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乐府诗本事系年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本事论文,曹丕论文,系年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丕诗歌创作，其古体诗部分本事系年，笔者已有专文综论[1]，现将其乐府诗部分本事系年，再作综论。曹丕现存乐府诗，完整和较完整的有23首，另一首归属尚待确定。残句见引凡3处。为综论有序，兹将这些乐府诗从时期上列为四组，分别本事系年如次。
一
第一时期为任五官中郎将以前，即从建安12年(207)至建安15年(210)。
《燕歌行》2首。今存汉乐府不见此题。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2引《乐府广题》：“燕，地名。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属相和歌辞平调曲。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燕歌行》与《齐讴行》、《吴趋行》、《会吟行》俱以各地声音为主。后世声音失传，于是但赋风土。而燕自汉末魏初辽东西为慕容所居，地远势偏，征戍不绝，故为此者往往作离别之辞，与《齐讴行》又自不同。庾信所谓‘燕歌远别，悲不自胜’者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谓“晋乐奏魏文帝‘秋风萧瑟天气凉’、‘别日何易会日难’二篇，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就现存文献看，曹丕是用此题写作乐府的第一人。
元刘履《选诗补注》说：“此岂文帝为中郎将时，北征在外，代述闺中之意而作欤？”曹丕作五官中郎将，在建安16年(211)至建安22年(217)间，考《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和曹丕本传，此时期均无北征燕地之事，刘说不确。据《武帝纪》建安12年(207)5月，曹操北征三郡乌桓。至无终（今河北蓟县）逢水涨，沿海道不通。后得田畴向导，引军从卢龙塞（今辽宁朝阳县南）堑山湮谷五百余里经白檀（今河北滦平）、历平冈（今辽宁喀喇沁左旗），东向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至8月始登白狼山（今白鹿山，位于喀喇沁旗左翼），大破乌桓。9月引兵自柳城还。11月至易水。明年正月还邺城。此役历时大半年，艰苦卓绝，所经皆古燕地。《燕歌行》两首在时间节令上均与史实相符。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卷10引朱止溪（按即清朱嘉征，引自《乐府广序》说：“《燕歌行》歌‘秋风’、‘别日’，悯征戍也。王者遣率劳还，赋室家离索以道其怀。”甚得此诗意旨。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卷1评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殆天授，非人力。”其完整的七言句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别日何易会日难》首经晋乐演奏后，增加了“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两句，其他字句也略有改动。其实已非曹丕所作。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4仍系于曹丕名下，似觉不妥。
《陌上桑》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见《乐府诗集》卷28。南朝宋沈约《宋书·乐志三》题作《艳歌罗敷行》。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1题作《日出东南隅行》。其曲名本事见晋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之妻。王仁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怡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明之，赵王乃止。”
据《武帝纪》载，建安13年(208)秋7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8月刘表病卒，子刘琮降。12月进军赤壁，与孙权、刘备联军作战，不利。时军中大疫，吏卒伤亡过大，乃引军还邺城。曹丕随军南征。其《述征赋》[2]说：“建安十二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感物赋》[3]说：“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清朱嘉征《乐府广序》谓“《陌上桑》歌‘弃故乡’，征行曲也。”本诗当为随军记实之作。
二
第二时期为任五官中郎将期间，即从建安16年(211)至建安21年(216)。
《猛虎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仅存四句，见《乐府诗集》卷31：“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
据《文帝纪》：“太祖不（及）时立太子，太子（按指曹丕，时未立）自疑。”诗中“升降焉可知”的感叹即为此而发。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与本诗意暗合。曹丕以新妇初嫁（新任五官将），恩宠未卜自喻。虽为酬答之作，亦借以明其心志。全诗以隐喻手法，言自己虽生长王侯之家，得以攀龙附凤，但名分未定，前途未卜。诗当作于初任五官中郎将时。
《善哉行》4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见《乐府诗集》卷36。郗昂《乐府解题》：“古辞云‘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见亲友，且永长年术，与王乔八公游焉。又魏文帝辞云‘有美一人，婉如青扬’，言其妍丽，知音，识曲，善为乐方，令人忘忧。此篇诸集所出，不入乐志。”郭茂倩说：“然则善哉者，盖叹美之辞也。”
第一首《上山采薇》，《选诗补注》说：“此文帝因征行劳苦，感物忧伤而歌以自误也。托言上山采薇既不足以疗饥，而徒为风霜所侵，且物之群动者尚各求其匹侣，我何独远离所亲而劳于征役乎！于是还望故乡，则郁然垒垒者又为隔绝使不可见，故其忧感之怀，反复兴叹而不能已焉。”《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善哉行》歌‘上山’，悲行役也。王者常节游畋，悯于疫，申之以劳歌。”建安17年(212)10月，曹丕随曹操南征孙权。占濡须口，破长江西营。孙权率军七万抵抗，双方坚持月余。曹丕因立嗣之事未决，对征战持漠然态度。同年写作的古诗《西北有浮云》曾言“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与本诗“远望故乡，郁何垒垒”取意完全相同。
第二首《有美一人》。《风笺》卷12引朱秬堂（按即清朱乾，引自《乐府正义》）说：“魏文《答繁钦书》云：‘守宫王孙世有女曰琐，年十五。素颜、玄发、皓齿、丹唇。善歌舞，芳声清激，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吾练色知声，雅应此选。谨卜良日，纳之间房。’[4]诗当指此。”黄节则认为“此篇以诗义言之，当是求贤之什”。但又认为“秬堂之论，未为无见”。按曹丕《繁钦集序》（一作《序繁钦》）[5]谓“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据《武帝纪》，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杨秋，在建安16年(211)7月，同年12月还京。曹丕《感离赋》[6]谓“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留守”。诗作于是年，当因王孙世女琐而作。
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善哉行》‘朝日’，燕宾客之作。”引朱秬堂说：“地危势逼，心多忧惧。不如脱然物外之为善也。……冲静自然，岂其情哉！朝日相乐，恐不及也；饮不知醉，乐无知也。”诗意当和《芙蓉池作》诗相同。虽写宴乐，但压抑不快和希企自然的思想，表现了处于立嗣风波中不能自主的曹丕，希望人才辅佐的情结。《芙蓉池作》诗写于建安17年(212)，此篇当为同时之作。
第四首《朝游高台观》。《艺文类聚》卷28题作《铜雀园诗》，则“高台”或指铜雀台。《风笺》卷12引朱秬堂说：“昔魏文侯废太子击而立，其傅仓堂为诵《晨风》之诗，而中山君得复以为嗣。‘悲鸣北林’，正文帝为太子时危心处，与《朝日》篇同意。”朱氏所言仓堂赋诗以谏事，见《说苑·奉使》。战国魏文侯疏远太子击，让他驻兵中山，三年不许见面。太子舍人仓堂见魏文侯，诵《诗经》中的《晨风》、《黍离》二诗，感动了魏文侯，遂恢复了击的太子地位。另《汉书·杜邺传》有“窃自慕仓堂睦子之义”句，言其诵《诗经》中的《棠棣》、《角弓》二诗，以和睦父子。曹丕《典论·论奸谗》[7]曾两次提到太子击的事。曹操在他和曹植之间立谁为嗣多年犹豫不决，这种态度和周围的僚属有直接关系。《魏志·陈思王植传》：“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曹丕所谓的“奸谗”，当有明指。诗中“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清角岂不妙，德薄所不任”，透露出隐忧在身的曹丕，虽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内心仍惆怅不愉。诗当作于建安18年(213)时。
《丹霞蔽日行》1首。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今存汉乐府古辞无此题。《乐府诗集》中以此题写作乐府，始见曹丕。曹丕之子魏明帝曹睿有《步出夏门行》乐府，除“带”、“弱”、“叶”、“其”四字外，余皆与曹丕所作同。或曹丕本用《步出夏门行》古题，后人沿袭汉乐府古题旧例，改为首句“丹霞蔽日”为题。按《文子·上德》：“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汉陆贾《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汉乐府《杨柳行》：“谗邪害公正，浮云蔽白日。”此诗取意同。用“丹霞”、“彩虹”喻得势处于高位者，即《典论·论奸谗》中的“奸谗”。用“谷水”、“木落”喻失势居于下位者。“白日”暗喻其父曹操，其光明察照被“丹霞”、“彩虹”遮蔽。诗当是曹丕在立嗣斗争中处于极困难时心境的写照和渲泄。时在建安18年(213)左右。
《钓竿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鼓吹饶歌曲，原辞已不传。《乐府诗集》卷18《鼓吹曲辞三》引崔豹《古今注》：“《钓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者，其妻思而作也。每至河辄歌之。后司马相如作《钓竿诗》，遂传为乐曲。”汉“鼓吹饶歌”本22曲，其中《钓竿》、《务成》、《玄云》、《黄爵》四篇已亡。此篇诗意，余冠英先生《三曹诗选》认为是情歌，因“在歌谣里钓鱼常常用做男女求偶的象征隐语”，并引《诗经·王风·竹竿》和汉乐府《白头吟》为证。按以鱼喻配偶，《诗经》中时见，如《陈风·衡门》等。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已有详细申说。但钓鱼当还有别的寓意，似不可一概而论。从前引伯常子妻因伯常子避仇垂钓“思而作”的曲名本事看，当有警示之意蕴含其中。《白头吟》乃失去宠爱的女子向负心的男子表示决绝之词，已不存在男女两情相爱的意思。本诗“钓竿何姗姗，鱼尾何簁簁”句虽本《白头吟》，但原诗的钓鱼之喻，当另有所指。《乐府广序》说：“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本诗“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的反问，正是说明芳饵诱惑所隐藏的危险性。诗的大要在讽喻世人不要为利禄所引诱，谨访如鱼之贪食香饵而丧身。这和汉乐府古辞《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
，相教慎出入”，警示人须小心行为，免招祸患的用意相似。诗当作于五官将后期，即建安20年(215)左右。时因太子身分未明，有戒人和自警之意。
《十五》1首。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今存汉乐府古辞不见此题。《乐府诗集》卷27《相和歌辞二》引《古今乐录》：“《十五》歌，文帝辞。”《乐府正义》：“古辞有《十五从军征》诗，疑即此《十五》，而魏文拟之也。”按后世汉乐府与古辞，界限已不十分明确。与音乐有关系者，一般视为乐府，否则即为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12列《十五从军征》为汉代古诗，而《乐府诗集》卷24《横吹曲辞四》南朝梁简文帝《紫骝马歌》题解引《古今乐录》，则认定其为乐府。曹丕此题，或即沿袭汉乐府题名旧例，取原诗首句数字为题。
《乐府正义》引《水经注》（按见卷15《伊水注》）说：“魏文帝猎于大石山，虎超乘舆，孙礼拔剑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阳南。”余冠英先生《三曹诗选》注引朱乾说，并云：“所写或许就是当时情况。”然考《魏志·孙礼传》，则言“明帝方修宫室。……帝猎于大石山，虎超乘舆。礼便投鞭下马，欲奋剑斫虎。诏令礼上马。明帝临崩之时，……拜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并不言曹丕。清卢弼《三国志集注》卷24《孙礼传注》已明确指出：“按《水经》以明帝为文帝，误也。”《水经注》一误[8]，朱乾再误，黄节《风笺》及余冠英沿用而不察，其说自不可信。本诗“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朱、余二氏不言出处，解释自然欠妥。《淮南子·天文训》：“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汉高诱注：“虎，土物也；风，木风也。木生于土，故虎啸而谷风至。”又《易·乾卦·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后世遂以喻君得贤臣，臣遇明君。从诗中“楩楠千余尺，众草之盈茂。华色耀人眼，五色难可纪”句意看，诗意在言世路艰难，人材难得。《风笺》卷9引朱止溪说：“登高山而远望，美育才也。有材如林，经文纬武，惟所用之。”曹丕因立嗣未定，亟需人材辅佐，诗即此种心态的反映。当作于建安20年(215)左右。
《月重轮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乐府诗集》卷40引《古今注》说：“《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辉》，四曰《海重润》。……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星如辉，霑润如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颂嗣王也。”按据《魏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时在建安25年(220)。然所谓“颂嗣王”，其意当有二：一因嗣继魏王而颂汉献帝，以示感其德；二为自颂。但就当时情况看，两者的可能性都很小。据《武帝纪》，曹操于建安21年(216)晋爵为魏王，此诗当为颂曹操之德而作。诗作于是年。
三
第三个时期为任太子期间，即从建安22年(217)至建安25年(220)。
《艳歌何尝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乐府古题要解》卷上：“古辞‘飞来双白鹤，乃从西北来’，言雌病，雄不能负之而去；‘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虽遇新相知，终伤生别离也。又云‘何尝快，独无忧’，不复为后人所拟也。”
本诗《宋书·乐志三》题《何尝》，又题《飞鹤行》，云古辞，不云曹丕。《乐府诗集》卷39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艳歌何尝行》，歌文帝《何尝》、《古白鹤》二篇。”确认为曹丕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4同，今从。
《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刺俗也。风教衰，礼乐废矣。王公大人之庭，游遨荡子，翩其翔宇，弃室家之欢，忘忠上之节焉。”《乐府正义》：“生富贵之家，袭父兄之宠，浮荡樗蒱，途穷日暮，以至中道乖离，室家相弃。诗人叙其妻悲怨之情也。”后说近是。曹丕《典论·戒子》[9]：“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诗当为刺世讽喻之作，对当时富家子弟骄奢淫佚，不营事务的生活批评揭露。《典论》作于其任太子期间，此篇亦当作于是时。姑系于建安22年(217)。
《煌煌京洛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此曲本之汉调《折扬柳行》，郭（茂倩）本依《技录》谱人。”《乐府诗集》卷39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园桃》一篇。”则此诗为现存同题最早之作。诗之旨意，《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认为是“言虚美者多败。又有‘韩信鸟尽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苏秦倾侧卖主。陈轸忠而有谋，楚怀不纳。吴起智小谋大。郭生古之雅人，燕昭王臣之，及仲连高士，不受千金之语。”诗用“咏史”的方式，历述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引以为戒。东汉桓、灵之世党锢变乱后，昔日煌煌显赫的京城洛阳已无人才可言。诗中“园桃无子”喻国中无人，而无人的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乐府广序》说“志在鉴戒也，君子不忘人鉴，不忘古鉴”，《乐府正义》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此则诗人咏京洛之意也”，都较接近本诗旨意。据《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建安22年(217)秋8月，曹操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令》说：“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丕此诗，当申《令》意而作。
《折扬柳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见《乐府诗集》卷37。《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折杨柳行》歌文帝‘西山’、古‘默默’二篇。”《艺文类聚》卷78于《灵异部·仙道》列此诗。但据曹丕《典论·论郤俭等事》[10]，曹丕曾列举汉时方士如郤俭，甘始、左慈、李覃、董芬、严峻、王和平、孙邕、夏荣等人“好道术，自以当仙”而不得善终的教训，认为“古今愚谬，非一人哉”！与本诗中“王乔虚假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句意相同。说明此时的曹丕对神仙方术持否定态度。《乐府正义》谓“神仙之说，俱属迂怪。惟有观我圣道，顺命而行而己”。此诗当与《论郤俭等事》同时写作，约在建安23年(218)前后。
《短歌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已不传。《乐府古题要解》卷上认为“旧说《长歌》、《短歌》，大率言人寿命长短分定，不可妄求也”。此说本《古今注》，其不确处，后人多有批驳。《文选》卷27《长歌行》李善注：“古诗曰‘长歌正激烈，魏武（按当作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长’，傅玄《艳歌行》曰‘咄来长歌续短歌’，然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郗昂《乐府解题》同。后人以《短歌行》题写作乐府，就现存文献看，以曹操为最早，曹丕次之。
本诗《宋书·乐志三》题作《仰瞻》。《乐府诗集》卷30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曲，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等’，‘贵官’即魏文也。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所谓“魏氏遗令节、朔奏乐”，乃指曹操临终遗嘱凡节气朔奠演奏哀乐。此歌即应嘱而作。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8《改书》谓“魏文帝《短歌行》‘长吟短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据《武帝纪》，曹操于建安25年(220)病逝，此诗当作于是年。同时写作的还有《武帝哀策文》，可互参读。《风笺》卷10引陈胤倩（按即清陈祚明，引自《采菽堂古诗选》）说：“思亲之作，哀情徘徊，用鸣鹿、飞鸟，比体甚切。一意承接，异于孟德者矣。”
四
第四个时期为受禅称帝期间，即从黄初元年(220)至黄初7年(226)。
《秋胡行》3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原辞已不传。汉刘向《列女传》卷5《鲁秋洁妇》载其本事。《乐府正义》谓“《秋胡》古辞已亡，故前人于此题多假借之辞”。
第一首《泛泛渌池》。《广文选》卷8题作《歌魏德诗》。《风笺》卷11引朱止溪说：“《秋胡行》歌‘泛泛绿池’，乐众贤之来辅也。”诗用比兴手法，以《古诗十九首》“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句意，表示对贤才的渴求。《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载曹丕让禅令：“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诗或为同时作，以彰明其意。
第二首《尧任舜禹》。明冯惟纳《古诗纪》卷12云“一题作《歌魏德》”。《乐府广序》谓“《秋胡行》歌‘尧任舜禹’，文帝袭封魏王时风示天下也”。据《文帝纪》，建安25年(220)曹丕袭封魏王，改是年为延康元年。同年10月，曹丕受禅即帝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文帝纪》载汉献帝诏册云：“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诗中“尧任舜禹，当复何为？……明德通灵，降福自天”即申诏册之意而言。曹丕一向以继立之事为顺从天意，且自命为尧舜之君，欲行尧舜之事。《文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言献帝禅让，升坛礼毕，曹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诗当为受礼后所作。
第三首《朝与佳人期》。《乐府正义》谓“魏文思贤之作”，并认为与《泛泛绿池》，“一则海隅莫致，一则在庭可遗，皆非路旁乱掷。而折兰结桂，采实佩英，则观投金之可鄙，皆反‘秋胡’之意而为之说也”。这两首诗，均可与曹操《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意相参。
《饮马长城窟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尚存。《乐府诗集》卷38郭茂倩说：“一曰《饮马行》。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曰‘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
由本诗“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句看，当为黄初3年(222)征吴时作。《文帝纪》：“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冬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据守。”
《上留田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四句“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见《乐府诗集》卷38注引，另五句见《文选》卷28《豫章行》李善注引。《乐府古题要解》卷下：“上留田，地名。此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弟作悲歌，以讽其兄，因以地名为曲。”
据《文帝纪》，黄初4年(223)，“六月甲戍，任城王彰薨于京都”。《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枣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即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曹植），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又《魏志·方伎传·周宣传》裁文帝问周宣：“吾梦磨钱文，欲令灭而更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迫于太后，但加贬爵。”曹丕诸兄弟在其即位后，多遭贬斥或杀戳，社会上流言蜂起。此诗大意说人各有命，富贵在天，不可强求，除自我宽解外，还有剖明心志，弭除世人的猜疑诽谤之意。《风笺》卷12引朱止溪说“魏文视诸弟衰薄，作此弭谤”，较接近诗旨。
《大墙上蒿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原辞已不传。《乐府诗集》卷39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有《大墙上蒿行》，今不歌。”就现存文献看，后世以此题写作乐府，曹丕为第一人。本诗题旨，《乐府正义》说：“劝驾也。墙上生蒿，隐士之居。极言佩服之美，宫室、女乐、酒醴之盛，凡所以乐贤者无不尽。汉祖云“有能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按指汉高祖刘邦《求贤诏》）正此意。历叙衣服、冠、剑，极似子建《七启·容饰》篇，彼亦托言隐居而多方启之也。……按时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魏文征之，乃浮海而归。……诗盖为宁作欤？”按《文帝纪》载，黄初4年5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曹丕发布诏令，中有“今岂有贤士之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语。又《魏志·管宁传》：“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诗当作于是年。当时受诏之士，不只管宁。此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即位后的曹丕对人才的渴求和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董逃行》1首。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清调曲，原辞尚存。汉末民谣有《董逃歌》，咏董卓作乱，最终失败逃亡。但不言乐府。《风笺》卷3引吴旦生（按即清吴景旭，引自《历代诗话》）说：“乐府原题为《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桃）者古仙人也。”此诗亦当作于征吴时。《文帝纪》黄初6年(225)冬10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曹丕《于广陵马上作》诗“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与本诗“师徒百万喧哗，戈矛若林如山，旌旗拂云蔽日”的描写相同。诗当作于是年。
五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4，将《临高台》1首列于曹丕名下，不知何据。按《临高台》，汉乐府旧题，属鼓吹曲辞，为《铙歌十八曲》之一。原辞尚存。清陈沆《诗比兴笺》卷1引应劭《风俗通》谓“明帝东巡，有鸟飞鸣乘舆上。虎贲中郎将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哑哑，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寿万年，臣为二千石。’与此曲同旨”。《乐府古题要解》不言曹丕有此题之作。近人闻一多《乐府诗笺》虽认为曹丕有《临高台》之作，但“前半全袭此篇”。而汉乐府古辞《艳歌何尝行》自“飞来双白鹄”至“毛羽何摧颓”12句，和本诗同。若此诗为曹丕作，则后半全袭此篇。因此，此诗乃两首乐府古辞的拼合。诗意不联贯，诗旨自然不可确知。虽然《艺文类聚》卷42题“魏文帝《临高台》”，《乐府诗集》卷18同。但《文选》卷20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毛羽日摧颓”句李善注引“我欲负之，毛衣摧颓”，并云“古《临高台》辞”，不云曹丕。《古诗纪》卷12也认为“此曲三段辞不相属，‘鹄欲南游’以下乃古辞《飞鹄行》也，汉曲大略意同”。黄节解释说：“王僧虔《技录》云‘歌文帝《何尝》、《古白鹄》二篇’，《古白鹄》即此篇（按指乐府古辞《艳歌何尝行》），文帝《何尝》即魏文帝‘何尝快独无忧’一篇也。《南史》称戴
合《何尝》、《白鹄》二声为一调。意者此题之合，旧始于。”此诗非曹丕之作，当无疑。
另外，《文选》卷22谢玄晖《游东田》诗“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句，李善注引“端居苦无悰，驾游博望山”句作曹丕《折杨柳行》；卷16潘安仁《寡妇赋》“何遭命之奇薄兮，
天祸之未悔”句，李善注引“自惜奇薄，少离凶殃”句作曹丕《善哉行》；卷26颜延年《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屏居恻物变，慕类抱情殷”句，李善注引“喟然以惋叹，抱情不得叙”句作曹丕《善哉行》。残句见引3处兹并录出，以备考。
注释：
[1]拙文《曹丕古体诗本事系年综论》，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2]见《艺文类聚》卷59。
[3]见《艺文类聚》卷34。
[4]见《艺文类聚》卷43。原注引用时有删节。
[5]见《文选》卷40繁钦《与魏文帝笺》李善注引《文帝集》。
[6]见《艺文类聚》卷30。
[7]见《群书治要》。
[8]这种误置，《水经注》时见。如卷16《谷水》凡三误：一注引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五尺，魏明帝造。门内东侧际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阳山”；又注文“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文中“魏明帝”，清赵琦美三校本，朱之臣校本均作“魏文帝”。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本据官本改正。
[9]见《太平御览》卷459。
[10]此文后世多有引用，主要见《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裴松之注引，晋张华《博物志》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