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诗论文,北朝论文,格调论文,文人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唐代形成了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产生虽在唐代，但其存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就有数量可观的这类作品。在探讨唐代边塞诗派形成的原因时，一般都注重共时性的研究，从大唐帝国的拓边扩土、唐代诗人开阔的视野等方面进行考察，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从历时性方面加以追溯，唐代边塞诗派的出现亦有其深厚的渊源，是前代文化积淀的产物。尤其是北朝民族融合，它对唐代边塞诗派的影响尤为切近。南朝永明体新诗是唐代格律诗的前身，同样，唐代边塞诗的许多基本特征，在北朝边塞诗中已见雏形。北朝文人勇于承受战争风险的素质，北朝边塞诗乐观豪迈的风格，为唐代边塞诗派的出现作了心理上和艺术上的准备。研究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北朝边塞诗的属性，可以找到唐代边塞诗派的历史起点。
一
中国古代自周秦而至汉魏，历代王朝都是建立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创造出的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培育出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性，形成了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情感；同时，毋庸讳言，那个历史阶段的文人也普遍对战争怀有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老子》第31章称：“兵者，不祥之器。”这句话道出了农业社会多数文士的心声，许多作家都表现出远离兵戎的倾向。《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是将门子弟，祖父陆逊、父陆抗都是东吴大将。然而，“机以为，三世为将，道家所忌。”他不愿在西晋王朝继续担任军职，而只想当一名文官。他虽然最终死在后将军、河北大都督任上，但是，担当此职实非陆机本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陆机是西晋著名文人，他的人生指向在该时期具有代表性，多数文士都把军旅视为畏途，不愿置身其间。颜之推是南北朝后期的文人和学者，他虽然由南入北，在北朝生活较长时间，但是，他生于南朝、长于南朝，他的素质是在南朝形成的，其著作反映的是南朝文人的观念。《颜氏家训》专设《戒兵》一节，文中有一段列举颜氏历代武将的遭遇，用以说明投身兵戎的危险性。他为自己祖先有八人成了孔子的升堂弟子而骄傲，也因颜姓世以儒雅为业深感自豪。他告诫子孙，希望后辈弃武文修，发扬光大颜氏儒雅家风，而绝不能沾染世俗流行的习五兵、练骑射的风气。从此可以看出，农业文明导致许多文人片面发展，形成对战争的恐怖心理，他们害怕过军旅生活，也无意到边塞去建功立业。
北朝弥漫的是浓郁的游牧文化风气。从各王朝的统治者来看，北魏的拓拔氏、北周的宇文氏，最初都是在马背上讨生活的鲜卑族成员；至于北齐高氏，则是已经鲜卑化了的汉人。游牧民族英勇善战，具有很高的参战热情。北朝文人生活在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汇的环境中，形成了既不同于汉魏、又有别于南朝文人的心态。他们对战争不再是恐惧，而是把它视为建功立业的机会，积极投身于其间。民族融合使文人对战争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较早实现这种转折的当推北魏崔浩。崔浩是北魏前期文人，官至司徒，明元帝时就参与军国大事。太武帝灭赫连昌、击败柔然、取北凉，他都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浩在和太武帝拓拔焘对话时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魏书》本传）崔浩积极参与北魏发动的多次战争，他羡慕在边塞建立功勋的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而对读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他们不像南朝文人那样害怕战争，而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看待它，并对投身这项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崔氏是北方望族，崔浩之父崔宏是著名书法家，早年还进行过诗歌创作，崔氏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同是生于儒雅世家，在南朝长大的颜之推告诫子孙远离兵戎，北土的崔浩却把边塞立功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崔浩生于文士之家，他对战争的态度尚且如此乐观，那些出身将门、或受游牧文化熏陶很深的北朝文人，他们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参与意识也更为自觉。李琰之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早有盛名，人号神童，经史百家无所不览。他在学问上以既精且博自许，又自夸文章做得好，是北魏后期文人。“琰之虽以儒术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及至州后，大好射猎，以示威武。”（《魏书》本传）陆机虽是将门后代而力辞军职，认为三世为将不祥；李琰之则不同，他尽管主要担任文职，却要发扬将门传统，寻找机会练兵习武。陆机和李琰之的差异，反映了西晋和北朝文人对战争的不同心态。北朝有一大批崔浩、李琰之那样的文人，他们不把战争看作令人恐惧的对象，而在很大程度上视为一件乐事，其中高昂尤为典型。高昂，字敖曹，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北齐书·高昂传》对他青少年时代有如下记载：“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将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高昂后来成了北齐名将，又有边塞诗传世。他公开表示重武轻文，把马背上的功夫看得比读书诵经更重要、也更现实。他丝毫不在乎兵戎的危险，相信自己具有驾驭战争风云的能力。
初唐继承北朝遗风，依然崇尚武功。陈子昂在《唐故朝散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铭》中写道：“龙朔中，天子将观兵于东夷，以复先帝之业。……于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龙朔（661—663）是唐高宗年号，北朝形成的尚武风气此时犹存，并且一直延续到盛唐。由此而来，那个时代文人对战争的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许多人投笔从戎，有过边塞生活的经历。陈子昂曾经从军东北，创作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他还有《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其中写道：“少府叔凤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陈少府是子昂的族叔，他很有文才，却屈居下位。他羡慕班超那样在边塞立功的英雄，毅然加入军旅行列。高适是唐朝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辞去封丘县尉职务之后，充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府》云：“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王维的叙述表明，高适平时就向往边塞的军旅生活，并对兵法战术有专门的研究。赴边从军是另择职业，这更合乎他的天性禀赋。高适是沧州渤海（今河北南皮）人，渤海高氏在北朝时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以勇敢善战著称。高适作为这个渤海望族的成员，继承了祖宗传统，依然保留着尚武遗风。王维还有《送赵都督赴代州得平字》一诗，后四句如下：“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这首诗赞扬前往边关赴任的赵都督，同时也是诗人的自我表白。王维蔑视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认为他们无法和在边塞立功的英雄相比。王维本人曾经奉使出塞，创作了一些优秀的边塞诗。大批文人投笔从戎，供职幕府，是唐代边塞诗派得以出现的前提。众多文人从军的机遇是大唐帝国提供的，但是，文人普遍对战争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积极参与的乐观态度，最初却是在北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来的。经过几代人的积淀，在唐代成为文人群体较为稳定的素质，为唐代边塞诗派的出现作了心理上的准备。
二
自秦汉而至魏晋，文人大多对战争怀有程度不同的恐惧心理。与此相应，那个时期的边塞诗往往带有明显的感伤情调，有时甚至悲凄苍凉，催人泪下。到了北朝文人那里，边塞诗变得激昂高亢，乐观豪迈，一改先前格调。和秦汉魏晋时期的同类作品相比，北朝边塞诗主要在两个方面实现了超越。
农业经济养成了人们安土重迁的心理，因此，人们一旦离开故土，奔赴边塞，就难免产生强烈的思乡之情，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早日返回家园。由于征人心系故土，所以，他们有时对开赴边塞的行动不够理解，甚至产生怨愤。汉乐府民歌有《东光》一诗，全文如下“东光平，仓梧何不平？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仓梧，即苍梧，指南越之地。这首诗作于汉武帝征伐南越期间，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出征人员有的来自东光（今属河北），他们不愿离开家乡，唱出了这首忧怨感伤的歌。曹操是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梗慨多气，边塞诗也不乏乡关之思。《却东西门行》描写征夫远离家乡的不幸遭遇，诗的主人公以流离失所的飞蓬自喻。并且吟叹：“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诗的主人公一再抒发思乡之情，他虽然身在边塞，却心系故土。曹操是武功卓著的军事家，他的边塞诗尚有如此强烈的乡恋之情，其他人的这类作品更是可想而知。秦汉魏晋的边塞诗离不开乡关之思，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的特征。
北朝边塞诗流传下来的不多，但都写得激昂豪迈，很少流露乡思之情。北朝边塞诗的主人公不是频频回首，心系家园，而是义无反顾地奔赴边塞。他们在征战过程中主要不是思虑何时返乡，而是关注怎样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边塞建功立业。当然，北朝文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边塞难免会有离乡背井的种种感触，但是，他们主要不是宣泄思乡之情，而是努力把它化解。薛道衡的《渡北河诗》结尾写道：“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作者也有乡关之思，诗人对此并不隐晦。同时，他又努力消除边塞对自己的疏远感，用英雄气概来融释乡愁。卢思道的《从军行》也有“蓟门迢递三千里”，“塞外征人殊未还”，流露出对家乡的怀念，但这类句子在北朝边塞诗中极其罕见，没有代表性。由于北朝边塞诗能够超脱乡关之思，这就使它具有叱咤风云的气概，而见不到往复低回的吟叹。
战争是严峻的、残酷的，秦汉魏晋的边塞诗对此大肆渲染，表现出对战争的恐惧感。汉乐府民歌有《战城南》一诗。其中提到定河南、梁河北的历史事实，反映的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一次战争。首先展示的是激战之后目不忍睹的惨象：阵亡者尸体横陈，乌鸦任意啄食。“枭骑战斗死，驽马徊徘鸣。”一派死寂气氛，没有丝毫生机。在表现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堪称古代诗歌的代表作。战争又是艰难的困苦的，秦汉魏晋边塞诗对此也作了艺术的再现。曹操的《苦寒行》、陆机的《从军行》等作品，都是极力突出边塞恶劣的自然环境、匮乏的物质条件、紧张的军旅生活。这些诗篇尽管没有出现流血牺牲的场面，但是，那种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的生活，以及在严寒酷暑中经受煎熬的情景，也着实令人难以忍受。北朝边塞诗对战争的残酷、艰辛没有回避，但主要不是表现边塞生活的危险和困苦，而是写置身其间的乐趣。祖珽《从北征诗》如下：“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干。祁山敛敛雾，瀚海息波澜。戍亭秋雨急，关门朔气寒。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诗中也写了边秋的凉雨、北方的寒气，但和出征将士的威武气势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作者耳闻目睹了载歌载舞、凯旋而归的场面，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
当然，北朝边塞诗在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的同时，也保留了游牧文化某些野蛮的因素，高昂的《征行诗》即是其例：“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诗中所写的边塞生活不但没给作者头来任何痛苦，反而使他获得人生的莫大满足。在征行过程中他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还能天天狩猎，夜夜有不同的女子陪宿。边塞生活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由掠夺而来，掠夺财富，掠夺人口，用以满足自己粗俗的欲望。这种追求固然是低层次的，但它成为对战争残酷性、艰苦性的补偿。北朝边塞诗的乐观情调，在一定意义上有赖于游牧文化及其遗留的原始风尚。
三
边塞诗由秦汉魏晋的慷慨悲壮，一变而为北朝的豪迈乐观，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转折。北朝边塞诗出现的此种新气象，在南朝同样可以见到。南朝文人借用乐府古题也写了许多边塞诗，大多激昂高亢，和北朝边塞诗在格调上区别不大。但是，如果把二者仔细地加以对照，仍可看出南北朝边塞诗实际上存在的差异。
南朝文人利用乐府古题所写的边塞诗绝大多数都很有气势，但其中又往往夹杂儿女之情，边塞英雄经常和深闺妻妾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情思。梁简文帝萧纲的《从军行》是典型的边塞诗，结尾是这样几句：“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小妇赵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郑声。庭前柳絮飞已合，必应红妆起见迎。”诗中的边塞英雄在凯旋而归之际，首先想到的是红妆妾婢如何欢迎自己，闺中美女是他主要思念的对象。褚翔、萧纲都有《雁门太守行》，二诗都以边塞军旅生活为题材，又有极其相似的句子。褚诗云：“寄语闺中妾，勿怨寒床虚。”“闺中妾”，萧纲诗作“金闺妾”，其余与所引褚诗完全相同。庾肩吾的《陇西行》也写道：“寄语幽闺妾，罗袖勿空萦。”诗的用语大同小异，都是写边塞将士对妻妾的思念牵挂。萧纲、庾肩吾都是宫体诗人，他们往往用宫体诗的笔法创作边塞诗，写边地生活离不开征人恋闺妇，写胜利归来则是英雄美女得团圆。南朝的边塞诗英雄气长，儿女情亦长；有风气云，亦有闺阁气。北朝的边塞诗则不同，虽然某些作品对亲情也作了表现，如《木兰辞》一诗，但是，诗中见不到南朝边塞诗常见的英雄忆美人的范式，而是专写英雄气，罕表儿女情。和南朝同类作品相比，北朝边塞诗显得更加刚健笃实，粗犷豪迈。
任何战争都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但是，激发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动力是什么，却是因人而异，南北朝边塞诗在这方面也有差别。南朝边塞诗的主人公，他们之所以不怕牺牲，勇于献身，主要有三根精神支柱：一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图荣华富贵。投身边塞为的是报答知遇之恩，报答的对象主要是天子明主，南朝边塞诗对此反复加以申明。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云：“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吴均的《入关》云：“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这两首诗都是明确告诉人们，诗中主人公是为报答君主的恩情而甘愿赴汤蹈火，天子的青睐激发起他们的献身精神。投身边塞为的是建功立业，南朝边塞诗对此亦有明确的表白。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吴均《从军行》：“男儿亦可怜，立功在北边。”。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把在边塞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愿意在疆场上大显身手。投身边塞为的是荣华富贵，南朝边塞诗对此也毫不隐晦。鲍照《建除诗》：“收功在一时，历世荷余光。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建功边塞可以封妻荫子，高官厚禄，这是诗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昔为北方将，今为南面孤。邦君行负弩，县令且前驱。”诗中的边地少年因战功显赫而得到优厚的待遇，出人头地，高居于郡守县令之上。他的经历是一幅功成名遂的人生画面，作者对此赞赏不已。南朝边塞诗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同时又宣扬受君臣之义统辖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并且和现实功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南朝有些边塞诗也写得比较超脱，没有直接和名利挂钩，如萧纲、戴暠的《度关山》等作品。但是，这类胸怀旷达，思想单纯的边塞诗在南朝并不多见，大部分边塞诗都和得失利害搅在一起，虽有威武雄壮的气势，但未能摆脱君权和物欲的羁绊。
北朝边塞诗具有粗犷豪迈的风格，诗的主人公也质朴单纯，他们奔赴边塞时热情激荡，没有太多的考虑，也不存在名利方面的期待。即以著名的《木兰辞》为例，木兰因父老弟幼，于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经历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之后，立功不期赏，而是返回家园继续过平民生活，木兰淡于荣利，也不存在青史留名之类的想法。至于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的也不是报答君主的恩情，她的君臣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再看裴让之的《北征诗》：“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驶，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作者随师北征，亲身体验了边塞的军旅生活，对出征官兵的心态也有准确的把握。将士们是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开赴边塞，他们要利用这个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敢精神和武艺才能，投身边塞是合乎他们尚武天性的选择。王胄的《白马篇》对于边塞将士的志向表达得更加清楚：“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不羡山河赏，谁希竹素传。”这位壮士之所以在边塞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为的是表现自己的勇敢，能够建功立业。他不期待裂土封侯那样的赏赐，也不稀罕青史留名。对于个人名利他无所预虑，甘愿无条件在边塞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果单就在边诗建功立业的志向而言，南朝和北朝的边塞诗并无本质区别，而是具有共性。但是和南朝边塞诗相比，北朝同类作品主角所受名缰利索的束缚较少，他们从军边塞，置身锋刃之间，很大程度上是任性使气，出于习俗。他们没有更多的个人考虑，甚至连报答君恩的观念也很淡漠，给人一种豁达超脱之感。
北朝边塞诗英雄气长而儿女情寡，它所表现的是贾勇建功而淡于名利的特殊品格。这一方面是游牧文化对农业文明的改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原始风尚的遗留。北朝边塞诗和南朝同类作品虽形似而神异，体现出民族融合在文学创作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边塞诗的格调由秦汉魏晋的慷慨悲壮发展到北朝的激昂豪迈，是一个历史的飞跃。然而，这种飞跃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以复古的方式实现的。北方游牧文化的原始遗风，为北朝边塞诗注入了乐观刚健之气，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成为北方将士尚武天性的艺术显现。
盛唐边塞诗的底蕴是丰富的，风格也不尽相同。高适、岑参的作品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其基本特征是表现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如果追溯盛唐边塞诗上述基本特征的由来，首先就要涉及到北朝，它们在北朝边塞诗中已经具备雏形。当然，盛唐边塞诗又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产物，其中也有南朝边塞诗的历史积淀，然而，融入盛唐边塞诗的南朝文化因子，和北朝边塞诗为它提供的营养是迥然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