同时多元主体之间还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社会化主体能力较弱,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要不断努力实现正式照顾与非正式照顾的衔接,强化正式系统对老年人非正式网络的有效支持,进一步推进诸如“助老员上门服务”、“喘息服务”、“家庭病床服务”以及“银龄互助”等政策实践;同时要强化社区作为“共同体”在服务生产和转介中的功能作用,不断加快社区护理院、家庭护理机构和平台的建设,推进基于社区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向社区延伸服务、社工介入式的照顾管理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功能优化等政策实践。还应该在积极倡导社会化主体参与的同时加强其在人力资源、资金筹集、项目运作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增加专业化服务的生产和供给。2.在定价环节,目前服务定价机制大多以政策目标定位来区分,尚没有建立基于老年人自理能力和经济水平的综合定价机制,难以实现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因此,要加大政府对于“供方”和“需方”的补贴,激发社会化主体参与动力的同时提高不同老年人的市场购买能力;对于政府购买的服务价格要与努力实现与市场物价、最低工资标准等要素保持联动,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真实价格,并通过合理的价格机制来实现“社会市场”和“经济市场”的衔接,鼓励老年人从市场购买服务的意愿。3.在渠道构建环节,目前更多依靠社区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站点和部分上门服务的投递,在搭建信息化服务网络渠道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还面临着不足。要考虑到老年人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要,就必须重点发挥渠道平台在服务转介、标准化评估方面的功能。同时还应该努力实现“线上服务”与线下资源的链接,以系统化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结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回应到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不仅要加大投入,还必须强化服务投递过程的效率。本文对社区养老服务递送的流程进行环节分解并分别构建的策略机制,对其在内容生产、定价和与之相关的养老服务市场发展以及服务递送的渠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强调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互动合作的重要性,突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政策创新的价值,这些策略将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递送的效率和老年人的服务满意度。

林远卓[4]2014年在《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强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培育和发展市场力量、实现基层组织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何在城市社区基层分配与行使权力,采取何种途径在城市基层组织之间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如何确保社会公共利益及维护社会稳定,如何使得多元化的社区服务主体在城市社区服务管理方面良好合作,形成一股社区服务管理的合力,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当前,加强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实现城市社区服务管理的多元共治,满足城市社区公众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赖于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本文以公共物品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制的三种模式进行分析。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服务管理模式中,政府掌握并控制各类社会资源,对社区服务管理活动进行直接的干预。社区自治型的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则强调的是社区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对社区服务工作的干预,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社区服务工作由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等自治主体承担。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混合型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则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和社区的重要作用,并对政府与自治组织的权限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政府主要职责是制定宏观政策及提供资金支持,社区自治组织负责社区服务具体工作的执行。在以上三种社区服务管理模式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社区服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或直接或间接的向社区供给公共服务,并且三种社区服务模式都强调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能动作用,鼓励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供给,构建多中心的社区服务管理模式,提高社区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更好的满足社区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多中心的社区服务供给机制虽然在我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彻底,非营利组织、市场组织的发展尚不够完善,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市场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有限,社区公众的参与程度不高,社区服务的资金保障机制与法律保障机制尚不够完善。为了更好的满足社区公众的社区服务需求,我国政府部门应充分借鉴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社区服务管理经验,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深化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扁平化的社区服务模式,以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提高社区公众参与社区服务的意识,增强社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能力,形成多元化的社区服务供给模式,并加大对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资金投入,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社区公众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社区服务。

孙中华[5]2010年在《完善上海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养老保障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险一样在养老保障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集合了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的优点,成为当前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围绕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一议题,研究上海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运用实地调研等多种手段和方法,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社区居家养老理论研究。以养老方式为出发点,通过对社区居家养老的概念及内涵的进一步梳理,揭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原理、方法,为构建上海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支撑。其次,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分析。梳理上海市有关居家养老的政策,了解上海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历程,分析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各参与主体间的协作运行情况,并进一步发现包括服务设施、服务人员、服务内容等在内的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总体情况,总结归纳上海当前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再次,城市社区居家养老供需状况实证研究。通过调查和实地研究的方法,对当前上海城市社区的居家养老状况进行分析,总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社会影响。第四,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效果评价。通过对上海当前与居家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的梳理及实地的走访调研,依据一定的评价准则,对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效果从政策产生的正面效果与负面效应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其发展的根本性障碍。第五,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设计。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依据科学的设计理念与原则,在充分考量居家老人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基础上,以满足其养老需求为目标,以多主体协作参与为核心构建与完善居家养老的正式与非正式照顾体系,最终形成多元化、网络化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最后,完善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路径。结合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针对目前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目标模式间的差距,运用变形后的布朗芬布雷纳的生态学模型,从社会构建的角度出发,提出完善现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王凌峰[6]2014年在《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国家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双重特性,公共性体现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非营利性,承担着民众健康的保障工作,企业性表现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济组织特征,通过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产生收益,以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为充分体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公共性,需要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进行调整,改变目前对于非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政策差异,实行全国统一的管理政策和办法,打破行业壁垒和隶属关系,采用人、财、物的统一管理,统收统支,收支二条线,由政府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部费用,同时要加强监管,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以居民健康指标为主要目标,引导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真正转移到维护居民健康上来,从根本上改变医疗卫生机构进入市场后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失灵现象。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落实首诊负责制和双向转诊制度,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医院之间分工协作、覆盖全面、双向转诊、分级医疗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守门人”制度,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守门人”和医保“守门人”的作用。本文共包括七章。第一章绪论,提出本文的论题,对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回顾。第二章“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用于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的适用性。第三章“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历程与现状”,阐述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现状。第四章“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问题分析”,从观念认识、管理制度、人才队伍、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和双向转诊等重点方面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问题的主要成因是缺乏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充分认识,缺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顶层制度设计,缺乏完整的全科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第五章“案例研究: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对包头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体制机制、“双向转诊”工作、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药品“零差价”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第六章“推进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对策”,从强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制度设计、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双向转诊管理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对策。第七章为结论。

赵华[7]2014年在《论社区教育课程的性质定位》文中认为发展社区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现全民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国家举措,并逐步转变为社会共识以及理论与实践热点。经过近30年的实践,尤其是新世纪示范区、实验区地建设,中国社区教育推广获得了初步成效,同时亦因理念“不成熟”、体制“不完善”而面临深入发展的瓶颈,亟需理清问题、破解困境。课程,直接反映着教育的基本理念,关系着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社区教育课程的性质定位,则直接关系社区教育课程建设所需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所能采纳的策略与途径,乃至关系着社区教育实践推广以及理论研究的完善。论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历程,指出了社区教育课程在中国应当坚守的本土理念,即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取向,扼守“坚守社区、以人为本”的立场,致力“终身教育体系、学习型社会”的目标;通过调查当前上海社区教育的课程建设现状,指出社区教育课程脱胎于整个课程“家庭”,既有传统课程的“基因”,又有在新环境中产生的“突变”。由此指出,社区教育课程既不能凭空产生,而应当尽可能吸纳现代课程理论、成人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的有益经验;也不能照搬传统理念,而必须立足社区、以人为本,采纳遵守结合居民需要与社区实际、统一发展观与学习观、平衡分层分群与多种多样、兼容自主开发与动态生成等相关原则。结合发达国家整合社区教育资源为居民发展服务的经验,论文最终指出我国社区教育课程必须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密切社区、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与学校的合作,以充分发挥社区内公共文化设施的教育功能;在指导理念上要突出“为了学习的设计”,在资源整合中要强调“融通整合的发生”,在设计开发中要坚持“参与式设计”,在呈现形式上要表现为“动态的生成过程”。

雷继明[8]2013年在《家庭、社区与国家:农村多元养老机制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的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必须面对的又一个严峻问题。本文以农村生产社会化与农村养老机制变迁的内在联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各种农村养老保障理论及借鉴国外养老社会保障经验的基础上,找出我国农村社会生产方式与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养老,社会化大生产下的社会社区居家养老和未来的国家养老保障进行论述,并分别对家庭养老、多元养老、居家养老到国家养老的内容和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最后,对未来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趋势进行可行性的展望。全文涵盖六个部分即绪论、主体四章和尾论。绪论部分是对该文的全面展开所做的系统准备。首先从问题的提出与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等方面进行论述,为该论文的研究提供前提;其次,对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研究进行述评,指出当前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指出该问题现有研究的不足,为该论文的展开提供逻辑基础。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以生产社会化与农村养老机制变迁的内在联系为主线分为四章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展开论述。具体为:第二章从家庭功能的承载角度对农村的家庭养老进行阐述。分析指出小农经济为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基础、血缘关系为家庭养老的代际沿袭提供了坚实稳定的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传承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思想保障。第三章在借鉴国外社区养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新型城镇化化发展的现实背景,重点挖掘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以及现有的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适合社会发展的居家养老机制具备哪些要素,政府在居家养老中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等等,并提出完善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第四章通过对日本、瑞典和法国等西方发达福利主义国家养老制度进行考察,来分析我国农村旧农保政策到现行“新农保”政策的变迁过程,重点阐述了国家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应有的功能,最后前瞻性的指出建立福利国家式的保障体系是我国未来农村养老机制的发展方向。第五章以家庭养老的功能随着农村生产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弱化,社会化养老逐渐兴起为突破口,通过对现代社会老人物质精神需求的多样性的分析来表明构建多元化养老模式的必然性,并对其构成内容、运作机制、主体和制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尾论部分在总结全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养老机制的演变进行归纳总结。

翟桂萍[9]2007年在《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建构:上海社区发展的政治学分析》文中指出公共空间作为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的产物,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场域。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基层民主的发展,使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对话平台——社区公共空间日渐呈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转型和社区化发展,使被强国家—弱社会关系下遮蔽的社区不再是政府行政的基层延伸,而逐渐成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成为一个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的现实发展,使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了现实的载体,突现了这一建构的历史性价值和意义。本文以社区公共空间为逻辑起点,立足上海社区的发展,对建构社区公共空间的制度基础、功能发展、主体成长、组织推动、资源整合与多元共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笔者试图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提供一个社区发展演进的新视角,描绘出上海社区公共空间的立体图形。笔者力图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为基础,以基层民主的发展为动力,以社区社会资本的运用为润滑剂,以社区治理为研究的指向,搭建一个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分析工具的社区发展研究的理论架构,显现社区公共空间的历史性价值,探求社区发展的未来取向。社区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状态早已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政府与社会都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使人们重新找寻关于社区的记忆。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开启了影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发展运动。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的发展,使社区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在社会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推动社区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使中国政府以社区服务开启了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新进程。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使中国城市社会打破了原来的一体化体制,城市社区作为一个人们生活的公共空间日益呈现出其多样化的立体面相。街居体制发展的困境使国家必需重新审视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新建构新的管理体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演进,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提供了结构支持和制度空间。伴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各种社会功能的社区化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社区化沉淀,使社区成为国家和社会进行整合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的建构成为这些功能的集中体现。社区发展的这种功能定位使社区公共空间中政府与社会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和调整,以社区服务为媒介,推动了政府与社会以协商和契约为基础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为社区公共空间的未来治理提供了基础。社区公共空间作为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社会公共领域,为社区发展主体的成长提供了载体。无论是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开展,还是以社区居委会选举为代表的基层民主训练,都为社区人由居民向公民的成长提供了路径。而社区民间组织所具有的利益聚合和自治参与功能,为社区成员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组织化的空间。无论是社区人的成长还是社区组织的发育,都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建构提供了活动着的行动主体,而这恰恰是建构社区公共空间的关键要素。而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逐步实现社区资源整合的过程。社区作为一种地域存在,是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型推动各种资源逐渐向社区汇聚,使资源的整合在社区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资源整合、政党主导的资源整合,还是社会主导的资源整合,都促进了社区多元主体的行为互动,促进了社区发展合力的形成。而正是这种整合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多元共治提供了互惠的基础和合作的动力。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建构,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场域,而且重要的是为中国城市公民社会提供了成长的机制和平台,为政府改革和社会自治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多元力量的成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而社区发展的实践为这种成长提供了训练场所。特别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和谐社区的建设更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公共空间的新型合作共治,将推动中国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动力。正是公共空间的建构,推动了政治国家、公民社会与第三域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国家力量的成长和现代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推动力。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为社区发展研究提供了从三元视角(国家—公共空间—社会)而不是二元(国家—社会)视角认识社区的维度,这也正是以公共空间为逻辑起点对上海社区发展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意义所在。

任敏[10]2016年在《福利供给多元化视角下的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和养老负担的进一步加剧,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与社会各界始终关注着老年服务事业的发展与建设。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我们“迫切须要加速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效满足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作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步,社区养老服务由于其符合老年人传统养老意愿又能融合社会多方力量的优势成为了近几年政府老年服务事业建设的工作重点,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上海是全国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城市,新生儿比例逐年下降、人口紧缩使得老年抚养动力遭遇巨大危机,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已被视为上海各区县应对自身老龄化问题的最有效路径。社区养老服务不仅对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分散养老责任意义重大,对于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实现多元化社会化养老也十分关键。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具有“国家福利”性质的准公共物品,它保障着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安定和社会整体的和谐。研究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问题,有利于推动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更科学的养老服务,有利于改善现有的服务供给模式、实现公平与高效的发展,最终有利于提升和保证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本论文以社区养老服务质量为研究对象,从福利供给多元化的视角出发,首先在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社区养老服务、老年人满意度等相关概念,阐述研究所依赖的福利供给多元化理论、顾客导向理论以及社会角色理论的具体内容;之后,基于上海老龄研究中心与上海市统计年鉴的报告,从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进程、人口老龄化态势、服务机构发展情况、以及服务种类等方面分析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运行的现实状况,并探寻目前社区养老服务在供给方面有哪些问题;接着,采取问卷调研的形式,对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现状进行实证调研,收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影响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为研究重点,运用SPSS 20统计软件进行严谨的数据分析,采取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法对各个因素进行归类与排序;最后,结合统计分析的结果,按各因素影响程度的不同为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并回归到福利供给多元化的视角,瞻望社区养老服务事业未来发展所倾向的趋势。社区养老是实现“社会化养老”重要的一步,本研究紧密配合我国“十八大”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的背景要求,旨在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功能效用,完善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体系,使现代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参考文献:

[1]. 从权威控制到体制吸纳: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研究[D]. 李凤琴. 南京大学. 2012

[2]. 浅论社区服务发展的基本模式[J]. 孔令友, 董青. 南京社会科学. 1999

[3].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递送机制研究[D]. 朱浩. 浙江大学. 2015

[4]. 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研究[D]. 林远卓. 南京大学. 2014

[5]. 完善上海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D]. 孙中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0

[6]. 中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研究[D]. 王凌峰. 东北大学. 2014

[7]. 论社区教育课程的性质定位[D]. 赵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8]. 家庭、社区与国家:农村多元养老机制的构建[D]. 雷继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公共空间的历史性建构:上海社区发展的政治学分析[D]. 翟桂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10]. 福利供给多元化视角下的上海市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研究[D]. 任敏.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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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区服务发展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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