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若干书目情报观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书目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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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针对我国当今目录学基础理论建设中“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解释、定义和实际运用都比较混乱的情况，对这一概念的来源及目前我国对这一概念存在的几种不同认识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这一概念在我国兴起、流行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文章对目录学界确立科学的学科体系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书目情报 评论 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界较频繁地使用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但直到目前这一概念仍存在着多种不同解释。本文即对这一现象作一考察，并提出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1 英语中的BI、 俄语中的БИ及“书目情报”在我国的兴起
50年代以来，在西方目录学文献中较多地出现了BI〔Bibliographic（al）Information以下简写为BI的概念〕。 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可以归结表述为：①各种类型目录中均包含有一定的BI；②各种类型的目录是BI的主要来源；③BI作为一个上位类概念包括了“出版地、出版时间”等这样一些不同种类”；④作为物质的（而不是抽象的）BI可以通过“著录” 形成并能提供人们利用。 由此可见， 在英文中
BI 原是Bibliographic（al）概念中的一个要素或组成部分，1990 年出版的《哈罗德图书馆员词汇》对BI解释为：“为便于订书作出鉴别的有关一出版物的详细情况，包括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地、版次、丛书注、卷号、分册和补编以及定价，部分图书还包括编者、译者或插图者，有时称之为‘trade information’”，即书业信息。1989 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词典》亦有同样的解释。由此可见，该词汇中的BI还是一个可与书业信息相互替代的关于文献出版信息的概念。1952年，伊根和谢拉在《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一文中也提出了BI的概念，并认为这是目录的本质。
前苏联在60年代，开始注意到书目与英文Information 相对应的俄语ИΗΦОРМauΝ关系的研究。在70年代，讨论目录学术语时，正式出现了书目情报“（БИБИоГрaΦ иче си иΦ о р мaц ия简写为БИ）的概念。前苏联国家标准LOCT70—77《书目：术语和定义》对БИ定义为：“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需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这一定义与美国的BI含义也比较接近。1981年，科尔舒洛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中对БИ定义为：“БИ——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 ” 1990年，该书在新版时， 对БИ又进一步地补充表述为： “以满足和培养社会文献需求为最终目的，是关于文献的有序化（标准的）情报”。科尔舒洛夫的上述两种定义强调了БИ具有“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这一外在特征，以及能“满足和培养社会文献需求”、“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等内在特征和功能，并明显规定了书目情报与二次文献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和将其作为目录学领域中的一个“最一般最普通的概念公诸于世”。这也是它与英语BI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国的书目情报概念据乔好勤考正，1956年赵继生同志首先在我国运用，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热潮是在本世纪80年代目录学理论研究恢复后出现的，著作很多。从研究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著作及译著来看，主要有中央电大《目录学》、科尔舒洛夫《目录学普通教程》、倪晓健《书目工作概论》、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共4本；研究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文章主要有：陈传夫《论目录学体系》、《论目录学的功能体系》、陆荣用《书目情报与CD—ROM》、刘建明《论书目情报》、柯平《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曾令霞《试论书目情报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柯平《国外书目情报理论》、傅红岩、陈晖《论我国书目情报意识的现状、原因与强化》、柯平《书目情报系统的理论研究》、柯平《试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目录学》、王心裁、柯平《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王新才博士论文《中国文化与目录学发展研究》、 柯平《书目情报理论初探》， 以上共计13篇。此外，以“书目情报服务”为题，讨论“书目情报服务”这一概念的文章也有10数篇。除此，尚有人对“目录情报”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总之，由这些论著作者们掀起的研究热潮，使“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一时显得异常红火、耀眼，但关于这一概念的解释和运用直到目前仍是见仁见智没有定论。现在，该是冷静下来对这一现象作一理性思索的时候了。
2 “书目情报”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
2.1 众多纷纭的定义、解释
目前，对书目情报”的定义、解释是多样的，相互矛盾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路林认为：“书目情报是一项广泛而活跃的社会实践活动”、“书目情报是一项广泛而活跃的信息活动”。此外，他又认为：“书目情报是信息交流的中介，即一种媒介”。“是有序化的信息”、“集成性信息”、“源信息”、“是关于文献的信息”。并认为：“书目情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范围包括目录、索引、文摘、题录、综述、书目数据库、事实数据库、文本数据库等”。“书目情报一方面强调是一个上位的整体概念，另一方面又肯定在其中存在有级次”。此说可归结为“实践说”、“中介说”、“信息说”、“上位说”、“级次说”。
刘建明认为：“何谓书目情报，它‘是以具体的历史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此为科尔舒洛夫《目录学普通教程》中的原话，刘建明原文照抄，无新的意见。可归结为下文的“柯说”或“文献情报说”。
陈传夫认为：“书目情报可定义为：利用二次文献传递的知识。在‘书目情报’概念的基础上派生出众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可归结为三条系统，一是以‘书目情报’为起点的内容概念系统；二是以‘书目’为起点的形式概念系统；三是以‘目录学’为起点的学科概念系统。上述三个系统又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实践到理论等逻辑顺序，构成目录学的概念体系”。并认为“作为目录学体系起点和核心的概念是‘书目情报’”。此说可归结为“二次文献说”、“二次文献知识说”和“内容概念说”、“内容、形式双概念系统说”。
曾令霞认为：“书目情报是对文献的内容信息和形式特征进行筛选、描述、替代、重组和综合而形成的有着特定参考利用价值的有序化的文献信息。它具有对原始文献的依赖性、浓缩性、有序性、传递性等特点，具体内容范围包括书目、文摘、索引、书目之书目、指南之指南、文献指南等二次、三次文献检索工具”。此说可归结为“文献信息说”或“二次、三次文献检索工具说”。
1991年，柯平认为书目情报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1994年，他又说：“把书目情报作为建立在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其后他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书目情报定义为：“经过分析和综合处理并用于浓缩和记忆的知识”，并认为“这一概述吸收了从书目活动的感性认识的所有成果，用于比国外书目情报概念更大范畴，与二次文献这些具体事物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他还进一步地解释：“按照这一定义，书目情报是存在于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献信息，其表现形态概括为两大方面：1、 文本书目情报：指在形成原始文献过程中生成的关于文本的书目情报……2、文献书目情报：指原始文献产生以后， 在文本书目情报基础上生成的关于原始文献的信息”。他还说：“除上述两大方面外，还有一些类似于书目情报的信息，包括：（1 ）关于辅助文献处理利用的有序化信息，其表现形态如关于字、词、人物、地名、事件、机构的工具书和数据库；（2）关于辅助阅读的资料性信息，表现形态如年鉴、手册、类书等；（3）融书目情报与文本于一体的信息， 表现形态如全文数据库；（4）关于商品目录、事实数据等工具的信息， 表现形态如商品目录指南、光盘目录、数据库指南等。由于这些信息具有文本书目情报和文献书目情报的某些特点，可称之为“准书目情报”。“这一划分使书目情报与文献的关系更为明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之中的书目情报形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目次——书目——书目指南；文后索引——文献索引——手册；文摘——文摘期刊——类书；出版提要——书目提要——文献综述；序跋——书评——专题述评。考虑到二次文献无法包括书目指南等，可以将独立的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统称为书目文献，与原始文献相对应。这样一个范畴为研究书目情报系统奠定了概念基础”。对柯平的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分别归结为“情报说”、“抽象概念说”、“知识说”或“大范畴说”。
王新才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书目情报就是关于文献的有序化的信息。”可归结为“有序化文献信息说”。
王心裁，柯平二人合写论文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可归结为“效用信息说”。
乔好勤在《书目工作概论》一书中说：“目前对‘书目情报’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分歧：①书目情报是指具体的书目、索引、文摘等检索工具；②是书目、索引、文摘、书目数据库的总称；③书目情报是指书目实践活动；④是流动的可以利用的关于文献的目录信息。”他认为把书目情报与具体书目、索引、文摘等同起来，或者把它当作三者的“上位类”来涵盖书目、索引、文摘，都是不对的，书目、索引、文摘是书目工作的产物，是著录一批相关的文献并按一定科学系统编排的揭示和检索文献的工具。书目情报不是具体的工具，而是‘情报’概念的具体化，是关于文献流动的可资利用的目录信息，把书目情报看成书目工作更是不对的，书目情报只是一种信息，对这种信息的生产、加工、传递、利用是一项社会活动，而书目情报本身不是社会活动”。这些论述，实际上是近年来首次对“书目情报”概念流行的全面述评。他对书目情报的认识，我们可先归结为“信息说”。
彭斐章先生在中央电大《目录学》中说：“书目情报服务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目情报服务，是指书目文献的编制、传递、利用整个过程的活动，即书目文献中心的全部活动。狭义的书目情报服务，则是书目情报检索和利用的服务”。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中，他又将上述论述改为“广义的书目情报服务，是指对书目情报的加工整理、传递、利用整个过程的活动，狭义的书目情报服务是根据需求者提出的咨询向其提供书目情报的过程”。彭先生在上述二书中虽大量使用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却未对此概念进行正面定义。不过，从上述“书目文献”与“书目情报”可相互更动来看，彭先生大约执书目情报即书目文献之说。因此，可归结为“文献说”、“互换说”。
此外，彭先生在新出版的郑建明编著《当代目录学》一书中着重强调了“书目情报”的意义，他说：“书目情报代表着当代目录学的新内容，书目情报始终处在发展文化之中，无论是方法的更新、技术的进步、形式的衍变、内容的拓展，都成为目录学理论需要吸取的营养，也是目录学理论变革的先导”。
上列各种纷纭繁杂、互不相同的定义和解释，使人们对“书目情报”这一全新的概念莫衷一是，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并反映了中国目录学界对自己学科内新概念的积极探索，但任意胡乱解释的现象也反映了思想不够成熟、缺乏科学态度或者学风不够严谨，使“书目情报”实际上变成一个可以任意解释而不受实践检验的怪异概念。因此，必须从理论以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加以廓清。
2.2 关于“实践说”、“上位说”
上述几种说法中，路林的“实践说”的支持者较少，上引乔好勤对“实践说”的评论也比较中肯和实事求是。此外，从语法和逻辑推理上看，“实践说”的谓语和判断语“是一项广泛而活跃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主语“书目情报”这一名词不能形成因果关系，在逻辑上犯判断错误，只有换一个动词或动名词才能充当该句的主语。如可说书目工作“是一项广泛而活跃的社会实践活动。”此外，路林同时又执“中介说”、“信息说”、“上位说”，其中，其“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信息”之说与英文BI比较接近，在这一点上，王新才的“有序化文献信息说”与其同属一种观点。
2.3 关于“文献说”、“二次文献说”
彭斐章先生的“文献说”或“互换说”与《目录学普通教程》中的观点比较接近。这一说法使“书目情报”概念不脱离具体的文献，较符合情报学关于文献与情报的理论。陈传夫的“二次文献说”，“二次文献知识说”则在“文献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划分出“二次文献”这一概念，强调了“文献”、“知识”是“书目情报”的构成要素，与“柯说”完全一致。此外，他认为“书目”是“形式”，“书目情报”是“内容”的观点，与英文BI的原意也十分接近；曾令霞则在陈传夫的“二次文献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二次、三次文献检索工具说”，更全面地考虑到了书目产品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并指出了“书目情报”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工具性。此外，曾令霞对“书目情报”概念的外延，即“具体内容范围”的划定也比较温和保守或实事求是，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路林的划分在范围上则比她大许多，使人较难接受，此外“互换说”与“内容、形式双概念系统说”二者关系密切，导致了目前许多术语互换的现象。
2.4 关于“知识说”、“大范畴说”、“级次说”、 “上位信息说”
柯平的“知识说”与前述各说有相近之处，但其所执的“大范畴说”在理论上似乎过于超前，如说“书目情报”包括“文本书目情报”与“文献书目情报”以及“准书目情报”几大类，使“书目情报”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通用、全能或多功能概念，而这种通用、全能或多功能概念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概念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即有一定的内涵、外延。柯平追求一种“用于比国外书目情报概念更大范围”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但将“年鉴手册、类书”等列为“书目情报”之列，那还要年鉴手册、类书等概念干什么？此外，将一书的书名页中反映的内容及书中其它部分统称为“文本书目情报”，那还需要书名页的概念干什么？这种理论及说法究竟能为多少知识界的人士承认接受？究竟有何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呢？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柯平的书目情报观是一个典型、严密的“级次”系统，即最高一级为“书目情报”、中间分别为“文本书目情报”、“文献书目情报”、“准书目情报”，这三者之下又可分别划分新的一级概念。如“文本书目情报”之下有“关于文本标题的信息”、“关于文本责任者的信息”、“关于文本出版的信息”、“目次”等；“文献书目情报”之下有“关于文献出版的信息、新书通报、图书广告、征订单等”，“关于文献特征及收藏情况的信息：图书目录、图书馆目录、联合目录等”，“关于文献篇目集合的信息：篇名索引”；“关于文献内容检索的信息：内容索引”，“关于二次文献的综合信息：书目指南、情报源指南等”。上列诸种排列，实际上为四级划分。在此基础及原则上，柯平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新颖的三级划分标准。如他说：“可以将独立的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统称为书目文献，与原始文献相对应”。这一新的级次划分顺序就是书目情报——书目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综述。即“书目情报”处在最上端，“书目文献”处在第二级，“具体的工具”——“书目、索引、文摘、综述”在最下端。路林的“级次”理论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分的应用。柯平的上述级次理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虽然级次比较分明，但级次中轮流出现“情报”、“信息”、“目录、索引”、“书目指南”等概念，体系较紊乱。②、虽然我们赞同柯平所说：书目情报是“与二次文献这些具体事物概念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及“书目文献是书目情报的载荷者”。但在柯平的理论中，“书目情报”与“书目文献”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属种关系的“区别”与“联系”，二者不能轻易互换，我们可称之为“非互换说”，这是柯平与彭斐章先生及“柯说”大不一样的地方。但要证明“书目情报”能作为一个上位类概念并可概括“书目文献”的话，还必须首先要有相应的理论证明“情报”概念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上位类概念并能概括“文献”，但遗憾的是目前并无这种理论产生，柯平本人也未向我们提供这一相应的理论依据。其实，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很简单。即只要认真看待文献与情报、信息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不难说明书目文献与书目情报、书目信息、二次文献与二次情报、二次信息之间联系和区别，就不会得出“书目情报”是“书目文献”的上位类的结论，就不会有书目情报在目录学领域里目前这种至高无尚的地位。③、在柯平的这一理论中，“书目文献”这一概念与“文献书目情报”几乎是同一概念，即同为“书目情报”的种概念，但“书目情报”本身是“书目文献”的属概念和上位类概念，为什么在前面加上了“文献”二字后，反而又降级成为了与“书目文献”同级的概念呢？猛一看，使人有些不可理解！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柯平一方面执“非互换说”，另一方面，又同时执“互换说”。即“书目文献”与“书目情报”有时又可互换。上引的“文献书目情报”也可先换成“文献书目文献”，然后将前面的重复部分——“文献”二字去掉，即最终可与“书目文献互换，并充当一个二级类概念。
2.5 关于“抽象概念说”
柯平同时还执“抽象概念说”，与陈传夫“内容概念说”有同工异曲之处。对上述为倡导“书目情报”从逻辑等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人们是不能轻易苟同的。这是因为：依据形式逻辑概念而划分的理论，无论是“书目文献”、“二次文献”、“书目情报”，还是目录、索引、文摘等都是具体概念或实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或属性概念。其中“二次文献”早就有概括目录、索引、文摘的能力；“书目文献”一词也由柯平赋于了比“二次文献”稍大的概括能力；“书目情报”一词则由柯平、曾令霞、路林等人分别赋于了相应的概括能力。但凭什么将“书目情报”判为“抽象概念”而将“书目文献”判为“具体概念”？诚然“书目情报”中的“情报”有其抽象的因素而使这一概念也有一定的抽象的成分，但其概念本身似乎不应被表述为抽象概念。依照目前不少“书目情报”概念宣传者的意图，并依逻辑学原理可将这一概念表述为是一个具体概念、普遍概念、集合概念、正概念。其次，依文献分类学术语表述，它又是一个较为抽象的上位类概念。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的“书目情报”假如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目录学研究对象也是一种抽象的矛盾，那么，以此为起点的目录学难道不是要变成一门抽象的学问了吗？除此，我们还能得出其它的什么结论吗？从这一点看，“抽象概念说”有值得商榷之处。此外，陈传夫“内容、形式双概念系统说”将内容与形式完全分离隔开，是否有违内容与形式的辨证统一关系？也值得商榷。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展开的内容、形式双概念体系，能否从理论上成立？能否为实践起指导作用？也值得商榷。此外，陈传夫认为“书目”等概念“从书目情报概念的基础派生出”，也缺乏必需的理论或历史根据。
2.6 关于“信息说”、“上位信息说”等
至于乔好勤始终坚持的“信息说”则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路林、曾令霞、王新才等人在这一点上与他有某些相同之处。对此，我们将适当重点讨论一下。
乔好勤说：“利用书目资料（二次文献）是获得书目情报的主要方式”。这句话，可压缩为“利用文献获得情报。”从文献与情报的关系上看，此话说得正确。但乔先生“利用”的“书目资料”、“二次文献”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抽象的上位类概念，与英语中利用“具体的工具”——“个人、团体、书商和出版商”这四种类型的目录”“获得”BI，其文意已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点看，乔先生的“书目情报”本质上就是一种上位信息，所以，我们又可称其理论为“上位信息说”。但乔先生极力反对将书目情报当作“‘上位类’来涵盖书目、索引、文摘”；同时也极力反对将书目情报“与具体书目、索引、文摘等同起来”，这也是乔先生与柯平、曾令霞、路林等人大不一样的地方和远见卓识之处。我们又可对这一理论称之为“反上位信息说”、“反下位信息说”。世上究竟有没有不“与具体书目、索引、文摘等同起来”，也不与其“上位类”“书目情报”“等同起来”的“目录信息”呢？有没有不具备“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的“目录信息”呢？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信息、情报、文献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及相互关系问题。要在此讲清楚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简略地认识是：尽管目前人们对信息、情报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人们认识到，信息和物质不一样，它没有物质那样的实体，而是一种既抽象而又无所不在的东西。此外，人们还认识到：信息极大地依赖于载体物质和技术。语言、文字、图象、符号、电子信号是信息的第一载体，而存贮第一载体的物质，包括磁带、纸张、书本、胶片、光盘、计算机存贮器等则是信息的第二载体。信息本身是看不见的，它只能依附在一定的载体上，与载体分离的信息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使人们往往很难清晰地界定什么是信息，即究竟信息是纯粹的抽象之物呢？还是一个必须依附着某种实际的物质上的东西？但从上述信息的三大要素（信息、第一载体、第二载体）及与载体分离的信息是不存在的这二点来看，“书目情报”、“目录信息”与“书目文献”、“书目资料”、“书目”等概念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概念，因为“书目文献”、“书目资料”、“书目”等概念同样具备有信息、第一载体、第二载体这三大要素，其信息部分同样可被传递、利用。英文BI就是人们从具体的目录中获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实际上也是将书目情报与二次文献视为同一概念。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标名“信息报”与不标名“信息报”的报刊在内容、形式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即二者基本上是同一类型事物。所以，乔先生坚持“书目情报”与“目录信息”不与“具体书目、索引、文摘”这些“具体的工具”或文献“相等同”，不与其“上位类”相联系，不肯定其“具体的历史的形成的形式”，恐怕是不能全面、清楚、正确地解释“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与此相反，彭斐章先生就十分爽快地以“书目情报”代替“书目文献”，这说明了二者在该书中是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概念，或者说是同一概念。事实上，目前，“书目情报”已被多数人解释为一个具体概念、上位类概念。曾令霞、陈传夫、柯平等分别指出了其“涵盖”的具体范围，即“书目情报”与“具体书目、索引、文摘”等密不可分（尽管这些说法还值得商榷）。综观乔先生的书目情报观就是：从“书目资料（二次文献）”这种较为泛指的具体概念到作为“情报概念具体化”的书目情报概念，简言之，从概念到概念的“一种信息”，我们可称之为“超级信息说”或“超信息说”。此外，还必须指出，乔好勤先生对“书目情报”概念的定义本身并不能成立。如乔先生的定义：“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流动的可资利用的目录信息”，这一判断句可压缩为“书目情报”是“目录信息”。在乔先生的理论中书目与目录二词可以混用、互换；在理论上，情报与信息又是一个交叉概念。这样，在乔先生的理论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相互包含，出现“同语反复”、“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其说法难以成立。同理，柯平说：书目情报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这一定义可压缩为“书目情报”是“情报”。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也相互包含。“情报说”这一说法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
2.7 小结
上述事实说明，从英语Bibliographic（al）包含有BI，或BI 作为一个上位类概念，包括出版地、出版时间等内涵，到俄语对БИ强调其“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都强调了信息对物质载体的依赖性。而在我国，对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解释，距BI及БИ的原意相去甚远。其多种解释主要可分为“实践说”、“文献说”、“信息说”三种而以“信息说”为主流派。其中，“信息说”中执“上位说”、“上位信息说”的又为主流派中的主流。在诸多“上位信息说”所阐明的基本概念体系中，大多为情报、信息、文献三者的混杂或“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合二为一。因此，其概念体系是紊乱的，在此基础上阐明的目录学原理也将是紊乱的。
3 对“书目情报”概念的实际运用
由于对“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定义及产生、来历等问题存在多样不同解释，在实际运用“书目情报”这一概念时，同样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用法。如：
1986年出版的中央电大《目录学》中一开始就称：“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该定义实际上是将“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与“书目情报运动”视为同一概念，并将“目录”与“书目情报”也视为同一个概念。其后，“目录活动”、“书目活动”、“书目”、“书目情报系统”、“书目通信系统”、“书目情报服务”、“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等相似概念、新旧概念交相轮流使用。这说明，在该书中，“书目情报”实际上是一个可与传统目录学几个基本概念混用的概念。
彭斐章先生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中，较系统地运用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概念体系。如“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广义书目情报服务”、“狭义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情报系统”、“全国书目情报服务系统”、“书目情报管理成果”、“书目情报公共服务成果”、“书目情报服务体制”、“书目情报事业”、“全国的书目情报工作系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中，书目与书目文献、书目情报这三个概念以及书目情报工作、书目工作这二个概念之间有时又是可交换使用的概念。如该书第五章第三节中就交互出现了“书目情报事业”、“书目工作”、“书目文献”、“书目情报人员”等概念。在“国家书目情报事业可以划分下列系统”中，分别列出：“国家书目工作系统”、“图书馆书目工作系统”、“档案书目工作系统”、“情报书目工作系统”、“书业书目工作系统”等，即对各系统一概不加“情报”二字，尤其是未加成“情报书目情报工作系统”。特别突出的是该书使用了“书目情报控制系统”、“世界书目情报控制”、“我国书目情报控制”、“国家书目情报控制系统”、“我国宏观书目情报控制”、“全国书目情报控制中心机构”。在此同时，该书又保留有传统的“书目控制”、“书目控制系统”等概念。
在《书目工作概论》一书中，倪晓健与乔好勤二先生分别使用了“书目资料”与“书目情报”这两个基本概念。与科尔舒洛夫的《目录学普通教程》相近似。其中，乔好勤在后面的章节中先后使用了“现代书目情报系统”、“广义书目情报服务”、“狭义书目情报服务”、“书目工作”、“传统的书目工作”、“文献检索服务”、“书目数据库”、“书目情报信息”、“信息咨询服务”、“书目工作系统”、“书目工作组织管理”、“书目情报计算机检索”等概念，其中“书目情报信息为“情报”、“信息”叠用的一例，较为少见。此外，他认为：“广义的书目情报服务”包括“书目工作”。
柯平在其博士论文中较系统地运用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并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说：“书目情报理论是书目理论的发展，它的提出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转换点。这一理论包括书目情报概念、结构、功能、书目情报与相关概念的联系等问题，涉及到科学交流、情报交流、书目控制等领域的研究”。在博士论文中，柯平进一步将其上述“发展”理论阐发为“上升”理伦，如他说：“书目情报的提出使书目活动上升到书目情报活动，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上升到书目情报系统。这里，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社会系统，与作为社会现象的书目情报产生是分不开的。如果将书目的产生发展作一番描述作为书目情报系统的历史演进，那就犯了将书目情报等同于书目的概念错误，犹如将目录学史等同书目发展史”。又说“国家书目作为一个系统包括国家书目机构、国家书目工具及关于国家书目记录的概念”，自从书目情报的概念确定以后，国家书目系统上升到国家书目情报系统的概念，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统一组织书目控制的体系，目的在于通过国家的中心组织统一协调各层次的书目情报活动，对国家文献信息流进行全面控制，并把书目情报作为国家资源有组织地开发利用，满足全民族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生产和经济的书目情报需求”。上述几个“上升”，有某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如“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二者共同“上升”为“书目情报系统”，而“书目活动上升到书目情报”，“国家书目”作为一个大系统应“上升到国家书目情报系统”，但“国家书目”作为一个小系统——即“国家书目机构”、“国家书目工具”、“国家书目记录”等似不应“上升”为国家书目情报机构、国家书目情报工具、国家书目情报记录。“书目数据库”也未成功地“上升”为书目情报数据库。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其博士论文中，“书目控制”一概未能上升为书目情报控制。而在《浅论以信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一文中，又偶然地交相出现“书目控制”与“书目情报控制”，这说明，书目控制本身大约也需要“上升”。这是柯先生与彭先生不大一致的地方。此外，我们在前面还看到，柯平认为书目工作者无须上升为书目情报工作者。而在此之前，彭斐章先生早已将其上升为“书目情报人员”。这是彭柯二先生又一不同之处。在成功地进行了和区别了这么多的“上升”、不“上升”之后，人们不能不疑虑：①“上升”与不“上升”究竟有何依据、条件、范围？②处在这一领域中央或最上层的目录学本身是否也需要“上升”为目录情报学或书目情报学？不然，从概念体系上如何能保持一致呢？③书目“上升”为书目情报后，书目情报本身是否还有“上升”的趋势？本身是否需要“上升”？根据路林的“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理论，我们能否对此进行预测？④与此相关的图书、图书馆、图书馆学、档案、档案学等是否也都需要“上升”？因为目录学的发展和创新应与周边的环境在系统的思想下保持相应的一致。其次，人们还有理由对柯平上升理论中的时间概念提出质疑。如柯平说“16世纪以前的书目情报系统都是书目系统”，“索引在16世纪正式产生改变了书目情报系统记录和描述文献整体特征的单一方式。在这种产品问世不久，一种更新的产品——文摘在科学杂志中诞生，1665—1730年，欧州的7个国家创办了300种期刊，大多数没有文摘栏，这种形势促使了专门的文摘杂志出现，这就意味着在16世纪书目情报系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否可理解为：①“16世纪以前的书目情报系统都是书目系统”，是因为在此之前仅有“书目系统”而未出现索引系统、文摘系统？即可在书目情报系统下划分为书目系统、索引系统、文摘系统这三个下位类概念？②是否可以认为“书目系统”早在16世纪时因索引系统和文摘系统的出现就早已“上升”为“书目情报系统”？而“书目理论”在晚了4个世纪后的20世纪90 年代才“上升”为“书目情报理论”？中间有长达几个世纪的理论空白时期？③值得人们注意的地方还有：柯平认为“书目”与“书目情报”这二个概念决不能“等同”起来，否则就要犯“概念错误”。从这一点看，柯平的“大范畴说”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位说”、“上位信息说”。柯平的“发展”、“上升”理论虽是为其“大范畴说”服务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众多“书目情报”概念支持者们的思想，并成为这些支持者们实践的理论总结，即“书目情报”概念得以流行的理论就是柯平的“上升”、“发展”理论。
4 对“书目情报”概念兴起的反思
4.1 “书目情报”概念兴起的积极意义
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书目情报”概念得以迅速崛起，除了在部分文章频繁出现外，还在以上所列的几本书中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概念体系。这一事实，使人们不能不对其刮目相看。其积极意义在于：①积极地引进和消化信息科学和国外目录学的原理、概念等理论成果，促进了我国当代目录学新概念、新理论的研究，但与传统目录学接轨，形成严密的体系还将是十分艰难的工作。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目录学界对日益增多的书目产品寻求一个共同认可的上位类概念的努力，并将此问题提到了目录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日程上来，在这一探索中，“上位说”、“中介说”、“文献说”、“文献信息说”、“文献情报说”、“二次文献说”、“二次文献知识说”、“二次、三次文献检索工具说”等说法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连唯一持反对意见的乔好勤也在实际上参与了这一行列。③反映了我国目录学界为确定目录学的逻辑起点或最一般概念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努力中，大家所确定的“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中与传统目录学相连的概念是“书目”，而不是“目录”。同期吴式超、徐富有二人在《书目工作概论》一书中第一次将“检索刊物”划入“书目”类型之下，倪晓健在《书目工作概论》中以“书目资料”而不是以目录资料概括“众多的书目产品”，郑健明在《当代目录学》一书中使用“书目信息”这一上位类概念，以及港、澳、台地区使用“书目资讯”较多，使用“目录资讯”较少等情况几乎不谋而合。这说明：中华目录学界对“书目”一词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的演化、嬗变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由此，为当代目录学逻辑起点的确定及新概念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我国目录学界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探索，以确立本学科所公认的、符合当代人们认识水平和时代要求的最一般概念。
4.2 “书目情报”概念兴起的消极意义
但是，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兴起有着先天不足的弊端，使它难以长久。这是因为：①由于我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书目情报概念鼓吹者们都是在书目与目录二词可以交互使用——即二词是同一个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由此，便可引起一系列如目录情报、文摘情报、索引情报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引来的“同语反复”、“循环定义”等逻辑错误，并最终导致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名存实亡。如书目理论可以“上升”、“发展”，成为“书目情报理论”，那么，目录理论可否“上升”、“发展”成为目录情报理论呢？二者是什么关系呢？王心裁、柯平二人最近合写的文章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目录学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的苦闷、彷徨心情。如他们一会儿说：“书目情报正是在对目录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反映目录根本结构因素的概念”；一会儿又说“书目情报概念反映了当代人们对书目的深入研究，也表明了人们对书目本质的理解和深化”。在这两句话中，目录、书目是两个可供人们任意选用的概念，无论怎样换，都不改文意！这反映了理论上的贫乏。在这一理论支配下，“书目情报”这一“大范畴”只需“反映目录根本结构因素”及“书目”和“书目本质”，而无须“反映”、 “理解”、 “深化”从16世纪便正式出现的“书目情报系统”及其新成分——文摘、索引，更无须反映在计算机出现后出现的更新成分。由此看来，不在书目与目录二词之间进行适当规范，无论人们在书目后面加上情报、信息、文献、资讯等，都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一切所谓“上升”、“发展”、“书目情报的发现”、“书目情报理论”、“目录学的核心理论”、“目录学的基点”、“当代目录学的新内容”、“目录学理论变革的先导”等都将是空谈！②“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基本上不适合中国国情，这首先是因为：英语information 其含义的国际标准定为：“被传递的知识或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与“Information ”对应的汉语以“信息”一词较为确切；而与汉语“情报”一词对应的英语单词应为“Intelligence”。峘福恒等人认为“情报与信息是意思重合但叫法不同的两个词而已”。南京大学邹志仁最近则更明确地指出：“情报属于信息范畴，即情报信息，但‘情报’不是一般普遍意义的信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称为情报，比如，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公共的股票行情，大众媒介报导消息、文件，等等，这些一般都不能称之为‘情报’。然而，战争状态下敌方军队的部署情况，企业竞争对手的动态和战略意图，已经制定而尚未公布的政策内容，处于保密状态的药剂配方，技术竞争中的‘Know—how’等虽然也属于‘信息’范围， 但不是一般的‘信息’，可称为‘情报’”。同理，公开的图书出版消息——出版地、出版时间等，以及公开的目录、文摘、索引等一般也不能称之为情报，公开的一书的目次页、书名页等更不能称之为“情报”、“书目情报”、“文本书目情报”等。其次是“书目情报”流行十多年来，至今基本上还是少数目录学家们口袋里的法宝，大多数人对这一概念并不理解。有鉴于此，1994年郑建明同志在《当代目录学》一书中冷静地宣告：“‘书目情报’术语正在为‘书目信息’所替代”。即预告“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不会在我国长期流行下去。③对“书目情报”概念内涵、外延不恰当地宣传，及其实际中与其它名词混用，反映了BI概念在我国盲目地升值、拔高，导致了目录学理论脱离实际、学风不正的现象蔓延。④在“书目情报”的基础上使用“书目情报信息”，以及将“书目情报”解释定义为一种情报、信息，将在对外英语翻译中出现困难，不利于国际交往。
（来稿时间：1995年10月）
My Commentary on Bibliography Information of Recentyears.
Liu Guohua (Hu Bei Commercial colloge)
〔Abstract〕 His essay deal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bibliography information and the popularity in China.Same querise concerned are also raised in th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