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时期文学的启动与八五新潮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八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多元文化互动矛盾的角度，揭示80年代中期新生代文学在文化选择上与新时期文学的疏离和对抗，探索多元文化互动矛盾在新潮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以为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的后新时期文学寻找起点，为后来的文化演进提供来胧去脉。
关键词：文学多元化 文化转型 文化互动
关于“后新时期”这一文学概念的分期及其实际所指，目前评论界众说纷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后新时期文学应从90年代算起，其主要倾向表现为对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疏离和解构，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的文化转型时代。然考诸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我们会发现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80年代中后期已初步形成，新潮文学、新写实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上已蔚为大观，成为与主流文学并存的势头强劲的文学潮流。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青年文化之间的平行四边形的互动矛盾贯穿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中，在进入90年代后这种基本的文化格局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与主导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民间文化、青年文化呈现出合流之势，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而已。80年代中期是多元文化冲突剧烈时期，文学新生代的崛起使这种矛盾主要以代际文化冲突的方式显现出来，本文即试图从这种文化代沟的角度见出新潮作家与新时期作家在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以为后来的文化演进提供一个来胧去脉。新潮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主导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奠定了文学多元化的格局， 所以， 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应追溯到80年代中期。
一、新潮作家的文化转向
新时期文学是以“大写的人”为号召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人道主义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在中国文学从文革时期的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18世纪康德的启蒙主义哲学，并且主体性在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石。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主体性的口号下，形成了以求治、求善为特征的、对社会进行政治、道德文化批判的人道主义文学。虽然王蒙、宗璞、茹志鹃等作家用现代主义手法做过一些尝试，但其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是仍然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在比他们年轻几代的新潮作家那里发生了变化。
新生代诗、新潮小说、实验话剧都可以说是以对新时期主流文学的反叛为号召的。第三代诗人明确地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走向反文化和新传统主义。新生代作家们的小说则明显中止了新时期文学主题的政治道德指向，而转入对个体生存的荒谬感的体验和表现。而《WM·我们》，《魔方》等话剧也显然失去了新时期《血，总是热的》那种参与改革的热情，而走向心灵剖析和形式探索。新潮文学这种对主流文学的反叛很快得到了来自赞同者和反对者的激烈反应，以至新潮文学较之现实主义文学更为得到人们的关注，而成为文学批评的热点。
新潮作家作为文坛上的新生代大多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在年龄和阅历上与新时期作家的主要群体，“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但更大的距离是由文化心态的差异造成的。他们的少年时代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中度过，虽然没有右派作家的坎坷遭遇和知青一代的政治热情，但也因之摆脱了这种阅历本身带来的思想情感上的烙印和纠葛，而对过去的历史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距离。他们的青年时代欣逢改革开放，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这种深刻的时代变革打破了建国后固有的文化传递方式，即由既往的晚辈向长辈学习的传统继承式的前喻文化形态向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的并喻文化形态转换（这种划分方式出自玛格丽特·半德的人类学著作《代沟》）。对过去极左历史的否定以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使父辈的文化权威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使他们与五四一代作家一样走上了“别求新声于异域”的心路历程，与父辈的历史断绝了联系，成为文化上的“无父的一代”，没有脐带的孩子。这种“杀父”倾向在先锋派诗人伊沙的一首短诗《名片》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你是某某的女婿，我是我自个的爹”！新潮文学实质上意味着子辈向父辈权威文化的反叛和挑战。
西方现当代哲学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对新生代作家的文化观念的变革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都是对古典理性主义日趋激烈的批判。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也就是完整的人与理性的人的对抗，所谓完整的人也就是指“整个日常生活环境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整个谜团和可疑性”〔1〕， 完整的人若是没有死亡、焦虑、恐惧以及绝望，就不成其为完整的人。启蒙思想对这些人的生命中丑陋的东西视而不见，而一厢情愿地祭起人的完美的外壳，势必使他们对人的认识陷于表面和肤浅。非理性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观念、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影响深远，首先在于他们把认识人的基点由理性的人转向具体的个人，自我就是人的主观的非理性的生命体验，而不是某种理念的体现。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预言”，人的本质需要靠自己去创造、发现。因此“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成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石，“寻找自我”这个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心命题，开始在中国新潮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不管是刘索拉笔下的疯癫迷狂的大学生，还是徐星笔下的立意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似的多余人，以及刘西鸿笔下的自行其事的中学生，都以忠实于自我的姿态来表白他的人生态度，作出他们的人生选择。其次，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使人关注到人的感性生命状态、人的本能、欲望、情感以及人性中的丑恶的、有缺陷的一面。莫言小说中反文化的本能冲动，以及残雪对人性恶的挖掘和渲染，都已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启蒙主潮相离甚远。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有两本书曾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一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是刘晓波的《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前者以个体生存的价值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否定，并从“郭巨埋儿”的传说中引出了孝道文化是“杀子文化”的结论。同是反封建，它与李泽厚的启蒙思想显然不同，这与他们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有直接关系。后者可以说是新生代的文化宣言，他以感性对应于李泽厚的理性，以个人对应于人的理念，与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划清了界线。从对新潮作品的批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代人文化心态上的差异。何新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对文学“由神圣回归平庸，由英雄主义回归虚无”深表忧虑，并对新潮作家的“迷失自我”责之以爱国主义的道义责任。而对刘索拉带有轻松调侃味道的“黑色幽默”，批评者也觉得不对口味，建议来点更为平和的“蓝色幽默”，这说明新潮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情调和氛围是有了相当的距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在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启蒙者已经由否定非人文化的先驱者向保守主义的立场过渡，而新生代作家开始走上时代的前卫位置。但新时期文学此时还处于它的极盛时期，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扛鼎之作，如张炜的《古船》就在85年出版，但其衰势已非常明显，有些难以为继。但新潮文学发展势头非常强健，到后来出现了实验文学的潮流。与此同时，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开始抬头，以往被排斥在权威话语边缘的民间话语开始兴盛起来，并在80年代后期酿成了新写实的文学潮流。青年文化则属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表达的主要是一种青春期的反叛情绪，带有刚刚步入成年时的情感，心理行为特征，是一种不太成熟但更为流行的亚文化形态。至此80年代中期，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新时期文学是以反文革为动力的，它的人道主义启蒙思想与时代的改革开放精神相融合，使中国步入了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新时期。在中国尚处于前现代的社会，新时期文学对于人性解放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虽然它也有其思想上的局限性。 正如美国学者弗莱德·R·多尔道所言：“我们把现代主体性的兴起和以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然而却是人的解放和成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内在缺陷现在已变得非常明显了”〔2〕。 在中国这个阶段还远远没有接近自然的完成，但超前的精英文化和经济先行的时代潮流已经使人们厌倦了人道主义的抽象说教，而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文化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已不象新时期那样明朗而单纯，就是文明和愚昧的对立，而是进入了多元文化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转换、相互融合的新时代。原先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边缘文化，都开始登上舞台，表白其自身的独立性、文学进入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时代，这种趋势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明朗化了。
二、多元文化的互动矛盾
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标志着八十年代中期多元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的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主导文化一家独尊的局面，而且也不同于单纯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向多元共存的状态发展。多元文化的互动矛盾在8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空前激化的程度，这种互动矛盾总的来说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个层次是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民间文化以及青年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三种新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对抗，以求得其自身的独立性。第二个层次是新兴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表现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抗拒，以及青年文化的反文化的倾向。第三个层次表现为新兴文化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精英文化内部的分化、演进；民间文化的多重取向以及青年心态的不稳定性。这种多元文化的互动矛盾又主要发生在代际之间，以“代沟”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代沟”一词成为80年代中期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且文学作品也多以代沟的形式来表现新旧文化间的冲突。
80年代中后期精英文学的个性主义的基本精神走向是由寻找自我到自我的破灭。它与主导文化的冲突表现为个人主义文化与集权主义文化的冲突。与新时期文学不同，它已不是同一文化范式内部的矛盾，而是一种异质文化对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的反叛。比较80年代初文学中的《女大学生宿舍》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可以发现：“寻找自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潮流怎样改变了新时期文学的面貌。《女大学生宿舍》主要是从社会政治道德层次来反映大学生生活，表现的主要是人的社会属性，代表着一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社会本位观念，而这种观念在现代派小说中则得到了逆转，在新潮作家看来这种总和可能恰恰遗漏和淹没真实的自我，个体生存成为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基点和出发点。所谓自我也就是个体生命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它将加诸个人之上的社会属性抛开，而将其视为淹没了人的真实自我的虚假自我，社会伪意识。这种非理性的、甚至个体生存体验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导致他们抛开社会为他们设计的既定轨道，而走向自我本位主义。
80年代中期精英文学中的自我意识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种形态：第1种是“超人”式的个性主义，它强调人对自我的不断克服， 不断超越，激发人的生命的潜能，常有一种进取、奋发的精神在里面。象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孟野、森森即属此类。这些艺术创新者不断克服超越自我，渴求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在艺术创造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在现代派音乐和古典派音乐之间，他们选择前者，是因为前者为他们的自我表现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而后者只对他们形成了一种沉重的压抑。莫言的《红高梁》系列以非理性的生命强力来冲击僵化的社会规范，希望以“酒神精神”来拯救人的精神萎缩，也带有尼采式的超人气息。这种进取奋发的个人主义者在当代的命运和遭际在徐坤的小说《斯人》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斯人”出现于文革后神本主义，人本主义复兴的时代，他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就是他摆脱控制，挣脱束缚的过程。他能在历经磨难，被精神施暴之后，仍然固守“我就是我”的立场实在难得，因为他的多少前辈都在女老姜的杀手锏下做了无头之鬼。女老姜摄人魂魄的四句反问：“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有病？！你到底想干什么？！”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逃脱了集权的精神控制的异教徒。然而久经沥炼的斯人却失意于拜金主义的经济大潮中，他也终被卷入考托出国的狂潮，“托福，托福，脱离苦难也脱离幸福，脱离亲朋，也脱离故土，多少次潮涨潮落日落又日出，猛醒后才发现生活在别处，彷徨中匆匆踏上一条不归路，不再问苍茫大地谁去主沉浮。”最后，斯人的自沉为这种个性抗争的方式划上了句号。这种个性反抗方式与五四时的个性解放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有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性质，但与鲁迅所推至的“精神界之战士”相比，他们的反抗又偏于非理性的、自我本位的，它与拜伦、雪莱式的摩罗诗人毕竟有着文化传统上的区别。在他们身上非理性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文化悲观主义已经取代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乐观情怀。
自我反抗第2种形态是徐星式的“无为的个人主义”。 主人公从他所处的同心同德奋斗进取的时代大合唱中抽身而退，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了生存的荒诞性，从而以无为来表达他对这种生活的拒绝，而成为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按照加缪的说法，荒诞感是以“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3〕为开端的，对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追问， 使他感到了自我的迷失和社会文化的虚妄，成为一个社会的冷嘲热讽的批判者和隔岸观火的局外人。他的无为和颓废使他与社会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关系，这使他更接近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本色，表达的都是颓废，挫败情绪，已经失去了尼采式的个人主义的进取性。如果说这种无为个人主义还是有它的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以“疾虚妄”的精神优越感对人的沉沦于世，自我迷失的生存状态予以了决绝的否定和批判。它可以说是新潮文学中一种消极的自我反抗方式。
自我反抗的第3 种形态可以说是卡夫卡式对自我生存的荒诞性的体验和表现。这以残雪的小说为代表。现代主义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自我与世界发生关系时的直面和反叛的态度，残雪的小说就建立在经历和体验荒诞的直面人生的基础之上。她以梦言谵语描画出一个荒诞的世界，表达的是一种来自于深渊的生存感受。这种生存感受突出地表现为恐惧和焦虑，是人处于一种异已的环境中感到自身丧失安全感和满足感所产生的无足轻重、无依无靠、无能为力，并对充满了欺骗、嫉妒、仇恨、冷酷的世界的种种感受。残雪的深刻在于她以她特有的对世界、对生命的感知方式暗示了人性中的黑暗。她主要是从人际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的感受来表现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隔膜和对抗，《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是她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将喻彬的《女大学生宿舍》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蒙的《风筝飘带》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卢新华的《伤痕》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作共时性的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学与新潮文学距离之大已不只限于时间的因素，而在于文化心态的变易。在爱情、亲情、理想、人生态度、价值观方面，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以及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都已被新潮文学中的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文化悲观主义以及个体生活的挫折感、生存焦虑所取代，文学已失去了与现实的那种集体的想象关系，而成为个人化的写作，着重于对个体生存体验的表达，所以新时期这个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概念已很难再涵盖以后消解了政治意义的文学情感。
民间文化的崛起在8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以玩世不恭，亵读神圣、轻浮油滑为特色的王朔式调侃是市民文化中精神虚无主义倾向的代表。他首先拒绝的是政治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向凡夫俗子化的常人心态认同，并以“痞子”式的挑战态度表白他对食色玩乐消费文化的认同。其次他拒绝精英文化的精神超越性，而将游戏人生作为自我生存方式。虚无主义使他在对乌托邦文化的解构上显得得心应手，但另一方面也使他失去了精神向度，而被生活的世俗性淹没。民间文化中的世俗倾向在池莉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它更能代表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态度——“好好活着，过日子”。它并不一概否定人的精神追求，只是强调现实原则高于理想原则，人应该在现实原则下行事，而不能耽于理想，一意孤行，逆情背理地走到社会的对立面。她强调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以及适应现实对于人的生活的重要意义。她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自在、安乐、诗意和美，她无意于再做精神上遨游，而专心于地上的生活了。高尔基的散文诗《鹰和蛇》，对“鹰”的理想主义的牺牲做了热情地赞美，对“蛇”的安于现状，苟且偷生给予了尖厉的讽刺和挖苦，但这是写于革命的前后，浪漫主义的时代。在和平时期，“蛇”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它的合理之处，正如它的自我辩解：“天生要爬的，是飞不起来的！我是大地的造物，我就靠大地生活吧。”鹰有鹰的活法，蛇有蛇的活法，人们应该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所以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是有其合理性和不可逆转的。
青年文化是新兴文化中一种不太成熟的文化，称为“亚文化”也许比较合适。它具有由少年步入青年时的青春期反叛的心理情感特征，而这种反抗又为社会的变动、转型所催化，因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青年文化现象。如流行乐，摇滚舞之类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内在的表现则为独立的愿望，对父母关怀错位的反感，以及反压抑的情感喧泻。他们追求着一种心灵的纯净和真诚来对抗成人社会的造作和虚伪。青春期的反叛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之中，父子师生之间，父子师生之间的隔膜对抗是其主要表现形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陈建功的《鬈毛》主要表现的就是80年代中期的父子之间的代沟问题，孩子对父辈的抗拒与开放时代文化传递方式的变易有关。前喻时代文化健康的模式被打破，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扩大，父辈过时的教条和世故的训诫已抵抗不住迅速变化的外部社会对孩子的吸引和诱惑，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即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辞，象三菱为了挣钱去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鬈毛为了自筹80块钱还债而让人剃去了他颇为自得的鬈发就是这样。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和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都表现了青年人在生活观念上的更新，他们已经不再考虑长辈的期待和社会的成见，他们只求活得本色、自在、过瘾、够味就行。象孔令凯去当时装模特。“摇滚青年”辞掉公职到街上去跳摇滚舞就是如此。青年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可以形成一种风尚，一种时髦，集中表达青年人中的一种普遍情绪，吸引同代人竞相摹仿，影响迅速，但止于表层，变化较快。他们具有民间文化所缺乏的纯真和理想，又具有精英文化所缺乏的普及性，所以说是具有它自己特性的一种文化现象。
新潮文学的出现打破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使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在新兴文化萌动的初期，多元文化间的矛盾冲突比较激烈，新兴文化多以挑战性的姿态表白其文化个性，象八五年诗坛旗帜林立的众多诗派，这是后新时期文学启动时的一个特点。之后，多元文化趋向于平稳发展。主导文化的包容性大大增强，精英文化的挑战性因其社会实践功能的薄弱而趋于衰减，继起的实验文学走向深层的历史文化解构和文本形式探索，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有所疏远。民间文化的发展势头则非常强劲，并出现了新写实的大潮，并出现了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合流之势。青年文化在文学上的代表，带有浓厚的纯情浪漫气息和情感喧泻色彩并逐渐表现出与大众文化同流的趋势。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在90年代的代表是张承志和张炜，但他们的创作几成为末路绝唱、日益走上精神独异，固守和自恋的道路，呈现出浪漫主义化的趋势。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学自然会出现一些对自身的调整，但80年代中期形成的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因为基本的社会结构没有变化，只是多元文化间的势头强弱、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
注释：
〔1〕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277页。
〔2〕弗莱德·R·多尔道《主体性的黄昏》1页
〔3〕加缪《西西弗斯神话》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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