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极”与“塌陷区”的形成原因与动态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原因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2)12-0010-08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总量方面，《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以当年价计的GDP在1980年时为4545.6亿元，到2008年上升至300670亿元，29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6倍，年均增速高达15.6％；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以1980年不变价格折算)，2008年GDP达到81506.6亿元，较1980年增长了17.9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9％，堪称“东亚经济奇迹”中的经典例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大国中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沙安文等，2006)。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的原因，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①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已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198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总值为2202.62亿元，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8.5％，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69倍和2.48倍；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GDP，东部地区为598.3元，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3倍和1.89倍。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战略，经过10年的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显著提升，到1990年，东部地区以当年价测算的人均GDP上升至2232.7元，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至1.67倍和1.94倍。改革试验和政策扶持使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但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并未在地区间公平地分享，在此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继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国家陆续颁布、实施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相关政策，通过投资布局和政策扶持上的倾斜，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但是，政策导向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状况。2008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为191041.2亿元，占全国同期总量的比例上升为63.5％，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到2.45倍和3.3倍。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省级地区排列，用地区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反映地区经济水平，图1直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差距。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中心—边缘空间格局，其中，东部地区表现为“增长极”，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塌陷区”的特征，并且整体趋势显示出地区差距具有极化趋势。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部“增长极”与中西部“塌陷区”的形成以及分化的加剧?
图1 1980～2008年主要年份的中国省级地区经济水平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的大量倾斜式投入。以改革开放期间为例，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202.6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191041.2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7.3％，而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由1980年的391.3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87962.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1.3％，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能源作为另一种重要的要素投入，其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刚性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耗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万吨标准煤折算后占全国能耗总量的比例由1980年的43.8％上升至2008年的49.2％，地区结构性增加超过5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创造的劳动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吸纳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2％。
以东部“增长极”和中西部“塌陷区”为特征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这是要素区际流动产生的结果，体现出资源配置的现状与演变趋势。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及价格机制的建立，经济效率作为地区间不平衡发展背后“看不见的手”，主导和驱动着地区间的要素配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基于序列DEA(Sequential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采用1980-2008年的省级地区总体及分行业面板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迁和地区结构异质性进行测算，分析我国要素配置效率与技术进步的现状与动态趋势，探讨以东部“增长极”和中西部“塌陷区”为特征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及演变，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政策性启示，以促进我国区际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相关研究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介绍及数据处理，第四部分是测算结果分析(探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的内在机制)，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相关文献评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生产率的提升(特别是由技术进步引发)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是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率＋投入要素质量的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率”(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Howitt，2003)。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目前实证研究中最能体现要素使用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Jorgenson和 Young将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Young(1995)根据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结果显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推动，长期内将难以持续。Jorgenson(2000)通过对OECD国家的长期(1947～1995年)增长绩效进行核算，认为存在世界范围的生产率减速。
国内学者从“增长绩效”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区域分布特征与演进的规律。颜鹏飞和王兵(2004)运用DEA方法测度了1978～2001年30个省际地区的生产率情况，其结论是：总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由于技术进步减慢，1997年之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了递减；对三大区域的分析显示，1992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西部地区，中部紧随其后，即落后地区呈现追赶态势，但1992～2001年东部地区的效率最高，地区间的追赶效应消失，技术进步成为各地区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影响。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对1978～2003年我国省际地区间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最高，而且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由技术进步率决定，制度因素对地区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国有工业产值增加1％，该地区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大约12％；如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1％，该地区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大约116％。
长期以来，对于地区生产绩效的度量是基于资本和劳动投入，而没有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能源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能源与环境对地区工业增长绩效的影响(涂正革，2008；陈诗一，2010；庞瑞芝，2011)。但是，如果仅就工业制造业的情况进行分析，仍不能清楚地反映地区的整体经济绩效。近年来，一些文献涉及能源环境问题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胡鞍钢等(2008)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分析，但也仅是围绕环境负向产出而没有将能源消耗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这降低了其结论对于现实的解释力。王兵等(2010，2011)虽然基于包括能源环境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区域经济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其选取的样本期间(1998～2007年)较短，难以捕捉长期的演进规律。刘瑞翔(2012)基于视窗DEA方法研究了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的地区经济效率，使用视窗内的数据构建了生产前沿面以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但视窗处理方法本身存在很大争议，除技术问题外，对于诸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也无法做出客观评估。
本文将在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1)在区域的综合视角下，将反映资源约束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能源消耗纳入分析框架，基于序列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的增长绩效与空间演进，并将生产率指数的变动分解为“增长效应”和“追赶效应”两个作用机制，以揭示地区不平衡增长的内因与外因，这既是对目前文献的有益补充，更是对现实问题有价值的探讨；(2)在研究样本与指标选取方面，重点是转型期间近三十年的较长周期，并结合分时期的考察，捕捉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动态差异性、形成原因和演进规律；(3)就技术效率与投入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核算，既关注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关注经济增长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判断各地区具体的增长方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相关的实证依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考察不同时期区域间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非参数包络生产前沿线，利用线性规划评价各地区的效率情况。这可以避免主观设定函数形式和赋予权重造成的估计结果有偏，并且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t＋1和t期的一阶差分，可以消除地区之间经济周期性的影响，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在要素投入方面，由于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消耗具有即期性，而当年的固定资产投入是在后续年份累积发挥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序列DEA构建最佳生产前沿。
用式(3)、(4)两个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可以测量从时期t到t＋1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二)数据处理
1.样本选取。本文样本期间(即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主要调整有：1988年新增海南省；1997年新增重庆直辖市(重庆直辖市由原四川省东部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组成，辖区面积8.2万平方公里)；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相继新设2个特别行政区。至此，我国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共计34个省级行政区。
行政区划的调整造成了辖区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增加了跨期分析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重庆归并到四川省，保持了统计的一致性。本文是以1980年为基期揭示较长时期的经济演变状况，样本中剔除了1988年新增的海南省(海南省的经济总量占比十分微弱，2008年地区GDP分别仅占东部和全国同期GDP总量的0.76％和0.49％，不会对结论造成冲击)。西藏地区由于存在样本数据的大量缺失，会直接影响实证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因此，本文样本将西藏剔除。另外，香港、澳门也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
2.投入产出数据的构建与处理。本文测算的是1980～2008年28个省级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以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以历年的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作为投入变量，原始数据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地区产出。以地区名义生产总值直接作为产出指标，在价格变动幅度较小的计划经济时代具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变化幅度非常大，需要对地区产出进行价格平减。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28个省级地区样本期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构建了1980～2008年地区产出的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地区实际产出的估算。
(2)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是反映地区要素投入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缺乏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为了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我们在估算公式中进行了价格平减。
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运用Harberger(1978)提出的稳态方法，基于“稳定时资本产出比不变或物质资本增长速度等于总产出增长速度”的假定，初始时期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式为：
。
对于折旧率
的选取，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的官方折旧率为3.6％，但这一数值可能存在低估，故很多学者采用了5％的折旧率(Chow，1995；Wu，2000；颜鹏飞和王兵，2004；蒋殿春和张宇，2008)。本文遵循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选取5％的折旧率。
(3)人力资本存量。从理论上讲，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应涵盖劳动人数、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但是，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目前我国的统计数据缺乏反映劳动时间的折合全时当量指标，而劳动质量的衡量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有部分学者尝试利用受教育程度等变量来解决，但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争议。任若恩(2002)指出，实证研究的科学态度是在数据处理和方法应用上要严谨，应追求在现有知识条件下尽可能的准确。本文基于这一思想和现有文献的做法，选取各地区就业人员总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
(4)地区能源消耗总量。本文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是基于一个拓展方程，其包含了反映地区能耗的要素投入。我们以地区能源消耗总量作为能源投入的代理变量，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及水电、核能、风电的消费总量，为统一口径，不同种类的能耗均折合为万吨标准煤。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于1986年首次发布，1989年进行了相关修订，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大部分地区的数据完备，但也有部分地区样本初期年份的数据存在缺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198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给出的1986～1988年三年间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进行了算数平均，以平均值作为系数对缺失项进行了数据补充。
四、“增长极”与“塌陷区”的效率差异及地区异质性
(一)投入产出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在构建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为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的增长绩效与演变规律，我们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和分组比较，以初步观察我国区域之间投入与产出不平衡的事实。
表1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东部地区的平均产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省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东部地区的高产出伴随的是资本的高投入。东部地区的平均能耗也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高能耗产业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外，高增长的东部地区并没有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以上统计信息说明，东部地区仍处在资本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集聚阶段，其对中西部的扩散带动效应还不明显。由于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直接判断高投入、高产出的东部地区与低投入、低产出的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绩效及要素配置是否存在扭曲，所以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与分析。
(二)资源约束下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与空间差异
我们已对各项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处理，现根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解式，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以及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增长效应”与由地区间相对综合效率改善引发的“追赶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2及两个趋势图)，试图揭示地区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并对异质性演变趋势进行分析。
表2的结果揭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源约束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的显著地区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在1990～1999年和2000～2008年两个时期分别为1.059和1.076，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从“增长绩效”的角度证实了作为我国“增长极”的东部地区在要素配置整体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区优势。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均值由1980～1989年的1.008上升到1990～1999年的1.059，再到2000～2008年的1.076，这充分证明，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增长效应”是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虽然具有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远低于东部，说明转型期间我国中西部“塌陷区”与东部“增长极”地区之间存在相对技术退步(见图3)。
另外，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指数在三个分时期的均值都为1，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综合效率呈现逐期下降的趋势(见图4)，即中部地区综合效率指数均值在三个分时期依次为1.022、1.017和0.995，西部地区为1.014、0.9883和0.9880。由于综合效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隐含的原因可能是地区规模的无效性，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中西部“塌陷区”的综合效率和技术进步相对于东部“增长极”地区的方向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区域综合视角的分析，对二者之间的演变趋势给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和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塌陷区”的“追赶效应”和“增长效应”在与同期东部“增长极”地区的对比中呈现出同向衰退性，③其中，在技术进步方面，中西部地区在整个转型期间的表现均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在综合效率方面，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1990～1999年和2000～2008年期间呈现出下降趋势并被东部地区赶超，这一优势现已丧失。这从“增长绩效”的角度对我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原因给出了一个解释：转型期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技术进步与综合效率比值的双向下降，导致了中西部“塌陷区”与东部“增长极”地区分化的加剧。
图3 我国三大地区技术进步指数(1980～2008年)
图4 我国三大地区综合效率指数(1980～2008年)
(三)中西部“塌陷区”的效率改进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不仅在技术进步方面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在综合效率方面也逐渐失去了原有优势，除纯技术效率的因素之外，规模效率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我们将围绕地区要素投入规模的有效性，进一步探讨中西部“塌陷区”实际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说，通过非参数估计法对生产前沿线投影距离进行估算，以识别最优规模与实际规模的差距，进而判断现实中是否存在要素投入冗余抑或要素投入不足，结果见表3。
表3的结果显示，在产出固定、投入要素可自由处置的条件下，包括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消耗在内的全要素在中西部“塌陷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冗余，造成要素配置的动态无效性。其中，劳动力投入的规模无效性最为显著，2008年达到53.3％，说明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本浪费。因此，如何引导地区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是未来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
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扭曲还体现在物质资本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政策，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但地区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8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了全国同期总量的63.54％，比1999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下价格机制的形成，经济效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要素配置和空间布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地区间差距扩大状况的根本原因。
折算成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近年来，中西部“塌陷区”能源消耗的无效性大幅上升，由2000年的9.7％升至2008年的33.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塌陷区”的经济增长是以能源消耗为代价，还没有走上集约型发展的道路。
(四)“增长极”与“塌陷区”技术效率与投入要素贡献的核算
KLEMS框架是由Jorgenson等(1987)提出的，即将能源作为中间投入品，与资本、劳动力一起引入生产函数，这也是OECD生产率手册(2001)倡导的研究框架。结合本文对转型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约束下技术效率和投入要素贡献的研究，我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以TFP指数代表的技术效率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要素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就业人数和折合为万吨标煤的能源消耗)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模，表4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要素投入对于产出的贡献。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转型期驱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并分析各地区的具体增长方式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表4全样本期间和两个分时期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即技术效率是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其中，全样本期间东部的技术效率指数为0.722，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的0.668、0.451，说明东部地区更具“内涵型”增长的特征；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0.670)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1.195)，说明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特征。另外，劳动要素的贡献份额较低，具体来看，劳动力仅在西部地区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一发现与陈诗一(2009)对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是一致的，说明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对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效应，这从区域跨越式产业升级的角度揭示了转型期我国地区异质性的一个潜在演进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消耗对于地区增长的贡献非常大，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技术进步，说明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高能耗的增长模式，向“节能、环保”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我们认为，东部“增长极”地区以质量提高为特征的技术进步驱动型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表现，但在未来需要注意降低能源的消耗；中西部“塌陷区”更多是依赖资本规模扩张的“外延型”发展，这正如Yang(1992)所言，“经济增长单纯依赖于要素数量积累会因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
将全样本分为1980～1999年和2000～2008年两个时期进行考察，有助于判断地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演变规律。在第二个分时期，我们捕捉到近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能源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这印证了东部地区在资源约束下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趋势凸显。此外，劳动力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这很可能与劳动力本身技能的提高密不可分，预示着技术型创新工人对地区经济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预示着新世纪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的统一。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能源消耗纳入分析框架，运用拓展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1980年以来我国东部“增长极”与中西部“塌陷区”的形成原因和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从“增长绩效”的视角，将生产率指数进行了分解，探究了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核算了技术进步和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纳入能源消耗的分析框架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更为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地区间的动态演进规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生产率指数进行分解，我们回答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东部‘增长极’与中西部‘塌陷区’的形成以及分化的加剧”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实现我国的区际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依据。基于实证分析与考察，我们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增长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一定程度的综合效率优势，表现为“追赶效应”。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优势逐渐丧失，中西部“塌陷区”与东部“增长极”地区间技术进步与综合效率比值的双向下降导致了地区分化的加剧。
第二，利用非参数估计法对生产前沿投影距离进行估算后发现，要素投入在中西部“塌陷区”存在相当程度的冗余，造成了要素投入的动态无效，这也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地区间差距扩大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技术效率和要素投入的贡献来看，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内涵型”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更具有“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特征。能源消耗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很高，体现出地区经济依赖于高能耗产业的带动，说明我国未来仍需进一步转变高能耗的增长模式，实现集约型发展。同时，近年来能耗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显著下降，说明资源约束下东部地区率先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趋势已经显现。
注释：
①1986年发布的《“七五”发展规划》根据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作为我国地区划分和区域政策制定的重要界定标准。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12省市。
②从图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自2000年以后呈现上升趋势，这是有悖于整体趋势的一个例外，但不影响对整体趋势的把握和判断。
③本文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判断是对应于东部地区的，虽然分时期的数值表明中西部地区与自身相比存在技术进步，但与东部地区相比是相对退步的。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增长极论文; 中西部地区论文; 生产率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能源效率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