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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30年。因为曾有“现代文学30年”，“30年”在文学史研究中就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数字。
今天我们所称的新时期文学的30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计算，而是一个概数。若以作品为标志，《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份，迄今已经超过30年。比起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文学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面。与新时期文学起始的界定相关的时间还有，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1979年10月。几个标志性的时间或前或后，横跨3年。不过，文学史叙事的时间坐标可以采用不同定位方法，不再定于一端，那么，同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一道来纪念新时期文学30年，也在情理之中。
在文学史的现代发展进程中，新时期文学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发展阶段，既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又表现为特有的开放性。它同“文革”期间的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建国前的现代文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社会语境的不同，使得它与以往新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有所区别：社会主义的语境使它区别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又使它区别于“文革”十年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从而被赋予了改革、发展和开放的鲜明时代特色。可是，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也引发出了文学史思考中的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确认新时期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其他几个阶段的联系。经历文革浩劫的文学绝处逢生，是在文学史的断裂之处产生的，人们更多地看到其与五四文学之间的遥相呼应，而容易忽略与其他阶段之间的联系，因而也就难以认知20世纪文学的历史整体性面目。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性特点，既表现为对于向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开放，也体现为新时期文学自身的开放性。开放性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特征，其现代性观念和文学性叙事都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人们曾经试图为新时期文学设计封闭性的时限，并且有一种意见赢得了多数人的认同：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来临之时应当寿终正寝了，不妨以“新世纪文学”来替代“新时期文学”的称谓。尽管这种意见看似名正言顺，然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对此却没有言听计从。新时期文学依然故我，越过了新世纪的门槛，一直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性的生命力确乎出人意料。
作为文学史的撰写，同样耐人寻味。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的经历，时间长度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相当。与现代文学相比它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作为文学史的新时期发展阶段的认知和研究基本上是同步的，而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则经历了一段沉积的时间。基于此，我在为2001年6月《新时期文学》出版写的“后记”的开头便写道：“这是受教育部师范司委托编写的一部全国通用教材。由名称便不难看出这部教材的特点。‘新时期文学’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意味着一个新的教学领域的开拓和一个新课程的命名，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前沿性的意义。”[1](P329)
作为文学史建构的“新时期文学”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状态之中生成文学史教材，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其间，既有社会发展的生成原因，也有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生成因素。教育部师范司于20世纪末叶组织编写《新时期文学》这部文学史教材，体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课程设置的鲜明态度；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姿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显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五四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文学史”的出现相隔半个多世纪(作为五四文学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朱德发先生的《五四文学初探》出版于1982年7月)[2]。时间相隔首先是时代造成的。因为当时是倡扬“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狂飙突进风云激荡的时代氛围，没有给崭新的五四文学留出足够的整体性学理思考的空间，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再往下是战争的硝烟以及“左”的政治桎梏，只有等到“文革”结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五四文学史”的出现才获得了时代的空间。朱德发先生在《中国五四文学史》的“后记”里写过这样的话：“拙作《五四文学初探》于1982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老前辈和同行者的催促和鼓励下，结合‘五四文学研究’选修课，我便开始了《中国五四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虽然中间经过短暂的迷惘，但很快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清醒过来，振作起来，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完了初稿。”这是作者在时代条件、学术积淀和个人创新等方面为五四文学史这一开拓性工作所作的总结，也可以解读为对于五四文学史何以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完成的历史原因的揭示。接下来作者更强调了时代的因素：“历史的曲折孕育着发展的种子。这些年来，党和人民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自由思维的空间，学术空气显得异常活跃，不仅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3](P671)相比而言，新时期尽管也是风起云涌，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思想文化冲突，可是，它是结束“文革”时代的拨乱反正，一开始便把“中与西，古与今”的思辨注入到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一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是把思想解放与反思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中贯穿着一条发展的线索，准确地说，是在发展中反思，在反思中发展。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提供的经验表明，文学史的整合不仅需要文学自身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历史发展中时代环境和文化的充分条件。
新时期文学研究以处于发展状态中的新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彰显着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边跟踪边整合，边梳理边综合，不失时机地确认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模式，又持续地动态地拓展和延伸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疆域。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在三个基点构建的文学史基础上生成的。这三个基点是：“人”的总主题的贯穿，文学性体认的去蔽，整体性模式的架构。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文学往往会先于哲学，先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获得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时代的话语权，从而成为时代的先声。文学创作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相关联，文学史意识的生成也不能够脱离特定的时代语境。时代造就文学，文学又反过来推动时代前行。现在回想《班主任》的问世，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慨，甚至还会有相去甚远的评价，可是无论存在多么大的差异，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这篇作品对于“人”的主题的标举。正是从文学主题的意义上，《班主任》堪称新时期文学发端的标志性作品。启蒙是新时期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这种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人”的文学主题上。无论文学拔地而起造成轰动效应的1980年代，还是渐次走向边缘的世纪末，“人”的主题贯穿其中；尽管艺术形态不断发生变异，但是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始终未变。把《班主任》中的谢慧敏、石红、宋宝琦这样的人物形象与“70后”作家笔下的校园众生相放到一起，阅读起来颇似穿越时间隧道，感受殊异。可是，在对这种巨大差异感慨系之的同时，无可否认，两代作家的文学叙事都是围绕“人”的主题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人”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文学史意识的动力源，触发和推进文学史意识的萌动和兴起，并形诸于文学史建构的学术实践。
如果说“人”的总主题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中心线索，成为建构文学史的一条经线的话，那么，文学的本体意识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学性叙事，则是建构新时期文学史的一条纬线。对于文学性的话题，一直争论不休。在这里，姑且将与此相关的概念之争悬置起来，不难发现文学性在文学史建构中的实际功能。首先，这种功能显现于个案的示范性之中。汪曾祺《受戒》的发表，引发“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慨叹，旋即被文学评论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文学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趋势。其次，“向内转”的文学思潮产生普遍性影响，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史意识的本体思考。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宣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示出一种自主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4]作者惊异于“向内转”这样的纯文学的问题，面对意识形态强势惯性，竟然掀起轩然大波。其实，“向内转”这种文学的内部要求恰恰是发自对于意识形态束缚的反拨。文学与长期君临其上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在“向内转”这里寻到了突破口。至于鲁文所强调的“自主自发”，倒不尽然。显而易见，“向内转”是借助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才得以发生。对于在内力和外力的交并作用之下形成的“纯文学”的取向，我们现在可以更从容地审视了，一方面，“向内转”标示着文学性体认的去蔽，启发了文学本体意识的自觉，确立了新时期文学史建构中文学本体研究的另一条轨道，这是继《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从文学外部为文学艺术“正名”之后转向文学为自己“正名”的自觉要求[5]；与此同时，在当时确曾存在着将“纯文学”绝对化和推向极端的倾向。长期以来，文学思潮的此消彼长，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下发生，长此以往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尽管文学的“纯文学”是发自文学自身的要求，但是，仍然难于摆脱既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非此即彼”为单一模式，一旦“纯文学”的理念被确认，立即被推崇为替代原有的所有文学理念、统领文学覆盖一切的文学中的唯一真理。当“纯文学”变得至高无上而且成为具有排斥性的概念，它自身也已经异化被严重扭曲了。当然，不可以因此就抹煞“纯文学”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性诉求，因为“纯文学”的诉求不仅为文本细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且为文学本体开拓了文学史思路，确立了文学史上文学的本体地位，进而促成了文学史建构模式的拓展，为以往研究中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比如，“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框架中，答案只能是“‘写什么’是第一位的”，从而导致“题材决定论”；如今，在文学审美获得独立性的地位之后，不仅可以确认“写什么”和“怎样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可以进而强调“怎样写”的超越性价值，然而，这种超越也仅仅被限定在与“写什么”相对而言的层面。正如刘纳引用洪子诚的话所确认的，其实“在那特定的年代，依仗行政力量竟可以给作家规定‘写什么’和‘怎样写’”。于是，刘纳提出了“写得怎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立论虽则是“重读《创业史》并以此为例”，可是其立足点却是针对“80年代后期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讨论”的，也就是基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思考所提出的问题。[6]如果说“人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在意识形态层面争取话语权力的话，那么，“写得怎样”就是直接地确立“文学回归”的话语权力。这是因为，“写得怎样”的问题的提出，区别于非文学话语体系，发自文学自身。也就是说，除了文学，“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都规定不了‘写得怎样’”[6]。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对新时期文学史建构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揭示了新的视角，开启了新的维度，而以文学性话语体系的本体形态介入新时期文学史建构，恰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从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史的不可或缺的支撑。
新时期文学史的建构还获得了学科建设资源的支持。新时期文学治“史”，不是孤立生成的，有20世纪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话语背景。首先，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就，拓展了文学史知识疆域，实现了文学史观念的突破，以“人的回归”和“文学的回归”为突破口，变革了封闭式的文学史模式，这样，就为新时期文学治史提供了开放性的文学史理念和丰沛的知识借鉴。不妨说，新时期文学史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后续性成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像对鲁迅所进行的个案研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30年”，“20世纪文学”，还是“新文学整体观”，这些现代文学的重大课题，尤其是整体性研究课题的突破性成果，是在新时期获得的。也就是说，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更是五四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史研究的巡礼，是为新时期文学史奠基。其次，由对沈从文等作家的重新评价所带动的现代文学史重读的思潮，使新时期文学史研究获得文学史反思的启迪，注入了批判性思维的机制。边缘性作家的重新评价，港台地区等华文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不仅是文学史的补充，而且是新的领域的开拓，是文学史观念的整合、嬗变和提升。“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对于文学史的思考还是存在严重束缚，市场化和商业化对于立足未稳的文学本体地位形成很大冲击，在这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下，新时期文学史的思考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中获取批判性思想力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具有思辨特色的文学史规范。另外，整体性文学史观是新时期文学治史的理论基础。新时期文学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自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20世纪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怎样理解20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是关键性的问题。钱理群等的“20世纪文学”和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是文学史观的理论飞跃。整体性是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前提，也是其理论基础。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分隔，只有在整体性统摄下，才能沿着现代性的曲折流程实现贯通，进而才能为新时期文学确定适当的文学史定位。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定位曾经是给人们带来深度困惑的问题。新时期文学崛起于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语境，是在对十年“文革”文学的颠覆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的。它的主要性质和特征(诸如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文化性质和文学性的本体特征等)与“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显然格格不入。似乎它只能认同五四文学，只与五四文学之间存在着文学主题、文学话语和文学精神的联系。这样的勾勒，就成为一个世纪的新文学两头相连中间断裂的残缺模型。这种局限性的思维，显然有违于文学发展的实际。有了整体性文学观的思想启示，才能超越这种思维局限，才会有现代性的理性选择，在文学史叙事中整体性地打通，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各个阶段之间搭起联系的桥梁，在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中为新时期文学确定恰如其分的定位。于是，原本困惑的问题得以破解。另外，正是凭借整体性理论，可以把五四文学经验和革命文学经验的总结与外国文学的经验的借鉴更好地进行整合，正是这三种经验的理论形态的整合构成新时期文学史的理论基础。
革命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三大资源，理所当然也应当是新时期文学史的文化资源。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能够治史，乃有赖于这三大资源作为文化基础。可是，由于在文化结构内部这三种构成因素的不平衡，也造成了新时期文学治史思考的焦虑。
在新时期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中，革命文化曾经遭到质疑。历经十年的大灾难，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意识形态的清理和重建需要过程。新时期文学正是伴随这个过程兴起的，而且参与了这个过程，只不过参与的姿态是对于政治的诘问和批判；待到政治在改革开放中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一声“纯文学”的召唤却让文学的触角缩回到象牙塔中去。革命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占有支配地位，因为历史的曲折性，也确曾造成许多麻烦。可是，不能因为对于历史进行反思的需要就将革命文化与现代性对立起来，革命文化体现着现代性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历史的教训需要长期地深入地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本身也是对于现代性的探询。可以肯定地说，革命文化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资源。这样说，在文学创作领域容易理解，在文学研究领域或多或少存在着理解的障碍。在红色经典、乡土中国叙事，还有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的别具风采的文学话语中，都不难发现革命文化资源的升华。我们正在从事的对于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反思和整合，当然也离不开革命文化资源。把革命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学历史建构的资源，并不意味着对其全面认同。这不会是绝对化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作为现代性的思想材料，对其展开现代性的考量。重要的，既是建构和超越，也是反思和批判。
新时期文学一直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行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显而易见。西方文论和创作模式大行其道，强势运行，作为文学现代性发展态势，理所当然应予以充分理解和肯定，但是，对于西方文化资源的需求一旦陷入盲目性，就会造成资源结构严重倾斜，危及新时期文学整体性建构。相比之下，传统文化却被忽视，被看作无足轻重，甚或被当作过时的守旧的符号，即使间或对其青睐，也大都限于技术层面甚至是为了猎奇。在传统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开掘拓展方面，对比港台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界研究界，内地的作家和学者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
这种三者之间比例失调造成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大大削弱和有损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资源结构。
文化资源的失调和倾斜，还造成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错位思考。因为封闭日久，我们的文学像是患了贫血症。所以，国门打开，面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方法潮水般涌入，新时期文学迅即出现持续高涨的西方文论热、方法热。从文学现象发生的样态来看，“伤痕文学”以降，新时期文学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文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几个世纪的路径走了一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种种旗号之下名目繁多的手法，“各领风骚三五天”，成为新时期文学绝无仅有的独特景观。首先，应当肯定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改革开放时代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然，可是，设若由此而把西方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途径作为研究新时期文学的路线图，就会造成思考的错位。
一是西方文学有自己生成的过程，将其理论和方法移植到我们这里来，必然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这种本土化，不仅指理念和方法的借鉴要实现本土化，更是指将其融入我们民族心理结构之中。现在的文学史思考的情形，往往忽略本土化，直接拿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矢”，来射我国现当代文学之“的”。尽管不能否认箭是好箭，无的放矢的结果，只能使文学史思考偏离本体。
二是西方文学现代性，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数百年的持续发展，历史地形成了有序可循的时间链条，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的每个段落又都是相对完整的，具备生成发育和完成的过程，新时期文学的引进则像是闸门打开之后的大水漫灌。首先，功利化。用到什么就拿来什么，化整为零，西方文化的整部机器被拆成一个个部件拿来使用。这样做在技术层面速效，阐释话语层面显效，可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性资源融合上却收效甚微。越是满足于部件引进的有效，越是容易忽略整体性文化资源的融合。其次，叠加式空间化。新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功的转型托起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全球化市场经济模式发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采取超常规跨越方式，实现了西方用数百年才得以完成的现代化转型。然而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二三十年等于几百年”，因为，经济的特别是文化的转型和发展的历史模式存在差异。西方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我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而没有亦步亦趋、按部就班地沿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路线图。这种差异是不容忽略的。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我们的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各种要素和各个环节颇为相似，可是，历史模式和逻辑关系却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呈现的是时间化的历史模式，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批判否定超越的逻辑关系，也存在传承延续深化的历史关联。我们的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呈现的是叠加式空间化的历史模式，既有西方现代文学构成的诸种要素和环节及其逻辑关系存在其中，更有多样混合和多元共存空间化模式的特征和叠加式的特点，各种要素各个环节之间往往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现实主义的发展仍然显得很不充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前还在现实主义横遭极左政治压抑几近窒息状态之时，现代主义思潮却已经在冰封的“文革”时代破土而出。诚然，现代性所昭示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同时，西方现代性也足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参照体系，但是西方现代性却不可能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如果在新时期文学30年的发展道路上照搬西方现代文学几百年时间化发展的路线图，按图索骥画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路径，将会是南辕北辙。如果沿用进化论习惯的思维方式，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不仅有违新时期文学的实际，而且会失却新时期文学特有的丰富历史内涵和鲜活的文学样态。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将其与新时期文学截然分开，用进化论的和单向度的方法进行观照，这种本质主义的绝对化思维方式就会有伤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思考。再次，文学观念嬗变的未完成时。所谓“未完成时”，我是从时态上提出问题的。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其一，文学观念的变革在1980年代中期是与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同步发生的，针对十年动乱的倒行逆施，解放思想进行拨乱反正。这种“第二次革命”的姿态必然影响新时期文学，换言之，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直接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当然也反过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观念的变革就等同于社会观念的变革。在现代社会，文学应当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文学现代性既与社会现代性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同时又存在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文学的变革不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旧更迭”。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时间的淘汰。文学观念嬗变是文学现代性的体现，体现着历史对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不可能“唯新是从”。其二，文学观念的嬗变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文学史意识的“断裂”。新时期文学接连不断地发生着文学观念的嬗变，“总把新桃换旧符”。如果把这种现象解读为新旧划分就未免简单化了。比如，新写实小说是对于先锋小说的反拨，就小说叙事的大众化而言，“反拨”的说法确实有道理。可是，在它的内里，抹除理想光圈而选择悖离传统的文化态度，又是与先锋小说一脉相承的。文学现代性既是激进的反思的批判的，又是温和的传承的甚至是怀旧的。它激发文学形态不断发生新变，同时又不断弥合文学的更迭所产生的裂隙，从而融入文学整体性的建构。
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30个年头，我们有条件用反思的态度来梳理文学史的思路了，反思文学本体发展的路径，同时反思文学研究的思路。首先，坚持把新时期文学本体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思路，不可否认，把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作为框架，用新时期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作为例证，已经成为流行的研究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成果在学理上具有合理性，在研究实践中也确实有效。惟其如此，以现成的西方模式取代具体分析和独立性思考，越俎代庖就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无所不在，可是，新时期文学毕竟是完整的自主发展的形态，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是混成式的叠加的多元共生。我们的研究应当立足新时期文学，建立适合新时期文学的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来自西方的文学经验一经在我们这里落地，就被赋予中国文化的特质和新时期文学的特征。因此，西方文学经验只能是借鉴和参照，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存在和动态变异始终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其次，将新时期文学置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性语境之中，以现代性为纽带，整合三个资源。新时期文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单单是五四文学跨时空的衍生物。新时期文学的资源不仅仅是五四文学及其所依傍的西方文学经验，而是民族传统文学经验、革命文学经验和外国文学经验的整合。应当强调整体性理念，着眼于五四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及其间一个多世纪文学的整体性，科学地分析每个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以往用革命历史观难以弥合中国新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几经断裂的历程，那么，近年来对于现代性的关注，则有助于我们选择有效的历史线索来完成资源的整合。最后，注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促使其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互动。构建文艺理论新的体系是重中之重。新时期文学史的研究需要文艺理论的支持，同时文学史研究能够促进理论建构。当前，文艺理论的建构相对滞后，严重地制约着新时期文学研究。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应当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空前活跃，其数量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但是，实际的状况却不容乐观。抛开理论制约和商业化冲击这些因素，文学批评自身铺天盖地的“繁荣”下面，掩盖着低水平低质量运行的严重问题。其中，陈陈相因的现象不容忽视。不少评论文章从抽象意义上好像很新锐，可是实际内容却是沿袭旧说，甚至照搬照录已有评论，很少有第一手材料，少有个人的独立论见。应当提倡理论高蹈与文本细读之间的耦合，重在发现，经过对新时期文学的细读苦研不断发现文学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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