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家争鸣论文,百花齐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如果说，1、2月间的初春时节，大地的气候还有些暖寒不定的话，一进入阳春三月，杂花生树、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无可阻挡的了。
毛泽东一心一意要让“百花齐放”深入人心。要做到这点，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于是，最高国务会议刚结束，中宣部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本来属于党内宣传干部的会议，毛泽东还决定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有关文艺方面的筹备工作，当然是由周扬负责。他专门找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黎之以及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家曹葆华谈了一次话，了解情况，让他们准备一些会议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宣部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事先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在思想解放潮流中人们特别关心并用于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这个《汇集》，对其中的22个问题作了批注。其中第6个问题说：文艺界的主要危险是“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毛泽东批道：“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该按具体问题处理。”第8、9两个问题是：怎样看有的作家提出的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看到什么写什么”、“感受即真实”，作家不用考虑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怎样看有人提出文学既然反映现实，只有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批道：“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这些批注，写于会议开幕的当天。看得出，他对文艺界出现的一些现象，并不是一味的叫好，他有自己的判断，但仍然是坚持用“双百”方针的精神来看待。本来嘛，这次会议就是要“鼓劲”的。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3月6日在北京正式举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党内外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会议中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录音以后（这样做，无疑是为了给会议定基调），便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进行座谈讨论。
这段时间，毛泽东连续出席各组的讨论，忙极了。而且总要解答与会者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影响最广泛，好像是晴雨一般的文艺界的事情（会议还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
在开幕当天晚上，9个省市的宣传文教部长正在座谈的时候，毛泽东来了。有人当面问他，关于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评价，前不久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传达的精神同这次会议的说法不同。毛泽东似乎是带着情绪地回答说：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那次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些什么。
毛泽东从来不是单面作战。他还说：马寒冰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都要批评。《电影的罗鼓》这篇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这个态度，几天后同出版界的代表座谈时，他表达得格外明确，他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陈其通、马寒冰他们几个那一类的教条主义；一种是钟惦棐那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马寒冰的文章我就看不下去，简直强迫受训，钟惦棐这个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这两种偏向都是片面的，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和分析问题。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毛泽东说：简单的口号吓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章要有说服力。《星星》这个诗刊上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就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有这么一股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还说：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分是《草木篇》。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把齐放的“百花”分作“机会主义之花”和“教条主义之花”，两种倾向都要反对，这是毛泽东在3月初最真实的心态。尽管他不愿意下结论哪种倾向是主要的，但当时他着力要解决的显然还是阻碍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批评教条主义的话讲得多一些，严厉一些，一再强调要讲究方法，要有说服力，要平等待人，等等。这种心迹，几天后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露出来了：我看到文艺批评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来看，写文章的人们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也是为了帮助他嘛。
我们且看看文艺组的讨论。与会者几乎包括了当时文艺界所有的名人，需提一下的是，以写文艺批评文章刚刚露出头脚的姚文元也在这个组里。不过，那时他只是叨陪末座，主要的还是听前辈们的发言。
几位文坛泰斗发言也都很踊跃。
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还是文化部部长，他讲的话似乎有些单刀直入：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的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
中国作协助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巴金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老舍则认为：有些人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有点过于耽心了。有些搞理论的人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讲得很乱。
中国剧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曹禺提出：陈沂等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些害怕。是不是大家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的。“双百”方针才提出不到一年，要出大作品，太急了。
主管电影工作的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文汇报》准备结束电影讨论，我说应该展开。过新年时，陈其通等人来谈他们的文章，我提了两点意见，一不要戴帽子，二是最好不要四个人联名。
在1954年那场《红楼梦》研究风波中受到批判的著名批评家冯雪峰，被撤消《文艺报》主编之职后，这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他的发言似乎特别有深度：作家协会是否可提“大胆创作，善意批评”。有人提出先反教条主义还是先反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提法不对，教条主义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
来自上海的，建国前写小说后来成为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巴人，则不无忧虑地说：毛泽东有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高级干部中十有九个反对“双百”方针。[⑨]
总体上说，文艺家们关心的，主要是怎样看提出“双百”方针后文艺界的形势，是“左”了还是右了，党以什么方式来领导文艺最好；怎样看待一些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的深化讨论；以及怎样对待文艺遗产……。或许是得风气之先，文艺界名人的发言观点，一般说来还是很谨慎和客观的，相当吻合毛泽东历次所讲的思路。这些意见，被汇整出来，送给了毛泽东，一共有好几十个问题。毛泽东是认真看了这个材料的。
3月8日晚上，毛泽东特意召集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开了一个很长的座谈会。同来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及周扬等领导人。茅盾、老舍、巴金、赵丹、钱俊瑞、周信芳、周钢鸣、方纪等等，都当面畅快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直接提出一些问题请毛泽东解答。同一大群文艺家们在一起气氛融恰地长时间座谈，对毛泽东来说，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
座谈中说得较多、较深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1、人们对“双百”方针的态度，对文艺批评现状的分析，和苏联“拉普”的比较。
时任天津作协主席的方纪，直率提出在天津贯彻“双百”方针很难。毛泽东解释说：把我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看法传错了，是个错误。我也有责任，当时没有讲清楚。说我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是说要放的嘛！放一下就大惊小怪，就是不相信人民。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草木篇》？《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
周钢鸣谈到“双百”方针的传达和贯彻时，毛泽东插话说：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有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我们就要放，不合他的标准的他就要压，这样搞不好。
其实，在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历史中，可以说，从十月革命起，就有一种“左”的传统，诸如列宁和斯大林都批评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等等。在这次座谈会上，不知为什么，毛泽东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比我们现在更乱，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像文学团体“拉普”就强迫人家怎样写作。听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说是宣传真理的。我们就不让人家办，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一个唱反调的刊物？可以跟他讲好，来个协定，只要不反得像台湾一样就行。我们文化政策不采取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百花想放而不敢放。陈其通他们的文章我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
又说：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对作家有帮助而不是骂一顿的，就是不很多吧？有些批评都是粗暴得很，对待这样的批评，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教条，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鞋搔痒，空空泛泛，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有碍于文艺批评的开展。
2、怎样看文艺作品中描写的反官僚主义问题，杂文应该怎样写，怎样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巴金发言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不高兴。还有杂文，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只讲一件事。
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回答是：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教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杂文应该怎样写的问题，毛泽东接续巴金的话头，举鲁迅为例。他说：鲁迅的杂文有力量，就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几天后，同出版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又说：现在有的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没有为他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没有学通唯物论，彻底的唯物论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
毛泽东还说：电影局（的领导和管理）问题不少，我看许多批评是对的，应该根据事实来处理。（几天后，在同出版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还说到：这次对电影工作的讨论中提出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进我们的电影工作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听说要撤钟惦棐的职是不是，我看不要撤。电影的问题本来就很多，老演员、老导演本来就一肚子气，应该让他们发泄发泄。）
3、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估计，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毛泽东认为，大体有三类：一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创作指导的人；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人；这两部分占百分之二十。第三类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是大多数人，政治上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创作。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还说：刚才说的文艺团体、报纸等等教育机关的思想很混乱，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不是主要的。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想问题，不能专制、武断、压制。
关于文艺的目的和作用，当时文艺界也有所争论，看法不尽一致。毛泽东明确表示：那种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的，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的掩护下，有他们的目的。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叫娱乐好了”，也可以，但你演戏总要影响人，使人家相信你，所以教育者首先受教育。
在座谈中，毛泽东还问起姚雪垠的情况，说自己读了他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惠泉吃茶记》，写得不错，但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周扬谈到姚雪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作家不用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说建国后不尊重老作家的经验。毛泽东立即讲：驳姚雪垠这个观点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我还看得下去；就是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但是还是应该帮助姚雪垠，他还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光写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是会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些人和那些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不去，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这也是客观存在。我们要帮助他们，不接受也没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4、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对待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
茅盾谈到：现在有些人对关于写真实有片面的理解。有些青年作家说，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现实有的就可以写。这就是说，思想不能指导创作，和胡风的理论有相同的地方。说诗是写感情的，有一篇《吻》就是那样，否定作家观察生活需要思想指导。
对此，毛泽东的观点是：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正确看法有关，要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恐怕是不可能的，恐怕要几十年，大多数人才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只要不学胡风，搞秘密小团体，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还要有帮助。那么，这类作品怎么办？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只好发行。只要不是敌对社会主义制度那一头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你写得较好，几十年功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因为你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5、怎样看戏曲剧目的开放
有人请毛泽东谈谈继承遗产问题，并说下面传达过毛泽东说演些牛鬼蛇神的戏也不要紧，并不影响生产。毛泽东说：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过去的办法是压，现在演出来又害怕了。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过去的传统剧目我们禁演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有什么可怕？说到这里，毛泽东还转身对周信芳笑着说：你不是演过牛鬼蛇神的戏吗？别人演演是可以的。只有拿出更好的剧目来代替它，拿不出来，你又不登台，否则就等于不让他演戏，还是让他演吧。
这番座谈，现提问题，现解答，毛泽东靠着渊博的知识，和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变通、委委道来的谈话艺术，无疑使在座的文艺大家们折服有加。他即兴所讲的内容，从高屋建瓴的文艺方针政策、文艺界的思想状况、文艺上的创作方法，到具体的杂文怎样写、戏曲剧目的开放、文艺批评的方法以及一个作家的一篇文章的评价，都有涉及，这是相当难得的。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大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会上所谈，同他和各界座谈时所说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阐述，有两点强调，一是说“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一是说，“‘双百’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在事前拟的简要讲话提纲中，毛泽东还写道：“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文化政策的“‘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
据一些代表回忆，3月12日这天，北京刚好下过一场大雪，少见的三月雪，把北京的气氛，把文艺家的心灵，妆点得更加透明艳丽，也更加春意盎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这些观点，多是即兴而讲或临时插话说出来的，但决不是对文艺界的应付之辞，与此前和此后的谈话，一脉相承，是他在1957年3月间，由“双百”方针引起对文艺问题进行思考后所得出的理论成果。我想，如果能全面和完整地整理出来，一定是一篇很好的文艺论文，其水平不在1958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之下，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毛泽东建国后文艺思想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这些谈话，同1958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样，当时都没有整理出来公开发表。
因为形势的发展太快了。
不过，1957年3、4月间，毛泽东仍然按着他既往的思路向前走着，走着……。3月中旬，毛泽东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
自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要发生重要转变。各地在传达他的这个讲话时，不少党内的同志都感到突然，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正像对待“双百”方针一样，人们对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政治生活的崭新主题，也要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因为根据这个主题，党的领导内容由原来领导阶级斗争转变为和平建设，随之而来的是领导方式、领导作风都要发生变化。如果执政党在这些问题上不从思想上获得统一，就不能很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双百”方针的问题上，即已暴露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说服工作。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3、4月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便分赴各地，向地方党政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于是，刘少奇到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周恩来到了浙江，邓小平到了陕西。
而毛泽东则沿着京沪线一路南下。他一路上所讲，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恰恰是如何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再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对当地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存在的问题，都有所反映，他要了解一下，而且不妨四处“扇风点火”一下。
3月17日到天津，他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说到：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来比较。因此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是呆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头。
3月18日到济南，同样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说到：“双百”方针是一种使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方法。不管有多少花，你就开。……文学艺术家不愿意下乡、下厂，下去一下就马上回来了，他们的注意力不在那些地方，他对工人、农民的兴趣不大，他愿意回到家里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我说这种人叫半条心。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剩下的那半条心慢慢来。
3月19日到了南京，他又召集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说：文学艺术作品有些不好的东西是可能的。上海唱的《狸猫换太子》，许多妖魔鬼怪都上来了，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让它在一个时期内搞一下，会有人批评的，不必着急。何必那么急？出了几篇小说，几篇诗歌，演了《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让它们经过社会评论，逐步使那些作品、那些戏曲加以适当改变，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说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一下，让社会公评，逐步改造，真理就会慢慢上升。过去我们用行政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搬上来了，可见禁止是不灵的。硬禁是不灵的。
3月20日到上海，还是召集范围不小的党员干部会议，说：怎样看文艺方面的工农兵方向，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却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似乎成了问题。我们可以向他们说明：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要变农民，正在变。世界上就是这两种政治成份，第三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
第二天，毛泽东便去了他喜欢的杭州，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4月初，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华东四省一市省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或许是因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近代以来，一向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重镇，建国后，许多有名的文化人都定居上海，所以毛泽东对这里的情况格外关注一些。
这次座谈会，基调同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一样的。就文艺方面的事情来说，讲得更具体的事情有这样一些。
当有人汇报上海杂文写作情况时，毛泽东插话：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王熙凤有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
当有人汇报说，浙江的美术学院有人强调政治从而影响了国画发展，使党外人士很有意见时，毛泽东插话：强调政治就不要国画了吗？政治工作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为什么不要国画？这种人是宗派主义者，他们不是搞美术的，是搞丑术的，他们就是形而上学，不讲辩证法。
越剧演员范瑞娟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我的丈夫，我的密月》，上海的《文汇报》于3月24日作了转载，接到2百多封来信，提出批评，认为党的报纸不应该登这些生活化的文章，应该多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搞得范瑞娟也很紧张。上海参加会议的人把这个情况给毛泽东说了，毛泽东则认为：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⑩]
还有人汇报，有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讲，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一些人不同意这个提法。毛泽东插话：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不是怕毒草的，而且也难得分清香花和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所以，“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数占多数的原故。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这是不可能的，“力避毒草”这个口号就是毒草。
谈到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距离，毛泽东又说：当第一书记不是那么容易的，如王蒙的小说，不看怎么处理呢？一看就出问题了。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向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
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了北京。4月10日，他又找《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等人谈话，批评该报不发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3月上旬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消息和社论。
邓拓是建国前最早在根据地编选《毛泽东选集》的老报人，在1957年春天这种气氛下，对毛泽东的思路似乎一时没有跟上和揣定，被毛泽东说成是书生办报。而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日子是很难过的。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准备“答复四个人”，两天后该报打破50多天的沉默，发表署名陈辽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几经消化反思，4月10日这天，又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说：有的人对党的“双百”方针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一片混乱，文化科学的发展方向就会模糊动摇。本报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对目前文艺界的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是对事实的极端歪曲。
这个旗帜鲜明的表态，算是对发表陈其通等四人的《几点意见》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有了个交待。关于“双百”方针在贯彻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讨论，由《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引起，如今又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划上了句号。
4月10日这天，毛泽东还对邓拓等人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人民日报》于4月中旬辟专栏讨论杂文的写作问题，还于4月18日发表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摇头》，批评那些对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情况总是“摇头”，认为这也“不好”那也不“不妙”的人，也批评那些表面上拥护“双百”方针，但内心里并不赞成的人：
满台家务事
满纸儿女情
不行，不行
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
讽刺，诽谤和小品文……
嘿，查查看
是哪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这首诗刻画和讽刺对56年春天到57年春天的文艺现象持疑惧态度的人，实在是入木三分。毛泽东特别欢迎这种景象，看了袁水拍的诗后写信给作者，说“写得好”，“应该多写些”。
也就在4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并于4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此后，不光文化界，整个中国都热闹起来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政治走向这些大课题的大鸣大放了。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预料和所能接受的范围。
（续完）
注释：
① 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② 毛泽东1955年10月23日在卫生部一个文件上加写的话，见《建国后毛泽东文稿》第5卷第426页。
③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④ 引自《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文选》第3集第12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 参见朱地：《1957：大转弯之迷》第5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⑦ 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
⑧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⑨ 对这些发言内容，当时代表中宣部文艺处与文学组联系的黎之作了详细记录，可参见他的《回忆与思考》一文中的记述。
⑩ 参见范瑞娟：《永恒的怀念》，《毛泽东在上海》第1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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