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态势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态势论文,金融危机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意义、流迁动因、影响转移就业的因素等方面，部分学者针对外部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提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并发展城乡经济、发挥土地保障作用等降低就业风险，但联系农民工就业演进趋势，专门以返乡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对农民工远期就业生活进行规划并开展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应对研究较少。在此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农民工返乡的源起
首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工返乡与城市就业容纳能力的相关问题展开阐述。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因与演变趋势
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般认为这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人口的合理分布，促进经济一体均衡发展[1]。一般认为，引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不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动因，也决定了转移就业的流向(Todaro，1969；Bentolila S.et al，2006)。当然，就业机会差异的存在、生活条件、受教育机会、公共卫生设施等非货币收益等也是影响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重要因素(Au Chun-Chung et al，2005)。中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就业机会差别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还会继续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
虽然如此，也应看到城市劳动力市场容量的有限性，农民工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对外部危机的抵抗能力较为脆弱，这也决定了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部分农民工回流寻求新的就业生活途径。Lee指出只有在迁出地内推力总和大于拉力总和，且迁入地内拉力总和大于推力总和时才会形成人口迁移，认为必然有一个反迁移流伴随人口迁移[2]，我国20世纪中期发生地农民工“逆潮回流”、2004年左右出现的“民工荒”及2008年下半年的“返乡潮”是对这一见解的验证，因此，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生活安置构成研究的主旨。
(二)城市就业容纳能力与农民工返乡趋势显现
部分研究认为城市预期收入高并不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唯一考量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将愈加重视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3]。部分研究表明，虽然农民工城市就业绝对收入有所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却有扩大趋势，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城市就业岗位狭窄，难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上升，社会及政策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得农民工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提高不抱乐观态度(蔡昉，2007；黄祖辉、刘亚萍，2008)。当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的预期收入与成本差距缩小时，返乡将是一个可行选择。
农民工回流现象表现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三次，分别为：一是在1997-2001年期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实地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的6.3％，占当期外出务工劳动力的39.9％，且返乡人数有趋于增长之势(高强、贾海明，2007)。在以城市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出现“逆潮回流”现象，这使得学者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引致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及流迁决策，一般集中于转移就业中存在的制度约束及农民工返乡灵活就业等方面(Murphy，2001；林斐，2002)。二是2004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引起学者的进一步重视，一般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农民工返乡的成因及利弊影响。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且上升空间有限、就业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城市生活成本逐渐攀升以及其他经济区域产生劳动力需求等；内部因素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叶落归根习惯、民工权益保护意识上升等。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出现农民工返乡谋求新的就业生活路径现象，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引起学者的进一步关注。三是2008年下半年“返乡潮”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环境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发生的，较多农民工以返乡来减少危机对自身的消极影响。
二、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的成因、影响及应对
下面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的成因、影响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
(一)农民工返乡成因分析
现有研究主要引入“推拉”理论从利益比较角度分析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制约农民工城市就业内外因素的存在构成排斥农民工城市就业的推力，这将引起农民工城市就业的预期收益持续下降；而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乡村文化习俗的积淀及国家支农政策导向构成吸引农民工返乡的动力，这会引起农民工城市就业机会成本的增加。当对城市就业的预期收益成本进行比较后，返乡可能是部分农民工的可行选择。一般认为城市的排斥因素是引致农民工返乡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市场分割阻滞农民工城市就业转移的顺利实现
国外研究认为制度和社会因素导致劳动市场被分割为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优于二级市场，分别由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构成，劳动者在薪资、劳动条件、工作岗位的保障性及职业前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限于技术或制度的因素，两类市场之间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在经济环境恶劣情况下，前者会对后者构成严重的挤压(Dunlop，1957；M.Piore，1979)。国内部分学者借鉴这一观点并联系实际，通常将农民工划入二级市场，也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就业二次分化使得部分农民工已进入一级市场，但也认为大部分农民工仍存在于二级市场(李建民，2002；刘怀廉，2004；杜毅、肖云，2008；原新、韩靓，2009)。总体上看，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长期处于低技术的狭窄空间内，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城乡预期收益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会使农民工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低下，这些都将影响农民工流迁就业决策，在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农民工被动返乡将大量出现。
2.结构性失业困境引致农民工被动返乡
一般认为低层次产业存在利润微薄、市场竞争力低下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呼声日趋上升，但应看到先进技术的运用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钱纳里，1995)，而农民工大多数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等基本素质较低，产业结构的调整将进一步缩小农民工城市就业可选择的空间。据统计，2006年，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者占65.5％，但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调查显示，2006年农民工从业较为集中的行业为：建筑施工业、制衣制鞋业及住宿餐饮业等，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比重为50.9％(蔡昉、都阳，2007)。多数农民工局限于低技术含量产业，在就业市场上对外部影响的抵抗能力极为脆弱。在此情况下，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城市劳动力需求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检测中心，2009)，尽管政府采取的诸多政策有助于就业岗位的增加，但已失去原有工作岗位的农民工需要转换工作岗位，在此过程中，农民工将面临岗位需求信息缺失、人员与岗位不匹配等困难。由此，农民工异地就业面临岗位需求下降与结构性缺失并存困境，这将迫使部分农民工返乡。
3.城乡“两重”社会导致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差别
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工的排斥较为明显，在市民和农民、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形成“两重”社会，农民工一般难以在城市找到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可供选择的就业空间相对狭窄，多为脏、苦、累等低技术含量工作，且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进行就业转换，存在较为明显的就业门槛(李萍、罗宁，2008)，预期工作前景不乐观。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自我在城乡的社会地位评价差别较大(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2009)，这说明农民工较难融入当地生活。
我国农村劳动力城市流迁就业过程中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转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形势出现良性变化后，城市就业排斥力的存在将使得返乡成为部分农民工无奈而可行的选择。
(二)农民工返乡影响差异比较
引致农民工返乡原因不同，相应地对整体经济的运行及农民工自身的影响也有一定差异。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农民工转移就业存在明显的“钟摆现象”(李明桥等，2009)，主要根据行业生产季节的变化并随着农民工代际分布的出现而有机出现，其典型表现有三个，分别是20世纪中期出现的农民工“逆潮回流”、2004年的“民工荒”及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农民工“返乡潮”。
三次农民工返乡出现的背景有较大差异，20世纪中期农民工“逆潮回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就业门槛较高而农民工迫切寻求新的收入增长点，当然亚洲金融危机也对农民工城市就业构成冲击，部分农民工主动或被迫返乡开展创业等灵活就业方式，但数量较少，实证表明回流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低于外出务工者(白南生、何宇鹏，2002)。这一次农民工返乡的结果是，新的流迁就业途径引起关注、新一波民工潮出现及农业就业数量在此阶段出现反弹。2004年“民工荒”现象中的农民工返乡在于物价上涨及农民工工资较低引致的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民工权益保障意识显现及就业流向多元化也是影响农民工流迁决策变化的重要因素(简新华、张建伟，2005)。本次主要是对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企业、国家产业政策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影响，同时，农民工权益得到重视。也有研究将从2004年之后出现的“民工荒”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标志，其持论依据是这段时间农民工工资有所增长，但这种观点存在争议，如白南生等认为转移劳动力数量是动态的，许多地区仍有大量待转移农村劳动力，这一期间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突出。而发生在2008年下半年的农民工“返乡潮”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下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所引起的，农民工受到的外部冲击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收入增长困难，农民工返乡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选择。当然，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需求变化不明显。
(三)返乡农民工就业路径及具体应对措施
由于农民工城市就业稳定性较差、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弱，返乡寻求出路成为部分农民工的一个无奈而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发生较为严重的外部冲击情况下，返乡农民工将大幅增加，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异地就业市场的冲击表明了这一点。鉴于农民工城市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及生活等重要性持续上升，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状况将成为关系我国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以顺利实现异地转移就业
现有研究认为城镇化、工业化及第三产业的集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存在客观需求，而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及人口增长又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上升，利益机制和供求机制的存在有利于推动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劳动者个人素质并突破二元结构的限制。但受制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市场呈现断裂、残缺状态，其中农民工主要在待遇较差、劳动强度较高的城市非正规市场务工(李培林，2000；吴宏洛，2004)。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增加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阻碍了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和竞争，使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时偏离了最优配置，研究主张通过政策倾斜、教育培训和观念更新等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杨云彦、陈金永，2000)。
一般认为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鉴于先行者所形成的社会、信息等迁移网络的存在可以降低流迁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并减少迁移风险，在一定阶段有助于农民工有效转移就业，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姚先国、刘湘敏，2002；Yaohui，Zhao，2003)；农民工的流动迁移已演进到当前的地方政府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的制度化迁移阶段，但仅存在于局部地区，应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规范化、制度化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和规划，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韩克庆，2006；徐建玲，2008)；加快各地尤其是县级基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为劳动力市场由集市型向信息型转变奠定基础(徐宗玲，2002)。
2.提升乡村人力资本，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与农民工低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之间的矛盾将趋于上升，而单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能在短期内适应农民工现期需求并暂时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需要，但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也无法改善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不利于帮助农民工摆脱贫困、规避被边缘化的现状。应看到技术进步会通过资源的节约而增加需求，其对劳动的需求将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上升，应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存量结构，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并行调整(C.A.摩尔根，1984；王诚，2002)。
而在诸多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中，教育是核心因素，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Sahota，1978)，现有研究主张由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三方协作构建教育培训机制，尤其应加强农民工技能性人力资本存量结构提升的培训，这将改善当前劳动力与就业需求不匹配的现状(刘伯文，2004；刘志锁，2005)。
3.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以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
城市本身就业压力的存在要求寻求其他就业转移方向，在此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将发展小城镇和扶持乡镇企业相结合，增加本地经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本地消化(陈锡文，2001)。具体依据如下：乡镇企业的就业生成能力高于城市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投资对劳动力的替代率出现下降趋势，有效提高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效率将有助于增加其就业吸纳能力；农村非农化、城镇化使得部分农村人口在所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具有小城镇特性，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返乡务农具有一定排斥心理，而返回家乡的县城或小城镇意愿较强(农业部课题组，2000；于立、姜春海，2003；辜胜阻、简新华，1994；张智敏、唐昌海，2009)。基于以上分析，研究主张发展小城镇以打破乡城阻隔、填充城乡消费断层，刺激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4.以多种措施实现农民工乡村内部就业
现有研究主张在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同时，引导资金下投以投资带动就业。第一，务工经历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使其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也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范围，随着城镇投资环境的改善及产业地区转移趋势的出现，返乡创业或在本地企业就业将成为可供选择的出路。鉴于此，部分研究主张应充分利用转移就业对提升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的有益作用，采取降低创业门槛、扩展融资渠道并调整相关规章制度等措施来鼓励返乡农民工灵活就业(万宝瑞，2007；韩俊、崔传义，2008；张车伟、王智勇，2009)。第二，一般经济理论及实证分析表明，相关投资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农村经济对劳动力的内部消化能力。基于此，现有研究认为加大对农业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更高层次实现资源优化配合，在为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将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问题，故此一般主张加大投资强度来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问题(徐旭川，2006)。
三、返乡农民工就业流迁趋势总体判断与现有研究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将“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归纳如下，虽然难以将所有因素考虑进来，在形成一个完整的命题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但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在构造应对机制方面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判断。
(一)返乡农民工就业流迁趋势总体判断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入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城市就业环境的持续恶化使得农民工返乡趋势显著。这需要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结合相关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研究农民工转移就业演进趋势，分析当前农民工就业安置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返乡农民工作为一个总体分析其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以便在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安置中存在问题的同时，构建稳定的农民工长效流迁机制，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发展。农民工返乡就业取向一般可概括为四种，分别为：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外出务工中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或创业，重新返回城市寻求就业出路。
1.在农业产业化构建中实现乡村就业内部消化
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诸多制约，外部危机的发生将进一步凸显并固化这种排斥力，在土地流转政策推出并实施、农产品价格上升等因素引起农业比较收益提升的情况下，城乡收益差距趋于缩小，而故土意识及家庭等农民工市民化滞碍因素也将导致农民工城市就业预期机会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将是一个可行选择，但应看到，分工简单、市场狭窄的单纯农业生产无法为农民获取理想收益(方启云、陆华新、鄢军，2005)，且并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现有研究表明，近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在从事全职农业的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与农用机械，这在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富余劳动力增加(Zhao，2002)。而现代农业产业链以城市市场为导向，布局于城市、城郊镇和农村三个区域，能够较好地整合城乡资源，是以城带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发展的有效机制[4]，由于在农村内部转移所需经济成本、心理成本、教育投资等远低于城市流迁，且所需的技术跨度不大，这将促使部分返乡农民工利用当前有利的政策导向及自身的人力、资金等资本优势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过程中增加收入并有效解决就业问题(李萍、罗宁，2008)。
2.在乡村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实现非农就业
现有研究认为农民工返乡会出现以下问题：在现阶段农业产业链尚未有效构建的情况下，农民工大量返乡将会引起土地承载压力回归原有水平；部分农民工返回农村后存在明显不适应状态(刘铮，2006；张车伟、王智勇，2009)。而务工经历提升了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范围，随着城镇投资环境的改善及产业地区转移趋势的出现，返乡创业或在本地企业就业农民工将日益增多，其中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发挥出日趋重要的作用，现有调查数据显示，这些企业在解决返乡农民工自身就业安置、收入增长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形成劳动力需求，部分学者据此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加速实现当地产业结构多样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推动“二元”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崔传义，2008；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2008；金沙，2009)。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县域经济有了较大改观，以小城镇为代表的县域内具有充分的创业投资环境，而农民工也具有积极的创业意识(杨丽琼，2009)，这样利用政府创业扶持政策进行创业是未来一段时间返乡农民工增加收入、实现就业的可行选择。
3.重新流向城市实现就业
虽然支农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应看到农业产业链尚未有效建立，农业比较收益的增加幅度有限，而长期的城市务工生活使得部分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在乡村生活就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斥心理(王春光，2001；陈明星，2009)，对提前返乡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也表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对返回农村存在明显的不适应[5]。当前，各地政府采取诸多措施解决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及消除“二重”社会的不利影响，将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改善农民工城市就业环境。而本次危机中，有一技之长农民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劳动力市场对其需求相对稳定，某些行业需求仍表现旺盛。这样，部分农民工将会利用暂时的“闲暇”而参加相关适应性培训，然后重新返回城市就业。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现有研究及多次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表明，在危机发生情况下，农民工的通常反应是暂时返乡，将乡村及联结于其上的土地作为一道“防火墙”。这表明对异地转移依赖性过度会使得农民工对外部危机的抵抗能力较低，乡村仍是目前最重要且是最后的保障，但应看到纯粹的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的内部吸纳尚不足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农民工远期就业路径。
此外，现有研究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进行分析，针对农民工当期城市务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偏重于通过增加大中城市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及提供城市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等应对措施以挖掘城市就业容量方面的研究。而联系农民工远期就业生活规划，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的研究较为缺乏，同当前产业及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宏观环境及国家资金下投反哺农村政策存在一定距离。如何利用经济由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转向内外并重、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与中西部承接趋势以及政策由偏重大中城市转向农村倾斜并促进城乡并行发展这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农民工流迁趋势，适时调整与引导农民工流迁就业方向，探讨长效稳健流迁就业机制的构建路径，将是预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研究的展望
从现有情况看，消除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的诸多制约因素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出现将强化这种排斥力，依赖于农民工自身抑或是现有体制的缓慢调整来消除现存的城市就业障碍仍有一定难度。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返乡寻求就业生活出路将成为部分农民工的重要选择，而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的妥当与否将对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发展及“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在对现有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下一阶段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进行研究。
(一)危机冲击农民工城市就业对土地有序流转的影响
在农民工城市转移就业存在较多制约因素、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为低下、而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有效构建的前提下，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将受到重视，即使从中获取收益不高，农民工也将希望尽可能保有土地而不愿意流转出去，这将加大农村土地有序流转的难度，制约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实现。如何解决农业产业链构建的长远目标与农民工为发挥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而尽可能保有土地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深入探讨。
(二)农民工长效稳定流迁就业机制的构建
通过对返乡农民工流迁就业演进趋势分析及现有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农民工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低下，通常的流迁路线为“城市转移就业—返乡寻求缓解压力或寻求出路—返回城市就业—再次返乡”，在此循环中，外部冲击对农民工消极影响较大，需深入研究如何构建农民工长效稳定流迁就业机制，以减少农民工所受损失。
(三)探究农民工多元就业转移方案
研究表明，过度依赖单一就业转移路径将强化农民工就业的低市场性，需对比分析潜在就业流向优劣，构建多样化流迁就业方案，探讨如何在多种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的可行性。现有就业市场包括：危机淘汰效应所形成的异地新劳务市场、本地大中城市劳务市场、本地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所形成的非农就业市场、本地创业环境以及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所形成的乡村劳务需求市场，重点分析以小城镇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及潜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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