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将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又是一个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只有坚持用整体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一过程，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过程，并将其按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继续推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性使然。
用整体的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局限性，达到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目的。运用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有整体观念，立足于整体，处理好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整体性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科学地把握对象，客观、全面地处理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并试图实践用整体的观点、方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四个方面具体阐明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有整体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偶然的，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这样两种“需要”相互结合的结果。这个结合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要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对这个过程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对于如何划分，理论界和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如果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8—1934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和理论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李大钊。在中国，李大钊是真诚接受、自觉传播、誓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7—12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不仅如此，李大钊还深入思考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13)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的最早表述，是这一思想的萌芽。1923年10月，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李大钊又一次强调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说：“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2](p.326) 由此可见，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因此，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必须以此为起点，注意研究这个起点，而不能忽略这个起点。
在这个阶段，思考并且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而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依靠力量和团结力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抵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深入考察农民运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鲜明而正确地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持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51) 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篇文章表明，通过思考和总结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容。
第二个阶段，1935—1977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确立和产生第一个理论成果的阶段。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全党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创造了组织条件。此后，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由我们党推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抗战的开始，都从实践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性和巨大威力。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pp.658—659) 虽然由于考虑到苏共的态度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把这段话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其精神实质并没有变化。
毛泽东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领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1945年4—6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内涵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外又增添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1957下半年开始，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失误，甚至出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失误，虽然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但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按照正确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契机和教训。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继承发展和继续产生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两年徘徊，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个历史转折是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和推动的。总结我们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握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特征。邓小平明确提出和深入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且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p.2—3) 围绕这个“基本结论”，邓小平还陆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理论等，构成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和江泽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理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被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情况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以及这些变化和特点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变化，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新鲜经验，并把这些新鲜经验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200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被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指针。
回顾我们党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李大钊），创于毛（毛泽东），发展于邓（邓小平）及其以后。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两大课题，一是民主革命，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革命这个课题已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这种解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课题的解决，毛泽东思想开了个头，主要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给予了创造性的初步解决，并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个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解决。这种解决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实践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着这一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没有止境，为其提供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棵真理之树，将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保持常青。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要有整体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对这些成果要有整体性认识。这种整体性认识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统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这些成果之间有着内在统一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使他们构成为一个整体。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这些成果之间的关系。笔者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一脉相承”。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共同性和承续性。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必然具有内在的共同性以及后一理论成果对前一理论成果的承续性。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统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共同性和承续性，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脉”，其含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些成果坚持的指导理论是共同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这些成果的主题是共同的，就是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第三，这些成果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共同的，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第四，这些成果坚持的思想方法是共同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五，这些成果创立的主体因素是共同的，就是领袖与群众结合、个人与集体结合。正是由于有这些前后一致的“脉”相贯通，这些成果才具有同样的性质，成为一河之水、一脉之山。
“与时俱进”，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变动性和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变动性和发展性，决定了它的理论成果的变动性和发展性。“与时俱进”揭示了这种变动和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也都在变化和发展，二者相结合而生成的理论成果自然也是变化和发展的。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同时代发展共同前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与时俱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各个成果之间的与时俱进。例如，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和系统、初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创造性地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二是各个成果中作为相互贯通的重大理论问题之间的与时俱进。例如，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邓小平理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增加了“解放思想”，使之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增加了“与时俱进”，使之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三是重大创新观点形成过程的与时俱进。例如，以人为本重大思想的形成和提出，就经历了从毛泽东提倡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主张让人民满意、到江泽民提出执政为民、再到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这样的发展轨迹。以上这三个层面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时代发展、实践发展、认识发展相一致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轨道上前进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为连续性和阶段性。每一代人都将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并且通过自己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创造出适合自己和下一代人发展的新的条件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p.585)“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要注意运用这把钥匙，纠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关系问题上的三种偏差，相应地采取三种正确的态度：
一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互割裂开来。这些成果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新的成果的产生总是以先前的成果为指导思想、理论来源和立论基础的。这些成果构成一部仍在继续发展着的、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或者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个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二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互对立起来。新的成果总是要对先前的成果有所创新和发展，但这种创新和发展不是脱离先前成果开辟的大道，与先前成果相违背、相对立，而是对先前成果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如果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成果同先前的成果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
三是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不当比较。运用发展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是必要的。但这种比较要恰当，主要是弄清楚先前的成果为新的成果提供了哪些条件、新的成果对先前成果有哪些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不同时期适应不同任务的需要、为解决不同的问题应运而生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种历史的、理论的联系，对之论高低、比轻重，加以褒贬，这是不科学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有的成果中的有些内容不那么适用了，因而在解决变化了的任务时不再被提起或很少被提起，但并不能因此而看轻甚至否定它在当时条件下和在整个历史中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这条河流的水是割不断的。这是说它的连续性；这条河流的水又是可以划分为不同河段的，这是说它的阶段性。
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机理要有整体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机理要有整体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这涉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的观点。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由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构成的理论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由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构成的理论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推进到的新阶段，还包括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前两者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①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这种广义理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总称。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有整体性认识以及这样认识的初步结果，在逄锦聚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作了探索和概括。这种探索和概括，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又不局限于三个组成部分，而是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新认识，②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为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阶级的观点、资本主义一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观点、共产主义是最崇高理想的观点等。
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实事求是的观点，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解释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中国化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首先，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就其整体而言的，进入到这个整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已经成为普世的思想而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因此，仍然有一个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实现中国化的问题，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仍然要同欧洲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各国化一样。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体系，今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内容去丰富和发展它。已经进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在以后继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要结合发展着的实际进一步中国化。例如，“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就经历了一个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
其次，要对中国实际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要整体认识中国实际，有以下几个角度：一是历史的角度，中国实际包括历史实际、现实实际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实际；二是社会结构的角度，中国实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和国计民生中综合性重大问题的实际；三是中国的世界处境的角度，中国实际包括区位、地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水平、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同这样的中国实际相结合。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实际特别是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所具有的对异域文化的尊重、有选择地包容和融合的优良特质，使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进入中国而且能够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开辟道路。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开始就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就是这种实例的典范。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文化中具有指导地位和起统领作用的组成部分。这里有一种观点需要澄清，这就是关于近年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理由有二：其一，这里说的儒家指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家，并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更丰富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化”；其二，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优秀部分的结合，而儒家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即便是属于精华的部分也要经受时代的洗礼，使之更新为适应当代需要的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是一种倒退的观点，是磨灭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进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诚然，儒家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伟大的思想，但绝不能企图用儒家文化来救中国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并且应当中国化，但不能儒家化。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实际中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党和人民正在做的事情，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要以现实实际为中心，体现出时代特征。
第三，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融为一体、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动态的存在，中国实际也是动态的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这两种动态的存在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是持续不断、累进递增的。这个过程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在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机理下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当代化，另一方面是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及其主体的中国化问题要有整体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主体性活动。这个主体性活动能够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党自身的中国化。③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谓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化：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并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化；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实现了共产党的中国化。归结起来，就是在指导理论、发展道路和主体力量这三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实现了“三位一体”的中国化。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化也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诠释。共产党的中国化是一个新提法，需要着重阐明。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初建立的共产党组织是国际性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突出贡献。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在伦敦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此后，经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直到1919年3月，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派代表来到莫斯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持下成立了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7](p.90) 它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一律称之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中共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8](p.430) 同年8月，马林指示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8](p.430) 1922年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了共产国际。直到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仍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9](p.690) 实际上，自中共二大以后，共产国际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不仅常驻中国，而且亲自坐镇指挥、发号施令，左右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决策和行动。特别是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使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以后，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不但在组织关系上不能独立，而且也不能完全独立地进行中国革命的决策。
从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开展起了重要的帮助与支持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挥也因不符合中国实际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将马克思主义深入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党情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能走王明宣扬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之路，而必须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从党的六大到党的七大的17年间，既是党探索和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这条道路的序幕——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由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逐步实现党自身中国化的过程。在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张闻天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若以为政治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就可以不要考虑中国特点，那是不对的，那是机械主义。”[10](pp.225—226) 在这里，张闻天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命题并把它同政治上、思想上的中国化统一了起来。“组织工作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党的建设中国化亦即共产党的中国化。经过艰苦的斗争和复杂的过程，经过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终于以党的七大为标志实现了党自身建设的中国化亦即共产党的中国化。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的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9](p.695) 七大党章的这些规定，表明我们党从党的性质、任务、纲领、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完全中国化了。从此，我们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从客观上来说，我们党实现中国化也同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解散有关。但是，倘若没有我们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的自觉努力，党自身的中国化仍然是不能实现的。
应当说，党自身实现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化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但是，党自身实现了中国化，对于其他两个方面的中国化和继续中国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党自身的中国化水平也要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继我们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开始着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后，党又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和开展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且提出和实施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工程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有相互紧密结合，才能从理论、实践到主体“三位一体”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注释：
① 参见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体会和讲授建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5期。
② 该教材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四、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③ 笔者曾就相关问题撰文表达过这一观点，参见《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一个中国化的观察与诠释》，《国史参阅资料》（《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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