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结合”若干问题的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涉及的论题很多。其中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不过多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以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那段经典论述为依据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马恩列斯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毛泽东的论述强调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也就是通常所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大概是因为有权威依据，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一个具有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命题，“相结合”便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最常见的模式。笔者亦赞同这种解释模式，同时亦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里面还有若干问题需要明确，兹探讨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界有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从狭义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来说，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列宁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以中国化和发展了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即从理论创立主体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本为物质载体，即“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究竟涵盖了哪些理论呢？还是在毛泽东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节讲话中，毛泽东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至少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事实上，我们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不但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深刻影响，而且也并不难发现“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理论烙印（一个例证是：毛泽东到了晚年还带头学习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时候，应注意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原初语境。
而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来看，毛泽东说得很明确，“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3]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来的，影响力并不大，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P1471) 俄国革命对于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俄为师”成为挽救中国命运的新选择，带有“俄国味”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传播开来。有人说中国20世纪的历史走过了“以俄为师”到“以俄为敌”、“以俄为鉴”的轨迹，这话说得比较形象，但并不无道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都离不开“以俄为师”和“以俄为鉴”。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以俄为鉴”更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阶级斗争色彩”、“极权主义色彩”较浓重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似乎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理论界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一些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的深刻思想在俄国版马克思主义中是很欠缺的。东方的落后国家一旦获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开展现代化建设之后，俄国版马克思主义就日益显出它的不足了”，[4] 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遮蔽了人们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所以要“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甚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也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差异，并非“一块整钢”，[5] 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也存在着差别，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对于这些讨论很难给出简单的是非判断，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它至少是给时下某些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即我们要克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理论中国化了，而不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滥加运用。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在西方，马克思以后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以及二战后产生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多数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同一性旗号下所混杂的当代各种异质性的左派哲学学术思潮”）[6]，等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究竟是否应涵盖在内？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是否应该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第一个问题，显而易见，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意识形态性，在其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包括这些马克思主义学派或流派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吸纳这些学派的合理思想；至于第二个问题，许多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纳入其中。比如，有研究者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导，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交互作用，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为主导，并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交互作用，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7] 还有研究者提出，毛泽东思想上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8]考虑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继承性，这种认识不无道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同时还包括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承、发展的问题，或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问题。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已经拓展了毛泽东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含义，而且可能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在内，从形式上看，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了一个只有自我包含性的概念，如何解决这个“名与实”的矛盾大概需要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中国”或曰“中国实际”，也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实际”？人们通常主要是把“中国实际”理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又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9]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上述概括做了修订，在“革命”之外增加“建设”的内容，改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实，阅读毛泽东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节话，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是在讲研究历史、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 所以，单纯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中国”理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是不够的。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也有这样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加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互相结合起来。”[10]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的统一，包含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文化”等多重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文化”的相结合；同时，“中国实际”也是变动不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暗含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意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正确认识时代主题，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在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
但是，对于“中国”的理解还不能仅限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1]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双重因素的影响，既受到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又受世界整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过程，是同世界整体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1]“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 自从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便与整个世界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今天的全球化更是以马克思的时代无法比拟的规模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所以，“中国实际”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中国“内部实际”，还应包括“外部实际”；“外部实际”不仅包括了国际政治经济背景，还应包括外部的文化因素。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深刻地表明了外源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这些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同样离不开对于“世情”的科学判断；而对于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科学借鉴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12]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中国”还应理解为“民族的中国”与“世界的中国”的统一，其中还暗含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先进文明成果（如前文提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实际”的相互关系问题。
三、关于“相结合”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要实现二者“相结合”，当然应该有其理论和实践的主体。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在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这一主体包括了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和领袖。他们的作用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力量、骨干力量、领导核心、加工制作者和灵魂人物。[13] 可以理解的是，肯定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做出的比较抽象的肯定，没有多大理论兴趣也并无什么理论能力的一般民众是并不可能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工作的，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实践能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新的课题或提供实践素材；同样，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核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及作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息息相关，但这同样是一种比较抽象的“人格化”描述。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只是把思想家和领袖，特别是后者，当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客观上有一个“领袖主体”的问题。[14] 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历史事实上看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的译介及传播，也离不开党的领袖和党的理论家群体将之“灌输”给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一般党员，从而使“理论掌握群众”；而且从目前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名原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党的领袖是有着特殊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具有的特殊品质、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能够集中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一般群众的创新能力和智慧，因而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起主导作用。而思想家或理论家群体，因为有着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可以进行理论的抽象、研究、创作和宣传工作，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发展来看，理论家群体和党的领袖才是“相结合”的真实主体。
在这里探讨“相结合”的主体问题，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结果，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结合的角度来讲，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现实化，产生其实践形态。比如可以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现实转化的生动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力量的确认；二是现实理论化，产生新的理论成果。目前理论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认为其中还应包括“创新的中国化”，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1.理论向现实的转化，是经过主体的选择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了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 而“理论的实现程度”其实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实践主体认识水平和主观动机的制约。比如，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作了独具个性的创造性发展，使之“化”得合于中国国情，适乎中国革命之需要，但晚年却把“需要的理论”绝对化、泛化，并最终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化”得面目全非，最终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现实向理论趋近，是要经过主体的抽象加工的，而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却不能不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因此也许会把一些错误的认识当作是“相结合”的成果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的名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现存制度中去寻找那些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类似的或有可能接近的地方，对这些东西会产生特殊的偏好，另一方面，人们对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又要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毛泽东能够从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的延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生活和传统社会“大同”的社会理想及某些粗陋的实践（如“五斗米道”）中找到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接近的东西，提出通过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他坚决反对的“兵营式共产主义”，而在毛泽东晚年，这些认识都曾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被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的名下。所以，从马克思主体的角度来看，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其中还应该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排除了实践主体主观偏好和意识形态偏见的科学理论；“中国实际”是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所认识到的正确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应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正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