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派兴起原因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毛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四家《诗》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凭借官方支持、利禄激励而一度发展为成千上万浩浩荡荡研经队伍的今文三家《诗》学，最终败在了一个由民间发展起来的古文《诗》学流派手里。在神学思潮泛滥、并不十分适应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中，《毛诗》竟然奇迹般地取代三家《诗》，最终走向一枝独秀，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对这种结局，信古文者认为，是因为《毛诗》优于三家，故三家被淘汰。如宋儒欧阳修曰：“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①信今文者则不服气，以为不能以书之存亡评断优劣，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等皆力主三家胜于《毛诗》。而更多的学者则以为三家之亡与大儒郑玄笺《毛诗》有关，像陆德明、成伯玙、王柏、陆奎勋、魏源等，皆有此说。今之学者黄振民则归纳了两条：(一)由于三家传世太久，又入纬书杂说，令人难以诵习。而《毛诗》因为晚出，较为平实，易于传习。世人基于喜新厌旧，由难趋易心理，故多舍弃三家而从毛氏。(二)由于郑玄为汉末大儒，其笺《毛诗》出，学者慑于郑君之大名，于是多废弃三家而改习《毛诗》②。陈戍国则归纳为三条：(一)三家自身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弊病，如以谶纬说《诗》，章句渐趋繁琐等。(二)后继无人。(三)与社会动乱有关③。
虽然各家之说不无道理，但不尽然。如三家以谶纬说《诗》，这正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潮，似乎无人不受其影响。从《后汉书》列传中，像“学图谶”、“明图纬”、“善图纬”、“善河洛”之类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唐晏所编的《两汉三国学案》，在后汉刘辅、郎宗、郎
、徐稚、樊英、杨震、杨赐、黄琼、任安、长彦、景鸾、薛汉等等长长的一串名字下面，都多多少少可以看出阴阳、灾异、河洛、图谶之类的内容来④。学者们通常所举反图谶者，不过桓谭、张衡、贾逵、尹敏、荀爽等数人而已。而这些被称作反谶纬的代表者，也无不染有谶纬的习气。如张衡据纬书以责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贾逵上书言《左传》有刘氏为尧后之明文，尹敏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荀爽以五行生克说《孝经》等，都无不说明神学思潮的影响⑤。像翟酺、宋均等，都曾为纬书作过注，而为《毛诗》作笺的大儒郑玄，更是遍注群纬，不仅有《易纬注》、《尚书纬注》、《尚书中候注》、《河图洛书注》、《诗纬注》、《礼纬注》、《乐纬注》、《孝经纬注》等，而且在《诗笺》中也不时掺入谶纬杂说。如于《麟之趾》曰：“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⑥即用《春秋感精符》之说。于《采薇》“岁亦阳止”曰：“十月为阳，时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⑦此用董仲舒《雨雹对》之说。于《正月》“正月繁霜”曰：“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纯阳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异。”⑧此用伏生《五行传》说。于《思文》“贻我来牟”曰：“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书》说乌以谷俱来，云谷纪后稷之德。”⑨于《臣工》“於皇来牟”曰：“赤乌以牟麦俱来，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谓为珍瑞，天下所休庆也。”⑩此皆径采《尚书旋玑钤》之文。故欧阳修曰：“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于怪说尤笃信。”(11)钱澄之亦言：“大抵郑康成信谶纬，故多异说，未若《毛传》之醇正也。”(12)日本学者大田节尚撰《郑玄的诗经学》，亦曾为之专辟《神秘主义》一节(13)。于此亦可见所谓三家因以谶纬说《诗》而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再如关于《毛诗》假郑玄之重而得独行于世的问题，确实郑玄笺《诗》，对《毛诗》的流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仔细想来，郑玄也曾注过《周易》、《尚书》、《论语》、《孟子》、《老子》等书，而今所传《周易》注，署名王弼；今所传《尚书》注，署名孔安国；所传《论语》注，署名何晏；所传《孟子》注，署名赵岐；所传《老子》注数种，署名则有河上公、严遵、王弼。何晏、王弼皆三国时人，其余皆汉朝人，都与郑玄时代相前后。郑玄的学术威望要远大于以上诸人，但他的权威影响不仅没有使其著作取代以上各家而独传，反而消失在了历史之中，这又该作何解释呢？特别是赵岐，他与郑玄是同时人，他的学术分量几乎无法与郑玄相比，可是为何他的《孟子注》能超越郑氏书而独传呢？显然所谓毛氏假重郑氏而得独传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毛诗》与三家孰优孰劣的问题，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因为三家《诗》已经失传，仅凭只言，难以折狱。而且所谓优劣，实即是从当代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其正确与否做出的判定，而在学术史上，很难用对错评价一种学说或理论的价值。如《毛诗序》，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没有道理的，甚至认为是胡说。可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任何文献都不能代替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它是“胡说”而将其淘汰。因而用优劣、对错来解释三家之所以亡和《毛诗》之所以独存，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毛诗》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就在《毛诗》本身。研究者瞩目于事物的表层现象，而忽略了对《毛诗》自身的考察，忽略了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把握。只要我们跳出具体的是非圈子，就《毛诗》的内在素质及其学派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并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毛诗》取代三家而独行于世，并非偶然。
首先，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向及其命运，都决定于事物内在的基本素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在四家《诗》的竞争中，今文三家的明显优势在于外部力量的支持：既有官方所开辟的利禄之途的激励，又有时代神学思潮的推助，但其自身素质，却看不出多大优势。而《毛诗》则没有任何外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内力与三家抗衡。其自身有两点优势使其具备了与三家竞争的能力，第一是源自圣门子夏的学派“血统”优势，第二是经文与子夏《诗序》并行的文本优势。
就第一点而言，文献中记载《毛诗》出自子夏。这一点《毛诗》派自然是坚信不疑的，三家或许有怀疑，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何强有力的反驳文字。大约在当时社会上多数人还是相信的，故曾研治三家今文的大儒郑玄，后来能认定《诗序》为子夏所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这个注重经学的时代，子夏是极受人崇敬的，《后汉书·徐防传》曾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4)这一句话即充分肯定了子夏在经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故汉代不少人以子夏为名取字，如孔光字子夏，赵护字子夏，萭章字子夏，有两个杜钦，都取字子夏，还有商子夏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毛诗》将自己的渊源与子夏联系起来，其分量是何等之重了！《毛诗》派的这一出身传说，使其底气十足，树立起了圣门正传的坚定信念，而这一点恰恰是三家诗所没有的。因而《毛诗》派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始终充满活力。
关于《毛诗》源于子夏的问题，今之学者也多有怀疑，并基本上倾向于否定。但我们却看到了这一传说的合理性。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毛诗》传授世系记载，一出自三国时徐整的《毛诗谱》，其所传世系为：
子夏→高行子→薛仓子→帛妙子→河间人大毛公→赵人小毛公
另一出自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所传世系为：
孔子→卜商→鲁人曾申→魏人李克→鲁人孟仲子→根牟子→赵人荀卿→鲁国毛亨
这是一段口传的历史，是《毛诗》派壮大后对学派历史的追忆，自然其中会有些脱误、错乱，甚至连大毛公的“国籍”问题也说法不一，但我们相信这不会是随意编造。因为如果是有意编造，那一定会做得表面上天衣无缝，不可能留下如此浅层次的、让任何人看了都会发现问题的破绽。这正表明他们完全是依据记忆、不加任何造作因素的自然记述，其传说的混乱状态正好与战国《诗》学传播的混乱现象相吻合。同时这两种不同的传说，有可能出自《毛诗》不同的传授系统。研究者一般根据《汉书·儒林传》“毛公……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的记载(15)，认为《毛诗》在西汉只有一个传授系统，而却忽略了《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另一段记载：“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16)这说明《毛诗》在西汉有两个传授系统，一支以贯长卿为代表，一支以孔安国为代表。贯氏一支第四代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影响始大。孔氏一支主要在孔氏家族中传授。《毛诗》两个传说世系，很可能与这两个不同的传授系统有关。孔安国为鲁人，对鲁国自然有更多关注，故而以大毛公为鲁人。贯长卿是赵人，故而以大、小毛公皆为赵人。《毛诗》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流派，班固对其所知甚少，对于《毛诗》内部的传说，也无意去了解，故记之甚简。甚至在《艺文志》中还不屑一顾地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17)所谓“自谓”，表示了他对《毛诗》派渊源的怀疑，但却无力否定它。
就文本优势言，《毛诗》与三家《诗》相比，文本上多出了一卷署名子夏的《诗序》。据《汉书·艺文志》载，齐、韩、鲁三家的《诗经》文本是二十八卷，独《毛诗》是二十九卷。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经二十九卷”条说：“《毛诗》经文当为二十八卷，与鲁、齐、韩三家同。其序别为一卷，则二十九卷矣。”(18)王先谦《汉书补注》亦有此说。在《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19)。王引之据此以为《韩诗》亦有序，故云：“鲁、齐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韩诗序》则《唐书·艺文志》以为卜商作……盖《韩诗序》冠篇首也。”(20)朱彝尊、四库馆臣、魏源等则以为三家皆有序，并从三家遗说中录出关于诗旨或诗本事的说明文字，以其与《毛诗序》相类，故指定其为三家之序。然而除《韩诗》外，关于齐、鲁二家之序，古籍中却找不出明确的记载来。《韩诗序》虽见于《唐书》，但唐前无著录者。故夏炘《读诗劄记》曰：“《韩诗序》作于隋后唐前，故《隋书·经籍志》不载，至《唐艺文志》始载之。”(21)
首先，在现代有些学者的眼里，这一卷《诗序》似乎无所谓，甚至可以废弃，而在汉代那个注重传统、崇拜经典的时代，《毛诗序》的出现绝不亚于21世纪《孔子诗论》的发现，它是《毛诗》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流派能够与官方三家《诗》学抗衡的最有力的资本。《诗序》不仅有子夏这面大旗做虎皮，其内容也多与古籍相合。即如朱彝尊所言：“惟《毛诗》之序，本乎子夏。子夏习《诗》而明其义，又能推原国史明乎得失之故。试稽之《尚书》、《仪礼》、《左氏内外传》、《孟子》，其说无不合。”(22)正是因为《毛诗》派拥有特殊的具有权威性的《诗》学文本，故而在汉哀帝之世，博学多识的刘歆曾为其立于学官而努力。其虽未能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好经之士，却传之不已。到东汉，便得到了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学者的特别关注，为其作注，广为传播。朱彝尊认为“《毛诗》出，学者舍齐、鲁、韩三家而从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23)，此说信实有理。
其次，在价值取向上，《毛诗》也表现出与三家《诗》的不同之处。齐、韩、鲁三家解《诗》，过于强调功利目的，惟有《毛诗》从大处着眼，从远处着想，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时代生活，在理论的层面上开掘其人伦道德方面的意义。我们可以《芣苢》篇为例。与《鲁诗》同宗的刘向，在《列女传》中记述了《芣苢》诗的创作意图，以为是夫有恶疾，妇不忍弃之而去，而作《芣苢》之诗以表其心，表示“甚贞而一”(24)。《韩诗》以为这是“伤夫有恶疾”的，言“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25)。这都是将其与日常生活问题的处理联系起来，是在操作的层面上立论的，所强调的乃是女性从一而终的观念。这也正是汉代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一种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实在难以行通。这两种解释是否有误，我们则不敢说。即便是正确的，但作为一部经典的解释，其立意自然不算高。而《毛诗序》则说：“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26)郑玄注说：“天下和，政教平也。”(27)显然《毛诗序》所关注的是一种人类万世追寻的太平气象，其立足点之高，远过于韩、鲁。再如《召南·驺虞》篇，《鲁诗》以为是“叹伤所说，而不逢时”者，追慕盛世“役不逾期，不失嘉会”之作(28)。这种解释完全有可能是建立在服役逾期而不得归的现实生活背景之上的，汉乐府诗言“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即真实地写出了汉代兵役制度导致的残酷现实。《齐诗》以为言“驺囿之虞官得其人，可悦喜也”，即所谓“其时君子盈朝，官制大备，即司兽之官，亦仁贤毕集”(29)，这不免又有借古之事以阿今之世的嫌疑。《毛诗》则超越了对具体事物的关注，将其与文王之化联系起来，而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30)这体现出了王道时代天地和畅、万物蕃盛的和谐精神。《召南·羔羊》篇，《齐诗》说：“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31)《韩诗》说：“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性，进退有度数也。”(32)二家都把目光放在了具体行为上。而《毛诗序》则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33)显然《毛诗》派的诗学理论，有超越物质生活层面而在精神层面上立论的价值取向，不为现实政治所左右。正因如此，在汉季政权交替之际，三家《诗》随着汉王朝，一同走向了衰落，而《毛诗》却以博大气象，迅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战胜了对手，占据了经坛主导地位。
其三，《毛诗》派在开放性上，也表现出了与三家《诗》截然不同的作风。三家多严守家法、师法，而《毛诗》派显示出了包容精神。在《毛诗小序》与《毛诗诂训传》中，我们发现这里几乎不存在权威，始终是开放的，经师们可不断补充旧说，同时也可提出相反的意见，表现了开放的学术品格与优秀的学术传统。这可以说是这一派能从艰难中走出而发展壮大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可先从《诗小序》说起。《诗小序》明显地分为两截，古人一般名其曰“古序”与“续序”。关于其作者，古今异说更仆难数，但基本上同意非一人所为。如宋儒李樗曰：
此则《毛诗》也，然《毛诗》所传亦非成于一人之手。至于前后相因袭，缀缉而成其书。观此则毛、郑可知矣。《江有汜》之诗，既以为“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载驰》之诗，既以为“许穆夫人所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又言“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野处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如《鱼丽》之诗，既以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既以为文武之诗。《常棣》之诗又曰“宴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又成王之诗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34)
清儒王崧《说纬》亦云：“《关雎》一序，或经孔子圣裁，其余各序续而申之者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申，毛公以至郑氏，相传解说，各有润益。”(35)此虽为臆说，而“相传解说，各有润益”的推断，无疑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序的目的在于用最简练的文字点破诗旨，但过于简练会说不明白，故在《诗序》流传过程中，经师们在不易明白的地方，便再次用极简短的文字给以注释、说明，这样不断“润益”，就形成了今天所见的样子。关于原始《诗序》的形态，我们可从《周颂》各篇序中窥见。《周颂》因为其意易明，各篇序文皆一语破的，无须补充说明，所以除《清庙》一篇序文有续的痕迹外，其余皆基本上保持了其原初形态，如“《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36)，“《维清》，奏象舞也”(37)。由《周颂》各篇序推测，诗各篇之序，原初当皆为一句，其下者皆为后人续说。如《有女同车》篇，首句“刺忽也”，这应该是原始的“诗序”；下面一句“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38)，显然是对第一句的说明，是续序。这一句使“刺忽也”三字失去了意义，按文章法而论，即可删去。但续序作者没有那样做，因为“刺忽也”三字必定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与“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意义不能完全等同。二者并存，实际上是给后之研究者以选择的余地。再下一句：“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39)这则是对第二句的说明。在这一说明面前，前两句皆失去了意义。显然这一则序，最少经过了三人之手。再如《东山序》：“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为东山乎！”(40)第一句是古序，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说明，并且点出了作者身份及其作诗的目的。在这个语境中，古序同样失去了存在意义。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章言其完也”以下的一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四章的章旨，而且还有感而发，很像是批注，与序的体例大不相类。这很可能是章句之学兴起之后，受三家讲诗方式的影响，才补缀上去的。类似的情况，在《诗序》中时有所见，如《伐木序》于“燕朋友故旧也”下，发议论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41)《六月序》于“宣王北伐也”下(42)，竟发了二百多字的感叹，大违常例。这种体例上的突变，与经师们的随意补缀大有关系。可能当时补缀的文字不限于此，只是在流传中因其文不精而被淘汰而已。
不过，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诗序》中“各有润益”的部分，而是《古序》与《续序》之间的矛盾存在。因为这更能体现《毛诗》学派的开放性品格。在这个学派中，后代的学者不仅在不断补充自己学派的“经典”性诗说，而且不时地提出对立的观点，与旧说并存。如《周南·芣苢》篇《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后妃之美”指何而言？意甚不明。自然会产生各种歧解。故《续序》始改其说为：“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43)但为慎重起见，《续序》的作者没有直接删除旧说，而是将新说注于旧说之下，使二者并存。类似的处理方式，在《诗序》中随处可见，如《绿衣》篇，《古序》曰：“卫庄姜伤己也。”《续序》则曰：“妾僭上，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44)《匏有苦叶》篇，《古序》曰：“刺卫宣公也。”《续序》则曰：“公与夫人并为淫乱。”(45)《君子于役》篇，《古序》曰：“刺平王也。”《续序》则曰：“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46)《叔于田》篇，《古序》曰：“刺庄公也。”《续序》则曰：“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悦而归之。”(47)《伐柯》与《九罭》两篇，《古序》皆曰：“美周公也。”《续序》则皆说：“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48)《古序》与《续序》之间的明显对立，存在于同一个文本中，它说明的不是学派内部的矛盾冲突，而是一个学派包容精神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命展现。
不仅如此，在《诗序》与《毛传》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众所周知，《毛诗序》与《毛诗传》，是《毛诗》派的两部经典。《序》与《传》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产物，最少在时间、辈分上是有先后之别的。在任何一个强调师法与家法的经学学派中，后代经师对前代经师之说，都是重在发挥、阐释，绝不允许更改师说。学派内部的分歧，往往出现在对前代师说的不同理解上。然而在《毛诗》派中，竟然把两部经典文本之间的矛盾认作是合理的存在。唐丘光庭《兼明书》说：
先儒言：《诗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苌所作。明曰：非毛苌作也。何以知之？按：《郑风·出其东门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经曰：“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毛传》曰：“愿其室家得相乐也。”据此，《传》意与《序》不同，是自又一取义也……此类实繁，不可具举。(49)
丘氏所要说明的是《诗序》与《毛传》非一人所作的问题，而其所披露的则是《序》、《传》之间的相互矛盾。如果我们把《诗序》与《毛传》作一全面对比，便会发现这种矛盾时有所见。如《采苹序》曰：“《采苹》，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郑玄解释说：“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为大夫妻，能循其为女之时所学所观之事，以为法度。”《毛传》则曰：“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苹藻。”(50)以为诗所言为女子教成后的祭祀。《山有扶苏序》曰：“刺忽也。所美非所然。”意为诗中“狡童”为昭公忽“所美非所然”之人。而《毛传》则以为“狡童”指“昭公”(51)。《匏有苦叶序》曰：“《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而《毛传》于首章注曰：“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无以自济也。”于第二章曰：“卫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辞，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违礼义不由其道，犹雉鸣而求其牡矣。”于末章曰：“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得礼义，昏姻不成。”(52)其主旨显然是言婚姻以礼的，并不认为主在刺卫宣公。《静女序》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毛传》一则曰“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再则曰“既有静德，又有美色，又能遗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53)。显然是以诗为“美”的。《君子偕老序》曰：“《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而《毛传》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一句下注曰：“有子若是，可谓不善乎！”(54)显然又是以为“美”的。《东方之日序》曰：“《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而《毛传》说：“日出东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55)意正相背。《蟋蟀序》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56)而《毛传》于“良士瞿瞿”下注曰：“瞿瞿然顾礼义也。”(57)显然不以此诗为刺。《绸缪序》曰：“《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而《毛传》于“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下注曰：“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58)正言其嫁娶得时。《宛丘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而《毛传》则以为刺大夫(59)。《四牡》，序以为“劳使臣之来”，而《毛传》则曰：“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故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60)就是第一篇《关雎》，如果认真琢磨，也会发现《序》、《传》之间存在着分歧。《序》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其关注点在“进贤”、“思贤”上，实际上是以《关雎》为“求贤”之诗了。所谓“后妃之德”，就在于“哀窈窕，思贤才”上。从“而无伤善之心”一言观之，似诗中之淑女为后妃所思之“贤才”。而《毛传》则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61)似以“淑女”即“后妃”(62)，以为“后妃之德”重在“慎固幽深”、“夫妇有别”上，显然其价值取向与序是不同的。
《序》、《传》的矛盾，在学术血脉上可以说是祖孙之间或父子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学派在学术思想的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变更。宋儒曹粹中在《放斋诗说》中，看到了《序》、《传》之间的“违戾”，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羔羊之皮，素丝五
”，《毛传》谓：“古者素丝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说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为节俭，其说起于康成，毛无此意也。“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毛传》谓“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其说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传》云“能与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则与《传》意先后颠倒矣。《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要知《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63)
笔者不同意曹氏《序》成于《传》后的观点，但他认为《毛诗序》在流传过程中，是在不断的修订、补充的，这一点则可以肯定。部分内容当补充于《毛传》之后。而《毛诗传》自身在传授过程中也在不断增益、补充。如《芣苢传》：“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64)显然此非一人所为，原传当只有“芣苢，马舄”一句，后人因怕人不明白马舄为何物，故再加补充曰“马舄，车前”。再如《小弁传》抄录了大段《孟子》上的话，《素冠传》抄录了长段的孔门弟子三年之丧的轶事，《巷伯传》录颜叔子轶事等，其为后人补缀甚明。清儒段玉裁整理《毛诗故训传》，也曾言及后人增益传文的问题。《毛诗》“序”与“传”这两部经典文本，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到郑玄才基本稳定下来的。序的权威性，也是经郑玄才确立的。如果一个学派没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品格，这种现象是很难出现的。
就《毛诗》在东汉的传授而言，也可以看出其开放性的一面。东汉郑众传《毛诗》，著有《毛诗传》，书虽早佚，而《周礼注》中所保存的他的诗学资料，却可以看出与今本《毛诗》的诸多不同。马融亦曾著有《毛诗传》，也不“株守毛义”，《后汉书·庞参传》所载马融上书，以《出车》中南仲为宣王时人，显与毛诗义相乖违(65)。郑玄正是秉承了《毛诗》派的这一优秀传统，故而在笺注《毛诗》时，敢于大胆地采纳三家之长，以丰富、完善《毛诗》的诗学体系。而三家《诗》则在师法、家法的制约下，逐渐趋向僵化。并在长期的官方支持中，失去了自强、自立的能力。加之作为利禄之器，也大大影响了其学术素质的提高。故最终走向萎缩、消亡。
总之，《毛诗》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其开放的学术品格与创新机制，强化了学派的生机与理论活力，所以经过三百多年的艰难发展历程，终于崛起，当三家《诗》随着汉王朝一同衰落的时候，一枝独秀，传于后世。
注释：
①(11)欧阳修：《诗本义》，《四部丛刊》本，卷一四第7页，卷一三第13页。
②黄振民：《诗经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39—240页。
③陈戍国：《诗经刍议》，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5—49页。
④蒋清翊《纬学原流兴废考》卷中《师承》列后汉人118名；姜忠奎《纬史论微》论后汉纬学，涉及者达79人之多。亦足见东汉神秘思潮之烈。
⑤分别见《后汉书》本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⑥⑦⑧⑨⑩(26)(27)(30)(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4)《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3页，第413页，第441页，第590页，第591页，第281页，第281页，第294页，第583页，第584页，第341页，第341页，第395页，第410页，第424页，第361页，第297页，第302页，第331页，第337页，第398—399页，第286页，第341—342页，第302—303页，第310页，第313页，第350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4页，第376页，第406页，第273页，第281页。
(12)钱澄之：《田间诗学》，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页。
(13)大田节尚：《郑玄的诗经学》，东京关书院昭和十二年版，第103—113页。
(14)(16)《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00页，第2560页。
(15)(17)《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4页，第1708页。
(18)(20)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829页，第829页。
(19)《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29页。
(21)夏炘：《读诗劄记》，《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18页。
(22)(23)(63)朱彝尊：《经义考》，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736页，第737页，第699—700页。
(24)刘向：《古列女传》卷四，《四部丛刊》本，第7页。
(25)(28)(29)(31)(32)(3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页，第118—119页，第119—120页，第94页，第94页，第94页。
(34)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卷一，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重刻本，第5—6页。
(35)王崧：《说纬》，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28页。
(49)丘光庭：《兼明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
(62)陈澧《东塾读书记》亦言：“此毛以为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以为后妃思得淑女，强毛从郑，然《毛传》‘是’字，岂可强乎！”
(65)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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