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观念论文,方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与20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它的发展，它的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研究观念和方法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本文拟将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分为清末民初，30、40年代，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四个时期，作一历时性的介绍和总结。
一 传统学术的师承和新学语、新观念的输入
20世纪初的二十多年，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新与旧两种文化并存，一方面是传统学术的师承，另一方面则是新学语、新观念的输入，这在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罕见专门的宋代文学研究著作，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多从属于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或从属于更广义的整理国故，但却为后来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盛行的校词、刻词之风，实承清乾嘉学派经史考订的余绪而来，是将清儒用于经、史、子研究的校勘、辑佚等朴学工夫，用之于集部的词籍。在这方面，朱祖谋为集大成者，同时又是这种传统学术的传薪者。1900年庚子事变后，他将全部学术精力投入到词籍的搜集、校勘和编辑，其《彊村丛书》里所刻的宋人词集，多精钞、精校及影印之善本，为后人的宋词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本资料，奠定了词学文献学和史料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学有所成的几代词学家，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承传关系，唐圭璋在《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中列举的有龙榆生、夏承焘、杨铁夫、刘永济等。在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中，词学成就最大，成果也最多，与学有所成的几代词学研究者中存在着的师承关系，亦即所谓“学统”，恐怕是分不开的。朱祖谋的学术贡献直至世纪末乃被隔代人提起。夏承焘的门人吴熊和在《〈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中指出：“辑校《彊村丛书》，是朱孝臧在重校《梦窗词》与笺注《东坡乐府》的基础上进行的，代表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的最大成果。”认为其对于今天词籍校勘仍有重要意义的是：一、尊源流，朱氏广辑宋金人之词而寓原始察终之意，以敦煌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为丛书之冠，对于传布和研究敦煌曲子起了推动作用。二、择善本，丛书所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中，出自宋本的即有十二种。朱氏为所校各本写了不少题跋，有关总集和宋人别集的就达三十四篇，若编为一集，则成为宋人词籍的版本史。三、别诗词、补遗佚、存本色、订词题，新增了为数不少的辑本和补编本。四、校词律、证本事。依据声律校词，是朱氏丛书的独绝之处，包括校调名、校宫调、校自度曲、校句法、校字声和校用韵等（《唐宋词通论》第427-43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在宋诗研究方面，晚清宋诗运动中“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陈衍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坚人物。他和林纾、严复是同乡（福建人），都是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五四”以后，他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陈衍是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的，故论诗时力辟诗分唐宋之说，认为宋诗只是唐诗演化的结果，是诗到元和体变新后的一种发展变化，从开、天到元和，为“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干也”（《剑怀堂诗草序》，《近代文论选》第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何心与诗序》（《近代文论选》第387页）一文中，他明确说宋诗是“寂与困”者之诗，宋诗的风格境界为“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又于《石遗室诗话》里标榜“有别才而又关学”的学人之诗。陈衍有关宋诗的种种看法，对后之论宋诗者颇有启发。尤其是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一书，实为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研究著作。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中，朱自清称赞此书的选录甚有别裁。程千帆的《读〈宋诗精华录〉》（《古诗考索》第383-3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该书为石遗老人对于宋诗的“晚年定论”，其于唐、宋分疆未加抑扬，谓宋诗精华在近体而不在古体，认为宋不异于唐而将宋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等，皆足供吾人之参证。朱自清编《宋五家诗钞》，程千帆有关宋诗的说明，颇有受益于石遗老人的地方。钱锺书的宋诗研究，与陈衍有着更为直接的承教关系。
但20世纪是思想观念急剧变革的时代，世纪初已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方思想来改造传统的学术文化和文学研究。如王国维1905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强调指出，汉儒以抱残守缺为事，使吾国思想凋敝，学术停滞。他把西方思想的输入，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停滞不前状况的外力。在同年所作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进而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按："Generalization"又可译为“归纳”，中国的传统学术中也有归纳法，但只是特殊事实的简单排比和综合陈述，缺乏具有抽象思辨力的一般归纳，故鲜有理论概括之习惯。因此，王国维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因抽象与分类二者皆为国人之所不长；指出严复为创造新学语的名家，但他将西语"Evolution"译为“天演”，实不如译为“进化”一词来得确切。
自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公开出版后，因落后挨打，中国人很快就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有了切肤之痛的认同，如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所说：“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之于通俗之文。”在文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还有对能反映国民之思想情感的平民文学的重视，亦即对小说、戏剧等大众文学的提倡；再就是对西方长于归纳分析的科学实证方法的借鉴。这三点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输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主要内容，在王国维、鲁迅和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中都有反映。尽管他们均非研究宋代文学的专门家，但他们对宋杂剧与话本小说的有关论述，对宋词的反传统看法，开创了以现代文艺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宋代文学的范例。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用较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方法，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总结。他对宋金戏剧的研究，成为后来人们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开创了对民间戏曲文学的历史予以重视和系统研究的先例，反映了一种新的平民文学观。书中所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虽已有人说过，但王国维是从文体演进的角度立论的，反映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发展史观，因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与过去戏曲不受重视相似，从宋代民间“说话”艺术中产生的白话通俗小说——话本小说，一向也受到正统文人的鄙视和排斥。鲁迅于1920至1924年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用进化史观建构了中国小说史的全新体例，对宋代的“说话”和话本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予以肯定，列专章论述“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等，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不同流俗的创举。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也对中国古代小说感兴趣，常做些考据文章；但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他有影响的著作是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选》。他在《〈词选〉自序》中说：“我深信，凡是文学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词的历史的见解。”（《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第468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胡适关于词之历史的见解，要点有三：一、词起源于民间，原来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二、五代、宋词为词“本身”的历史，其演变可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三个阶段，苏、辛词为诗人的词的杰出代表，南宋词已落于词匠之词；三、由词匠之词的堕落说明，文学的新形式都是出于民间，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后，这种文学形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便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这是文学史的进化公式。
清代朴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终结，也是学术现代化的起点。王国维、鲁迅和胡适是本世纪初产生的大师级人物，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创者。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文化的需要；但在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上，他们并没有废弃传统的朴学方法，而是充分地加以利用。王国维撰《宋元戏曲考》时，十分重视史料的钩沉稽索，颇见史家的考据工夫。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之前，也切实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辑佚、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如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第33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说：“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胡适则认为清儒的考据学暗合于科学方法，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57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一文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为何连主张全盘西化最力的胡适，也要将以归纳分析为主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挂上钩呢？似在于西方新观念、新方法的输入，难以全盘照搬，那只会产生无根的殖民地文化。既不可能是带土的移植，就只能是嫁接于本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本之上，走返本开新之路。
在当时，王国维有朴学大师的称号，鲁迅和胡适的考据工夫也非浅学者所能望其项背，可他们都经历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洗礼，是有思想的学者。同样是在研究中注重实证、讲究实事求是，他们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已与清儒的考据方法有了性质的不同。首先，清儒的考据以经史为主，范围太窄，而现代学者将其推广到集部乃至戏曲小说；其次，清儒治学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常用排比归纳法而缺乏分析，而科学的实证方法不仅重视事实的归纳，更强调事实形成原因的分析；再则，清儒治学缺乏理论素养和怀疑精神，常为考据而考据，而科学的实证方法当不仅止于此。如王国维和鲁迅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打破了清儒轻视戏曲小说的习惯，将进化论、文艺学与考据学结合起来，不仅有史料的爬罗勾稽，更有以文体演进为线索的类别文学发展的理论概括，以及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鉴赏批评，三者结合，开出包括宋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二 文学的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
以进化观念为指导对古典文学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和文体分析，是“五四”之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这是一种强调科学实证的文学阐释方式，即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明文学的进化及价值。这种文学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和文艺社会学方法相结合，在30、40年代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类别的文学史研究，于宋代词学、诗学及宋元俗文学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在文学的历史阐释方面，他们能较灵活地运用进化理论，不仅注重文体形式的演化，还注意用社会政治背景解释文学的盛衰原因，考据与批评并重，努力融合旧学与新知。
曾不止一次地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胡云翼，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国文学史》第5页，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1947年新1版）的“自序”中说：“中国文学与政治实有至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各种文体因得到政治的后援而发达，那是很明显的，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皆然。我们又看，每一个比较长期的时代，其文学都形成一条与政治相呼应的‘初、盛、变、衰’的起伏线。……各种文学盛衰变迁的关系，都可以从政治时代背景去求解释。处处都可以看出文学受不同的政治时代的推移而进化的痕迹。”他认为文学的历史阐释，除记述作家的身世、批评其作品外，还应注意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起伏，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关于各种文学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胡云翼文学史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宋代文学方面，他的《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有巴蜀书社1989年重排本）是20世纪第一部有系统的断代词史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通论，纵向论述宋词的起源、发展、变迁和衰落的动态，指出宋词具有“时代的文学”和“音乐的文学”两大特色；下篇为宋词人评传，试图将词人生平的考据纳入词史的叙述框架。然而考证非胡云翼的强项，而且当时学界有关宋代词人生平的研究亦很不够，故书中有关词人时代次序的排列颇为错乱，以“南渡二十词人”一节较为突出。专以宋词为研究对象、并在史的阐述方面较为具体深入的，是薛砺若的《宋词通论》。此书的开编“总论”，描述宋词产生的社会时代环境，通过对宋词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意识的横断分析，揭示宋词所反映的“宋人的灵魂”。又着重分析了当时宋人的反战思想、现实享乐意识、对女性的沉湎等社会意识和心理，指出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养成了宋人奢侈逸乐的习惯和苟安脆弱的心理，民族性格为之一变，而于抒情词中表现出来。以社会时代背景的变化，说明北宋与南宋词风的不同，已体现了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看待的唯物史观。
在宋诗的系统阐释方面，胡云翼的《宋诗研究》较其《宋词研究》要显得更为成熟，此书也分上、下两篇，分别论述北宋和南宋的诗歌发展。鉴于前人对宋诗批评的支离破碎和笼统武断，著者意在把此书写成一部“关于宋诗的系统的整个的研究著作”（《宋诗研究》“跋”第241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把宋诗放在中国诗歌发展由唐至宋的演变过程中，结合宋代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文坛风气加以论述。他先对“宋诗的背景及其特色”、“宋诗的发达及其派别”作了说明，然后从史的线索出发，通过对宋诗名家的重点评论，及对于两宋诗坛不同风格流派的一般诗人的介绍，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诗发展的全貌，是用现代文艺社会学方法对宋诗进行系统研究的良好开端。梁昆的《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也是一部颇有特色的著作，著者认为从诗歌流派入手进行分析，是认识宋诗的一条正确途径，因“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该书按宋代文学发展的时间顺序，将宋诗划分为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和晚宋派进行论述，涉及120多个诗人，覆盖面很广。对每一诗派，先用“小传”分别介绍其成员的生平，再就其诗派之“宗主”和共同的创作“习尚”进行说明，最后于“批评”部分权衡诗派的创作得失和利弊，指出其特点和影响，确定其在宋诗特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一种风格流派研究，似更能说明宋诗特征形成的丰富性，也更具历史感。
在文学的历史阐释中，考据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真学问；因“史”的研究目的是求真，求可信，考据工夫必不可少。但考据本身作为一门学问也是不断发展的，30年代的文学史家的“考据”实包含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朴学的工作，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包括文集字句的校勘、作者生平的考订、作品系年等初步的准备工作；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作者生活的环境和作品的背景，对当时的政局、社会经济状况和学术文化思潮等，作进一步的通盘的了解。有历史考据作基础，即可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展开文艺社会学的批评，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并说明作者的风格特色和写作技巧。这一时期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大多对考据与批评的并重有认同，尽管因个人的秉性和喜好不同而在两者之间会各有侧重，但并不偏废。以1933年于上海创刊的《词学季刊》为例，主要台柱为龙榆生和夏承焘，他们每期发表文章，一个撰年谱，专门致力于考据研究，一个著词论，从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来论说宋词的发展演变。两人分工合作，使宋词研究在30年代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龙榆生为清末词学大师朱祖谋的得意门生，但他的词学研究已突破乃师专事于词集校刊、词律订正的传统格局，大力倡导词的“批评之学”，强调“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研究词学之商榷》，《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从文体的角度切入，叙述一个时代文学的演变，并试图落实到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文学演变的原因，几成为这一时期宋代文学史论著的常例。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是较早出版的以文体为纲、全面叙述宋代文学的著作。此书按文体分章，又以作家出现的时代先后为序，分别对宋代的古文、骈文、诗、词曲和小说的创作情况进行论述，说明其演进及特征。但全书不到6万字，所述只是提纲挈领，较为简略。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体例同于吕著，也是“以文学之体裁举其纲，以作者之承袭系其目”的著作，但篇幅较吕著多出一倍以上，故论述也较详。这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已由先前那种由作家传记加作品介绍，按历史时序排列的资料长编式的编著，演进为按文体的兴衰叙述文学的沿革和变迁的论著，突出了对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的考察，带有文艺社会学的性质。文艺社会学批评属于探讨文学与社会历史因果联系的实证批评，故须对有关作家生平和作品背景作考证，考据与批评要相辅而行。
但批评也有多种。除注重社会历史背景的实证批评外，还有专门就作品本身的体裁、格调、结构、修辞和语言风格等进行艺术鉴赏分析的文本批评。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10月16日）中说：“窃谓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Taine（即丹纳）之一书，可为例禁。”不赞成丹纳提出的那种用社会历史因素来解释文学（“因世以求文”）的做法，主张从文学自身出发评文论艺，不强求文学作品与作家和时代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谈艺录》第1-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钱锺书在《谈艺录》里言及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宋代诗人时，不大涉及社会和历史，而专就其诗歌的体裁、格调和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是为谈艺而非考史。这种专门谈艺的文本批评，在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的缪钺的《诗词散论》中也有不俗的表现。该书里的《论宋诗》一文，先就唐、宋诗艺术的异同作比较，准确的审美判断以一连串十分到位的妙喻表达，给人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再从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和声调等方面对宋诗进行分析，凸现其艺术表现技巧的特点。书中的《论词》一文，亦专就词之体裁和命篇、造境、选声、配色等表现技巧进行批评，将词体的艺术特征阐述得惟妙惟肖。
三 反映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主流形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把握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用是否具有“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的尺子衡量作家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和价值评估。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是区分精华与糟粕，要批判继承而以批判为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学术上的是非也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方式解决，以至庸俗社会学盛行，文学研究沦为政治的奴婢而失去自己的学术品格。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宋代文学研究还是有成绩的，某些爱国主义思想突出的作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取得成果。更为难得的是，一些学者出版了不尚空谈而具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维系了学术的发展和承传。
陆游和辛弃疾是这一时期宋代文学研究中两个少有的亮点，因他们都是具备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家，容易通过政治标准第一的衡量线，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获准出版。关于陆游的论著有：欧小牧的《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齐治平的《陆游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朱东润的《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以及各种有关陆游及其作品的普及性读物。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是这一时期人们谈论较多的宋代作家，唐圭璋、程千帆、吴则虞、夏承焘等都发表论文，对辛弃疾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邓广铭是用力最勤的辛弃疾研究专家，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成书虽早，但1957年始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校勘、编年与笺注融为一体，已编年的辛词达四百三十三首，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其编年卷次的划分，基本上标明了辛弃疾创作过程的阶段性变化。邓广铭还著有《辛稼轩诗文钞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辛稼轩年谱（增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辑录辛弃疾散佚的诗文作品，对辛弃疾生平行迹作了认真考辨。
在1957年至1962年间，古典文学研究界曾有过关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讨论，焦点是李清照作品的思想情调是否健康，是否反映了爱国主义。由于讨论的双方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抒写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情就已体现了爱国主义，有的则坚持要有反抗压迫、保卫家乡的行为才算爱国主义，遂由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产生争论。这种意识形态方面地争论，因政治意味太浓，很难说具有学术性。文学除了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外，还具有自身的艺术特质，文学研究也当与思想政治斗争有别。可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被片面地强调，文学研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宋代文学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宋代文学研究也有不尚空谈的学术著作。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有关陆游、辛弃疾的研究论著外，还有关于宋代小说戏剧、宋词和宋诗的专门著作。如李啸仓的《宋元伎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收专题论文10篇，或就宋杂剧与金院本的关系加以考论，或专就宋代民间的“说话”家数进行考辨，均能成一家之言。胡忌的《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详细考释了杂剧与院本的含义，厘清了宋元以来有关戏剧的一些混称；探讨宋金杂剧与唐五代歌舞戏、滑稽戏之渊源，及其与南戏和北曲杂剧的关系，并对宋杂剧、金院本的各种角色加以考述，资料丰富，考论精审。叶德钧的《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将宋元明的讲唱文学按文学体裁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类，将宋元的民间小说、叙事鼓词、复赚和诸宫调等归入乐曲系；诗赞系则论述了从涯词、陶真和词话，到弹词、鼓词的发展情况，为讲唱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外，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也都是重在文献资料考证而很有分量的宋元小说戏剧研究论著。
在宋词研究方面，亦以词学考订和词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夏承焘和唐圭璋分别是这两方面享有盛誉的专家，他们早在30、40年代就已成名，但其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在50、60年代才结集出版和定稿的。夏承焘的词学考订以词人年谱、词之声学和词法为主要内容，三部代表作均出版于50年代。1955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人年谱》，辑入他长期以来撰写的唐宋词人年谱10种12家（南唐二主与二晏为合谱），其中以温庭筠、姜夔、吴文英三家年谱的行实考订最为周详。在词之声学和词法的考订方面，夏承焘有《姜白石谱说》、《词律三考》、《唐宋词字声之演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词韵约例》等重要论文，皆从作家创作实际和词体演变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具体词例，作精细的考辨而无空谈，为著者多年潜心研究的代表作，收入1956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论丛》里。夏氏的另一代表作《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中华书局1958年版），将白石歌词创作的编年与相关的乐律资料汇为一编，加以详细的考释，为姜白石词研究及其声学考订的又一重大收获。
另一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毕生从事词籍整理工作，其《宋词四考》195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宋词版本考》，介绍历来书目所载及方今传世的各种版本的宋代词籍的同异，及其国内公私书库的馆藏情况，所考宋词书目的传世版本达1400余种，可谓网罗宏富。其《宋词互见考》，对500余首互见于不同作家词集的作品加以考辨，一一判明其归属和真伪，澄清了一大批词史上纠缠不清的“著作权”问题。《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通过广泛搜检文献资料，考订出约700位宋代词人的时代先后。《两宋词人占籍考》，对宋代860余位词人的籍贯作了考证，并按省分列，以见词人在各省的分布情况及一地词风之盛。这些考证工作，可以说是著者进行《全宋词》新编的准备工作。唐圭璋早年就从事词籍的整理，其《全宋词》的初编曾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遗漏作品较多，校勘和编排也存在问题。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应中华书局之约，在他人帮助下，对《全宋词》进行重编，选择好的底本，作品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加新式标点断句，重新改写词人小传。新编本《全宋词》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无论收词数量还是校勘考订都远胜于初编本，为20世纪词籍整理的重大成果。
在宋诗研究方面，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枝独秀。此书采用的是传统的诗选笺注方式，可眼光和手法却很新，著者在《序》中说：“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宋诗选注》第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这六不选代表了钱锺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通盘看法，即诗应当是诗，要有艺术独创性，圆满自足，而且还能打动现在读者的心灵。他认为古典文学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研究和兴趣是现代的，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了，古典文学不是文学古董，不能把诗歌当作押韵的历史文件。其《宋诗选注》突破了传统注疏那种着重于史实本事考证和名物典故训诂的做法，加强对作品的命意、文笔、风格、体势和结构等进行具体的艺术分析，属于带有审美鉴赏性质的艺术批评。钱锺书认为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必须细察作家裁文匠笔之实事，在为宋诗作注时，他不放过一篇作品在艺术上的任何创新，哪怕是一种命意或一个比喻、一个表现手法，每有领悟，即旁引博征地用大量的实例来证明，触类旁通，以见作家诗眼文心的共通处，注诗而有诗学在。
以上列举的著作，以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为主，其共同特征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因而具有较长久的学术价值。但这些成果的产生，更多的出自学术自身发展的惯性作用，其作者多数于30、40年代即已成名，他们只是在继续自己的研究而已。不过，这也使学术的发展没有中断，为20世纪最后二十年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繁荣积蓄了力量。
四 多元发展和以文化为视角的综合研究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宋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以往的研究常有某种偏重的情况发生，或偏重于词而忽略诗文，或过分看重某几位作家，或只讲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而排斥其它。进入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不仅传统的以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见长的朴学方法得以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发挥着作用，而且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的研究亦受到重视，研究视角和方法呈多元并存的态势。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大陆与港台之间学术信息的互通，无疑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采用综合研究法，以文化为背景和视角来研究宋代文学亦成为时尚。
在文学研究的文献整理方面，朴学功底深厚的老一辈学者仍发挥着导夫先路的作用，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由中一代学者担纲的《全宋诗》和《全宋文》的编纂。这种工程巨大的一代诗文总集汇编，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在版本、校勘、辑佚和作者考定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宋文》1988年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全宋诗》1991年开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断代总集的编成，将对宋诗和宋文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总集而外，这一时期宋人别集的整理也多能做到后出转精，在校勘考证的朴学功夫方面不让前贤，重要作家的点校或注释本常不止一种。如秦观作品的整理，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较之以前王辉曾的《淮海词笺注》（文化学社1934年版），已是很精审和详备的了。但著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坐冷板凳多年后，又完成了洋洋一百四十余万言的《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将前人未作过注的秦观的诗、文、赋共四十六卷都作了笺注，在认真考订的基础上，对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作了系年。与作品整理并行，作家年谱一类的著作也出了不少，如徐规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白敦仁的《陈与义年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曾枣庄的《苏辙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于北山的《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王兆鹏的《张元幹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这些新撰年谱，较之此前的同类著作，考订要详尽得多，除按年月排比谱主生平事迹、家庭情况、思想变迁、事业成就和师友交往等史事外，还对其诗文作品加以系年。这种以史实考订为主要内容的撰谱方式，原是为了解作家作品提供参考，因切合我国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故为许多学者所看重。
如果说这一时期宋代文学的文献整理、作品校注和作家生平考订等基础研究，主要是继承了传统的朴学考据方法的话；那么进一步的宋代作家作品论，则主要还是依据唯物史观和文艺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只不过是屏弃了极左的阶级分析和简单化的庸俗社会学，增添了重视作家的个性人格和情感心态的人性论内容。如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版）和《周邦彦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除了论述作家的生平思想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外，尤注重对影响和支配其创作风格转变的“词心”作细致的分析，从而能深入到作家的心灵世界，展示其复杂的性格和思想。钱鸿瑛的《周邦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从论述周邦彦的为人出发，以丰富的史料证明他兼有儒家的用世之志和道家的淡泊之思，具有“博学多能”、“淡泊深沉”、“风流自命”等个性品格，认为这是了解他的审美理想与创作特色的出发点。在这个时期的宋代作家作品论里，有关苏轼的专门论著最多，形成了研究热点。如曾枣庄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中玉的《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刘乃昌的《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朱靖华的《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版）、唐玲玲的《东坡词研究》（巴蜀书社1991年版）、王水照的《苏轼论稿》（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等等。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苏轼及其作品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到90年代宋代文学研究的视角、观念和方式的演进情况。
文学研究可以考史，可以言理，但不能完全脱离开谈艺，即不能脱离文学本身。对具体的文艺鉴赏的情有独钟，是钱锺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一再强调的，可多如空谷足音。而这一时期，随着钱氏的《旧文四篇》、《管锥编》和《谈艺录》（补订本）的陆续问世，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除了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等带有普及性质的文学鉴赏书籍出版外，还有以鉴赏入手而带学术研究性质的宋诗论著。如赵齐平的《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29篇谈宋诗名作的赏析文章组成，但又不同于以疏通文义、讲解词句和写作技巧为主的一般赏析之作，而是以具体作品的鉴赏为基础，以诗人为重点，联系宋诗的特色及其发展演变作深入的剖析和论证。这一时期的宋词鉴赏研究，以沈祖棻和叶嘉莹的著作的学术影响为大。沈祖棻的《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主要选取北宋十二位名家的词作加以解读，对于每一首词都作深入细致的赏析，先按作者思绪串讲大意，再就作品语言、意象和意境方面总结其艺术表现特色。通过对词的意象和艺术表现技巧的剖析，将一首词特有的情调和意境风格，用简洁晓畅的语言描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叶嘉莹的宋词研究也具有感受细腻、长于审美鉴赏分析的特点，其《迦陵论词丛稿》1980年在大陆出版后，因强调词的生命感发作用和审美价值而受到欢迎。该书所收文章，以对单个词人的具体词作的鉴赏批评为主，以感发及联想为探索词艺之主要途径，著者敏于感受、表达绵密，注意辨析不同作品所兴发感动的生命在质与量上的精致差别。既注重分析作品的口吻、用笔、结构和意境，又联系作者的性格、为人和用思方式等加以评说。在以“感发”为核心，强调文学作品的生命美感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引述一些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作相通互证的比较说明，以增强其理论性，这在当时是能一新世人耳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寻求文学研究的突破，大陆学界展开观念更新和方法更新的讨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学说再次被介绍进来，带有后现代文化色彩的结构主义、新批评方法、文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科学理论，也被大量引进，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此热潮过后，人们意识到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适用范围，应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的素质，选择或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于中国文化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具体到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同陈寅恪“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看法，倾向于以宋文化为背景，运用多种方法，对宋代文学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这主要体现在有关宋词、宋诗的分体专史及通论中，并见诸于宋代文学史、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和学科史，产生了不少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得较好的专著。
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从词源、词体、词派、词论和词籍等不同的方面，对唐宋词进行多方位的论述，既有宏通的论说，又有精细的考辨，在前人多方开拓的基础上，对唐宋词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作出总结性的说明，把唐宋词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稍后，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更多地以作家和流派的群体组合作为论述对象，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层面的词史建构方式，打破了以时间为序平面排列作家作品的传统写法而别开生面。如在“鸟瞰”北宋词坛时，先从分析“北宋社会的两大侧面和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入手，进而对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和“复杂心理”加以探讨。在这一时期的词史类著作里，以文化为视角的通常方式是：着重考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等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在叙述词学发展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时，注重对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将宋词作为展现宋人“心灵史”的一个方面。如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群体的认同，中篇为心灵的探寻，下篇为范式的演进；其心灵的探寻实属关键，因词人心灵对范式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着重对那些被前人误解的南宋词人的创作心态、审美心理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把握南宋词人哀伤幽隐的心态，发掘其作品中蕴藏的真实情感。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反过去那种以浅层次的“豪放”和“婉约”二分法概括唐宋词流派的粗线条做法，突破传统词史按时代先后联缀单个词人词作的框架，注重从时代风会、文人心理、词学观念和社会审美风尚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词的风格流变作综合考察，尽力将研究的视境向广义的文化活动拓展，“探寻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各个文化层面、各个文化部门与曲子词创作的有机联系，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说清唐宋词流派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以文化的视角来观照宋诗，也是这一时期有关宋诗流派、宋诗史和诗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张白山的《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主要还是就宋诗本身进行研究，文化的视角并不明显的话；那么，龚鹏程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张高评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则已将宋诗置于整个宋代文化的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如龚著把江西诗派作为宋文化的代表，认为宋文化形成后，才有所谓宋诗，宋诗的发展与宋文化的发展相始终；张著把宋诗破体为文的“出位之思”，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推广到交通理学、借镜经史、以老庄入诗、以禅入诗、以仙道喻诗、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等诸多方面，进行“整合融会”，注意发现宋诗与宋代的历史、政治、哲学、宗教以及其它文艺门类的关系，寻找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和共相。在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中，注重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思路也很突出，著者认为：“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江湖诗派研究》第323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欧阳光的《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把宋元时期产生的“诗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着力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诗社与当时文化的种种关系，如诗社与科举、书会的因缘关系等，揭示诗社的文化特征。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把宋诗学作为宋型文化的折光反映进行现代阐释，正面肯定宋型文化、宋诗和宋人的诗性智慧，认为深受宋型文化的影响而富于思辨性格的宋代诗学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
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是这一时期很有分量的断代文学史著作。该书体现了著者早年就形成并倡导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即“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参见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所谓“考据”，本指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考订而言，在该书里主要表现为对影响宋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历史资料的梳理，除了考察作家及其群体的行事、交往与时代政治的关系之外，更注重对学术文化背景的进一步考索，以及文人生活、心态资料的发掘。这种对文学背景材料的立体化的综合考证梳理，与旧式学者的饾饤考订不同，具有文化发展的整体观和广阔视野。90年代后出版的同类著作，也都反映了在文学研究中重视文化阐释的时代特征，如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顾易生、蒋凡等撰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论述宋代文学思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时，大都注意联系宋代的学术文化来加以说明。
相对于恪守单一的“反映论”的文学研究模式而言，以文化为背景或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可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更新研究视角，以寻求研究范式的突破。如由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绪论开篇，在对“宋型文化”的特质进行深入的阐释之后，将其作为探讨宋代文学的特点形成和历史地位的切入点，对宋代文学的淑世精神、人文精神、重理节情的思辨色彩，以及重视传统、崇尚典范的创作心理，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之类的“破体为文”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其“结束语”以丰富的史料为根据，就文学书籍的传播、文学活动上的交往与文学创作观念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宋代文学在汉文化圈各族、各国的传播方式及其影响力，从文化传播的侧面，说明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和宋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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