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几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决定论论文,贫困论文,观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5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0)01-0019-06
卡尔·波普是西方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其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认为:“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本文将对该书的几个重要观点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批评,希望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关于整体主义
波普所认定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不是单个人的集合体,而是由一定的人群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其整体性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的性质的单纯集合。整体“通常指(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b)该事物的某些特殊性质或方面使该事物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堆积’。”(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作者认为,(a)意义上的整体不是任何活动的对象,不论科学的活动或其他活动,因为我们研究一个事物总是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一切描述必定是有选择的。“历史决定论”以整体主义方式研究社会现象,无异于用一种不可能的方式去研究对象,因而具有乌托邦的性质。
作者明确表示,整体主义是他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的最关键性的论点之一,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7.)波普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表述突出地代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马克思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历史的注解”;“序”;2;60;39~40;6.)“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纯粹,充分发展了的和危险的历史决定论。”(注:见:《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辅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390.)。
按照波普对整体主义的理解和规定,马克思主义当属整体主义无疑,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是把人类社会及其现象当作有机整体来看待的,并且以普遍联系的原则为指导,力求寻找这种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在波普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a)意义上使用“整体”的。那么,这一责难是否成立呢?我们看看经典作家是如何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认识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现象与本质既对立又统一。其对立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3.)其统一决定了科学认识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把事物当作整体看待不是要认识事物的一切方面,而是要把握其本质方面。认识对象的一切方面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把握了本质就等于把握了无限。马克思在谈到理论与群众的关系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这说明了人的认识不是要把握对象的一切细节与方面,而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列宁是主张要以整体和系统的观点认识事物的。他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关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3.)这里,列宁已明确表示我们不可能把对象的一切方面、联系和中介都认识清楚。面对研究对象的无限多样、复杂多变的方面、联系和中介,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呢?从认识方法说,我们必须借助人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根本。“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注: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94.)
至此,我们可以说,波普把在(a)意义上对历史决定论的责难放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是不成立的,是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和社会有机体思想在现代系统科学中得到了具体化和深化。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系统论,经过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以及自组织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以及系统与要素、系统与层次、结构与功能等方法,对于揭示社会有机体的本质、结构与功能起到了极其有效的作用,使人们对社会系统的研究由定性研究进到了定量研究,从而达到了对社会系统认识的精确化。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由此推动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发展。这是对社会有机体的一种宏观把握。社会有机体中还有社会技术组织管理结构,即由生产力的技术工艺性质、人们之间的组织管理关系、非政治上层建筑组成的结构。运用现代系统方法就可以对这些结构进行有效研究。所以,对社会系统的研究既要有唯物史观的宏观的定性的把握,又要有系统方法的微观的定量的认识。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社会系统理论,都将社会当作系统看等,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而波普却对持整体观点的历史决定论(包括唯物史观)大张挞伐,看来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二、关于渐进方法
波普认为,渐进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社会建构(social institutions)。不管渐进工程师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这种“渐进的修补”与“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工程”是格格不入的。后者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整体主义者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马克思是一个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他的乌托邦蓝图是属于发展的或“动态的”蓝图,而不是一个被束缚的社会。(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50~58.)由此不难看出,波普是推崇改良、温和的渐进方法而极力贬斥革命、激烈的整体主义方法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对待这两种方法的问题上的态度是辩证的:激烈、革命的方法是在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时常采用的方法。惟其如此,才能使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从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因此,可以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74.)“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74.)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3.)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呈和平进化和相对静止状态时,在革命条件还不具备、基本形势尚未成熟时,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不否认改良和妥协的必要性,不排斥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激烈的革命与温和的改良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都是社会前进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列宁曾经科学地论证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不能设想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用根本摧毁旧事物的革命方式去解决种种任务,有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改良不是倒退,而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注:列宁选集,第4卷.574~581.)否认一切改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而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对待这两种方法的态度比之波普的态度来说是科学而合理的,而波普的态度则带有明显的“一点论”倾向。波普没有看到这两种方法各有其适应范围和条件,极力抬高渐进方法反对革命,这不但说明其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暴露了其学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性。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革命形势也不成熟。“在英国和西欧,目前不存在革命形势,更没有出现以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的可能。”(注:柯华.在马克思墓前.炎黄春秋,1992(2).见:读者,1999(5):9.)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局部调整,加上科技革命,使社会基本矛盾有所缓和,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列宁认为,革命形势成熟的特征是:“(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注:列宁选集,第2卷.620.)而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能够照旧生活下去,作为其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再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指导思想亦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因而,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现在还不具备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研究,以便根据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告别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利用改良的办法,进行合理合法的和平斗争,为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这一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早日到来作准备。(苏联、东欧剧变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反复的过程。)总之,革命和改良都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更应该看到改良的必要性。
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
波普是极力反对社会发展规律之说的,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规律可寻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波普是这么看的:(1)从逻辑上讲,规律是普遍的,是全称命题,而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假设向来不是全称命题,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85.)(2)任何规律,在它被科学认真地认可之前,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对于社会现象,人们只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出现,由于这些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可能对其加以概括而形成普遍规律。(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86.)(3)由于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社会变化中不可能有象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的社会运动规律,只存在某种趋势。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作出科学预测,但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来作出科学的预测。所以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注:卡尔·波普著,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91.)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注:列宁全集,第38卷.161.)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稳定性和重复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就必然重复出现,这也表明了规律的普遍性。从发展观点看,规律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必然趋势和确定的秩序。
波普认为规律是普遍的,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但他以社会事件的个别性来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及其普遍性却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大致有三类:一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包括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上都起作用的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二是只在一切阶级社会中起作用的规律。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划分的规律。三是仅仅为某一社会形态所有的规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前两类规律的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一类规律表面看只是个别的,其实细分析下去仍可以发现其普遍性。因为历史事件虽然是“一”,但历史现象却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必然性,即社会发展规律。(注:杨耕.杨耕集.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264.)这种重复性、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比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普遍必然联系,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这些条件存在,它就必然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重复出现。它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现象,而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际的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发生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加强);国际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等等。这使一国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战前的新特点:(1)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危机的冲击力相对减弱。(2)经济危机的形式由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转变为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3)再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不如过去明显。(4)财政危机和货币信用制度危机构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经常伴侣。(5)各国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强。但是,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的实质——生产的相对过剩,只是使危机的具体表现有所变化而已。当然,由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与表现。对此,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波普看到社会现象的新颖性是正确的,但以这种新颖性来否认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错误的。上面已分析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此处说明它的客观性。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确有差别:前者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的参与。后者离不开主体及其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3.)“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自然规律是预成的,以对象的活动方式而存在,独立于主体及其意识之外;社会规律是现成的,它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随时间推移而展开,离开主体活动就不会有任何社会规律。主体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就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之中进行。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19.)自然规律没有主体的参与,其客观性、必然性、形成与展开是纯粹的,因而人们可以准确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自然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动力学色彩;由于主体活动的目的性、意志性,社会规律不具有纯粹客观必然性,而常常表现为大量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并且正是通过后者来表现其客观必然性。“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93.)所以,我们根据社会规律,只能预见社会发展的大致趋势,而无法精确地预测社会事件的发生,社会规律常常具有统计学特征。看不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就会走向唯心史观;忽视其主体性,就会滑向机械决定论。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因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人的理性和意志的作用就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虽然都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活动,但人们预期的目的是彼此冲突、互相矛盾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3.)这就是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而是受社会生活内部的规律支配的。社会规律是“合力”作用的结果。
社会生活中既然存在着这样的客观规律,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发现它们,正确的途径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注:列宁选集,第1卷.8.)如此一来,我们就回答了波普的责难:社会发展规律因没有重复性而不能受到检验。
规律与趋势虽然不同,但不是毫无关系。无论是规律还是趋势,都必然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而存在。趋势是规律的一种重要表现,是事物在规律支配下向未来的特定阶段进展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依据经验观察归纳出的推测。(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辅导.396.)如前所述,从发展观点看,规律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必然趋势和确定秩序。离开趋势,规律无从表现,从而变成不可捉摸的东西。所以,说“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是没有道理的。
收稿日期:199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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