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述评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集中批判开始于五十年代初，并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这场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对于普及哲学、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我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也为了八十年代以后对实用主义进行实事求是、全面和客观的研究和评价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深刻反思，可以为我们全面理解实用主义乃至现代西方哲学其他思潮提潮提供某些有益的帮助。
一、批判实用主义的背景
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全面展开，主要受到了以下主要因素的影响：
1、当时政治斗争局势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然而，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蠢蠢欲动。因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而赢得的胜利成果，已经成了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所持敌视态度，它当然受到了热爱新生活、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痛恨，而作为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在当时，它被过于简单化地等同于美国的官方哲学）自然也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这种大气候下，思想文化界必然要对建国以前遗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清理。由于实用主义在旧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独特的影响，因此，实用主义成了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首当其冲的“靶子”，它在中国最大的代表——胡适成为批判的目标。比如，在批判的过程，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提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学术界当时认为，胡适的反动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从帝国主义那里搬来的实用主义，胡适就是用这种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来解释政治、历史、人生和进行学术研究，以达到他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目的。既然胡适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实用主义的，因此，要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思想战线上对实用主义发动总攻击，就要清除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注：李达：《胡适反动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 批判实用主义是当时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后，随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逐渐站稳脚跟，在哲学领域中，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成了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职责。与此同时，对旧中国成长起来的文化界人士的世界观的改造，也成了理论战线必须面临的一个急迫课题。另一个方面，有一部分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抱着怀疑、冷漠、不解、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因此，对在旧中国思想文化界非常有影响的实用主义及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彻底批判，既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也可以普及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促进一些学者尽快变学术研究方法，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3、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 苏联哲学界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比较高，它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要早得多，所取得的成果也要丰富很多。三、四十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对美国实用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当时我国哲学界能够比较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专业哲学工作者人数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老大哥”这种态度肯定会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共鸣。甚至可以说，中国当时的许多哲学工作者完全非常虑心地把苏联哲学界对待实用主义和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从而形成了对待实用主义的基本态度。
回顾建国初期开始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我们必须看到，日丹诺夫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讲话在其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日丹诺夫提出，“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和英国去了。所有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现在都用来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注：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见《苏联哲学问题》，作家书屋1950版，第36页。）显然，如果美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那么，被认定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必然要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二、批判过程及主要观点
建国后对实用主义批判的导火线是“红楼梦”研究。红学家俞平伯经过长期的努力，凭借《红楼梦研究》等著作确立了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当时，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由于俞平伯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这些持不同观点的论文很难有发表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有关部门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刻不容缓的严肃的思想斗争，因为俞平伯的思想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胡适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追根求源，必须对实用主义进行批判。
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大规模批判正式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做出决定， 在北京召开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讨论会。其后，在北京、上海、江苏、吉林等省市都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以便指导这场批判运动。1955年1月， 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整个思想文化界全面铺开。
就批判的阵形来看，可以说是哲学工作者打头阵，思想文化界全部上阵，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都经历了这一场运动的“洗礼”。对于当时许多成名学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双重任务：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一起积极批判实用主义之外，他们还要针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自我批判，以肃清实用主义对自己的影响。
概括起来，我国学术界在这个时期关于实用主义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用主义是好战的垂死的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盲目冒险的哲学。实用主义颂扬“行动”、“实践”，但与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毫无相似之外。实用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和传播起来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以实际效果作衡量一切是非标准的实用主义，差不多就成了美国的国家哲学。
第二，实用主义哲学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宣扬经验，但在对于经验的解释中取消了独立于人们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实用主义把经验理解为应付环境的行动，企图以此来取消认识论问题。在实用主义用来应付环境的所谓“思想方法”里面，“思想”并不是反映自然界和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的知识，而是任意涂抹和装扮事实的工具。在实用主义那里，实在是人造的，规律是人造的，真理也是人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个人的需要，一切都以是否对个人发生效果为转移。
第三，实用主义是反对科学、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蒙昧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认为科学的抽象“只是空洞的名词”，否认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知识”只是曾经用来应付环境的个别的、偶然的、没有规律的、杂乱一堆的“经验”，“知识”不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是完全主观的，其中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只有个别而没有一般，没有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
第四，实用主义是为大商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为资产阶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找到了哲学上的根据，认为追求个人物质享受、个人名利是人的本性。实用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没落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
第五，实用主义具有宗教性质。实用主义把上帝引到人间来，并力图把上帝与科学调和起来，企图使“神”来直接干预地面上人类社会的生活。实用主义的最后归宿是宗教，而宗教的支柱是唯心主义哲学。
三、对批判的反思
建国以后开始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继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的另外一次集中批判。近半个世纪之后，通过对这场大批判运动的认真反思，我们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对于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建国初期开始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经济、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抗美援朝等最为急迫问题上，而且，几十年残酷的战争环境，广大人民群众，甚至许多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缺乏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更谈不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研究。通过这一场批判运动，学术界比较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努力自觉地把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中去。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1954年12月8 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所概括的那样，“解放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并没有上升到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因此，“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注：《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8页、第7页。）忽视了这样的大背景，就难以充分地估量对实用主义所进行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的深远意义。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围绕着“问题与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五十年代的批判运动则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对实用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工作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哲学普及工作。五十年代以前，只有少数学者进行哲学专门研究和哲学教育工作，基本上谈不上进行哲学普及工作。对于实用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另外一个方面，它也直接敦促整个学术界抛弃书斋哲学，走入现实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解放后大规模的哲学普及工作就是起始于这一场批判实用主义运动。而全民的哲学普及工作对于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三，理论工作者在这一场批判运动中展现了空前的理论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批判过程中，来自人文科学所有研究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国内主要刊物上发表了几百篇专题批判文章。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重要出版机构也及时出版了许多关于批判实用主义的专著。
第四，实用主义经典著作在批判浪潮中继续得到翻译、出版或者再版。实用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工作，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展起来了。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主要集中在论文的介绍上，翻译的原著很少；三四十年代则不同，除发表评述实用主义的论文外，还翻译出版多部实用主义大师们的原著。在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初，这项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状态。然而，随着对实用主义的批判的全面展开，实用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版也继续得到了出版或者修订再版，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之前。虽然，当时出版或修订再版的实用主义经典著作都被译者或出版者说成是供批判资产阶级哲学使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只是这一场批判运动的“副产品”，但是，作为文化产品，它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无法被忽视的，客观地说，它们也为八十年代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迅速恢复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必须看到的是，在充分肯定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批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批判实用主义过程中采用的某些方法——如对美国实用主义简单化、脸谱化的态度，在批判中一些无限上纲的做法，研究方法上的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色彩——经过文革期间的“放大”和固定，在一定时期内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研究模式，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对我国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是这场有积极意义的批判运动本身所固有的，但是，随着这种批判模式被学术界作为对待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正确态度而加以接受并进而使之成为主导性的思维定式，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实用主义研究学者对过去几年中形成的某些错误做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彻底的拨乱反正，从而在实用主义研究中取得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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