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道德观及习惯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道德观论文,云南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原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论述南方民族原始道德观的形成，习惯法的起源；指出它们的社会作用在于维护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传统，演成规矩，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规约……
关键词 道德规范 习惯法规 道德原则 原始神判
一、原始道德观
原始道德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南方民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建寨、盖房、婚丧、嫁娶、宗教礼仪、民俗禁忌、伦理道德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的要求和规定，都能在其中反映出来。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是原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反映，它的基本原则是维护氏族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亦即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它的基本特点是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平等友爱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作为氏族社会上层建筑的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在南方民族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头人和酋长的选举产生，婚姻关系的调解，狩猎物品的分配，偷窃犯人的惩治，等等。
昆明东郊的萨咪族（彝族支系），在长期的原始共产制生活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套传统的道德原则，它是氏族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人们世世代代依靠这些来来维护社会秩序，氏族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防御一切外部的侵袭，都是为了维护其生存而自然形成的行为规范。这些原始而又朴素的道德观念，对全体社会成员一视同仁而没有偏向，它为氏族成员共同遵守，并依靠传统的力量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持。
据张氏呗耄讲，在老古辈时，萨咪族只会种“火地”，耕地不用牛，桃树开花点荞子，布谷鸟叫播谷种。生产资料属氏族集体所有，人们共同劳作，收获平均分配。由于土地贫瘠，氏族成员居住分散，一般三五家组成一个小寨，最多的十多户为一村，村寨之间相距甚远，平时很少来往。每寨有头人一名，三四寨设寨老一人，各寨头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在较大的族外战争中，根据战时需要组成临时的联盟关系。
“头人”的职责是管理本村寨事务，调解族间纠纷，征集祭祀谷米，批准外人入寨等。头人是自然形成的，平日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公正者，则成为当然的首领。他没有特殊的权利，职位不能世袭，死后另选一名，也没有撤换现象。毗邻而居的三四个小寨，选举产生一各“寨老”。条件是具有一定威望，能调解各村寨之间的山林纠纷，头人的职责是能组织各寨壮丁抵御外族的入侵。若作战不力、办事不公者，头人会议有权撤换，另选威信更高者出任。
各个村寨以及各家族的土地、山场均有明显的标志，一般以山梁、沟渠、大树、独石等为标志，各村老人都熟悉这些东西。未经本寨头人同意，外村不得越界进入本村领地打猎、砍树或开荒。村寨中民风淳朴，昼夜不闭户，家门是敞开着的。各家的大门用几根荆条搭成，这是防止牲畜入屋，不是为防盗贼。过路人饥饿时可以入屋索取食品，主人会慷慨应允，毫不吝啬；他们认为买卖东西或讨价还价是可耻的事，决不会向你索要报酬。就是路上拾获东西，他们一般不据为己有，或坐等失主来取，或放在显眼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东西拿不动，只要放在大树下，上面结个草标为记，三四天以后再回来取，一般不会遗失。人们的观念认为“有物必有主”，一般不去动有标志的东西。虽曾发现过几起遗失现象，据查是外乡外族人干的……
族内发生纠纷，甚至出现偷窃的案子时，由原告向头人申诉案情。头人若受理此案，就将当事人双方召集到家中，并邀请本寨中年老者参加旁听，众人围着火塘坐于地上，头人取出自家酿制的苞米酒，大家边饮酒边断案。当事人双方各自申诉理由，可以互相责问论辩，但不得对骂或动手。其诉讼程序十分有趣，原告蹲在头人左边，每控告一条理由，头人放一粒石子于地上。控告完毕，则头人身边已有小堆石子；头人传讯被告，每申辩一条理由，亦放一块石子于地，最后看谁的石子多，谁有胜诉的可能。但最后的判决还得依靠证人证词以及耆老们的意见，特别是涉及全寨的事和处理重大纠纷案件时，头人不能专断行事，还得由全寨民众商议决定，最后才宣布谁是谁非。败诉者被处以罚金，以其中的一半作为胜诉者的赔偿费，一部分购买酒菜，众人一起吃“和气酒”，头人致祝酒辞，耆老们亦相继开导劝说，原告被告也相互致歉，表示纠纷到此了结，从今以后不记前嫌，恰似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调解方法，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比之官府的贪赃枉法，更乐于为少数民族所接受。我国的类书和方志，多有称颂云南少数民族民风淳朴，或言“民性粗疏，鲜争讼”；或言“俗信巫鬼，讼不经官”。就是对此种习俗的真实记录。
据呗耆讲，在老古辈的时候，人们共同狩猎，共同撒网捕鱼，共同享受劳动果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睦的，人们的欲望和企求也不高，人与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利害冲突，最多不过争异性、争栖址而已，因此维护社会秩序和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便是靠自然形成的“传统习惯”。人们世世代代依靠这类习惯来保障村寨的和平与安宁。在双龙山区和阿拉半山区的萨咪族社会生活中，曾经有过一种“初比苏”（作人规矩）的古规，用以协调个人与氏族之间的关系，教育青少年按照这些道德规范行事，培养社会成员诚实公正和勤劳勇敢的品质，使村社的社会秩序有条不紊，人际关系和睦融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哈普鲁村”的萨咪族，把教育好儿孙看作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深山狩猎和种火烧地时，家长们总是将孩子带在身边，通过长者和成年人的榜样，使青少年领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通过生产劳动的具体实践，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逐步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性格。
萨咪族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早期道德教育，在村寨长老的指导下，组织各式各样的民族活动，在祭祀活动、村社集会及婚丧仪式中，充分利用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将道德教育寓于仪式的全过程中，让青少年通过他们的直接经验，并模仿成年人的样榜，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和人生价值，并能在任何情况下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行为，有理智地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彝人多导高山深谷，在环境十分险恶及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群体中人员之间彼此的互助协作，那就等于丧失了生存的条件，因此在人们的朴素观念中，团结和协作是必不可少的，这在烧“火地”及狩猎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刀耕火种的节季，要请巫师诵经，看准风向，由经验丰富的老人具体指导，全寨人协力同心，否则很可能出现野火烧山的情况，进而使整个村寨被野火所吞噬。
种“火烧地”要开垦大片的荒山坡，仅靠一家的劳动力是无法满足需求的，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必须采取集体换工的方式进行生产，参加换工的人不计劳力强弱和时间长短，主人以饭食和水酒相待。特别是盖新房时，全寨人不请自到，表现了原始集体劳动的精神，彝族村寨中此种互助协作的风尚是在原始农耕时代形成的。彝族村寨中凡有老人辞世，乡邻们也都得来为老人送终，有的送米，有的送柴。马克思说过：“在最早的时期，帮助同族的贫苦人解除非常的负担，是亲族义不容辞的责任。”〔1〕
解放前，由于彝族社会有较长的农村公社发展时期，因而形成了鲜明的原始平等的思想，社会成员间，经济地位完全平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山林和牧场均属农村公社集体所有。每个村社的成员都有权利通过“号地”的方式，来获取村社范围内的可耕地，以便自行耕种。有时还采用“号树”、“号蜂窝”等方式作为标记，凡是经人家“号”过的东西，外人一般不会去动用。
对荒地的垦植，彝族各支系略有不同，村民若要开生荒种荞子，就在认准的那块地四周插上草标，或在显眼的地方结上扣子，别人看见草标之后，不会再来相争；但是某些重要地段的轮休耕地，平日打的草标不算数，要七月七这天结扣打标才有法律效力，并有寨老组织检查，确认有能力种好，占地手读才算完成。万一发生争执，以当天先插草标者有理，但寨老的意见仍是不得违拗的。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但亦只有使用权，一旦休耕或弃荒，便自然地失去所有权，本氏族任何人均有权插标开垦。
萨咪族各村社均有氏族公有地，每年十月年过后，由氏族长带领各家族头人分配土地，分配原则是先族内后族外，常住户有优先权。先留下一二亩作祭祀田，族长有优先权占有山脚的熟地，靠近水源的上等田归战争中有功之人；旧田质量好，与新辟的田混合，分给族内常住户；族外各姓和搬家人分给山坡上的轮休地，山头的荒地族人均可开垦，连续耕种三年便归己有，若弃荒不种，仍归氏族公有。
农闲季节，男子一般到深山中去狩猎，单独狩猎的人常在野兽出没的篝沟边下扣子，如果下扣子的人不在附近，任何人看见了都不会取走扣子勒住的野物。若是集体围猎，则将猎获的野物平均分配，不论大人小孩，凡见者都有其份；但要将猎获的兽头归射中者所有。在村寨中谁家柱子上的野兽头骨愈多，谁家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就愈高，从而培养了人们的尚武精神，男孩子在孩提时代便跟随父兄当帮手，到部落或村寨的公有林中见习，长大以后便可成为出色的猎手。
猎狩有许多的习惯法，如猎前祭祷及猎后祭神等，但主要表现在对猎获物的分配关系上。按萨咪族的习惯法，“山珍野味，见者有份”。凡参加狩猎者，不论技术高低及枪法好坏，是射中野兽的猎手，还是协助者追赶者，都可按人头平均分得一份。若不参加狩猎，只在旁边观望，亦不呐喊助威，则没有他的面份。击中野兽者，跟踪捕获者，都可以多分得一些，或得头蹄或得皮子，小兽则合伙在山中烹煮，众人分食之。
后来随着猎枪的使用，分配方式有了改变，变平均分配为按投分配。行猎进出一个人算一股，出一支枪为二股，出一匹马为一股，出一支猎狗算半股，小孩算半股，体弱老人算半股，猎获野兽后，按参加的股数平均分配，每人出多少股，则得多少份肉。击中野兽者多得一份，跟踪追击野猪、老熊一类猛兽者，亦多得一份，并以皮子嘉奖。珍贵的猎物如鹿茸、麝香、虎骨、豹胎等，须上供部落大首领，首领以偿银奖励之。
故老相传，萨咪族猎人远程狩猎，带的粮食吃完了，可以到邻近部落的玉米地掰玉米穗，到马铃薯地刨马铃薯，在林间空地煮食。这是饿了取食的，主人看见了也不认为偷。但要用两根竹杆交叉搭起，表示不得已而为之。回来时若从原路经过，可用少量兽肉报谢。总之，民间习俗对猎人有很多的优待。例如，经过果园时，过路的人口渴了，摘几个吃不算贼，但数量不可过多，亦不得边吃边扔，否则就与偷窃划上了等号。终日跋涉于高山险谷，道路又充满艰险，十天半月难得吃上点甜食，若经过林间壁洞，发现山民收养的蜜蜂，割吃适量的蜜块亦为情理所容，但走时要将蜂门盖好。亦不可将蜂子弄死，否则会受到山民追究，甚至用猎狗追撵。可知原始道德观有一个“适度”的范围。
据张氏呗耄讲，古代的萨咪部落没有特殊的专门的军事组织，也没有脱离生产的士卒。成年男子平时为民，战时皆兵，遇有战斗凡成年男子都得参加。标枪、长刀和弓弩是他们自制的武器，几乎人人都有。为了保护氏族村落，防卫祖传的地域，氏族首领必须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每有战斗便登高一呼，村内壮男立即集中，听候首领的调遣，出发去远征冤家仇敌。所以各村寨彝人往往把出色的猎手看成勇士，在氏族或部落组织中，社会成员的英雄行为，往往被人们公认为优秀的品德，将受到整个部落的尊敬和爱戴。在保卫氏族村落的战争中，年青人往往以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的枪口，他们作战勇猛，只顾拼命向前冲，敌人的子弹射来是不许低头的。否则，侧边的同伴就骂道：“老母猪养的，你想把弹矢让给谁？”以横闯直冲为荣，以担负主攻为勇。在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声名显著的首领，日后便获得酋长的名目，逐渐成为政治上的领袖。
原始的英雄行为还表现于血族复仇的行动。当社会成员遭到伤害时，整个氏族或部落中的成年男子们，都有为被害者复仇的义务，人们认为“以血还血”是符合平等原则的。临行前，须由巫师卜卦，以决定出征日期；同时要杀牛祭神，将牛肉插在竹签上分送寨内外亲友，请他们来助一臂之力。竹签刻上刀痕以表示出征日期，有时还送鸡毛火炭和辣椒，以表示起事迫于眉际。恩格斯说过：“同氏族的人必须互相援助和保护，特别是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2〕
在氏族社会中，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凡伤害了氏族成员，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此，每当族人被杀，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大伙一起追捕凶手，到凶手所住村寨捣毁房屋，抢走牲畜，过后由双方头人协商调解。
血族复仇是“一命抵一命”的办法，但往往在仇杀中失去控制，酿成氏族战争。此时，双方都得激励自己的战士为死者报仇，氏族成员们个个摩拳擦掌，誓报血仇。头人选出二三十名壮丁组成复仇队伍，他们带上武器和粮食，在村外神树林集合，在龙树前列队宣誓：“杀死仇人，共报血仇！”壮士们一个个披上铠甲，一边哼着战歌，一边挥舞长刀，围着神树转三圈之后，在头人的带领下，乘着黑夜，向仇人的村庄奔袭。……
在彝族古代社会中，族人不可打冤家，若伤害族人，必须抵偿性命。赔偿血债，多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在氏族亲属之内，勉励团结一致，共负保卫氏族村落的责任，这是不成文的传统习惯法，世代相传，迄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现在的孩儿们只能在老人的故事中了解一二。
作为氏族社会的上层建筑，原始道德观具有自然产生的民主性质。其条款的产生，一般系由氏族酋长议订通过，经氏族大会确认和批准，最后在各种祭祀典礼中宣传，并由父传子、母传女的方式强化教育，使它具有共同“盟誓”的神圣气氛。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成长的民主制”或“无限制的纯粹民主制”。
原始道德观的实施手段是相当民主的，一般以说服教育为主。萨咪族对后代总是寄以殷切的期望，由氏族的长者宣讲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习俗和道德规范，包括自身的言谈举止、交际往来和待人接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他们成为对民族有益的人，社会舆论对于各种善行总是予以肯定和鼓励，表现出对青少年的爱护和行为导向。就是偶然触犯习惯的人也不是简单的打骂和羞辱，而是唤起他们自重自尊的良心，让他们在实践中将功抵过；只是对那些屡教不改者，则按照习惯法的条款，由全氏族予以严惩，经济上让他倾家荡产，还叫他名声扫地，变成过街老鼠，为世人所不齿……
二、传统习惯法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土地在形式上虽属村社所有，但具体使用和占有已过渡为个体长期占有形态，并出现了租佃或抵押，从而产生了贫富的分化，随着私有制和产生和阶级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复杂化，偷窃、抢劫的事件日趋严重，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少数民族部落中，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原始道德规范，已无法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于是，在氏族成员的强烈要求下，酋长和村寨长老便召集群众会议，讨论如何防止和惩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制订了惩治偷盗犯、杀人犯的条例，于是一部用以维护社会安宁的“习惯法”便出台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保护森林、水利和农业生产的习惯法。寨老们还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性，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健康发展，对通婚范围亦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从长期实践得出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习惯法，它对全体氏族成员一视同仁，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
滇池东岸的“萨咪族”，每年二月举行隆重的社祭仪式，各宗友因农事季节不同，社祭的日期亦各异，有的在二月第一个属龙日，有的在三月第一个属马日，会期一天。宗旨是祭祀社神（迷枝），祈求地方太平，人口繁衍，粮丰林茂。社祭之日，每户出一男丁参加祭祀，须杀猪宰羊祭地神，每户出三斤白米二斤黄豆，作为全寨聚餐之用，全村十六岁以上男丁参加。祭祀完毕之后，有一项极重要的民事活动，就是在“神树林”中，由寨老宣布“习惯法”的禁忌事项，重申祖辈流传下来的古规，村民们围在“神树”四周静听。寨老手持一束尖刀草和一根代表权力的龙头柱仗，首先讲述古辈流传下来的习惯条例，然后再宣讲新制定的或修改过的条款。这些条款都编得很有韵律，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它教导人们扬善戒恶，尊长爱幼；劝戒年青人切勿作恶，倡导一种互助合作的社会风气。流传后世，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了使“习惯法”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村寨中每年至少得举行两次专门讲述款条的大会。农历三月初，春耕已经开始，荞麦种子陆续下种，为了保证春耕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重申和制定保护庄稼。有关条款，警告各家各户圈好自家的家禽和牲畜，不准放到屋外啄食，以免糟蹋庄稼。凡有猪羊跑到刚春播过的田里，畜主得按庄稼产量估算的结果赔偿损失。一般地说损失较少则勿须赔偿，但须赔礼道歉，或以一定数量的畜粪抵偿。外寨家畜糟踏庄稼，应比本寨的重罚一倍至两倍。除了把整片稻谷啃光，受害者因泄愤可将牲畜打杀外，一般情况不得打死牲畜。否则得向畜主赠家畜折价费，畜主赔庄稼损失，若有争执，由寨老评论判决。
据呗耄说，古代半山区的阿的村、石灰窑一带的彝族，有在野外放养猪娃的习俗。若牧童一时贪玩，成群的猪仔一旦闯进荞地，能把数十亩“火烧地”哄得稀巴烂。有一年阿底树一农户到山上砍柴，经过自家荞地时还颇感惬意，绿油油的庄稼长得多好！等到晚上回来时，发现一头老母猪领着十多只猪仔，正肆无忌惮地糟踏庄稼，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提起砍柴刀将老母猪砍翻在地，并将猪头割回煮吃，并通知畜主去收猪身，结果引起了一场械斗。从此以后，寨老们制订了相应的习惯法条款，初犯以警告为限；再犯则视其承受能力罚款；三次以上犯戒并造成严重恶果者，受害人有权打死牲畜，不负任何责任，畜肉由全寨男丁聚餐食用。
秋天，稻谷一片金黄，主要得防止奸人偷盗，各寨派人鸣锣高喊，提醒各家管好牲畜，看好谷堆，禁止太阳落山后搬运稻谷，避免被坏人偷盗或被人怀疑为小偷，庄户轮流巡更守夜，等等。播种和收割的时间都有规定，由寨老邀请呗耄举行宗教仪式后，选择吉日吉时开镰，否则吓跑了谷魂粮食不经吃，农活要听寨老统一指挥，若违反民俗禁忌，则将受到全寨性的惩罚，一般是罚一头猪，供全寨人吃一顿；倘若强词夺理，甚至一犯再犯，就要重罚一头水牛。
萨咪族有保护林木的“习惯法”，村头寨尾的“神树林”为神圣的祭祀场所，严禁放牧割草甚至摘叶修枝；村寨周围的护寨树称风水树，亦不准任何人砍伐，否则会坏了龙脉风水。
村寨的公有林属氏族所有，由山主作为护林人以统一管理，除指定的日期内可统一砍伐外，必须征得山主和护林人的允许，族人方能适量砍伐，并以砍一株种一株的方式作交换，若乱砍滥伐或偷伐公有林木，则按习惯法的规定处罚，一般分两种方式予以罚款：凡是偷砍封山育材林者，以该树的周径计算，每寸罚银三钱，没收刀斧工具，并罚其补种三株幼树；若偷砍十棵以上，罚其杠着树枝“游寨”。窃贼身带赃物，边敲锣边呼叫：“做人莫学我，盗伐公众林木，为贪图小利，名声都坏尽……”寨老跟在后面监督，娃儿们边吐唾沫边扔土块，使坏人丢脸亮相，也教育了广大的群众，使坏人坏事在公众面前成为过街的老鼠。
倘若盗伐“风水树”和“初树林”，或放火烧了坟山和房舍，则将处以重罚，因为此种行为会导致村寨的灾难。犯者须出一头牛，猪羊各一只，请呗耄祭山神，并禳除各种祸害，一切费用由其承担。若三年之内村中出现人死畜亡，亦找它算帐，责令其赔偿相当一部份损失。
如果有人胆敢蔑视“习惯法”的权威，寨老有权率领本寨本家族民众，成群结队冲入其家，抄没他的家产，杀吃他的猪羊，直至把它的家产吃光，这是保障“习惯法”得以贯彻的有力手段。
偷盗、抢劫、杀人等案，在淳朴的少数民族中亦时有发生，主要是受到商品观念的影响，“空门莫进，空房莫进”的观念已逐渐被摈弃。氏族成员在本部落内部偷盗抢劫，会受到部落议会的严厉制裁，对屡教不改者的惩处尤其严厉。
这类违反民法的案件，一般在“神树林”审判，近代亦在村社的“天灯杆”下聚众审理，由几位孚众望的寨老组成合议庭，当事人可以聘请证人作证，头人在断处案子时，一般以人证物证作依据，寨老在调解此类案子时亦不敢失之偏颇，否则会降低威信，他们的地位便会逐渐消失。诉讼期间当事人得请寨老吃喝，直至解决纠纷为止。缺人证物证的疑难案件，则采用“神判法”解决。对偷盗犯的判罪等级依地区不同，具结悔过，罚其买酒肉请房族吃一顿，表示谢罪。重大的盗窃如偷牛、盗马、挖墙、拱壁、掘墓、挖坟者，抄家或开除族籍，并撵出寨子，民愤极大的罪犯由村民大会公议处决，方法有肉刑、断手、跳崖、活埋等种。部落议事会常定期召开会议，不仅重视惩罚，也注意教育广大群众，用道德教化作为维护和实施“习惯法”的有力武器。除怙恶不悛者外，认罪态度的好坏亦作为惩治的依据。
据张氏呗耄说，恰鲁普村杨姓家友杨××勾引坏人专干偷挖坟墓的事，盗窃死人身上的珠玉以发横财，经人告发，村社长老公议处决，后因其为独子，加之认罪态度较好，决定改为戴高尖帽游寨未众的方法，罚其挨家挨户送刀块肉。按习惯法的程度，由犯者买回一头猪，在村寨中心祭台祭过神后，片成手掌般大的一块块生肉，犯人身披赃物，头顶高帽，游寨示众。每到一家门口，便叩门请罪，并送上一条“刀头肉”，说明送肉的原由，表示从此以后洗手不干，若有重犯有如此肉！每家在吃肉之前亦告诫自家儿孙，讲明肉是怎样得来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善与恶的标准是什么，等等。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氏族村落的安全，古代的萨咪族形成了一套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习惯法”，它的内容，有保护庄稼、封山育林，以及婚姻纠纷等方面，要求全部落各氏族共同遵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门类的不断增多，“习惯法”规约的条款更趋细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罚金的适用范围更加普遍，甚至要以罚金的三分之一作为头人调解的酬劳。清末明初，兵灾土匪多如牛毛，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着社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惩治偷盗、抢劫、禁赌、防匪、禁横行霸道的“习惯法”，并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全寨壮丁可持火药枪缉捕罪犯，它已具有“法”的雏形。民国年间由于保甲制的出现，维护习惯法的部落组织已不复存在，但习惯法的规约还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僻远的民族村寨。有趣的是景颇族亦有一套在山官制度下形成的习惯法，这套习惯法的核心是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具体反映在财产的继承权问题上，便处处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与萨咪族习惯法略有不同。
习惯法制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偷窃、奸淫、凶杀诬陷、劫牛等案件，财产、土地、债务等纠纷以及触犯禁忌习俗等事项。习惯法是约定俗成的，是山官制社会人人得遵守的最高准则，谁违背了习惯法，都将受到社会舆论的遣责和制裁。
习惯法的行使权由山官负责，但山官行使司法权时，必须邀请村寨头人长老和有威望的董萨参加。在早期，山官调解纠纷时，并不向当事人收取报酬，相反在调解期间，有时需要连续十多日不散，山官还得负责住宿和以酒食相待。山官的这笔开支，通常是由百姓每年出的官工和送来的礼品作补偿。
景颇族称习惯法为“童达拉”，意思是“做人的道理”。它一方面维护财产的私有制原则，另一方面，原始的道德观念起着一定的作用，其表现于习惯法中便是有较大程度的民主性。在习惯法的具体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原始宗教观念的桎梏和影响，这特别表现于习惯法的裁决，是以神的意志来判定是非曲直的。
“习惯法”随着山官制的发展而演变，原始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逐步增强，由于内容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遂使山官在解释和裁定时可随意变通理解，因而成为维护山官制的法律。山官们亦时常趁调解纠纷之机，巧立名目进行敲榨勒索，更有甚者，竟然凭借自己权势为所欲为。
萨咪族的“寨老”原是氏族组织的酋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地区性的首领。他有维护辖区内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他领导群众进行生产活动，在群众中有传统的威信，是“习惯法”条款的体现者。“寨主”一职才开始出现时，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制的色彩，为村社全体民众选举产生。而最初成为寨主的地区性首领，又往往是具有相当威望的“耆老”，他们办事公正、能说会道，善于排解各式各样的纠纷，因而能赢得众人广泛的信任；至于他本人拥有财产的多少，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寨老”及其家属都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帮助群众过日子，民众有困难山官要给予接济；群众请求调解纠纷，寨老还提供给饭食。为人民办事，对他来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并无什么固定的报酬。全寨性的经济收入虽由他保管，却未发现有中饱私囊的事情发生。寨老在处理重大事情时，还必须采取比较民主的方法，会同各家族或各姓头人协商决定，并没有发展到独断专行的地步。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村社首领逐渐为少数富有者所把持，它的产生也越来越和财富联结在一起。他们为人调解纠纷，不再被视作应尽的义务，而认为是攫取财物的极好机会。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头人调解某一级的纠纷，要索取多少报酬，已渐渐地形成一定的惯例。而纠纷的各方看透了调解人的心思，又往往在暗地里送去更多的财物，以便换取对自己的支持。这样，头人在表面上虽依然装出一付公允的面孔，实际上常常对送礼的一方进行偏袒，这样它就一步步地走到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去了……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第98 页。
〔2〕《马恩选集》第四卷，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