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的文化诉求：呼唤编辑大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大师论文,编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网上检索“编辑大师”这个词，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几乎只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电脑软件的名称，二是影视音频的内容。在翻阅有关资料的时候，倒是见到有人写的文章《中国呼唤世界级大师》。因此，讨论一下这个题目，还是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的。记得学术界也曾惊呼，当代为什么很难产生学术大师？无独有偶，当代出版界也很难产生编辑大师。我们应该呼唤编辑大师!
一、曾经的编辑大师
什么是大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学问与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我想，所谓编辑大师。是编辑过许多好作品甚至不朽作品，从而得到行业与社会高度认可的人，是怀抱文化理想不放，造福于知识阶层乃至全体人民的人。
我们的行业曾经产生过编辑大师，外国的如珀金斯、康明斯等先不说，中国也有，像张元济、叶圣陶、巴金、邹韬奋、徐调孚等老一辈编辑家，叶圣陶把编辑作为一生的职业，巴金称叶圣陶为自己一生的编辑。接下来的一辈中有周振甫等，还有所谓京城文坛“四大名编”（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的说法。编辑大师们人各有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
1.胸怀崇高理想
编辑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精神播火者。张元济当年怀抱“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理想进入业界。他在商务印书馆最初的杰作就是编写了当时最新的小学教科书，其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种理想又让他扩大开来致力于引进西学，全面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茶花女》等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巴金也说，他做编辑工作是靠着一股子理想，“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编辑工作是一种典型的付出的岗位。
2.心中无限敬业
敬业是人的职业精神，也是支配人的职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做编辑出版工作尤其需要这种敬业精神。比如说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徐调孚，1931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毁于一旦，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从排字房抢出作者的原稿；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当时在开明书店的他又从炮火中抢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徐调孚并不认识端木蕻良，原稿救出后徐凋孚还妥为保管，后请茅盾转交给作者。再比如说张元济，1948年，青年黄裳给素未谋面且84岁高龄的张元济写信，向他寻找马叙伦的《读书小记》，还请求把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古今小说》删去的字句补足。才过了一周，回信就到了，那本书也寄来了，信中说那是最后一本，是从福州调过来的。黄裳除了感激之外，不能不惊喜与惊异。惊喜于张元济真让秘书把那些删节的地方用小楷抄写后，一并邮寄过来：惊异于以商务印书馆那么庞大的机构，图书又多，张元济竟然能够敏捷自如地调度。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大师风范。
3.手下卓越艺术
出版史可以印证，许多名著浸透了编辑大师们的心血。而名著与名作家，有赖名编辑的打造，已是一种共识。编辑学研究者张如法教授在一篇文章中用很长的一段话对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和萨克斯·康明斯等几位外国编辑大师的编辑艺术作了介绍。他写道：无一例外，这些作者的书稿，编辑均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都需删改亵渎的语言和情节；菲茨杰拉德的《浪漫的自我》需要重写，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沃尔夫的《呵，失去的》要砍掉10万字，还应改书名；贝尔曼的剧本《邓尼根的女儿》得明确究竟是写谁的戏，以便克服主题过多的毛病；斯诺的《复始之旅》全书必须打乱重来；福克纳的《寓言》应该做到尽善尽美……当然，这两位编辑大师在完善作品时，都不是自行其是，他们或建议作者修改（有些是经过激烈的争吵终获作者同意），或与作者逐章、逐段、逐句共同进行修改、删节。他们的完善性编辑劳动，都获得作者的高度赞誉。如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这部长篇小说献给珀金斯时，“唯望全书或许在某些程度上没有辜负他的忠诚和献身、耐心和关照；作为一个无所畏惧和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将这些倾注于全书的各个部分，舍此，全书的哪一部分也是写不出来的”。作家埃里奥特感谢康明斯在编辑他的作品时所做的“令人吃惊的工作”。以至于说：“我觉得我应该把你的名字列为本书的合著者”，“因为删去错误的东西跟写进正确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福克纳则干脆写下遗嘱：“在我死后，在交付出版的我的一切文稿方面，我要萨克斯负有最终的权力。我的意思是指发表什么，怎样编排、删节、改正等等方面的权力。”这些编辑大师的杰出贡献，包括他们在完善作品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作家对他们的完全信赖。[1]
4.身后永恒业绩
老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在文化与商务的结合上，是一个时代的高手。在胡适、林纾等人为“文白优劣”争辩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并未加一句评论，而是以出版了大量的白话文课本的实际行动，为争论画了一个句号。因此有人认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做到又赚钱又传播文化的两全上，哪怕是今天的商务印书馆，也无法与张元济时代的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在邹韬奋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发行量由2000份激增至4万份，1932年发行量更是高达15万多份，为当时全国期刊之冠。香港的文学史研究家司马长风认为，巴金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而实际上巴金的编辑事业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他的创作要大。[2]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成熟的行业，都会有一些行走在前面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引领一个时代的行业方向。编辑大师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引领了他们所在时代的编辑方向，甚至于文化方向。他们的思想、行动和成就，激励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追随。
老的编辑大师渐行渐远了，新的编辑大师还在人们的呼唤声中。这不由得我们不去思考两个问题：编辑大师为什么很难产生？怎样才能产生？
二、当代为什么难以产生编辑大师
世间任何事物的存在与不存在，都可以寻找到许多的因由。当代编辑大师为何难以产生，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去分析：
1.社会与行业的浮躁心态
商业化社会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进入商业化社会一个到两个年代以后，至少也会产生四种负面倾向，而这些负面倾向必定会在精神层面影响到出版业。一是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浮躁，这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病，严重影响与扭曲文化人格的本来健康：二是功利主义盛行，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出版业一切向“钱”看的趋向潜移默化地上升；三是低俗与媚俗倾向在出版界风行，媚俗的写作与媚俗的编辑兴起，媚俗化倾向是我国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当低俗与媚俗成为一种时尚时。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四是社会需要快餐文化，读书遭遇危机，这使得行业内人士在想尽一切办法跟上时代的需要，对作品能够精雕细刻的作者与编辑越来越少了。在出版社，把经济放在首位考虑，许多出版社出下策将经济指标分解到个人。在经济这根指挥棒之下，人们围着金钱转，两眼只看钱，自然出不了好编辑，遑论大师。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我和这个时代一样，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人的命运与那本《东方杂志》一样，不赚钱，就生存不下去。还有几个人有耐心去看康德的著作？人们可以忍受心灵的匮乏，却远远不会满足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3]
2.能守住文化尊严的人不多了
产生大师的文化土壤变了，商业力量对编辑的冲击和影响难以想象，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守住文化尊严的人不多了，有文化献身精神的人很稀罕了。曾经做过内地与香港三联书店老总的董秀玉说：“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这是我上任北京三联书店后不断在谈，并坚持实践的根本问题。”1993年初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小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它的出版物，它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1994年，她在“总编辑新年献辞”中发表《留住尊严》，强调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必须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强实力去引领市场。完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严何尝不是品牌的基础。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会没有方向、不管不顾地乱出书？又有谁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随便卖？这是董女士在20世纪90年代的感慨，假若到了更加背离文化的当下，她又会作何感慨呢？是甚嚣尘上还是江河日下？可叹中国的编辑不再能孤灯独守，全心全意地做编辑工作了。
3.职业意识缺乏，职业化程度不高
编辑大师具有高度职业化的人格。当社会转型时，行业也必定转型，行业的成熟度也会受到影响。行业的成熟度在于职业化，而我们行业的职业化还不够。
（1）职业意识不够
职业意识既是一个人从事职业的现实敏感度，也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潜质与潜力，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修炼来的。一个人对于出版市场的敏锐判断，是职业意识的体现。出版行业需要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一个人一旦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就是其职业生涯的灵魂。如今出版业有两个特征，一是进入一个大转型时期，体制上转型为企业，出版行为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了，这时更需要把编辑职业意识与职业精神提到重要位置。二是出版业已成为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行业了，心态浮躁，知识更新跟不上，不思进取，缺乏激情投入，成为行业的新迹象，作为一名职业编辑所需要的胆识、才学、职业敏感和超前的观念都有欠缺，如此等等，更需要提倡职业意识的强力复苏。
（2）职业道德不够
立业先立德。以《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颁布为标志，社会主义出版职业道德体系初步形成。出版的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出版职业道德是对行业的要求，同时也是从业者个体的自律，是个体道德与行业道德的合一。是做一个称职的从业人员的基本条件。是立身之本，是兴业之基。既然是基本的，就是必须要做到的，这种对从业人员的道德约束，是素质底线而不是最高规范。但在出版职业道德方面却还有不少问题。缺少职业道德将使行业失范。目前职业道德失范的情况，在编、印、发的各个环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编辑人员在作者的书稿上加署自己的名字，有的发行人员吃回扣，有的印刷厂家唯利是图逐小利而舍大利，承印盗版图书，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有的还侵犯了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底线。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使缺德者沾光，守德者吃亏，诚信吃亏。出版业是通过自己的职业传播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行业，职业道德建设更不容忽视，也是编辑大师涌现的前提。
（3）职业精神不够
现在流行一句话：专业人做专业事。就是说各行各业要职业化。目前出版行业的主要症结之一是，职业化尤其是管理团队的职业化程度不高。上面说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都是职业化的要素。在此还要补充的是，职业化的重点，还包括两点：一是敬业精神：二是职业技能。有出版评论家指出：“今天的编辑不再具备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和下苦功的精神。”[4]
由这三个不够造成了中国编辑的职业化不够。我想推荐大家读一篇短文，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老编辑所写，标题是《北总布胡同32号》（《光明日报》，2007—04—07），这篇千字文把这个地址上的一家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社写得很传神很到位。若没有对于职业与岗位的热爱是写不出来的。假定我们做编辑的都能把自己所在的出版社，写出点子丑寅卯来，从中肯定能产生一批好的编辑。
名编辑的现状与我们事业发展的需求差距很大，我们的编辑的学识水平与社会知名度都需要大的提高，要加强职业培训，用一位有关部委领导的话说，这是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队伍建设的重点。
三、探索与创新编辑工作。为大师产生创造条件
我们正在进行出版业的转企改制，这种条件下编辑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是企业运作与市场运作。我常常在想两个问题。一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能产生一大批好的出版物吗？要知道编辑大师是编辑出一批好作品的人，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二是编辑大师不可求，退而求其次，培养、成长一批好的编辑总是有可能的吧。编辑大师是行业金字塔的塔尖。需要很长时间的孕育，好的编辑将成为编辑大师产生的基础与行业的中坚力量。
我们需要好编辑，这是业内关心的。我曾经做过三个演讲：给大学生讲《编辑是什么》，给业内人士讲《我们缺少什么样的编辑》以及《成熟编辑的成长规律》。着眼点都是好的编辑。什么是好的编辑，怎样才能产生好的编辑、天才编辑和编辑大师，我还有这么几个观点：
1.好的编辑是一种职业人。比起大多数其他编辑，他们多一点市场眼光。多一点文化情结
我说的文化情结很重要，有三个意思：一是爱书人与读书人；二是文化本色与对于文化的执著；三是人文素质与人文情怀。围绕这一点，可以引申，他首先具有善于发现的眼睛，同时具有不计得失的胸怀，还有甘做嫁衣的职业精神。
2.编辑大师是在好的编辑或者说所谓名编辑的基础上产生的。要从做好的编辑开始做起
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期待更多的名编》，就表达了一种职业期盼。好的编辑是森林。编辑大师是森林中的参天古木，必须有森林。然后才有古木；必须有好编辑。然后才能产生编辑大师。
3.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编辑
有的人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编辑，但我持相反之论。虽然人人不可能都成为天才编辑和编辑大师，但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编辑，每个人都是有潜质和潜力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与修养。
4.好编辑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成长起来的
编辑大师不是平地冒出来的，需要必要的条件。领导者的责任是创造好的环境，一要有爱才之心与容才之量，容才的肚量尤其重要：二是在人才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需要瞌睡的时候送去枕头。
5.好编辑的衡量标准，永远都是编辑出好的作品
人们把珀金斯、康明斯等称为“天才的编辑”，就是因为他们编辑过海明威等一批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要把编辑出版好的作品作为永远的目标与追求。
我们呼唤编辑大师，我们首先呼唤怀抱文化理想的好编辑。这是我们行业的人力资源支撑。我曾多次提到，出版人的文化责任之一是要做全民文化先锋。如果说这对出版业全部从业人员是过高的要求，至少好编辑要做到，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编辑艺术的高度所在。在产生了一批好的编辑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十年或几个十年以后，必定有编辑大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