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伟大复兴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实现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3)07-0061-07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回顾中国人民追求“中国梦”的历程时又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1]这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性质和历程的精到而又富有诗意的概括。要理解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从“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中国现状与世界未来相结合的角度做深入的探究。
一、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为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历史逻辑与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代逻辑相辅相成并根本改变中国面貌、极大影响世界格局的伟大进程
(一)“文明型国家”的历史逻辑
中国幅员辽阔，拥有数千年的文明。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称中国为与近代欧洲“同质性很强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具备多样性的文明国家”。[2](P161-164)我国学者张维为不赞成马丁·雅克把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立而担心中国今后会以某种形式恢复传统“朝贡体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3](P64)。“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3](P79)这可以说是揭示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洞见。回顾中国历史进程，与西欧差不多同时，中国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运动，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4(P626)。中华文明，作为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它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道路。
(二)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逻辑及其与中华文明的相撞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各民族文明单独发展的条件。正像《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P276-277)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采取了野蛮和血腥的形式：先是用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的身体，随之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继而通过商品、资本的输出及原材料的掠夺压榨中国人的血汗。中国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当然，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是不会被征服的，这得益于数千年文明滋养的强烈文化自信。毛泽东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P156)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契机或关键，则在于追踪时代精神，激发民族固有之创造活力。陈寅恪在谈到民族复兴的思想条件时曾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7](P157)中华文明的力量，正在于能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将自身文明与外来文明相互激荡，使民族的历史逻辑与世界的时代逻辑“相反相成”。在近代实践中，它则展现为下述“双重使命”对“双重任务”的曲折回应。
(三)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的必然性：两种逻辑何以相反相成
1.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在考察资本全球扩张这一历史趋势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人口几乎等于世界一小半的印度和中国。马克思既“从历史的观点”肯定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又对其通过暴力和血腥来完成表示极为愤怒和“难过”。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8](P683)他进一步概括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8](P686)尽管当时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低，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马克思还是以深邃的目光把希望寄托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8](P686)“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蜜的酒浆。”[8](P691)马克思在这里谈的印度的情况，实际上揭示了资本全球扩张的根本趋势和发展规律，完全适用于中国。
2.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的必然性。综观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实际上主要是破坏传统的村社所有制或封建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它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社会的实际改造，则完全依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这也就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以“双重任务”来回应殖民者的“双重使命”。这“双重任务”就是：一方面，殖民者以破坏主权奴役人民的血腥形式完成“双重使命”，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动员起来坚决抵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殖民者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又必须虚心学习其先进文明，包括扬弃了这种先进文明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两者“相反而适相成”，缺一不可。要正确认识和实践“双重任务”并不容易。血腥的侵略带来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8](P621)如果听任怒火燃烧而拒绝侵略者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其他文明成果，这种反抗只能永远处于自发懵懂的阶段而不可能取得成功。显然，这需要一种清醒理智的辩证态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认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深化的，19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遍及各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潮流，都是程度不等地在实践这种“双重任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各国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但都大大改变了本国的面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二、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维度看，它走过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并不断创新的光辉历程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直接的方案
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论述印度时憧憬东方被奴役民族通过社会革命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但这只是对“比较遥远的未来”的展望。就在同一篇《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8](P690)当时，他们还不可能把东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提上议事日程。在写作此文3年前的1850年，在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中，他们当时期待的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9](P264-26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一直致力于完善其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以很大的精力探讨西欧以外特别是俄国和广大的东方在资本主义迅猛扩张情势下将会如何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如何与西欧的工人阶级革命互相促进的问题。为了避免别人“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0](P139)，马克思宣称“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10](P139)他对自己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持豁达的开放态度。但俄国当时处于一种可能与西欧工人阶级革命直接互动的关键地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俄国问题特别是俄国是否能够和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又由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被列宁称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刚刚显露[11](P670)；它们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虽在迅速积累，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尚低，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有待成长。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深入研究东方国家的革命，特别是没有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如何革命、谁为主导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革命要经历哪些阶段的问题，展开直接的论述。也就是说，没有对工人阶级如何以“双重任务”来回应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在革命战略策略意义上做出直接的回答。随着时代的发展，落后国家工人阶级理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新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和其后的中国革命就是这种结合和创造的成果。
列宁的第一大贡献，就是超越马恩成说，领导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新纪元。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新形势，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2](P88)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特殊情况，列宁认定俄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有可能利用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形成的革命危机，一举夺取政权，使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他力排众议，批评那些只知道机械理解唯物史观和马恩言论，把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直接联系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3](P370)的历史辩证法。列宁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争取党内多数的赞同，一举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后，列宁和苏共还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列宁的第二大贡献，就是有力地推动了东方国家的革命。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和残酷剥削固然榨取了超额利润，但必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是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发展并形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势将成为新的革命风暴的源泉。这意味着世界革命的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据此他预见：“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3](P370)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列宁建立共产国际以推动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东方各国的工人阶级革命。
当然，列宁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同样不能代替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的创造。“俄国人的路”告诉我们的只是如何组织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这个党怎样领导工人、士兵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情况比俄国也复杂得多，学习俄国经验，关键在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并不断创新的伟大成果
正像列宁所预料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苦奋斗，在中国这个“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第一，创造性地解决了有别于俄国的独特革命道路。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工人、士兵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及农村的道路。照搬到中国来却导致了多次失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特殊国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道路。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理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经历了击破敌人多次围剿、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又成功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俄国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并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过于弱小，孙中山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成功。在十月革命开辟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里，中国革命必须由更先进、更坚强、更有组织性的工人阶级领导才可能取得成功。但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越过民主革命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工人阶级联合几个革命阶级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革命的战略策略等问题又做了许多独到的新概括，比如对“三大法宝”的概括：“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14](P1471)
纵观世界，像俄国那样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国家极少，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则遍及亚非拉美，因此中国革命的经验更具普遍意义。毛泽东对中国所走的这种有别于俄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做了这样的概括：“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4](P1480)这也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它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创造了成功的范例。
三、从发展前景看，它开辟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引领全球化未来的前程
(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艰辛探索。建国初期中国全面引进的苏联模式虽有过成就，但弊病明显。毛泽东发现了这些弊病的某些方面并提出“以苏为戒”的命题，但基本坚持了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使现代化事业蒙受重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把中国带上坦途。
首先，邓小平重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P373)。这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功能出发来规定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既克服了以前界定社会主义时离开生产力侈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唯心主义倾向，又克服了简单搬用马恩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推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教条主义痼疾，为改革开放新政的推行找到根本的理论依据。
其次，邓小平重新确定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定位。在这个问题上，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患有“急性病”，就是高估本国社会发展阶段，超越生产力性质和水平而激进地推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结果自然是造成生产力的萎缩甚至破坏，留下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脚踏实地，正本清源：“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5](P252)
再次，邓小平面向世界历史，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把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上剥离下来，认为那只是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配置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这几乎完全颠覆了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惯性思维，却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目标模式。
最后，邓小平以此为基础，重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纲要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后来一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5](P370-371)它科学确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制度框架和推进动力，回答了推进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问题。后继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根据这条基本路线确定的工作方针。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冲破惊涛骇浪而创造历史奇迹，之所以没有走上苏东剧变的邪路而开辟了光辉的现代化新路，这条基本路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正在失去历史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才是人类的希望
首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其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处心积虑地挖掘人们的感官物欲，掠夺式地开发、浪费式地挥霍人类的宝贵资源，已经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现实迫使人类正视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的有限资源和脆弱生态是难以共存的，其历史合理性正在逐步丧失。
其次，以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使得资源在全球的配置大大加速，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又诱使各国放松对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必要管制，以方便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无痛心地指出：“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承诺的经济利益。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使得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同样，它也没能成功地维持稳定。亚洲和拉美爆发的危机威胁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稳定。”[16](P3)终于导致了肇始于美国、至今仍在蔓延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这场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示人们，现有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代表的主要是跨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很不公正，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崛起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曾以自立体系的方式与资本主义争夺全球化的主导权，也曾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败下阵来。主要原因之一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把批判、抵制与继承、学习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毅然推出改革开放的新政，仅经30余年，就使中国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巨大创造性和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由于中国原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性和吸引力比苏联要大得多；由于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且采取了全方位开放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战略，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苏联也要大得多。各国人民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关系上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发展战略，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发展需要。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展现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胜利引领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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