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儒道佛家的德福之辩
周 慧
摘 要： 儒道佛三家之德福思想是传统德福之辩的主要内容和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它们之间既冲突又融合，在思想的碰撞中互补共生。一方面，儒道佛家在德福之辩思想上存在差异与冲突，它们各自从不同的本体意义上、致思方式上、伦理价值上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儒道佛家在德福之辩思想上也有着融合与互补，这种内在的融合和互补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模式的融通、求诸内价值观的互通、经世致用功能的互补等方面。
关键词： 道德；幸福；儒家；道家；佛家
中国传统的德福之辩以儒释道三家为其主要思想源流，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传统德福之辩思想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它们之间既冲突又融合，在思想的碰撞中互补共生。
目前大多学者认为亚组人群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亚组人群的特征协变量与不同的处理产生了交互作用，则Logistic模型形式为logit(P(Y=1|TX))=α+βT+yh(X)+θTw(X)［7,14］。其中，Y表示反应变量；T表示处理组别；h(X)表示与Y相关的协变量；Tw(X)表示不同处理与亚组人群的特征协变量的交互作用。w(X)即与亚组人群相关的协变量，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定w(X)，从而找到亚组的特征值。
一、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德福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包含内容甚多，不过，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以至今天，由其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之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1]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散乱、零碎的，而是文化汇通合一的沉淀与积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是传统德福之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代表，虽然德福之辩并不是其中明显的主线，但却也是其文化汇通合一的意义与价值的反映。
首先，儒道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了多种流派、思想、学术，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或消失或整合或汇通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儒道佛思想最为显著。
在中国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学术繁荣，学派众多，各个学派伦理思想也各具特点，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其他学派先后衰败，儒家思想却开始一支独大，在政权的支持下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儒家伦理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道家学说仍然继续流传而没湮灭，并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可以说在中国根深蒂固、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人们生活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还是儒道之学，儒道之学的互补与相互影响始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主线，就连后来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2]，实际上儒道思想的确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佛教的思想与中国本来的传统文化异质相斥，但在输入之后，佛教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接受了儒道思想的影响，如牟子的《理惑论》实际上是阐明佛教与儒道的内在价值互通，另外当时所出现的所谓“孝僧”，也不过是佛教对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思想的吸收与趋同现象。佛教与儒道思想既相互排斥但又有融通，张岱年曾说过，在宋明理学里表现了儒道佛思想的交融和相互光映。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虽然也遇到了宋明理学的极力排斥，但此时的儒家也在佛教的思想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思路，实际上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中也融入了佛教的思维方式，如王阳明的心学与禅宗的顿渐之学在修养方法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禅宗是佛教的宗派，但其中又似杂糅儒道思想，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命题中所说，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东方有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也有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儒道传统，它们之间不同的理论特质形成了相互冲突但又互补的两条文化路向，不过，在互补和融通中，是以中国的本根文化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从而形成了儒道互补、佛教与儒道相融通之文化格局。
其次，儒道佛三家之德福思想是传统德福之辩的主要内容。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显著，这在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学界对三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予以基本认同，如陈寅恪、冯友兰、张岱年、宋志明等学者，都曾经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历史影响明确加以肯定，陈寅恪就曾提出，中国的思想从晋代以后就可以用儒释道三家来代表。而儒道佛三家在对德福之辩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可以将这三家之德福思想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传统德福之辩问题是对古代伦理思想、人生哲学的反映，而中国古代的德福思想也是通过主要的文化源流延续并发展的，其中以儒道佛三家的德福思想最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而在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传统道德文化的互斥共生关系，如《淮南子》中虽然以道家思想为甚，但其中融合有儒、老、阴阳等家思想，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辑入“杂家”之类，但它对德福关系的观点，却是融合了儒道之学的德福思想，在《淮南子·原道》中说到：
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淮南子·原道》)
儒家与道家的理想人格都是指人的精神境界的超越，也是天人合一境界中之人，而佛教之佛，其实也是如此，正如佛教所言，众生皆可成佛，只在一念之间，也就是迷与悟之天壤之别。正像儒家之谓人皆可以为尧舜，都是人可以成为的人，只是他们的道德觉悟和精神境界程度不一。儒家之所谓圣人，也不过是在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上高于常人，在德福问题上能求仁得仁而无悔，而这样的人是与天合于“德”，天与人的合一是人的本质和意义的根据，不过对于每个人来说，这种“合一”是潜在的、可能的，只有通过道德主体的觉悟才能真正实现。儒道佛三家对德福之辩的阐释，都是在此思想进路中进行的，对德福关系的认识首先是建立在对德与福的内涵的阐明基础之上的，最关键的是对其精神境界和道德觉悟的揭示，这也是决定德福关系的思想实质之根本。
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淮南子·原道》)
这种德福思想又非常类似于儒、老之学的道德精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淮南子·精神》中说：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也，乐而能禁之。
达至道者则不然……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淮南子·精神》)
也就是说，尽管学派不同、立场相异，但各种学说之间对于德福关系的认识，却能杂糅相融，并在相互的思想批判中，吸收新的思想和形成新的理论生长点。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儒道佛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安顿方式，而德福问题亦不过是将这种安顿转化为人生价值目标的设计，入世或出世、有为或无为、有争或无争等对立，恰恰是人生智慧的不同体悟，共同构建起进退有序、张弛有度、出入从容的精神安顿方式，儒释道已将这种人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均衡的布局，而德福关系问题也只是此中的冰山一角。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德福之辩研究中，理应以儒释道三家的德福观为主要对象和代表。正如宋志明所说：“儒、释、道构成完整的国魂学体系，共识是人格养成、向往真善美和社会和谐。儒道两家小整合，讲出‘张弛辩证法学’或‘庄谐辩证法’；儒释道三家大整合，进一步讲出‘生死辩证法’。三家共同搭建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共同培育着中华民族精神。”[3]而且尽管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上观点各异，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因为它们能在理论倾向上相似共存，在精神上契合相融，因此能汇通合一，共同构成文化之源。
儒道两家在德福问题上都承认天命，但它们对待命运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儒家主张有为进取，而道家主张无为处顺。道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至人”，即无为无不为、不争无与争，正如庄子所追求之逍遥无待之境界，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所说的“至人神矣”是这样一种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学派，对德福问题进行过探讨，如在先秦时期，墨家学派也是影响较大的流派，在《墨子》一书中，也可找到墨子对德福问题的阐述，《墨子·法仪》中就曾谈到了德福之间的关系：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僇，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4]
墨子以圣王禹汤文武、暴王桀纣幽厉等史实为例，分析了王朝兴替与王者德行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圣王有德而得福、暴王作恶而遭祸，因此，他说，爱人利人者可得福，而恶人贼人也会得祸，这在历史上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事实的证明。虽然如墨家等流派也有如此这般对德福之间关系的阐述，但正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所言，它们也不过是“同归而殊途”：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5]而且随着先秦阴阳、墨、名家等这些学派的湮灭与衰绝，它们对德福思想的论证也无法独立存在。在对这些学派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它们的德福思想也已融入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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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道佛家在德福之辩上的差异与冲突
儒道佛三家对于德福之辩的认识是有所差异的，这也是与儒道佛三家不同的伦理旨趣相对应的，而且由于它们都有与王权结合的历史，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有时会演变得十分激烈，如历史上所发生的儒、道之争，废佛或灭道事件等等。这种冲突也反映在德福之辩上，具体来说，儒道佛三家德福之辩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从不同的本体意义、致思方式、伦理价值上对德福之辩进行探究。
1.在不同的本体意义上探究德福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一方面注重从生活本身的角度来进行体察，另一方面也着力从生活深层来进行本体追问。而儒道佛三家在哲学视角上的不同，也使它们的德福之辩显示出本体意义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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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自从传入中土以后，它的超越本体论思想就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对德福关系问题的认识中。在佛教教义中，以证果成佛为最高追求，而这也是佛家对德福关系认识的理论基础。因为在佛家看来，人世之轮回果报毕竟也还是陷在生死之中的，虽然有生死之轮回，有前世有来生，但还是难以克服人生之苦恼，因此，佛教在德福关系上的认识，也是从超越人生苦难的角度来展开的。佛教认为外境非有，外物所构成的世界有现象与本质之分，而现象常是虚幻，容易使人迷惑，德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德福之间的背离情况虽然常常发生，但毕竟只是假象，本质上都是处于因果报应的整体循环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伦理道德的关注是十分明显的，而其背后所涉及到的人们的幸福愿景，却是深藏其中若隐若现，德福之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伦理的隐性线索，对它的研究需要深入到本体层面。因为从道德与幸福二者本身来说，它们都是人的本质需求：一方面，人有道德的需要。人们在其本质性上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需要在生活关系中来展开活动、生存和发展，而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实践，人们的活动需要以道德来加以调整，而且也需要以道德来体现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人们都有幸福的向往。人们的各种需求，其实都是对幸福的体验和体现，幸福在其本质上也不过是人们对生活的最根本的需求，对人们来说，不向往和追求幸福生活是几乎不可能的。道德和幸福是人们最本质的价值需求，因此，对德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需要从其本质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形成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但它对德福之辩问题的诠释，也毕竟是着力从本体意义上来进行的，只不过儒道佛三家在本体上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承认‘特质’‘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么，对事物特质、本质的追问就不会停止”[6]，这也是导致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问题上有所分歧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2.以不同的致思方式来认识德福之辩
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致思方式，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各个哲学流派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致思特点，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德福之间的关系。
儒家对德福之辩的认识是完全浸透在生活或生命之中的，以刚健进取为其主要特征。对于生活中出现的磨难与挫折，儒者主张乐观面对，在德福关系问题上始终倡扬道义精神，即使因为坚守道德原则而身陷困境也无怨无悔，所谓“求仁而得仁”，乐在其中。儒家在德福问题上始终相信，德即福，而且就在眼下的生活中，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这既是儒家之德，也是儒者之福。
道家对德福之辩的认识是与儒家相对照的，儒家以刚强为胜，而道家以柔弱为优。道家认为，人们生活中有着一定的规律，人们顺其自然为好。在道家看来，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反而成为了人生的桎梏，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工具，倒不如道家的自然之道能让人逍遥自在、怡然自乐，如《庄子》“骈指”篇指出，儒家之仁义道德残生害性，悖乎自然之道，所谓正道应是“不失其性命之情”。其实老庄之道并不是不讲道德，只是认为凡事需合乎自然，否则就是过犹不及了。庄子认为，天下之人皆为仁义而奔名，或矫之或窃之，人们为了所谓的仁义而改变了本性，小人为利，士人为名，大夫为家，圣人为天下。这都是仁义之驱使的结果，却因此有君子、小人之分，这会给人们造成很大迷惑，让人丧失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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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庄子·骈指》)
在道家看来，儒家之仁义道德并非符合人的自然情理，而不过如胶漆纆索之固游于道德之间，实际上是以人为的东西去损伤了自然的本性，这不是道家所主张之德，道家以玄德为德，而对于儒家过分地强调仁义道德而失其情理之举，颇多微词，将其德视为下德，认为这会使人们更为迷惑，天下都以物而易其性矣，反而成为不道德。
佛家对德福之辩的认识与儒、道两家都是不同的，儒家与道家尽管有别，但毕竟是直接在生活中的进与退，都是对生活中德福问题的直接面对，虽然是刚柔之分，但始终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对。而佛教与儒道之法不同，它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获得解脱的，因此佛教构筑了一个超越的净土世界，而且在佛经中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世界的图景，因此，佛教对德福问题的认识是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虽然它对人生苦难之本质的认识是来自于现实世界，但它终究以渡己渡人为大慈悲，佛家的德和福的最高境界就是极乐，只有达到佛的境界，才能解脱烦恼，明心正觉证果。
儒道佛三家对德福问题的认识，在致思的具体方式上是有所差别的，佛教是以出世态度来对待德福问题，虽然佛教并不漠视现实，甚至极度关注人生之苦难，但它认为现实终究虚妄，出世才是良策。道家对现实德福问题虽然也主张退让守柔，但并不主张出世。而儒家则是主张积极入世，在现实生活中成就道德人生。
3.从不同的伦理价值上来阐释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的问题是人生之哲学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因此，对人生伦理价值的不同认识，也直接影响到对德福之辩的看法。儒道佛三家在伦理价值上的差别，可以通过它们各自所塑造的理想人格的不同来加以反映，而不同的理想人格会直接关系到对道德、幸福的内涵和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儒家在德福问题上体现出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主张积极入世，强调道德主体价值的实现，追求道德境界和道德人生，它所理想的道德人格是“圣人”。儒家所主张的理想人格是建立在伦理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的，儒家的德福之辩思想也是无法超出这种文化特征的。如孔子所说“吾与点也”，他所称赞的曾点之志，也是他心中之所想；一箪食一瓢饮也乐在其中的“颜回”等等，这都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虽然在对欲望的控制上，宋明理学时期有“存天理、灭人欲”之论，对此在儒家学派内部有不同意见，但儒家的基本立场是基本统一的，在承认人有感性欲望的基础上，倡导道德理想主义。如王夫之在德福问题上主张“以德致福”，认为道德修养是人们之所以能获得幸福的前提基础，他虽然肯定人有正常的感性欲望，但并不认为放纵声色之欲是正当的，他反对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认为这会损人害己。实际上，儒家在德福之辩思想中是以伦理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主张积极有为、刚健进取、不屈不挠、仁爱忠孝、克己恕人等等，这些道德修养都是儒家所认为的幸福的题中之意。另外儒家意在谋求大众的幸福，“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既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禄，也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的特权辩护，而是为了大众谋求安乐，为社会谋求进步，为国家谋求太平”[7]。
最后，其他学派的德福之辩思想也与儒道佛三家同归而殊途。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漂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
道家将顺其自然、处下谦卑、慈爱退让、素朴纯真、清静无为、贵雌守柔等等作为人们重要的道德修养，并认为它们是避祸全生求福之所必需。
佛教与儒家和道家在德福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是与它们各自所主张的伦理价值相对应的，这也显示在佛教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中，佛教不同于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它提倡出世解脱，因此佛教的理想人格就是“佛”，虽然这种出世态度也招致了非议和责难，但它仍以自己的特质存续和发展，这也是与佛性中所显示出的人性与道德性相关联的，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容忍宽厚、净心修善等等无一不是与道德修养有关，而且佛的理想人格也是佛教在德福问题上的最高诠释和合理设想。
因此，儒道佛三家在德福问题上的观点各异，呈现出学派的特点和特色，在它们的差别中也会形成思想的冲突和分歧。
三、儒道佛家在德福之辩上的融合与互补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上的不同看法，是造成它们之间思想冲突的原因之所在，但其实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各自不相干的发展，相反，也会有所包容、融合和互补。这种内在的融合和互补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模式的融通、求诸内价值观的互通、经世致用功能的互补等方面。
为实现操作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现场手动关闭紧急切断阀，在罐区防火堤外设置了紧急切断阀的现场操作开关，并将接点信号送至SIS，最终由SIS对紧急切断阀发出关闭命令。为了确保信号安全有效地传输，信号电缆全部采用了防火电缆。
1.天人合一模式的融通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上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从三者内在的认识模式上来看，仍然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基本的思想特征，具有深刻的意义。在传统哲学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模式，其实是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相对而言的，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主客二分的“知识”传统，而是侧重于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中，推进人与自然的共生，领悟人的伦理价值，提升人的境界。
儒道佛三家对德福之辩的阐释，也是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中展开的。虽然它们都立足于生活层面深刻地思考，进行超越性的本体论证，但终究还是要回到生活本身，在生命的境界中来体察，在人生的意义上去诠释。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们所论之“天”，并非仅仅只是自然之天，更是道德之天。儒家认为要以德配天，道家认为要顺天命，佛家认为要修善成佛登极乐之天。实际上这个“天”，是具有人的生命、生活、伦理、道德、哲学、本体等等方面内涵意义的“天”。如周敦颐在他的代表作《太极图说》中曾谈到天与人之相应：
“对了，我昨天中午出的衢州城，路过龙游时，看到那边也打成了一锅粥。北边和东边来的鬼子多得像蚂蟥。我看陆路走不通，就趁黑赶江边，摸了条蚱蜢船。前几天下了几场透雨，江水涨了，船在江心里走，两边的鬼子追着我放枪，好在水急船快，我才活着逃到兰溪。后来，我又混进民工队伍中，一路打听，才找到你”。
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上都绕不开天命，不过在谈到天命对人的限制时，它们更强调天人之相应，在他们看来，虽然天是与人相分的，是外在于人的，但人的精神、道德境界却可以与之相通。儒道佛三家理想的人格，实际上都是天人合一境界意义层面上的体现，不论是圣人、至人、真人、神人、佛，其实都是人的肉体与精神于生命和宇宙的超越与提升，是天人合一境界的完美实现。
对德福之辩的探究，不仅是关于德福现象的简单理解，虽然其中包含了对好人得好报的肯定，对恶人遭恶报的认同，但德福之辩绝不仅仅是人的这种朴素愿望的反映。在理论上它还必须厘清道德与幸福的内涵，以及道德和幸福的本质关系，从根本上解读德福之间关系的应然性与正当性。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问题的论证中，也是力图在本体层面、本质上去诠释德福之间的应然关系。儒道佛三家对德福内涵和关系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但它们都将天与人的关系延伸到德福之间，它们对天人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有些模糊，既掺杂了人们对自然之天的畏惧与景仰，也含有人们对天的感通与精神上的领悟，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去体验人生的价值和幸福。
这与道家的至乐无乐的德福思想如出一辙，不过，其中也说到：
2.求诸内价值观的互通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问题的阐释中，表现出伦理价值意义上的不同，塑造的理想人格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在修养方法和路径上，却都强调“求诸内”的心性修养功夫，认为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实现，都还是需求诸己。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尤其重视如何做人，而在德福问题上的思考，也离不开这一基本思路，正如钱穆所说：“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8]在他看来，中国的心性之学，也是通过人生的实际问题来加以反映，人生的修养与道德实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心性之学就是人生的修养功夫，是德性之学，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共同文化特征，德福之辩也脱离不了这个伦理范式。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文化，将对人的道德引导和行为规范作为主要思想宗旨，因此它在德福之辩的探究中，也以伦理道德作为本体根据，对德福关系的认识也立足于伦理道德的基础，从道德的深层意义上去追问人生活的意义。在对幸福和道德的拷问中，儒家坚定地作出道德的选择，而孔子、孟子等人的“仁”本体论，是儒者之所以能作出“舍身”“杀生”以成仁的思想依据，也是成全“颜回之乐”的思想基石。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问题上“求诸内”的价值观的相似性，概括起来说，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德与福的内涵的认识，侧重于对主体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如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在对欲望的态度上都具有相似之处，主张清心寡欲，尽管在此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各有见解，但总的来说，儒道佛都强调道德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将精神与道德的需求作为德与福最核心的内容。如北宋周敦颐的《通书》中对颜回之乐的评说：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9]
也就是说，颜回虽然也知世间有富贵荣华，但他却能安贫乐道，守大德而无不足，这与道家的“知足常乐”、佛家的证道成佛思想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即认为道德可调节人的欲望，并使人们德性自足。
另一方面，在对待德福关系上侧重于“不昧本心”，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所谓的德福背离情状也不失本心，这种直指本心的功夫是德性之学，即钱穆所说的心性之学，正心、诚意之学，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求仁得仁、道家所崇尚的以德报怨慈爱无争、佛家所宣扬的大慈大悲净心行善等等，无一不是强调修养心性，向内用功，磨砺人的德性，成就理想人生。
儒道佛三家对德福问题探究的共通之处，也体现在它们都将德福问题放在人生的修养和德性之学中来对待，它们也是在求诸内的修养心性上能融通相生。如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佛教与中国的儒道等主导思想相融的过程，佛教大约是在隋唐时期逐渐中国化，在翻译和注解佛经之时，这一时期的僧人和学者常常以儒道之学来诠释佛教的思想，也编写了一些符合中国伦理道德的佛教经典，可以说中国的佛教诸宗派也是在逐步融进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摄取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化过程的。华严宗的宗密在《原人论》中也说，习儒道者与习佛法者虽有不同，“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大正藏第52册》，第707页)”很显然，宗密将儒道佛视作能相资共利的同源一体，认为尽管它们之间有区别，但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都是至圣，对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予以了高度的肯定与认同，而这种认同也是基于对它们三者之间的精神互通，所谓“至圣”也代表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中国佛教内部有宗派有分歧，如净土宗宣扬到彼岸世界寻求极乐，但中国佛教的禅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等宗派都是强调修养心性，在磨砺人的心智和自觉性上去完成内在的超越，这也是佛教能够通过比附儒道之学得以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明代高僧紫柏大师也说过：
道家在德福之辩问题上的追问，直接体现出道家的“道”本体论思想，正如《老子》对“道”的阐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道家对本体的追究中，体现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思想特色。道家对德福关系的认识，也是与道家“道”本体的立论思想相一致的，无论是德福的一致或相悖，都需从符合“道”的意义上去解读，正如四季的更替一般，不能任意而改，只能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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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应是指心性修养或精神境界，佛教学者对儒道佛三家之间的沟通在这里更是明确而直接地从“心”上入手，孔氏之心、老氏之心、释氏之心不过是不同名，实则“三家一道也”。
微写作不同于传统作文。它没有篇幅、体裁和格式的具体限定；它相对于传统作文来说是一种作文的升华，避免了传统写作中为考试而写作的弊端，使得作文变得更加生动灵活，且融入学生更多有趣的灵魂和真实情感。它的重点都集中在一个“微”字上，既可以是外在的微，也可以是内容上的微；它既没有传统记叙文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限定，也没有议论文对论点、论据的规定，更没有小说对人物、情节、环境的要求；它切实将学生视为微写作的主体，让学生更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
“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长松茹退：《紫柏老人集卷之九》，《卍新续藏第73册》，第224页)
3.经世致用功能的互补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问题上虽然各有主张，但它们之间也形成了功能互补的理论互容。尤其是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在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中，逐渐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这也是因为佛家在宣扬佛教的同时，对儒道之学不仅不排斥，而且还力图将其合流，这也是佛教学者们使外来宗教本土化的主要途径。如东晋孙绰在他的佛学著作《喻道论》中，就曾针对种种质疑和非难，来论证佛教与儒道的相容合流关系。而佛教之德、福之间的因果报应论，也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支持，如东晋时的郗超就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与传统的报应思想统一起来，认为这种报应思想是中国早已有之，在儒道之中都是主张赏善罚恶的，报应之说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实，儒道佛三家无一不主张善行，反对恶行，认为作恶之人鬼神得而诛之，天道佑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自己的言行，积累善行，善行应有善报，这种崇德扬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之精髓，无论是哪个学派、哪种观点，如果脱离了这个伦理价值取向，也必然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儒道佛三家在德福之辩问题中体现的道德思想，也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导引作用。虽然儒道佛分属不同的流派，在德福之辩问题上也各有主张与特点，但当时的学者认为它们在基本思想和义理上是可以融通的。特别是随着儒道佛的发展，三者之间互相影响，并在彼此的差异冲突中互补、融通。如儒家赞赏君子坦荡荡的道义行为，不主张通过不仁义的行为去求取富贵荣华，道家更是主张清静无为，佛家则认为欲望如贪念等等正是人们的烦恼之源，由此可知，儒道佛三家具有扬善抑恶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对人们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明末的高僧德清就曾对儒道佛三家之学说都有研习，并认为三者是可以融通而用的，在他的《憨山大师梦游集·学要》中，曾论及儒道佛三者是为学之要，各有特色，功能互补，他说：
综上所述，磁混凝澄清池集混凝、沉淀、过滤功能于一池，因此该池排泥浓度高，有利于污泥的处理。由于该池型沉淀效率高，因而多用于老厂改造挖潜或用地面积较为紧张的水厂及寒冷地区的水厂，适合于室内建设。
“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三十九》，《卍新续藏》第73册，第746页)
在这里德清将儒道佛之学加以比较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补作用，所谓知春秋方可入世，精老庄方可忘世，能参禅方可出世，这三者之学兼备才能经世出世，因此儒道佛之学是为学之要。
以水为名——浅谈我国的水与行政区域命名及治水名人………………………………… 徐子令，吴昌新，林 农等(2.57)
德清谥号弘觉禅师，但在阐述佛教理论时也常以儒道之说来进行阐释，而且在《憨山大师梦游集·安贫》中谈到德福不能统一的情况下的安贫之道时，亦是以孔子之语颜回之乐来论之：
4.2.4 利伐沙班。利伐沙班是一种Xa因子抑制剂，生物利用度为80%，为恶唑烷酮的衍生物。1/3经肾脏排泄，2/3通过肝脏代谢。利伐沙班预防房颤患者卒中效果与华法林类似，不过颅内出血和致死性出血发生率低于华法林[21]。
“语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则无不乐。是以颜子之陋巷……孔子亦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三十九》，《卍新续藏》第73册，第746页)
对德福关系的处理，弘觉禅师觉得儒道佛各有所长，也应能弥补其所短，他在《观老庄影响论·发明归趣》中进一步阐明了儒道佛三者之间的互补作用，他说：
“孔圣若不知老子，决不快活。若不知佛，决不奈烦。老子若不知孔，决不口口说无为而治。若不知佛，决不能以慈悲为宝。佛若不经世，决不在世闲教化众生。”(《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四十五》，《卍新续藏》第73册，第772页)
儒道佛三家都将德福问题视为人生的问题，关乎人的道德与幸福，而人生的幸福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儒道佛对德福之辩的阐述也显示出它们在经世致用功能上的互补作用，正如德清之言，儒道佛各有利弊，不知孔圣之论不能入世致用，可若不知老子也决不能快活，不知佛又决不能以慈悲为宝。
在人们寻求幸福的过程中，儒道佛三家都认为道德是前提，不过在对道德旨趣的解读上各有千秋，儒家强调刚健有为，这样的入世精神能使人积极进取，但不容妥协；道家则容许谦让不争，强调处下守柔，这样能避开纷争，但不主刚强。但正如宋志明所言，它们之间构成了“张弛辩证法”，儒道之学在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中，以道德为支点架构了一进一退的两条路向，张弛有度，互为弥补，保持幸福的张力。佛学的出世主义与儒道之学都不同，不过它在德福问题上的业报论与净心修善证果成佛的思想，又使人们能参悟生死，进一步懂得德福问题中人的生命及人生价值。因此应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要克服那种整齐划一、脱离知识语境的思想范式，正如葛兆光曾批判过：“我不知道思想对知识的无端骄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思想史把自己的视野与各种知识史剥离开来的习惯是怎么来的……‘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这样的想法，其实常常被人不自觉地当作真理。”[8]正是因为儒道佛的德福之辩思想各有特色，这样也才能发挥其所长，经世致用。
儒道佛在德福关系上的差异性只是代表了它们对德福问题诠释的不同伦理路向，但最终还是在汇通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传统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互补的文化传统格局。这种互补也使对德福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趋于完善，也使得人们对人生的审视趋于完整和多方位，以儒道佛的差异互补方式去反思德福关系，在人生的进与退、张与弛、生与死、入世与出世间，去寻求心态上的平衡感和行为上的分寸感，从儒道佛的不同角度去领略德福之辩，既能体验儒道佛不同的人生智慧，又能在儒道佛汇通合一的价值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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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lemma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in Classic Chines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ZHOU Hui
Abstract : Different views on virtue and happines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about the dilemma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in Classic Chinese Philosoph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 exist conflicts between them, but they are also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develop in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On the one hand,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have some different ideas on the issue. They studied the problem from different aspects, including the ontology,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ethical axi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terms of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with universe, spiritual cultivation of inner mind and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ractice, and so on.
Key words :virtue；happiness；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
作者简介： 周 慧，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地方合作项目“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留金项[2018]10006号)
DOI： 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6. 009
(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