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
王 莹 康 贝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自2010年1月开播以来，便伴随着收视长虹和高度的社会关注率，所带来的社会争议也是层出不穷。本文拟利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非诚勿扰》各种语言要素的分析，主要从人物角色、叙述方法、叙事情节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揭示其背后的社会价值体系，即关于价值观、婚恋观及女权主义的意指系统，研究结果将从理论上透视在当今政治、经济体制作用下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找出改变女性婚恋观变化的背后力量，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提供一定的价值支撑。
关键词：非诚勿扰；女性话语权；叙事学；婚恋观
《非诚勿扰》的节目定位是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的服务性平台。截止到2017年6月，该节目已经播出了几千期。《非诚勿扰》这个叙事文本，讲述着当今社会单身男女们的情感故事，不同个体故事不同。人物、情节和冲突俱全，符合叙事模式的基本特征，且通过声音和影像向大众传递文本信息。
一、角色定位：凸显女性话语权的回归
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是女性的性别，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公的现实给予的。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一种“他者”的形象被建构，在历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中语言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和权力实践形式的功用。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将人归类，但在这些无数类目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却被划归为与我群存有差异的“他者”。这些类目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本来混沌的人群立刻被贴上了种种勾联丰富的文化意涵和概念联想的“标签”，从而被清楚而永久的区隔开来。长期以来相对于男性“力量”、“阳光”等形象，女性被赋予“柔弱”、“阴暗”等概念，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使女性在社会地位及话语权中处于劣势。而《非诚勿扰》独特的节目设置使女性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尊重。《非诚勿扰》邀请24个女生用“灭灯、亮灯”的方式来选择男嘉宾，男嘉宾在出场之后首先要面对女嘉宾们的辛辣点评，虽然男嘉宾也有反驳的机会，但是1比24的悬殊比例常常使男嘉宾的话语权在舞台上处于劣势，节目在这种悬殊的话语权力对比中进行。这一话语权力在节目中的运用，迎合了现代女性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同时，台上台下不同女性能够对同一男嘉宾做出不同的解读，这牢牢锁住了大批女性受众。大量单身适婚女性走上台前，大胆寻觅中意对象，试图推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由被动走向主动，使中国女性得以从传统婚恋观中解放出来。
二、叙述方法：横向延伸与纵向拓展相结合
节目中，男嘉宾要抓紧时间使女嘉宾和观众们了解自己，通过三段短片回顾，使用了“追叙”的手法，再现过往生活，影像内容和亲朋言辞将男嘉宾的形象跃然台上。叙事学派学者借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应该回归文学本身，寻找文学文本的内在，探究文学文本的形式和结构要素而非内容要素。
《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女嘉宾牵手离开与新嘉宾上场如同电视连续剧，具有横向连续延伸的特点。而每一位男嘉宾的出场又以一个单独的叙事单元完整存在，节目针对每一位男嘉宾设置的“女生特权爱之初体验”、“爱之再选择”、“爱之终决选”、“男生特权”等环节，又以追述的方式将每一个单元做了纵向的拓展，使得整个节目充满电视连续剧般的叙事特点，而它又不同于电视剧的虚构本质，以当下发生的真实的情节不断推动着故事发展，观众无法预料下一个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是谁。
三、叙事情节：作为推动力的话语冲突
《非诚勿扰》之所以一路收视长虹，不是因为孟非，甚至不是因为爱情，而是由于这类节目用近乎赤裸裸的方式引起广大观众对于畸形婚恋观的关注，而这种表达方式深深地刺激到了主流价值观持有者们所谓的“自尊心”（2010年6月25日湖州传媒网）。前来报名参加《非诚勿扰》的男女嘉宾们，都将自身置于一种统一的叙述情景中。节目的冲突动力就蕴含在嘉宾之间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和现实之中，这样的冲突在嘉宾之间的对话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2017年6月3日这一期节目当中，当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男嘉宾来到台上时，帅气的外表立即受到了很多女嘉宾的欢迎。当男嘉宾提到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时，20号女嘉宾王琳琳开口道：“男嘉宾，你好，我是一个来自北京农村的富二代，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如果我的外表不够美丽，那么财富就是我后天的颜值。”一方面，王琳琳的态度反映了中国贫富差距大的铮铮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应只是钢筋混凝土浇注的进程，更应是民众文化素质教育不断提高的过程。
除了《非诚勿扰》这个平台为男女嘉宾提供了互相了解的机会，主持人孟非、嘉宾主持乐嘉、黄菡的幽默解说一方面推进着舞台故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事件冲突推向大众文化的领域，场外观众的不休争论使之发展成为媒介事件。
《非诚勿扰》文本的多样性解读让节目本身的意图被多样化理解，随着批判角度的参与，文本的叙事结构必将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正如陶东风所言，我们这个“去精英化”的时代:“一方面是消费文化的空前繁荣，娱乐参与热情的空前高涨以及参与空间的空前开放；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文化的极度萧条，政治参与的极度萎缩和政治热情的迅速冷却。这两个方面相互强化，最终导致理性商谈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极度萎缩和蜕化。”节目文本解读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王琳琳等人的声音是否为社会所容，更在于社会能否就此形成自己的批判性解读。
参考文献：
[1]展宁.《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叙事话语分析[J].今传媒,2010.（10）.
[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萍.电视婚恋节目形态变迁与两性关系的异化[J].青年记者,2010.（32）.
[4]骆志伟.对相亲交友类电视节目的叙事认知[J].青年记者,2010.（26）.
[5][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王莹，1996年3月28日生，女，汉族，陕西绥德县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6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康贝，1993年3月3日生，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2016级翻译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翻译。
论文作者:王莹, 康贝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4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8/3
标签：嘉宾论文; 节目论文; 勿扰论文; 婚恋论文; 女性论文; 语言学论文; 文本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4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