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然与悖理——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兼及一个时代文学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悬崖论文,特征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邓友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五十年代末出现的一批爱情题材的作品，可谓是十七年文学发展中的可贵收获。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较为深刻地昭示了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浸透着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在那个充满着对伟大革命胜利的无限胜誉感，对新中国无限热恋、对未来光明前途狂热幻想的年代里，文学负载着沉重的时代责任，具有着更多的教育认识作用。对生活的正面歌赞和对阴暗面的无情鞭挞成为文学创作的两个侧重内容。然而由于受到狂热激进社会浪潮的冲击，左倾社会思潮开始在文学创作中表露出来，创作的浮脱、游离开始显示出那个岁月及其之后近二十年文学创作的弊端。对社会生活现象反映的直接和浅薄，使创作中的理性因质逐渐排斥了作家创作情感的自然抒发。文学创作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生活反映的失真，作品具有太多浪漫幻想色彩；二是对生活反映的直接和浅显使文学作品丧失了深刻性和全面性。这两种倾向的产生和存在都缘因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失调，文学提负了过重的时代重担，其载道的作用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希望。同时，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生亦有其历史的缘源，从抗战文学到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作用，做了简单化的认识，做了一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选择更多地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作用、娱乐作用。虽然一些民间艺术和俗文学同样是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迅速成长起来，并具有较高的娱乐性，但它几乎成为文学适应时代发展所做的宣传工具和手段，成为推进广大民众奋起前进主题单薄划一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如实说是没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的。顺序着这种文学传统的在五十年代末崭露头角的一批年轻作家，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自然地打上了那时代和历史延续的印迹。这其中，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较好地体现出这一现象。
作者在就这篇小说创作的动机和目的《致读者和批评家》一文中说：“有好久了，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通过作品，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基本上得到实现，小说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确实是较为深刻的，从中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但作家创作意图的实现不能成为评判其创作优劣的唯一标准，更何况象邓友梅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思想必然带有某种时代局限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认识与理解有可能做到更全面、深刻。邓友梅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带有时代性的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从作者的创作随记中可以看出，作者创作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同时又是现阶段社会观念的反映，尊从传统美德和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赞颂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思想、行动的出发点，各种社会思潮皆以丧失了理性狂热的人们的非自主意识为社会心理基础。作者本人也很难超越时代的樊篱，其创作思想的偏向性便是一证。传统伦理道德的紧筘和时代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作者自身的爱情观很难达到科学的高度，也很难使其对他所接触到的人们的夫妻道德观念有全面而超然的认识，这便是作品创作思想倾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下面就从分析具体作品来说明：
一、自误的悲剧
本小说的主人翁“技术员”作为一名刚从高等学府毕业进入复杂社会的大学生，不但开始了人生的征途，同时也扬起了爱情的风帆。团支书（后来的妻子）对他的帮助，便他第一次感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她的音容笑貌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团支书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朴实的工作、生活作风，使他“不知怎么一来”“就爱上了她”。但这种爱包蕴着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他的这种以对团支书作为那个时代英雄完整人格的崇拜为基础，同时又杂糅着某些对母性依恋情感的爱是那个时代爱情观的某种时代性反映，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然而，主人翁的这种爱情又在某种程度上压抑着其人性的自然发展，他们结了婚，并且感情愈日剧增。妻子给予丈夫更多的是社会知识、政治思想教育，是变异理性的倾注，而很少感情上的抚慰。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妻子”潜意识性爱表露的描写是尴尬有戒、心有疑虑的，但又表现出一种趋同感，这在当时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多少给当时“无情的文学”带来一片生机，其他作品象《红豆》《达吉和他的父亲》《关连长》《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都表现出创作的某种突破、进取，表现出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张扬。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爱情文学不但从此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在十年文革文学中，居然变得谈爱色变，完全变成了无情无趣的文学样模。象《在崖悬上》中的情爱自然表露的描写情节荡然无存，情爱描写被紧涨的理性所淹没，作品中男女授受不亲，人物没有家庭、没有社会关系，只是变成了政治符号的化身，象江水英等一类人物形象。对此我们除考查其形成的社会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作家本人自审意识的欠缺。缺少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缺少对个人、社会、民族的审视，这正是我们伟大民族所缺少的意识存在。作家主观思想倾向性对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和延续，起着一定的内在决定性。“妻子”这一凝聚着强烈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她自身也并非不想与自己的爱人建立平等、自然、充满感情的夫妻关系，她所处的地位、氛围在那个时代已经约束住了她的天真、导致了其人性单向、片面的发展与稳定，并使其对丈夫的爱恋做出相应的自然回报，而丈夫在压抑之下，与加丽亚艳合，便是人性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可理解的，这是“妻子”的爱情悲剧。记得有位爱情专家曾经说过，狭义上讲，爱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占有，不仅要占有对方的肉体，而且更要占有对方的心。从这种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说妻子并没有占有丈夫的内心世界，她对丈夫的爱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只是不能或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白与泄露。当代哲人赵鑫珊在其《科学、哲学、艺术断想》一书中曾指出：“真正的情爱基础是相互崇拜，崇拜自己身心所欠缺的东西”。“妻子”对小说主人翁的崇拜是真诚的，但那是单方面且未得到对方回敬的盲目崇拜；而主人翁对妻子的崇拜是一时的，带有某种虚幻的理想色彩。她爱丈夫正象丈夫爱着加丽亚，都是一种单相思。从作品的后面可以看出，妻子始终没有放弃对丈夫的爱情追求，去追回那曾闪现出爱情光芒的心灵。当她看到真的要失去丈夫时，痛苦的心情令她难以忍受。在她身上所潜伏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其自身主体中所承受的那种异化了的理性思维限制了她奋力追求的勇气，在爱情危机关头，而显得无能、麻木、委缩。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未曾意识到，而且作者邓友梅亦未能明辨是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一个自误的时代悲剧。那个时代虔诚的信仰，终于导致了不少生活、社会、时代悲剧。
二、“进退维谷”的尴尬
如果说“妻子”代表着新时代传统思想观念和时代精神的异化力量，那么，加丽亚便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新时代、新社会的许多现代因质，代表着一种新生的革命力量和现代进取精神。而在小说中由主人翁将这两种力量联系起来，并引以激化，同时也激化了矛盾着的他自身。来自前后两方的对抗力量在这个不成熟的青年人身上发生着你强我弱、我强你弱的冲突和磨擦，而其本身所带有的不稳定的思想追求和难以摆脱的沉重的思想负担，导致了他心理上起伏不定、自相矛盾，作家邓友梅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写特写，细腻的心理刻画与描写便成为这部小说创作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当主人翁的爱情需求在没有或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时，他就只好承继着妻子的劝慰，压抑自己人性的发展，并将这种压力默化为工作、学习争取先进的推动力，这是人的社会性的有力表现。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认识，主人翁爱情的自然要求受到了扭曲，导致了其婚外恋生活的开始。虽然他并未对加丽亚有一见钟情之感，他对妻子的印象好感并不低于加丽亚，但这是来自内心深处两种不同的感情。他对妻子的爱来自于其心底那种感恩报德这种传统的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集体无意识，而对加丽亚的爱则是来自于其内心那种被压抑、被扭曲异常的变态心理。当他对加丽亚的好感愈来愈强烈时，他已经顾不得世人的闲言陋语而与加丽亚形影不离。传统的道德观念失去了束缚力，他本人开始走自己所要选择的路。即使这样他也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和那种一日夫妻百日恩思想的约束和牵制，然而，加丽亚与“妻子”鲜明的对比，引起了他的自我反思和自审，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妻子”存在的意义。在加丽亚的嘲讽、激逗和吸引下，他终于做了离婚的打算，但在行动上却又表现得相当迟缓、进退维谷，思想矛盾和斗争加剧到难以自拔的境地。“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对加丽亚的感情也越浓。对加丽亚的感情越浓，也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到底那是因，那是果，我已不甚了然了”。这种尴尬的思想状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一种选择，一种力量爆发前的沉寂。其爱情要求上的离异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是一种思想成熟的表白，一种无法克制、无法阻挡的爱情力量的喷薄。即使当领导和同志们（当然还包括他的妻子）对他进行教育以图挽回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减弱对加丽亚的爱恋。虽然他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夫妻生活的路程，但他的爱情风帆却刚刚扬起。他又总是想到妻子的许多可爱之处。他的忍让、怀旧一直成为他爱情追求的障碍。有时，他甚至怨恨出现在他面前打破其平静生活的加丽亚，认为对方害了自己。加丽亚虽然对他一向友好热情，但从未表露出其实并不可能存在的爱心，主人翁对加丽亚的单相思恋却从未终断。追求与逃避，现代意识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冲突在加丽亚邀请他到北海游玩一节中达到了顶点，两种力量的激化也将作品的情感氛转推到至高点。当他向加丽亚表白自己的爱情并为此而与妻子离婚一事时，却遭到了对方果断的回驳。他对加丽亚单向的爱到此彻底崩溃，这种打击使他变得十分异常，痛骂加丽亚是“狠毒的人”。加丽亚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这充分说明了他对加丽亚所代表的新潮流、新风尚、新思想的浅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说明其自身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左倾思潮对他的困和迷误。在这种打击下，他又变成了传统文化的庇护者，对自己与加丽亚的爱情进行诅咒，认为与加丽亚的暖昧关系是“卑鄙”的，而不是什么“诗意”“什么情感”，而不就是“调情”“自我陶醉”么？！以至于将爱情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趣味”。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及时代错误思潮的冲击在主人翁这个时代人物身上终于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酿成了个人生活悲剧和时代悲剧。
同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这种变异爱情的描写，及所表现出的说教、训示及默同于主人翁的思想、情感选择，一方面反映了他创作时的意图和动机本身便带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希图以此拯救，干涉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不合理”现象，表现出“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的强烈的政教色彩；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从中看出，即使在《重放的鲜花》这批优秀、富有强烈生活气息和较高艺术水准的创作中，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思想认识，以至价值观、道德观都无不打上现时代落后或传统因素的印迹，表现出时代文学自身发展、前进的艰难和困苦。
三、可理解的与不理解
作为现代意识和先进力量代表的加丽亚，虽然以出人意料的回答拒绝了主人翁的求爱，她的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是合理的，这是她爱情观的表现，她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是共同理想的拥抱。她与小说主人翁有好感，并建立了友情，但决非爱情。她开放的性格被人们误识为不正派，不可理解，这不是其自身的错误，而是这个时代人们牢固的思想传统在新生事物面前所产生的对抗性的表现。加丽亚的生存对这个时代是一种挑战、一种攻击，是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异己”力量的代表，它本身已经蕴藏着失败的缘由。在她与主人翁的正常交往时，并没有要以第三者身份插足别人家庭的意图。当她的真挚友情被对方误解时，同样伤感不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不得不断绝友情。这也并不象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灵魂是龌龊的，手段是卑鄙的，心肠是毒辣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自私作为人性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面，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分，根本的问题在于自私而为的目的、所产生的根据是以什么利益出现的。小到孩童夺食、大到民族、国家的利益维护，无不带有具有一定立场的自私自利因子。自私有时也是人性得以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基础，是人自尊心理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没有了自私感或以此为基础的自我尊严的维护，人性的充分发展也便无从谈起。只是在社会大家庭和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都须以自我克制自私自利、忍让谦和，以企达到和睦共处的社会公益氛围。丧失自私自利的人，也较容易丧失以此为契机的自我保护意识，继尔丧失自尊、自主、个性甚至主体意识，变为工具式的模板。在加丽亚所处的时代里，在那个灭绝个性和自我奋斗的社会里，自私自立是可贵的，也是危险的。这一艺术形象虽不带有普遍的社会性和广泛的认识价值，但其所包蕴的社会内涵却是丰富而深刻的。作为艺术形象，主人翁的艺术形象比其要丰富、典型、真实得多。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其著名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曾将人物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又说“唯有圆形人物才能在某一段时间内扮演悲剧角色”。由此来看，小说的主人翁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圆形人物形象，他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悲剧性是有目共睹的，而加丽亚与妻子的形象则要单薄得多，甚至可以说“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扁形人物”。（福斯特语）虽然她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但毕竟是不完美的艺术形象。或许可以说是她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作家的创作能动性，文学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关系，在那个时代是以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操持和制约为前提的，文学因而丧失一些文学性，这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时代文学现象和特征，它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充分理由和具有现时代价值和意义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